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猎史明变通古达今、翰林降格修武、东三省总督·将军·钦差大臣、悖论与矛盾等章节的内容介绍了翰林总统徐世昌的一生。告诉读者民国总统徐世昌创造了民初的五大奇迹，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均有建树，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东方西方化”的美誉。他在位期间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的“黄金期”。

徐世昌创造了民初五大奇迹。

在政治领域改革中，他在最高领导地位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实践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

在军事领域改革中，实行军事制度与技术全盘西化，又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亲自训练常备军和巡警部队，构建国家柱石全套基础，绝对第一。

在经济领域改革中，全国真正大规模实行“新政”，成绩突出者，只北洋一家——山东新政、北洋新政、东北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乃徐世昌其人，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唯一经济发展“黄金期”，鲜为人知、独一无二。

在文化领域改革中，他以博古达今、学贯中西，理性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理性输出中国传统文化本人文化艺术产业丰厚，诗、书、画一体三面，无人可比。

在外交领域改革中，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被动挨打局面，创造了主动开放外交，对外积极抗争收回外蒙、东三省、山东主权，以及一系列条约规定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拒签大国巴黎“分赃和约”，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史，独占鳌头。

历史·现状·评价(前言)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

第二章 危机·立断·应变

第三章 主幕·一流·搭档

第四章 军事·变革·元勋

第五章 自信·能力·成功

第六章 “新政”·设计·总管(教育篇)

第七章 “新政”·设计·总管(实业篇)

第八章 东北·新政·崛起(政治篇)

第九章 东北·新政·崛起(经济篇)

第十章 东北·“新政”·崛起(外交篇)

第十一章 东北·“新政”·崛起(人才篇)

第十二章 “四大”-基础·建设

第十三章 力推·立宪·政治

第十四章 创立·中华·民国

第十五章 乱在·临时·约法

第十六章 帝制·自为·说“不”

第十七章 民初·政局·主轴

第十八章 总统·胸装·“天下”

第十九章 主动·开放·外交

第二十章  直皖·兄弟·相煎

第二十一章 北洋·政府·危机

第二十二章 “驱徐”·“迎黎”·闹剧

第二十三章 文化·学问·产业

第二十四章 大德·晚盖·亮点

附录(一) 徐世昌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二) 徐世昌家族概况

后记

第一章 世家?结义?翰林

整整十代显宦家族一脉相承的聪明青少年，科场中举人、进士，连胜得意；“双桂承欢”、“三喜临门”，陈州结义袁世凯，获得政治军事资本；长期幕府涉世，具备国家基层县级单位治理、策划的全面工作经验，从青年时期就造端了超人的周旋官场的全才以及办事练达的特殊能力。其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外交事业发达及行政工作才能提高，处处得手，引人注目。

