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孩子或成人，失去母亲都是非常痛苦的，在此作者分享了她自己悲伤的故事。她解释了悲伤所必经的几个阶段以及怎样自我调节，她认为可能出现的第二影响：失去母亲的家庭角色空白，小女孩会以父爱或手足情来填补。

如果你失去了母亲，不必再独自去面对。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活下去的书。

本书讨论的情况涵盖以下几种：成熟年龄前母亲的去世、肉体上的分离、精神疾病、情感遗弃以及被忽视。每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本书都会详尽说明导致她母爱缺失的原因。

失去母亲是一个女人一生中影响最深远的事，本书最重要和难得的是，它挖掘了女性心中失去母亲后那种不可填补的空虚。作者用她们的人生经历和特有的智慧帮助那些失去了母亲的女儿们，以及那些关心爱护她们的人，更好地了解丧母之痛，明白她们早期的经历是如何持续影响她们同家人、朋友、爱人和同事的关系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影响了她们自己，从而使其减少负面影响。

本书适合普通大众，以女性读者为主。

前言

致谢

第一部分 失去

 第一章 悲伤的季节——悲痛需要时间

 第二章 改变的次数——女儿人生的发展阶段

 第三章 因与果——无路可走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第四章 失去之后——学会如何继续人生

第二部分 改变

 第五章 父亲的小女孩——父女关系

 第六章 兄妹或姐弟之间，姐妹之间——兄弟姐妹的联系（以及不再联系）

 第七章 寻找爱——亲密关系

 第八章 当一个女人需要另一个女人——性别问题

第三部分 成长

 第九章 她是谁，我是谁——成长为独立的个体

 第十章 凡人必死的教训——生命、死亡、病痛、健康

 第十一章 当女儿成为母亲——生命的延续

 第十二章 凤凰涅槃——创造力、成就和成功

尾声

附录

第二章　改变的次数：女儿人生的发展阶段

那是在1973年，父亲为母亲买了那件中长款式的浣熊皮草大衣，大衣棕色的拉链非常结实。童年时在纽约城郊的那些日子，母亲一直穿着它。她其实并不是真的需要皮草大衣，当然羊毛质地的其实更适合她，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纽约春谷地区，Cuisinart和Cadillac品牌都流行皮草。母亲穿上皮草大衣几年后，他们在后院修了一个游泳池。事情的顺序就是这样的。

当然，一件浣熊皮草大衣不能和长款貂皮大衣相提并论，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件皮草大衣。母亲白天穿着它，晚上有非正式的活动也穿着它。她个子很高，肩膀很宽，穿着很合身。那件大衣的皮毛是灰黑色的，几乎和她稀疏的短发一个颜色。对比着单调的黑白色，她鲜红的唇膏很是抢眼。她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大衣的毛软软地，很舒服。晚上，当他们外出看电影、参加保龄球协会活动或是从邻居家的晚宴归来，父亲会开车送保姆回家，母亲则走进我的卧室和我说晚安。我站在床上，手放在她脖子上。皮草上还有外面的寒气，我都能闻见她脖子上香奈儿5号香水的味道。晚上她用香奈儿，白天她用查理那个牌子的香水。

