达官贵人的赌博
围棋皇帝刘裕
南朝宋武帝刘裕，喜欢下围棋。有一次，他与镇军将军羊玄保下棋，羊是当时高手，棋艺精湛，罕有敌手，但与皇帝对弈，就只有步步小心，暗中退让了。刘裕看出来了，便对羊玄保说：“你若能胜我，就让你当宣城太守。”羊玄保一听，就施展出真本事，结果就赢了刘裕。刘裕当即兑现诺言，封羊玄保为宣城太守。
唐僖宗时，西川节度使出缺。觊觎这一位置的大臣有陈敬 、师立、牛勉、罗元果等人。当时朝野风行踢球，无法可想的唐僖宗，就让四人就各自表演踢球本领。最后，宋武帝刘裕踢得最精彩的陈敬 得以出任西川节度使。
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游猎民族，在宴会上喜欢以角抵之戏(类似于摔跤)助兴。唐庄宗经常亲自下场，无人可敌。有一天，他要大将唐庄宗李存勖李存贤下来与他较量。李存贤是角抵名手，力大技精，但又不便胜李存勖，因而没有施展全部本事。李存勖嫌不过瘾，就说：“如能胜我，赏你一郡。”李存贤听他这么说，就使出真本事，一下子就把李存勖摔倒在地上。李存勖果然封李存贤为蔚州刺史，还说：“我决不食言。”
宋太祖开宝八年二月，在讲武殿举行殿试。当时有以交卷先后次序定名次的惯例，王嗣宗和陈识两人恰好同时最先交卷。宋太祖就命两人摔跤以定名次。于是，两个书生就在讲武殿上拼搏了一番。后来，王嗣宗一把抓住陈识的帽子，将他按在地上。结果，王嗣宗独占鳌头，高中状元，陈识屈居第二。多年以后，王嗣宗在耀州节度使任上，就有一位退休官员喝醉了酒当面嘲笑他：“君以手博得状元耳，何足道也！”
骰子定状元
掷骰子是很流行的赌博方式，但是用掷骰子来确定大事是一种极为荒唐的事，但是，确实有统治者用掷骰子来决定大事。不难想象，以这种方式来确定大事者，其必要条件是这是个糊涂蛋皇帝。
在历史上，契丹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就是这样的一个糊涂蛋皇帝。
耶律洪基是个骰子迷，关于他曾用掷骰子来决定重大事情的说法有两种版本，其中第一种版本似乎流传的稍广一些，是他用掷骰子来决定状元。第二个版本流传不如第一个广，但可信度较高。
辽道宗大安六年(公元1090年)，辽国的科举考试进入了殿试阶段，即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决定最后的名次阶段。
考试那天，耶律洪基进殿后，直接跟广大举子说不考文章了，而要用一种新的方法决出高低。什么方法呢？耶律洪基命令数人一组，分组掷骰子，谁掷的点数最高，谁就是小组第一。然后，各小组第一再在一起比赛掷骰子，如此下去，最后谁在掷骰子上战胜了所有的对手，谁就是当年的状元。虽然众官员一致反对，但皇帝坚持，于是就这样进行了殿试。
在众位举子当中，一位名叫李俨的人技压群英，夺得了状元。耶律洪基看了获胜者所掷出来的花色、点数及搭配后，十分高兴，认为具有极好的兆头。他不但立刻封了李俨一个官，而且赐他“国姓”。 李俨就也姓耶律了，从此李俨就以耶律俨的名字出现在辽史中了。
另一种说法是耶律洪基用掷骰子来决定任命谁为大臣。每日处理许多政事让耶律洪基感到厌倦，但是，一些重要的职务由谁来担任，必须由皇帝亲自作决定。他“用人不自择，令掷骰子以采胜者官之”，也就是说，他用掷骰子来决定人选。在众多可能担任重臣的人们中，以耶律俨掷出的点数和花色搭配最好，耶律洪基最满意，认为有当宰相的兆头，于是任命他管枢密院。枢密院是辽代掌管军事机密的重要机构。
唐朝末年，在浙江有个大流氓叫董昌，趁黄巢起兵后全国一片混乱，当上了浙东节度使，被封为郡王。他还要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未遂，于是，他就在绍兴自称为皇帝，建国叫大越平罗国。民间有诉讼时，这个流氓根本就不审理(大约是不会审)，让双方掷骰子，谁点数高，谁家的官司就算赢。这样的糊涂蛋能坐稳皇位吗？一年之后，他的脑袋就被送往京城长安去了。
比较这些可笑的事件，也许第一种情况还情有可原。如果主试的官员们是尽职尽责的，那么，参加殿试的人员的文章必是全国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谁是第一，通常是不容易的。有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练武的不服气，打几场看谁胜，写文章却没这么简单的办法。在清代，最后确定谁是状元时，一般说来，已经无法按文章好坏确定，而是看别的，比如说，看谁的字写得更好之类。所以，以掷骰子决定谁是状元，虽然可笑，但也未必就一定比按别的办法差到哪里去。
不过，其前提条件是来参加殿试的人的水平都高到人们无法确定其高下时。当时的辽国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即使身为汉族后裔，在契丹族为主体的辽国皇帝的几百年的统治中，还能保持多高的汉族文化传统，是很难说的，所以，其科举的水平也不能和明清时相比。如果殿试时仍能明显分出高下，甚至有的人文章中还能挑出毛病，这样做当然是没道理的。何况耶律洪基并不是因参试人们水平都高，不易分高下才这样做。其原因只是因他自己是个掷骰子的大“粉丝”，因而绝对荒唐。
至于掷骰子确定谁为大臣，则只能说是更荒谬了。即使大臣候选人水平都不错，也应各有所长，不该乱点鸳鸯谱。