【引子】传主在青少年时期便具备得天独厚的家庭教养环境与传统文化学问，忘年交友袁世凯；又在乱世时代——中国近代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的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徐世昌青少年时光生活的艰辛和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促使与袁世凯的共同奋斗中形成新的觉醒与动力。主观上废寝忘食学习，功名欲的强烈驱动使其努力学习与勤奋工作，攻读英语，翻译西书。上述主客观条件，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憧憬基础上，开始向追求现代生活方式转变而磨炼陶冶成才。他虽有梦幻中的祥云怪兆，传说里的奇貌异相，但绝非因此而成了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人物——中华民国元首、正式大总统。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一切，使之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话题。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大人物，经历过两个朝代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后人对他们褒贬不一亦不足为奇。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各抒己见，正所谓“尘埃尚未落定，盖棺犹难定论”戴逸：《中国历史学如何走向二十一世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31日。盖棺未必论定。历史，在他眼前和手中悄悄地转了一个大弯——后人似不应忘记他或者他们(袁世凯，！如忘记他、他们，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能以史为鉴或知兴替。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十代显宦家族，博闻强识，通古今中外，学贯中西，堪称绝顶聪明的全才。世昌字卜五，号菊存，一号菊人，晚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人、弢斋主人、东海居士，自号退耕老人、东海老人、东海先生、徐东海，别号“东海相国”、“东海世家”或“天津徐世昌”，天津古称东海，直隶天津府天津县监生。李宗一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中指出：徐生于河南汲县；而张达骧在《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中则说：徐生于开封城内双龙巷；贺培新撰《徐世长年谱》却说徐生于河南卫辉城内曹营街。实则生于天津东门里二道街路南一处平房内。徐世昌曾说过：“高祖以前俱葬浙江，高祖北迁始祖(徐钟麟，始葬于京师只广宇门外西北白云观之侧，曾祖而下遂葬天津。”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徐家移迁天津。天津东郊葛沽荆条洼，便是徐家世祖的第二处茔葬之地，这里埋葬有曾祖徐亭玉、世伯祖徐肤功、徐源长等。卫辉县水竹邨是徐氏北迁、建有房屋的第二故乡。这里是徐世昌的生长地，也是徐世昌高祖父徐印川、曾祖父徐新菴、祖父徐思穆、父亲徐嘉贤归隐家乡的安息之所。徐世昌的高祖父徐印川大约在清道光年间任河南省南阳知县时，才举家迁至此处的。徐世昌家族可以追溯到整整十代均是显宦达官要人。徐世昌家族，因存有徐世昌、徐世光应试之“朱卷”、所建宗祠、“续修天津徐氏家谱”及“徐氏著述及刊刻书籍”清末民初，津门私刻书发达。以周氏“师古堂”、金氏“屏庐”和徐氏“退耕堂”最有名。可谓“三家并雄”、“各具特色”也。周氏以课艺时文为主；金氏以家集、乡邦文献为先；而徐氏则以大部头、高品位、多门类为特色。等，源远流长，有史可查，其世世代代官高爵显，相沿不衰，清晰可见：

一世祖北迁始祖为徐钟麟，诏命文林郎，晋赠武功将军。配室始祖母为杨氏，敕赠孺人(明清七品以上的母亲或妻子封孺人，，晋赠夫人；二、三姨太宋氏、吴氏，亦如此。

二世祖徐孙森，字玉亭，康熙十九年选任山东长青县知县，江南河道同知，自此累叶科第仕宦，名著声绩，敕授文林郎，诰赠武功将军，晋赠资政大夫、振武将军、山西巡抚、提督军门，著有《摇边草诗集》一卷。二世祖母魏氏，敕封孺人，诰赠夫人，晋赠一品夫人；二姨太吴氏，“科第仕宦，名著声绩”。

三世祖徐学渊，字源长，敕赠文林郎，诰赠朝议大夫，晋赠资政大夫，振武将军，山西巡抚，提督军门。三世祖母赘天津张氏，敕赠孺人，诰赠恭人，晋赠一品夫人。她们在津另立门户焉，世称“天津徐氏”，为著籍天津之始。(大体看来，徐氏三世之前多以武功著称于世，兼营地方；而三世之后则基本上转为“文士鹊起，不绝于缕”之局——著者。，

四世祖徐金楷，字端叔，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戊午科副榜，诰封奉直大夫，著有《步青堂余草》(今未见传本，。四世祖母李氏，诰赠宜人。

五世祖徐辉，字午园，乾隆甲午科举人，历任江西新昌庐陵县、山东宁阳县知县，乾隆壬子科江西乡试同考官，敕授文林郎，诰赠奉直大夫。世祖母查氏，敕封孺人，诰赠宜人。五世伯祖徐学洙，福建、台湾协副将，功加左都督，诰封武功将军。

六世祖徐城，字印川，历任河南光山、南阳县署新安、武陟、汤阴、荥泽、汲县知县，特用知直隶州，敕授文林郎，诰授奉政大夫，晋赠朝议大夫。六世祖母朱氏，敕封孺人，诰封宜人，晋封恭人。