有几个学校的同学穿兔毛夹克去上学，其他皮草都只适合成年人。社区里也有些妇女穿长到脚踝的狐狸皮或者貂皮大衣，那是她们结婚纪念日丈夫送的礼物。她们通常都开着四个门的梅赛德斯（Mercedes）轿车，我母亲开的是一辆奥斯莫比（Oldsmobile）旅行车，那车很大，同时搭上我6个朋友都没有问题。我觉着这车就不错。一直到九年级时大家都开始穿品牌服装，而我却一件都没有，就出现问题了。有天下午母亲就带我去商场买了两条Gloria Vanderbilt灯芯绒裤子和一条Jordache牛仔裤。她说她知道我渴望能和别人一样时尚。那时我才14岁，还不觉得在公共场合和母亲一起很尴尬。一直到那年年末，我开始变得总和朋友在一起，不喜欢母亲的陪伴了。我开始在停车场和游戏室流连忘返，只有需要搭车回家时才想起父母的存在。而且，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仍旧有着安全感，而且知道虽然我开始抵制母亲，但是相反，母亲并没有抛弃我。十年级的一个冬天里，我上西班牙语课时病了，不得不给母亲打电话让她来接我。她到的时候，我正躺在护士办公室外的躺椅上。她穿着那件浣熊皮草大衣，脸冻得红红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品牌手袋。我觉得她就是有活力的女强人的真实写照。她快速地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看我没什么事儿，快速地松了口气。我们并肩走在去往停车场的空旷的大厅里。当时我真想撞开所有班级的大门，大声喊道：“大家快来看啊，我年轻漂亮的母亲来解救我了！”

这件事发生在她生病之前。后来，她开始接受化疗，头发都掉光了，每天早上吃的白色药片也使她的体重暴增了近40斤。她一照镜子就哭；她开始不愿意外出，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下午晚些时候，我会开车带她去接受化疗，她紧抓着我的胳膊来抑制呕吐。那以后，她只多活了一个冬天，我记得她再没有穿那件浣熊大衣。实际上，在接受治疗的16个月里，虽然我知道她有着一柜子衣服，但是除了睡衣和浴衣，我真不记得她还穿过其他什么衣服。我想象着她穿着讲究的套装，就好像我给纸娃娃穿衣打扮一样。当记忆不再准确，就会产生幻觉。现在10年过去了，每年我的记忆都会更模糊一些。

虽然她宁愿忘却一些事情，但是我猜测自己青春期时是相当不容易相处的。我找了份全职工作，就此宣告独立了。15岁以后我就对家务事毫无兴趣了，每天我都忙些别的事儿。当母亲忙着做午饭、和朋友修指甲的时候，我正在尝试毒品；当她和麻将牌友在楼下牌桌上掷骰子、闲聊时，我正在隔壁房间和男友约会……也许这就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期少女的生活。但是后来的某一天，这种生活结束了。

“那肿瘤是癌症。”母亲说，那是我快16岁时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她刚从外科大夫办公室回来，正好在楼梯口和我相遇。

“那意味着什么？”我折回来问。

“哦，天哪。”她说，紧抓着栏杆，“就是说要动手术割掉我的乳房。”

她还说了些别的，我知道，但是我所听到的就是只剩下这句话了。“不！”我大喊，我跑下楼，冲进我的卧室，紧关上房门。她紧跟着我，不停地敲门。我尖叫着：“走开！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躺在卧室地板上，那时我就知道，这事儿意味着我的童年就此结束了，这比月经初潮或是第一次接吻更有决定意义。我在房间里给朋友打电话——“我妈得癌症了，我怎么办呢？”——然后跑到15公里外折中的地点去见她。她和朋友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失控地冲向她们，跳过必经墓地的矮矮的墓碑。我敦促自己快点去，就好像自己动作的爆发力将会把我弹射入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

乳房切除术后，当母亲坐在厨房挤压橡胶球以增强剩余肌肉的力量时，我已经知道将愤怒转为沉默。“别让母亲心烦”这话不用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不敢大声弹琴；在饭桌上能不说话就不说；天黑后，让男友通过我半地下室的窗户进来约会。我在反感和害怕之间摇摆不定；在地狱边界徘徊；害怕自己不待在母亲身边（要是我这样的话，她可怎么办呢）；然而我也为她的癌细胞拖我后腿而生气（因为如果我不走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每当我自信满满走向自立，家里的现实就会将我拖回来。天哪，真是一团糟啊！

7月4日——我过了17岁生日两个星期——我看完音乐会回家，探身去父母卧室宣告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母亲正窝在躺椅上，调电视频道。但她一看见我，就马上坐直了，冲我微笑。她问我：“音乐会怎么样啊？”