历史过去了，这些故事，权当一笑吧，相信我们现代应该没有这种糊涂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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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孔子的“食色”之外，赌博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参与程度最广、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现象了。自人类起源，赌博也就随之产生，只是赌注不一样。远古时代可以是一件石器，一头野猪，到中古时代可以是一锭银子，一叠钱币，到近代可以是一栋楼房，或者是一个庄园。诸如此类的赌事举不胜举。
在埃及的大金字塔中有许多关于赌博的文字记载，而骰子更是多处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赌博已明令禁止，可是时至今日，无论是灾区，还是萧条的集市上，方城之战还是屡见不鲜。就拿麻将来说，麻将堪称中国的“国赌”。梁实秋先生曾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抗战期间，重庆流传一首四句打油诗：“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在我们义乌当地，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家庭，。他们有前店后厂，生活富裕，可就因为钱多了，手发痒了，他们的一个媳妇，随朋友一起去澳门玩，她们说的玩，其实就是赌，开始是小玩，后来就越玩越大，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把带去的钱全部输完。不甘心，回来拿了钱又去赌，结果去了几次澳门，共输了2000万元。后来，她的公公发现了这件事，有一天，他让出纳去银行取了2000万元，放在一只只铁皮箱子里，让她从一楼抬到五楼去，她花了很大的劲才把这些箱子抬上去。他公公让她点一下钱，她就点了，最后点完正好是2000万元，她忽然就大哭了起来，她想到了自己那么轻易地就输掉了2000万元。现在不要说是去挣回2000万元，就是抬到楼上都这么困难。从此，她彻底戒掉了赌。
可以说，赌博在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民风，民风亦即民俗，民俗亦即文化。不管它是高雅文化，低俗文化，还是一种民俗文化，总之，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毋庸置疑。
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小赌是为了娱乐，大赌是想不劳而获。
我们中国有句最具传统的老话，叫做“勤劳致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致富，不论是通过体力劳动还是通过脑力劳动，都离不开“勤劳”二字。可惜，人类在这一点上，始终处于一个十分尖锐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是，“致富，我所欲也。”另一方面是，“勤劳，我所不欲也。”于是，这种矛盾便成了赌“文化”的强大社会基础。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基础之下，尤其近些年利益驱使赌场遍地开花，更加使得十赌九输。赌博如同吸毒，一旦沾上便很难戒掉，而且往往越赌越厉害，越赌越没有理智。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杞人忧天，不以为然。当沙漠吞噬第一片绿洲时，当第一个癌细胞存在于你体内时，你是否也曾这样地小觑它们？但一旦它们以风卷残云之势扫荡最后一片绿洲，吞噬最后一个正常细胞时，你还能说我是杞人忧天吗？
古语云：“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当整个大环境都这样时，我们再来掐断赌博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恐怕为之晚矣！
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人如沐春风，但这需要我们每个“小我”长时间的严格自审和严格自塑，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却是我等梦寐以求的。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我的助手们江源、叶定、陆登在为我找寻资料并整理方面付出的大量劳动，另外，要特别感谢出版社赵晓丽老师，帮我修改和讨论写作大纲，几易其稿，并在修改文稿方面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江泛
2009年11月5日