七世祖徐士銮，字苑卿，一作沅清，官浙江台州府知府，著有《敬乡笔述》八卷，《鸥戏墨》二卷，辑有《医方丛话》八卷，《宋绝》十二卷，《古泉丛考》四卷，《读晋书绝句》一卷，以及《水道提纲》《治学一得》《明刑管见》《蝶仙阁咏》二卷，《皇朝谥法考续补编》《酒筹谱》《迩言杂记》等，著述甚丰。

八世曾祖徐廉锷，字新庵，道光壬辰科举人，丙申恩科进士，即用湖南即用知县，署晃州直隶州通判，履任道卒，敕授文林郎，诰赠朝议大夫，振威将军，著有《会心堂诗》《文集》。八世祖母余氏，天津本邑人，另有柴氏，累赠一品夫人。

九世祖(祖父，徐思穆，字笔珊，一字质夫，原任河南中河通判，历署卫粮、商虞通判，运同衔补用府候补直隶知州，河防出力，赏戴花翎，诰授朝议大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九世祖母陈氏，浙江秀水县人，累赠一品夫人。《清代朱卷集成》，《徐世昌、世光应试朱卷》，台湾版。

父徐嘉贤，字少珊，太学生，为国学生候选主簿，著有《治蔷书屋诗草》，敕授登仕郎。母黎氏，顺天大兴县人，是河南桐陵县知县黎文楷之长女，敕封孺人；母刘氏，安徽桐城县人，廪贡生刘敦元之次女，敕封孺人。《清代朱卷集成》，《徐世昌、世光应试朱卷》，台湾版。

徐氏“家谱”命名派字：“思、嘉、世、绪、延五字又续订八字，曰：保、定、安、和、温、恭、宽、惠，以为云礽之辨。”贺培新辑：《水竹邨人年谱》，吴恩鸥整理改名为《徐世昌年谱》，《近代史资料》，总第70号，第29页。

由上可见，乾隆年间，徐世昌二、三世祖父子两代任山西巡抚，传为佳话。徐家十代多为文官，且世代多有遗著传世，世昌官大遗著更丰，实为少见。提起徐家，津门与开封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莫不颔首。徐世昌七岁丧父，青少年家境变得寒微，从小寄人篱下，饱受清贫。其世代按规定异地做官清廉，家族历代既为达官要人，他的家教、师教甚严，而“祖训”、“庭训”、“慈训”及“胞叔父训”之类，样样须严格遵守，事事须身体力行，并得其长叔辈的收养，夸奖他“办事干练、机敏”，从青少年开始培养为从政心想事成的才干。徐世昌家族宦海沉浮，源远流长，受到影响，可见一斑。而徐世昌就出生在中国近代史上坎坷不平常的岁月里。他的人生道路亦由时代一派苍凉悲壮的景象而定终生。当时的中国(徐世昌时代，，一方面是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发生发展的时代。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城。其义旗所到之地，农民纷纷响应，南中国完全沸腾在一片反清怒潮中；他的东征、北伐又使北部中国顿时陷入了石破天惊的大动荡时代。

是年(1853年，，徐世昌的祖父徐思穆，以文员从军。时历官河南中河通判，候补直隶州知州，补用知府衔，赏戴花翎，诰授朝议大夫。他随清廷督师大臣讷尔经额镇压太平军办理粮台，治军于河南怀庆，时“粤匪北窜”。其子嘉贤(世昌父亲，同行于黄河岸边，同太平军交战，“结筏渡兵，贼对岸施枪炮，众怯欲退”，嘉贤则“奋然率之以进，——贼已遁矣，时年甫十七”《徐世昌年谱》，上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第3页。。他单骑闯入太平军营中侦探军情，颇得讷尔经额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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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状·评价