很好。

演奏的是谁的曲子？

詹姆斯·泰勒（James Taylor），还有别人的。

那好啊！多长时间啊？

两小时。

两小时？时间很长啊，中间没有休息吗？

没有。

跟我说说，人多吗？

很多。

她不停地提问，我越来越不耐烦。直到第五个或是第六个问题时，我再也忍不住了——“这都什么和什么啊？在审讯我吗？”——我大发脾气，冲下楼回到卧室。母亲是位古典钢琴家，她以前从不关心流行音乐，怎么突然对流行音乐会感兴趣了呢？父亲几分钟后敲门进来。“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把母亲弄哭了。她自己不能出门，问你只是想和你分享你的一天，连这你都做不到吗？”

我羞得满脸通红，逼着自己面对父亲。他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仍克制着自己没有和我吼。那时我已经知道母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葬礼之后，我收拾母亲的衣物，准备捐给慈善机构。“我做不了。”父亲说，7月末的一个早晨他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你来吧？好吗？”那天下午家里没有别人，我慢吞吞地、机械地收拾着母亲的衣服。我小心地展开、重叠每一件毛衣，期待看到她绝不可能写过的留言签飘到地板上。我尽力不思考每件衣服的特别意义，但是我怎么能做得到呢？每件衣服都叙述着自己的故事：白绿相间的家居服是用砂锅做晚餐时穿的；那件红色的浴衣是母亲乳腺癌手术后我们俩一起选的；紫色丝绒运动衫，她在我十年级照相时穿过。我一个接一个打开她的抽屉，机械地从左向右整理，然后把拾掇出来的衣物放进卧室地板上的大纸箱里。

抽屉里的都收拾好以后，我把箱子拖到楼下客厅的大衣橱那里，这时发生了个什么事——可能是电话响了或是我去喝了口水——我再没能清空最后一个橱柜。因而母亲那件浣熊皮草大衣得以一直待在那里，它就挂在父亲的旧羊皮大衣和妹妹的外套中间，直到第二年我上大学。

为什么我要随身携带这件大衣呢？当然，我不是想要偷偷地藏匿，但是事实上我是偷偷地把它塞进了我坐船去芝加哥带着的行李箱里的。也许其他人没有注意到，也许是他们根本不介意。我不知道！我把它挂在自己衣橱的最里面，先是在宿舍里，后来是在我住了3年的校外公寓里。我根本就没打算要穿它，但是我觉得某一天我会穿上它。

我的室友发现我衣柜里母亲的皮草大衣后感觉很奇怪。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我打开她的珠宝盒，拿走了她的结婚戒指，戴在我右手上，后来一直没摘。当我告诉别人这是母亲的婚戒，人们会赞叹：“真漂亮啊！”但是人们对这件浣熊皮草的反应却是大不相同，常常是惊讶或是厌恶。一次一位朋友和我解释道：“结婚戒指象征着你的未来，但是死去的浣熊呢？那好像把你包围在过去了。”

我从不努力解释这满是灰的旧皮草大衣对我而言散发着一种永久的温暖——谁又能理解呢？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母亲去世的头几年，我有时会俯身衣橱，把脸贴在那毛皮上，努力寻找残存着查理香水的味道。

在学校保存浣熊皮草的那四年里，这衣服我只穿过一次。我大学的朋友都是校园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放弃食肉、祈愿并且参加动物权利集会，不久我也加入了他们，虽然我深知愤慨和抵制是冲动的。在某个特别的日子，我突然感觉她们和母亲很像，或者说和她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像和母亲共度的最后时光。而且我在她去世后仍旧叛逆，走得更远了。我像女生联谊会的姐妹收集串珠手链一样不断进行各种校园申诉活动，我的个人政治只是靠简单的黑与白的对比来定义。至于我的观点是否真的是事实并不重要，只要我每次能够确认和支持一位明显的受害者——哪怕是我自己。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听说芝加哥城里像我这样激进的人都往皮草大衣上泼红漆，也许那只是流言，但不管怎么样，我对皮草的热爱从那以后就消退了。一天，当我整理衣橱准备冬装的时候，看见衣橱深处有一堆动物皮毛的时候，吓了一跳。随后我就想起来那是什么了。