有人说，赌博是一种文化。这与茶文化、酒文化之说是一样的。因为，在中国，好赌的人比好茶的人多，好赌的人也比喝酒的人多，从大人到小孩，从男人到女人，从老人到少年，从官场到商界，从文化人到社会名流，从电影明星到体育明星，或者从街边蹬三轮的到下岗职工，无一不涉足其中。赌徒是没有年龄，性别之分的，赌徒有的只是一种爱好，不管你是小赌还是大赌，是为了消遣还是以赌为生，不管走到哪里，都不愁找不到知音。从这一道理上说，赌博是一种文化也是说得通的。但它不是高雅文化，而是一种低俗的文化。
自古以来，有帝王的霸赌，达官贵人的豪赌，文人士大人的雅赌，小女子秀气与聪慧的闺赌，岁节时令肆无忌惮的放赌和民间的狂赌，等等。唐代诗人李颀的《古意》诗云，“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则将赌徒要赌不要命的狂热，即国人好赌之习性，跃然于纸。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每忘寝食”。而李清照本人就是女赌徒一个。在近代，麻将迷梁启超“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亦流传甚广。好赌融人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可见由来已久。
中国人赌博历史之悠久、赌法之多、赌术之精，堪称天下第一。而民众对赌博的热情和投入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其程度之高实在令人称奇。近年来更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之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描述过“十亿人民九亿赌”的盛况，现在更是与时俱进，继往开来，蔚为大观。民间有不正当的赌球、赌马、赌狗等，全国有被扶正了的体彩、福彩。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形式上都是一种赌，而且参与者甚众。
中国人好赌既是历史传统问题，又是一个国情问题。有多少中国人在麻将桌上耗尽大好年华，误人误己，直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嗜赌如命的人大多把一生的聪明才智都耗在了赌术上。赌博不会创造财富，也不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缓慢，这与以麻将为代表的赌文化过于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麻将由中国人发明，还曾因此让国人荣耀过一番。但这个发明只能说是中国的俗文化而不是一种文明。麻将最初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但是，这种娱乐活动愈演愈烈，与人性中的另一面紧密结合后，国人沉迷深了，从而业荒于嬉。
从麻将文化看中国文化，就如管中窥豹，理由也很充分。比如打牌方式，又要盯着上家，又要卡住下家，如果自己和不了，就要“溜牌”，尽量不让人家和。这有点像“我没饭吃，你们也别想吃”的意思。这种打牌方式产生的社会形态就是使人们不再和睦相处，变得钩心斗角，走向分裂。
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写了《麻将》一节，痛斥麻将的祸害。他考察了麻将的起源及其在海外的流传情形后激愤地写道：“英国的国戏是Criket，美国的国戏是Baseball，日本的国戏是角抵，中国呢？中国的国戏是麻将。”他算了一笔账，即麻将每4圈费时约两个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8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接着他不无情绪化地写道：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但是，当人们习惯在牌桌上释放情绪，暂时忘掉现实中的平庸和琐碎，甚至还以为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征服感和满足感的时候，西方的赌博场已在不知不觉中包围了中华大地。这个新生事物以另类的姿态出现在传统的古老中国的大门口，它狂妄、自信、霸道、充满野心，神秘莫测，试图以王者的强权席卷整个中国，它像罂粟一般控制着国人的举止与灵魂，它狡猾地设下无数的陷阱等着无知而贪婪的中国人跳进去。从东北亚的朝鲜、韩国、日本，到东南亚的中国澳门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越南，再延伸至大洋洲、欧美，一张庞大的赌博网络，以每年吞噬140亿美元的速度在运行着，而其中的大部分赌资恰恰来自中国，来自这个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的国度。在这些地方豪赌的、出手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大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赌博成为一种蚕食国人的精神鸦片，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危害性极大。正因如此，历朝历代都在禁赌，政府也没少下工夫打击。但却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能根除呢？这实际上是个颇令人寻味的复杂话题。
