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人恩里克·薄萨达是一位作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官，是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老恩先后四次到中国，总共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带着对中国深深的怀念和眷恋，老恩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为素材，同时参照了朋友们的中国故事，创作出这部自传体小说《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小说通过讲述一位哥伦比亚的共产党员西尔维斯特·博赛携家眷不远万里来华参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17年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外国专家眼里的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历史巨变。

《友谊宾馆的那些事》是中央编译局原西文翻译和专家、哥伦比亚人恩里克·薄萨达·卡诺的自传体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哥伦比亚的共产党员携家眷不远万里来华参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华工作和生活17年的故事。

《友谊宾馆的那些事》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薄萨达一家在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四次来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内容囊括了在华专家亲历中国社会变革的经历、思想和生活，外国专家眼里的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人观念的解放和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迁对外国专家的影响等等。结构清楚，文笔流畅，可读性较强，不仅使读者了解到外国专家在中国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还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近40年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和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巨变。

1965年初，在经过两周的旅行后，当悦耳的女声提醒机舱里的乘客，宣布马上要降落在北京时，西尔维斯特刚满25岁。世界与他的梦想相比实在太小，而相对于他与其他人——不管他们与他有多么不同——共同生活的愿望来说，生命又过于短暂。在北京机场，一个细高个儿的女人手中捧着一束牡丹花，正在飞机舷梯旁等着他们。

“欢迎你们到中国来！”她开口说道。

从她那椭圆形脸庞上张开的嘴唇里说出的竟是西班牙语！虽然他先前已经猜到会是这样，但当现在真切地听到这熟悉的音节时，他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她向他们介绍了将要去工作的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校长和系主任，还有在外面停着的两辆高级轿车的司机。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的卡其布衣服，上衣的扣子一直排到喉结处。

副校长说道：“欢迎你们到中国来！”

终于，女孩觉得该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了。

“我叫罗秀芳。”她说，“我是学院的西班牙语教师。”

他们按照各自级别站成一排，就像是政府派出的接待人员。

西尔维斯特踏着沾满泥土的雪向汽车走去。汽车沿着笔直的公路行驶着。在一小时的路途中，车窗外不断闪过的是路两边排得整整齐齐的杨树，阴暗的夜空中只有街灯洒下的水银般的光。

第二天刚醒来，一阵鸟儿的歌声就把他淹没了。从北京友谊宾馆五层的住所，能隐约看到在一片小松林里几个男人和女人的身影，他们举行仪式般缓慢地舞动着，胳膊舒展收缩都自有节韵。而在对面的角落，老头老太太们正握着拳头击打着树干。看到这些，他开始意识到，他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了。

肚子空空如也，饥饿难耐，他不得不起床。旁人还在熟睡，他便独自出门侦察地形。前面是一个公园，中间耸立着一个黄的石头堆成的假山，一条曲折的如同迷宫般的小径直达顶端。在那儿，他可以更好地看到所处的“要塞”的全景，晨光使它们的身影在雾气中显现出来。正在那时，他看到旁边经过一个外国人，头戴皮帽，不停地搓着手。他估计那人是要去吃早饭，因为自己也很饿，所以就随着他走。那人络腮胡子，背有些驼，但坐下之后就不怎么明显。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西尔维斯特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本英文书，书名是：In Cold Blood(《冷血杀手》)。他们俩是第一批食客。十来个服务员正边吃汤面边聊着天，发出一阵阵声响。那个外国人开始用筷子挑起面条，看也不看就送入口中，因此，西尔维斯特判断他已经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了。

一个穿着棉衣棉裤、扎着一根辫子的服务员走了过来，递给他一纸菜单。但在他的眼里，那些字更像是苍蝇腿。他站起来走向络腮胡，用英语问他能不能帮忙要点咖啡、面包和鸡蛋作为早餐。

“先生，这儿不是西餐厅。”那人用英语回答他，随后，想要省点劲似的，他换用西班牙语告诉西尔维斯特西餐厅在哪儿。然而西尔维斯特又重新坐下了。一些服务员进进出出，另一些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把餐巾纸叠成兔子和蝴蝶形。她们把他晾在一边，当终于有人回头看他时，他指了指那个外国人的盘子。服务员去了厨房，端着和络腮胡同样的包子和面条回来了。他吹去面条上热腾腾的水蒸气，徒劳地试着用筷子卷起长长的面条。汤里飘着一些小小的有条纹的叶子，根据它的味道和形状，他猜测可能是香菜。“天哪！香菜！”他在心里喊道。

过了中午，西尔维斯特一家来到了餐厅。刚刚推开门，一阵西班牙语的谈话声就在耳边响起，如同天籁之音。一些拉美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看到他们一家还站着，他们便邀请西尔维斯特一家和他们一起坐。一家人感觉就像专程在等候他们一样。

当天晚上，西尔维斯特还认识了安哥拉诗人维里亚托·达克鲁兹。他是非洲反殖民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黑白混血，有着精细的面孔，深色的眼睛如同弯弯的彩虹，眼神锐利如剑。

友谊宾馆就是一个微型的城市，居民都是外国人。服务设施完备，有公园、商店、运动场、剧院等，以便尽可能减少它的居民外出。楼高五层，由高高的顶端带铁蒺藜网的围墙环绕，楼周围一些地方是绿化区，种着一排排的柏树，在每棵柏树旁边，还有一棵杨树。