我不得不承认没有扔掉这件皮草大衣令我很羞愧。这大衣又在我那儿放了一年，直到有一天，上课前我想都没想就把它从衣橱里拽出来穿上了。那天早上密歇根湖畔很冷，似乎穿皮草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朝校园走了两个街区后，就意识到自己真是愚蠢至极。我站在街角，周围的人都穿着L.L.Bean皮制大衣和长及脚踝的大衣，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穿这件大衣了，这和水貂农场或是被泼红漆没有任何关系。皮草大衣是严肃的商业产物——适合妇女、妻子和母亲，适合她们在2月的晚宴上或是在纽约听歌剧时穿着。皮草这类东西，适合我的母亲，但一点儿都不适合我。当时离上课还有点时间，我急忙赶回公寓。我把大衣挂回衣橱。两周后，没有任何预兆，我把这大衣打包寄给了慈善机构。

有时我仍然觉得母亲去世对我而言仅仅是同她少待了几年或是对她少了一些了解。那些年我们是否会相互憎恶和争吵呢？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呢？很早就失去母亲的女性朋友很嫉妒我，因为她们没能和母亲共度许多时光；二十几岁才失去母亲的女性则和我说她们同母亲的恶劣关系过了17岁就缓和了。到底是有了母亲却又失去她好还是根本就没有母亲好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任何时期、任何年龄失去母亲都很困难。无论失去母亲时我们有多大，我们一生都在呼唤母亲的爱、寻求安全感和安慰——那是当我们生病、处于转折期或是感到压力时，只有她才能给予的。

关于母女关系已经讨论得够多了，但是关于失去母亲提及得还很少。最自然的想法就是我们想知道母亲活着时的情况，以及母亲离开后我们的变化。但是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说母亲的存在对孩子自尊的发展很必要，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母亲的孩子就没有自尊了。相反地，这孩子一定以别的方式发展自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失去母亲的年龄很重要。失去母亲的年龄能指出孩子可能的发展，以及利用哪些情感和感知工具能帮助她应对突发灾难的压力、指导她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P23-29

我想说这是一本关于如何活下去的书。尽管如此，我写这本书却是缘由我母亲的去世——1981年7月12日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她去世16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她从医生办公室回来，告诉我们她得了乳腺癌。然后是整整16个月的化疗、CAT扫描，16个月的拼命坚持，她多么期望能通过这些常规治疗回归正常生活。每天早上我们还是一起拿出橙汁和维生素，但是她还要吃下那些阻止癌细胞扩散的白色椭圆形药丸。放学后我会开车带她穿过城区去进行肿瘤治疗，回家的路上她会跟我保证她肯定会活下去。我是那么相信她的承诺，真的。虽然我亲眼看着她一点点掉光了头发，一点点丧失了尊严，直至最后没有了希望，我还是相信她会活下去。一切结束得很突然，我们都毫无准备。1981年7月1日，她在后院晒太阳时发病了，12日拂晓前，她离开了我们。

母亲去世时年仅42岁，刚刚度过她人生的中点。而我刚满17岁，妹妹14岁，弟弟9岁。父亲失去了终身伴侣，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们这些孩子和他破碎的心。在癌症将我们一家五口变成四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家是纽约市郊最典型的美好家庭：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在家带孩子，我们有一栋有着精心修葺的院落的房子、一条狗、一只猫、两辆轿车、三台电视。悲剧似乎应当远离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应当破门而入。

与其他失去母亲的家庭一样，我们对此处理得很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避免谈论这件事，假装振作。我们家本来就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悲痛。我们没有朋友或是亲戚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本，得不到坚定的扶持。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我们照常上学、度假，依旧每两个月理一次发。好像失去一位中心家庭成员是根本无关紧要的，只需要将家里的各种事项重新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愤怒、罪恶感、伤心、悲痛——所有的情感都被压抑着，只有当我们实在承受不了时才如同炸弹般突然爆发。