历史学家认为，国人好赌的习性逃脱不开儒家的核心价值——礼。礼的核心主要是等级，这让中国人压抑数千年，但在赌场就不是了。俗话说“赌场牌桌无父子”，对赌客来说机会平等，这就符合了赌徒的心理需求。打牌时可以不拘礼节，不分大小尊卑，尽情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比如，心理的比试，智慧的较量，金钱的付出，胆识的高低，甚或有人还用生命作为最后的赌注。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向我们表达着对赌博最为客观、最为公正的评说。
而人生如赌局。把人活一辈子当作赌一把的，大有人在。贵族出身的项羽，流氓无赖的刘邦，见了秦始皇巡幸的威风，都在心底产生过取而代之的冲动。身为小吏的宋江，杀人放火受招安，走了曲线升官的博弈之道。明代京畿、河北一带的受苦百姓，排着长队去割那玩意，争着进宫当太监，也是为了依附权势，赌个活命，乃至发财。
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好赌与无情的现实是有一定关联的。事实上，现实越残酷，参与赌博的人就越多。有些人迫切想要改变自身命运。而个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让他们无法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又没有正常的途径可以使普通人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赌博却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人们才被迫选择了赌一把。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毕竟还有一线机会。幻想通过赌博来迅速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就像许多退休老人买彩票一样，尽管成功者渺渺，但在找不到渠道的现实里，赌博仍然给了人们一个弥足珍贵的做梦的机会。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异乎寻常的残酷，让很多的人倍感茫然失落，孤立无助，甚至悲观绝望。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借助赌博来麻木和欺骗自己，来逃避现实的残酷和内心的恐惧，用一点微不足道的快乐来寄托苟活者的希望。
借古代戒赌的传说，来结束这段作为前言的文字：古时有一老秀才，得知其子染上了赌博恶习，便写了一首“戒赌诗”：“贝者是人不是人，只为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成为贝戎人。”其子看罢，百思不解其意，老父便语重心长地一一点破：贝者相合为“赌”，今贝相合为“贪”，分贝相合为“贫”，而贝戎相合则为“贼”。这赌、贪、贫、贼四个字便是赌徒们的可耻下场。儿子恍然大悟，痛改前非，再也不赌了。以画劝赌的清代画家李鳝，得悉一好友染上赌瘾后，便登门送上一幅画，以劝其戒赌。画面上：一丈夫在外赌红了双眼，其妻在家干瞪着眼，他的两个孩子饿昏了眼，梁上的绳子正张着眼。李鳝之友接过画，打开一看，不由发愣，说道：“此画中女人、孩子多像我的妻子和儿子。”李鳝点头称是。其友看罢，触景生情，翻然醒悟，从此洗手，再也不赌了。有人为告诫赌徒，写了一首《十字令》：“一心赢钱，两眼熬红，三餐无味，四肢无力，五业荒废，六亲难认，七窍生烟，八方借债，九陷泥潭，十成灾难。”将老百姓憎恶的赌博恶果揭露无遗，语出自然，剔骨见髓，淋漓尽致。
中国人好赌，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国情问题。为事业、为前程、为爱情、为金钱等“赌一把”的心理融入国人的性格由来己久。人生如赌。在命运和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在不断进行着抉择。每一个抉择就是一场赌博。用智慧、用勇气、用毅力去博明天，这样的“赌”激励人的竞争意识与奋斗精神，虽输犹荣。而为财物输为目的不择手段的“赌”滋生不劳而获的投机人性，这样的“赌”虽赢犹耻。
在我国，赌博是被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尽管赌博的弊端尽人皆知，但每年都有因赌博引发的恶性事件，一个个因赌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事例时刻警醒着我们。但是，回望我们身边，小到亲朋好友围坐一桌，交流感情打发时间的麻将牌，大到贪官巨富们远赴海外，出手阔绰令人瞠目的千金豪赌，中国人的赌性似乎难以磨灭。其根结究竟在哪里？《好赌的中国人》作者江泛先生将为您一一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