徐世昌出生、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遭受两次列强侵华的鸦片战争惨祸和太平天国、捻军的反清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段极端频仍地发生外患内忧、坎坷不平常的岁月里，他的人生道路和社会活动亦由此“乱世”而定。自徐世昌逝世大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这位曾在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社会多领域、全方位作m卓越贡献的国家元首级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给予一定的重视。或者说，“他被人遗忘了”。有关其生平事迹、思想与活动的论著，解放前虽已起步，但迄今未取得与其地位相称、应有的成果，更谈不上有所突破了。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死于天津英租界(今和平区泰安道20号)私宅，享年85岁，归葬于天津北仓。墓碑题名：“水竹邮人。”第二天，党派色彩或传统观念颇浓的香港《大公报》编辑部，即发表事前准备好的《徐世吕死矣》社论，应急之速，耐人寻味，奇文共赏：

20年来，徐世昌之大名，似已相忘于社会。昨日津电传来，徐氏近在天津逝世，以彼之进退出处，大有关于40年来之治乱消长，是不可不论也。徐氏亡清末造，初以翰林，任新建陆军营务处。——新建陆军之扩充北洋军，以及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获暗操清廷之政治大权；且袁氏中经一度罢免，而仍得维持北洋之势力而不坠，以迄革命军兴，袁氏再起，其间恒以徐氏为之枢纽。袁所督练之新建陆军，为清末新军之先进，又经庚子之变，袁之勋名势力，同时扩张，——而徐亦以袁之力，超授兵部侍郎，旋被派出洋，考察宪政。——同时又以日俄战后，东三省岌岌可危，乃改简陋之军政制，为宏大之民政制，推徐氏为初任总督，其设官之多，开支之巨，为各省冠；而先后任三省巡抚，如唐绍仪、陈昭常、段芝贵、周树模等，皆出袁、徐之所保荐，故东三省总督职权地位，远出他省之上。即而袁被罢免，徐仍任枢要，北洋派在政治上之潜势，仍得赖以维持，以迄于袁之复出，共和造成。民国以后，徐氏暂告隐居。比及民二革命失败，徐氏复出任国务卿者二年，直至护国军起，洪宪失败，袁死而徐亦退。民八，乃复当选总统。是时，南北交争，而北方又分直、皖二系，徐氏依违其间，颇思有所操纵；顾南北之和平统一，未告成功，而直奉之战端又起，徐亦不为直系所容，由吴佩孚之一电而去职，从此隐居津门，以至今日。徐氏一生出处，其有关数十年之政局者，大略如是。历来政局治乱，世道消长，每视秉政者之人格以为转移。贤哲之士秉政则国治，利禄之徒秉政则国乱，功名之士秉政则国可治可乱。贤哲知有国有民而不知有身家，利禄者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有民，功名之士知自身之得失荣辱，与国家人民之祸福吉凶，互有关系，无奈先后缓急之间，不免为私欲所蔽，每当天人交战之际，辄不免先私而后公。其始或亦为公而先求保身，其终则至于害公保身而亦无所顾惜。——而且功名之士，恒好讲黄老之术，彼既缺乏杀身成仁之勇气与美德，动辄讲明哲保身，藏身隐暗之中，以乘他人之交敝，而后赴而攫取利益。徐氏终生，殆犯此病。——唯徐氏自——奸人败类，希意承旨，游说徐门，威吓利诱，不止一次，徐迄不为动。衡以有所不为之义，徐氏晚节，殆远胜于问政时期。——徐世昌终不失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名记者费行简(又名警民、沃丘仲子著有《徐世昌》《中国近代名人小传》《慈禧传信录》等)，开始关注到徐世昌的事功、思想、活动的价值。其所出版的小册子，比较粗略地勾画出徐世昌主张、大规模实践、社会影响力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可是“毁誉”有余，肯定远远不足；稍后，由兢智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徐世昌全传》，倒退一步，全盘否定，称“徐世昌祸国殃民”；另一种《新编徐世昌退位记》的作者认为，徐世昌凭“玩弄权术起家”一骂到底。显而易见地不是信史、不是秉笔直书的历史学家力作。解放后，大陆中国史学研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影响，把北洋人物一律视为“北洋军阀”、反面人物、反动派、反革命、“拉车屁股向后”，大张挞伐。台湾学者沈云龙所著《徐世昌评传》，有所肯定，亦受执政党传统观念——否定北洋的某些影响，仍然“毁誉”、“全诬”，盛于“赞扬”、“信史”。更不用说全方位的研究和公允评说了。时至今日，史学界固然开始关注清末、民初、北洋时期这段历史重要性的研究；一批批论著问世；汗牛充栋史料整理与刊印不断推出；而真正研究徐世昌其人作用与地位者，很难见到，偶有涉及，也与袁世凯有关，主流依旧全盘否定。笔者不敏，酷爱和研究北洋有年，深感欣慰的是，曾于1995年应吉林文史出版社所特约，组织编写了《民初五大总统列传》丛书，其中笔者撰写《翰林总统徐世昌》(合)、《瑰异总统袁世凯》(合)两册，被中国学者认为：“从近代化的角度对徐世昌的一生进行了总体描述，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对徐世昌的评价有一定的突破”；台湾学者指出，郭教授对徐世昌北洋外交的评价，“是笔者(唐启华)所见，最肯定其北洋外交者”。1997年，鄙人再应兰州大学出版社之邀，撰写该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系》之一——《北洋灵魂徐世昌》，从近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多层面分析研究，对传主努力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析，较全面地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但亦有相左观点商榷创新处。如《徐世昌怎么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先行者？》一文的作者认为：