1982年秋天我离开家，前往中西部去上大学，我渴望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坚定地希望自己去体验母亲从未经历过生活。母亲1960年大学毕业，获得了音乐学位，同时也戴上了结婚戒指。然后她的活动领域很快就仅限于那栋郊区农场的错层小房子了。但是，我决意自己的生活将要走向世界。母亲去世后的那些年，我驾车横穿美国，学习卡夫卡（Kafka）和波伏娃（Beauvoir），与不同种族背景的男生约会，还自己背包到欧洲去旅游。但是不论旅行到哪里，我的内心总是有着无法抹去的忧伤——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某个人死去，你伤心地哭了，然后你继续前进。对我而言，这并不难以理解，最让人搞不清楚的是这个人的离去竟会时断时续地影响着我后来的生活。那年7月的一天凌晨，癌症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开始认识到她的死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我所做出的选择、我的交友以及我的发展方向。

母亲去世时，我没听说同龄的女孩谁和我一样经历了丧母之痛。我感到一种全然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孤独。在大学里，新朋友对我的了解仅仅是我很善于表现而已。几乎没有人知道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提起母亲的死会令我崩溃，另外，我也害怕别人的同情。我总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强烈地希望隐姓埋名，不想成为人人同情的孤儿。不论是在宿舍还是女大学生联谊会，我总觉得身上刻着红字，那红字时刻提醒我，令我感到羞耻。那些有母亲的大一新生都给母亲写信、寄爱心包裹，每周日的中午还给母亲打电话。跟我一层楼的女生在走廊里打电话时，我就盘腿坐在床上，假装津津有味地看着人类起源教科书。和别人聊天时，我时刻戒备，像政客一样绕弯子说话，刻意避免“我父母”，取而代之地使用“我们家”。我还精心遣词造句，提到母亲时从不使用过去式。

但每当我一个人时，就去校图书馆和当地的书店搜寻有关失去母亲的文章。每看到一本描写母女关系的书，就快速浏览，直接跳到描写母亲之死的那部分。但是我发现，那些作者都假设读者是在四五十岁时失去母亲，而我是17岁。这些书对我的帮助不大。我发现学术论文也是如此，几乎没有文章是讨论孩子失去父母后该怎么办，也没有根据性别来划分读者群体。我也没有找到专门讨论年轻女性失去母亲后应当如何发展的文章。对于我已经认识到的这些年轻女性将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没有文章详细讨论过。

1986年，那时我已是大学高年级学生了，我的一位朋友从报纸上剪下一篇文章给我，那是安娜·昆德伦（Anna Quindlen）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30人生”专栏发表的内容。那时恰恰是我母亲去世5周年。在乘轻轨去往兼职工作的路上，我将那份剪报整整读了4遍。

“母亲去世时我19岁。”昆德伦写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感情世界是很混乱的。以下是对我当时状态的简短描述，通过阅读，你就能了解当时的我了：‘10分钟后我们走廊见——我披着金色长发，个子不高，穿着红外套，而且我19岁时母亲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其他女性承认和我有同样的经历——简直和我的状况一模一样。在这之前我给一个高中时的朋友写信时还坦白说道：“最近我有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欲望，我想走过去和不认识的人说：‘我17岁时母亲就死了。’当然我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想象着这样做了，好像这可以解释关于我的任何事，因为有时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

我的理解这种经历在一些方面是正面的：母亲的离去是我生命中最具决定性、最深远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这件事已经成为我生活的组织者，是自我认知的焦点，是我比较和对比生活中其他压力的标准。每当我想起17岁时所经历的事，考试得了F，我也不会被击垮。但是任何有关人际关系、工作或是发展目标的失去都会令我陷入危险的旋涡。