宾馆只有两个大门可供出入，那里有警卫时刻把守。访问者必须要填张登记表方能人内。宾馆不允许中国人进入，除非他们持有特别通行证。P16-18

在北京北三环四通桥的南侧，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地带的中关村大街上，坐落着一座亚洲最大的园林式四星级酒店——北京友谊宾馆。这个绿色琉璃屋顶、飞檐流脊、雕梁画栋的建筑群落已有50多年的历史，以其恢宏的规模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被载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册》。据说，宾馆的设计思路出自我国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其建造风格突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整个建筑群落以友谊宫为中心呈对称的扇形分布，四周有四个相对独立而风格各异的小区：“苏园”为苏州园林的再造；“乡园”是中国北方农家院落的缩影；“颐园”是仿造颐和园景观特点的园区；“雅园”是为居住在这里的外国儿童设计的游艺乐园。

乍一看，友谊宾馆的中国味道体现在它园林式的建筑风格上，不过深人了解，您会发觉友谊宾馆最具有中国味道的是它的历史。友谊宾馆是中国最早的涉外宾馆之一，承办过许多国家级的重要活动，并且多次接待贵宾或国家领导人。所以，这里更像是一家特色博物馆，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故事。

在这些众多的历史瞬间中，最吸引我们目光的则是一群曾经住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特殊的客人——外国专家们。《友谊宾馆的那些事》这本书给您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真实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提起外国专家，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处处都留下了外国专家的身影和足迹。在共和国的伟大成就中，外国专家的功劳和辛苦是不能被忘记的：

早在解放前，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鼓舞下，英国的柯鲁克、伊莎白夫妇来到中国，从晋冀鲁豫解放区随军开进北平，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外语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乔冠华、章含之等成千上万的优秀外交、外语人才；

美国科技工作者阳早、寒春夫妇是中国的“洋”农民，先后在四个农场工作过，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和奶牛养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日本专家“治沙愚公”远山正瑛的皮肤被中国北方的风沙吹成了深棕色，他的遗嘱是死后把一半骨灰留在他奋斗的恩格贝；

犹太裔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期间，努力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后应宋庆龄之邀，参与《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的创刊工作，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毕生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

比利时专家范克高夫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变迁，运用他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努力搭建中国管理机构和外国商业团体之间的桥梁，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经济高级顾问和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国引进的首位“洋厂长”、德国专家格里希，在武汉柴油机厂大刀阔斧进行管理改革，为国有企业放眼世界、引进技术和管理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还有担任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教练的韩国教头金昶伯，2008年带领中国女曲获得中国曲棍球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奖牌——北京奥运会银牌……

这些外国专家活跃在各行各业，施展着他们的才能，实现着他们的追求，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增进了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由此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爱和尊敬，被称为“中国的最好友人”。本书的作者——哥伦比亚人恩里克·薄萨达·卡诺——就是这些专家中的一位。

恩里克·薄萨达是一位作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官，是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62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游击队员不下山》和《八月的兽类》等散文和故事后，被哥伦比亚文化界评论家公认为“城市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27岁的恩里克·薄萨达，作为哥伦比亚的左派年轻优秀记者被邀请到了古巴生活工作了半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中国驻古巴大使，被邀请到中国工作。1964年年底，在世界革命浪潮当中，他第一次带着全家四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新华社和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从此，他的生活就染上了“中国特色”。中国同事亲切地称他为老恩。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老恩先后四次到中国，总共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参与翻译过西文版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第二至五卷)和《毛主席诗词》等，以及西文版的《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著作。与此同时，老恩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四大”和数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翻译工作。他的夫人埃尔维娅在中国期间，一直在大学当西班牙语老师，可以说她在中国也是桃李满天下了。

老恩在工作中慢慢地爱上中国，逐渐融人了中国社会，还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对中国怀有真挚的感情。他们一家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爱中国文化，以至于当他们返回祖国哥伦比亚的时候，竞产生出一种极度的陌生感。正如作者在本书中写到的：“尽管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尽管他理解，或者确切地说是努力去理解他的同胞们，但很快便发现有些深层的东西将他与他们区分开来。”于是，带着对中国深深的怀念和眷恋，老恩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为素材，同时参照了朋友们的中国故事，创作出这部自传体小说《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小说通过讲述一位哥伦比亚的共产党员西尔维斯特·博赛携家眷不远万里来华参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17年的故事，记叙了外国专家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中的经历、思想和生活以及遇到的中外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真实地反映了外国专家眼里的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历史巨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人观念的解放和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现实以及对外国专家的影响等等。

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透过外国人的视角，让那些中国人司空见惯而忽略的细节、那些不曾被中国人提出的问题跃然纸上，不仅使中外读者了解到外国专家在中国所发生的故事，而且通过那个时代在友谊宾馆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受到历史留下的烙印，勾起心中许多难忘的回忆，同时让年轻的读者对那些未曾经历的时代多一点了解和体味。

如今，老一辈的外国专家大都已进入暮年，但深受他们影响的年富力强的下一代，有很多人仍活跃在中国，正在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发展而继续努力着。这里有一组数据：1980年全国聘请的来华外国专家仅468名，2008年已达到48万人次；改革开放30年来一共累计引进外国专家478万人次。这些外国专家，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60、70后，他们的内心都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他们的足迹今天早已迈出了友谊宾馆的范围，行走在中国更广阔的天地间。

友谊宾馆，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见证了历史，也在书写着历史。

新世界出版社

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