徐世昌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政要或说官僚，他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超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机器的政治代表的范围，在推翻或是维护旧统治秩序方面，他确有所犹豫、摇摆，但最终作出了维护统治秩序的选择。

这不符合史实。徐世昌最终选择的并不是维护清王朝的旧统治秩序，他正确选择的是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通过真诚的谈判，达成共识，用和平方式、以不流血最低代价，推翻了封建统治机器政治代表——皇帝，建立起时论“非袁世凯莫属”、中华民国大总统支撑的中华民国政府，或称北洋政府。实行所谓《临时约法》规定的法国式责任内阁制，国家根本制度发生转型。徐世昌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事实上，随着“文革”“极左”的结束，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研究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史学同人开始突破传统革命史模式，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忌”。诸如关于袁世凯、徐世昌、吴佩孚等北洋人物研究，侧重于是推动还是阻碍新生产力、新文化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社会转型、近代化进程，还是它的绊脚石。揭示近代人物同整个清末民初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以及与国际接轨。肯定、赞美声渐多，全盘否定、一骂到底，不实之词越来越少见。而且大多带有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不是政治评判标准，而是历史学术文化、历史事实为评判依据的印迹。那种“时势造学术”、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学术研究处于沉寂、徐世昌其人的名字，几乎被史学界遗忘的现状，似乎有所改变；时代不同了，海峡对岸的学者亦复如是。总之，学术界对徐世昌这一清末民初，十分重要、关键、国家元首级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及思想，缺乏广泛记述和比较深入研讨，仅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文字成果、一般性的记述、片段的回忆、介绍，又大大多于宏观性、系统性的分析和探讨；判断性的评价体系多于演绎性的深入研究。这种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政治方面，是过去时代所特有的“政治统帅学术”；次要原因在他本人与学术方面。徐一生深居幕后，研究者多集中于袁，而其活动与思想又十分广泛、博大、庞杂。其一生活动领域又特别宽泛，而且时间跨度十分漫长，深入系统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他的生平事迹、思想，并非易事。更何况长时期以来，北洋研究形成“禁区”。而徐世昌其人因与袁世凯非同凡响的关系，被说成“敏感人物”。所以，徐世昌研究在整体上起步较晚，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如资料的整理，几乎与学术研究同时缓慢地开展，一些不成熟的研究成果，还需要时间进一步地凝练，目前尚难以比较、相互借鉴、推动与发展；历史人物研究同历史事件研究一样，受制于革命史观下的评价体系，导向多半偏重于政治行为——尤其大政治家、大历史人物，已形成某种习惯定式；而且褒贬结论是单向发展的，往往形成“一言堂”，等等。诸如此类问题，无一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徐世昌学术研究。清末民初时代，距离我们今天很近，而中国近代所谓唯一的经济发展“黄金期”，不是外因所造成，而是以内因为主导。经过几代中国人自己实实在在的努力——徐世昌作为当时统治者、设计、管理的当事人之一，尤其在新政时期，徐所开创的一代改革奇迹，及其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广泛深远影响，经过历史的积淀和鉴定，早已构成中国近代化进程、近代中国新生产力和新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意识积极向上的关键性内容，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史学界对徐世昌学术研究的价值，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现。早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学界大师胡适就曾说过：应撰写传记文学作品，要聚集人才，撰著曾国藩、袁世凯。在笔者看来，还应聚集人才，撰著李鸿章、徐世昌、吴佩孚等。学习中国近代史，不能缺这些人、这些人物传记。简言之，徐世昌小站练兵起家，创业北洋，惨淡经营的时间最长——1897—1922年。在民初，无论好大言、临时总统孙中山；正式总统、洪宪皇帝袁世凯；代行庸庸总统黎元洪；代理、好货财总统冯国璋；目不识丁总统曹锟；还是不足统一、临时执政段祺瑞；陆海军绿林大元帅张作霖等，只有徐大总统创造了他们中间四大奇迹。在政治领域改革中，他在最高领导地位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实践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诸如力推立宪政治、总统集权制。这集中地体现在他言行一致推施东三省政治体制改革、地方自治实验，获得巨大成功；大总统任内多项政改；以及构建整个北洋社会法律制度建设文件记录如山积，无与伦比第一。在军事领域改革中，实行军事制度与技术全盘西化，又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军事文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亲自训练常备军和巡警部队，构建国家柱石全套基础，绝对第一。在经济领域改革中，全国真正大规模实行“新政”，成绩突出者，只北洋一家——山东新政、北洋新政、东北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乃徐世昌其人，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唯一经济发展“黄金期”，鲜为人知、独一无二第一。在文化领域改革中，他以博古达今、学贯中西、读书万卷、著作满架的当权者，理性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理性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比肩；再理性实行多元化文化政策；本人文化艺术产业丰厚，诗、书、画一体三面，无人可比第一。在外交领域改革中，上述六位高端人物，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清末民初)的闭关自守、实在没有外交史，只有丧权辱国史、卖国殃民史”的被动挨打局面，创造了主动开放外交，并以经济发展“黄金期”、军事武装实力为后盾，“人民外交”为声援，对外积极抗争、收回外蒙、东三省、山东主权，以及一系列条约规定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拒签大国巴黎“分赃和约”，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史，独占鳌头第一。