随着我渐渐学会去分享母亲去世时的秘密，我开始遇到其他在童年或是少年时失去母亲的女性。通过真诚、坦诚的交流，我们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这是我们从未在其他女性朋友身上发现过的：远离家庭强烈的孤独感；对自己成败与否的清醒认识；感觉感情发展道路被“堵塞”，好像我们一直停留在母亲去世时的年龄，无法成熟；在自己与伴侣的关系中，都倾向于寻找被疼爱的感觉，希望对方能满足自己的所有需求；都清楚地知道过早失去母亲对我们后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它使我们变得坚韧，甚至解放了我们，并促使我们做出正常情况下不敢做出的改变与决定。她们能够理解我的感受。在我17岁那年，我的生命列车脱轨了，我被抛在陌生的国度，没有回家的地图或是车票。她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与感受。

揭开我们导致母爱缺失的各色缘由——癌症、遗弃、自杀，1年、10年、20年——发现我们的经历是如此离奇的相似。有时我们甚至用相同的语言来描述对母亲的感觉：母亲是我们家唯一的黏合剂。过去我有一个家，但是自母亲走后，我仅仅是住在一栋房子里而已。作为一个孩子，竟然从未有人准许我哭泣。

只要稍作分析，您就能看出我们的相似之处。但是对我们而言，最困难的是我们已经沉默了数十年，从未谈论过丧母之痛。而这却常常是故事的起因。

大学时我加入了一个女学生联谊会。同其他学校的女学生联谊会一样，我所在的组织有自己的年度入会传统。在入会地狱训练周的一天晚上，所有64个女生在起居室地板上集合坐好。我们在蓝色圆点地毯上随意坐成一个圆圈，听入会培训老师给我们讲解规则：你们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故事，并且都要这样开头，“有件事我母亲不知道……”一个女生讲的是有次半夜醉酒开车去了密尔沃基，另一个和我们简单说了在邻居郊外寓所的浴缸里的风流韵事。我们大家围坐在一起，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时不时哈哈大笑，偶尔也会有人打趣“你真的没有吗”或是“绝对不行”。然后其他63张热切的脸都看着我，等着我讲自己的故事。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手指头，暗自思忖——我要不要顺着话题讲呢？说出真相，还是找个借口逃之夭夭？这时我左边的女孩用胳膊肘使劲捅我。“该你了。”她说。

我抬起头：“我想我就不说了吧。”

“那可不行！”“快来吧。”“给我们讲讲，讲讲，快讲讲。”

“不，我说了我不想说。”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快说吧！”“你到底有什么好事瞒着我们啊？”“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每个人都要说的。”

我很惶恐，结结巴巴，最后鼓起勇气，说：“我没有母亲，但是我有父亲。所以我给你们讲个父亲不知道的事情吧。”整个房间一下子就静了下来，是那令人很不舒服的沉默。我含含糊糊地讲起在新奥尔良那个冬天遇到的一个男人。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当时的细节了，而我怀疑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当时就想快点儿说完故事，然后从众人的瞩目之下逃离。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后来我还强作镇静听了几个故事，直到入会培训老师注意到我的不自然，把我领到她的房间。我放声大哭，她和我并肩坐在她的床上。“对不起！”她一边递给我面巾纸一边说，“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母亲已经去世了。”

10多年后，当时我们一圈坐着的一个女孩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说的关于我母亲的每一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她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也许和你母亲因为什么吵架了，或是你的父母离婚了，也可能她离家出走了。”

对于这一屋子女孩子的反应，我是不能强加指责的，她们所想的也是我们一直坚信正确的：母亲是不朽的。年轻的母亲不会死去，母亲是永远不会离开她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我父亲甚至没有机会为我母亲的死而伤心。”34岁的莉说，莉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整个人都垮掉了。这同他想象的生活蓝图全然不同。母亲不应当死去，身后留下5个孩子。他告诉自己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也是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同样，克丽丝滕也一直有着这种错误的安全感，直到她16岁那年，她的母亲被确诊为卵巢癌，并在一年后去世了。克丽丝滕现在24岁，说起母亲的去世她还是那么难以置信。“如果10年前你问我是否想过我的母亲会死去，我会说：‘我？永远不会。我母亲？不可能的。’”她说，“我从来没有，也不曾想过，更是绝对没有想到我母亲会死。在我所在的宁静小镇，从没听说谁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也认为这事不可能降临在我身上，我的家庭是那么幸福。母亲的死彻底击碎了我的世界。”

父亲的死亡，虽然也是很大的精神创伤，却通常不会激起如此的愤慨或惊讶。这与我们对世界的假想是有些相悖的，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希望父亲比母亲先行逝去。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是两性中较弱势的一方，但是男人的肉体却更为脆弱：在过去90年里，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任何种族群体中的男性都要比同龄女性先行离世。今天，一般的20岁的高加索男性的预计年龄是74岁，但是一名20岁的高加索女性很有可能活过80岁。在非裔美国人中这种年龄的差别甚至更夸张：一般20岁的男性只能活到67岁，但是他的妻子却可能活到75岁。所有种族的美国男性在55岁之前的死亡概率是同龄女性的2倍。

当然，比起没有抗生素、超声波和疫苗的60年前，当今美国年轻女性的死亡率要低得多。现在年轻人死亡得很少，自1940年以来，美国的死亡率就一直相当平稳地下降，现在一个典型的小家庭预计可以一起厮守20年，然后才会遭遇丧亲之痛。现如今，我们大多能活着体验20世纪的“中年”现象，死亡通常是和老年人联系在一起。

但是这并不是说母亲不会在年轻时就逝去。恰恰相反，事实上，仅1992年一年，将近9万美国妇女的死亡年龄介于25～54岁之间，她们中1/3都死于癌症。每年至少有125万个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遭遇丧母之痛——每10年就有100万人之多，而且泛滥的艾滋病也在持续不断地夺取年轻妇女的生命，这个数字有增无减。截至1991年年底，已有将近18 500名18岁以下的美国孩子被艾滋病夺去了母亲。截至2000年，这个数字似乎超过80 000名。 另外现今还有442万儿童列于美国家庭寄养关爱体系之中，还有100多万儿童的母亲正在坐牢，而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由于遗弃、离异、母亲酗酒或是长期的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而失去母亲的儿童。美国现在是一个充斥着失去母亲的孩子的国家，而且也是相当不愿意承认母亲也会死亡的国家。

生活在这种否认死亡的文化中对我们未必是件好事。现在，我们把关于死亡的一切麻烦事都交给医院和护理院去打理，所以80%的美国人现在都以一种固定的方式走向死亡。死亡现在是晚间新闻、全球冲突和市议会会议报道中的穿插内容，已经转化为星期六早上卡通片的喜剧情节，而且成为电影、电视荧屏上的娱乐内容。毫无疑问，我们中有太多人对于死亡是如此的冷漠、疏远。即使是无数电视剧所描绘的失去母亲的家庭[从《我的小玛吉》（My Little Margie）到《吉洁特》（Gidget）、《家事》（Family Affair）、《空巢》（Empty Nest）和《欢乐满屋》（Full House）]中，缺席的母亲几乎总是很早就在某个时候死于某种未知疾病。从一开始，她们就已经是过去的遥远回忆了，很少被提及，更没有伤心欲绝。

这种对于失去母亲的文化否认实际上是更深层次心理否认的象征。这是因为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母亲意味着慰藉和安全感；在那里，母与子的相连是那么重要，我们可将母亲的死亡等同于孩子情感上的死亡。因为每个人都会把儿时对被抛弃的恐惧和对爱的无法满足带入自己的成年时代，失去母亲的孩子就象征着晦涩、不幸的个体。她的苦痛是每个人的噩梦，是无法想象、无法忽视的。然而公开认同她的苦痛就意味着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有着失去母亲的可能。最近我的一个高中朋友跟我说，在吊唁过我的母亲之后，她和六七个同龄朋友坐在我家后院。“我们都很震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说，“我们都见过你母亲。我敢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这次得癌症去世的是你的母亲，下回就有可能是我的母亲。”