鄙人不敏，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北洋系兴衰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及军事史的生涯中，穷查档案、日记等有关这些重大课题的资料，立志撰写属于自己的心得体会的近代中国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论文、专著作品。为追求此项目的，曾赴中国一档(北京)、二档(南京)、辽宁、云南、四川等省级档案馆及天津历史博物馆、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全国各地，检索珍贵历史文献，成年累月地大量翻阅几十种新中国成立前发行的中外报章杂志，以及台湾出版的有关北洋系和民国史的资料，前人、今人研究的成果著述，等等，旨在将亲手掌握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摆在研究工作坚实可靠的论据的首位，历时50多个春夏秋冬，终于结出了系列成果。郭炬博士著第六章“新政”·设计·总管(教育篇)；第七章“新政”·设计·总管(实业篇)；第九章东北·新政。崛起(经济篇)；第十八章总统·胸装·天下(第四件事力促经济社会及教育发展)，纪能文、苏全有、汤爱民、景东升四位博士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资料，我借拙著的问世，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由我提供大纲与资料，提示某些构思与分析框架，与郭晖女士共同撰写，她并负责全书的资料整理、通稿修改、文字润色、誊抄、打字等工作。全书内容较为充实，涵蕴亦觉深广，坚持论从史出，旁征博引，资料翔实，评必有据，不囿于成说，追求文史交融及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不足或错误之处，尚希读者指教，使我们为国家学术事业，更尽绵薄之力。

郭剑林

2006年7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