即便是成年人，也没有哪个女性愿意去想自己会失去母亲，更几乎没有人愿意听到这些。我们也许会开口讨论性、同性恋、更年期，但谈论失去母亲还是一个禁忌。童年失去家长是一个人生命轮回中最严酷的事，但是如果没有途径加以讨论，这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就无法找到对自己伤痛的认证。而这一认证环节的缺失会使得她认为自己像一个女性圈子里的弃儿，会有被孤立感和孤独感。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失去母亲的女儿们会站出来为本书做出贡献的原因。

1991年夏天我开始寻找访谈对象。我在芝加哥北郊的一个书店和一个咖啡店贴了两个告示，希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女性朋友给我打电话。很多女性看到广告后给我打电话，人数多到那一个夏天都采访不完。对于如此大的电话回访量令我毫无思想准备。接下来的两年里，有数百名女性乐于参与此书的资料收集，她们中有的是朋友口口相传介绍的，有的是看了我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出版物上刊登的广告，有的是对我那两篇关于失去母爱的文章的回应。最后，我总共面对面采访了92名失去母亲的女性，通过Email问卷调研了154位。（调查问卷请参见附录。）虽然这些女性都是自愿接受采访并没有涉及随机访问，但是她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她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各不相同，来自34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而且她们当中最小的只有17岁，年纪最大的竟达到82岁，她们失去母亲或是被母亲抛弃的年龄从婴儿时代到30岁刚出头都有。所有受访者的名字和家乡名称都已采用化名，只有一例经过允许公开了其职业。

本书讨论的情况涵盖以下几种：成熟年龄前母亲的去世、肉体上的分离、精神疾病、情感遗弃以及被忽视。每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我都会详尽说明导致她母爱缺失的原因。

因为所有的采访都是轶闻和回忆形式的，都是从成人角度出发的对孩童时代和青春期的回忆，我在其间穿插了关于丧亲之痛和童年丧母的心理研究内容。这无疑是一个挑战。11年前我在图书馆偷偷寻找相关文章时，多数对丧失双亲的描写在性别上将父亲、母亲和孩子等同对待，忽视了同性别的家长去世所引起的特殊的性别问题。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还采访了22位专家、学者和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包括母女关系、丧亲之痛、失去父母、心理健康、流行病学以及死亡社会学，他们都认为这个问题是急需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

成年人经历失去家长的痛苦时通常人格是相对完整的，而一个童年时或是青春期失去母亲的女孩子则不是这样的。失去母亲对她们日渐形成的人格有很大的影响，这将使得她的个性特征有着鲜明的烙印。这些母爱缺失的女孩儿很早就知道母女亲密的关系不是永久的，家的安全感是短暂的，而且家庭是能够重新组合的。她们有了成人般的领悟，但是本质上却还是个孩子，身边只有同样还未成年的朋友能提供帮助。

过早失去母亲是令人迅速成熟的一种体验，迫使一个女儿在认知和行为的层次上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她也许不得不去计划葬礼，承担起照顾年幼弟弟妹妹的责任，或是得去照顾全家，还要安慰痛苦的祖父母，这一切都发生在她高中毕业之前。曾经，家是她的避风港，但是母亲的去世却意味着这个和谐、互相支持的家庭体系瓦解了。从此，她只能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建立自信、寻找自尊。没有母亲或母亲式的人来引领她，母爱缺失的女儿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拼凑心目中的女性自画像。

多数女孩10多岁才离开母亲，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随后的几年她将试图以自主的成人完成回归。但是失去母亲的女儿只能自己独自摸索着前进。对于母爱缺失、有着痛苦丧母回忆的女性来说，成年期是与其过去截然不同的经历。卡伦今年29岁，她酗酒的母亲9年前去世了，她说：“你不得不自己学着做一个母亲，你不得不每天给自己打气，‘不要着急，你做得很好。你做得最棒了’。当然，你可以给会这么鼓励你的朋友打电话，你也可以给其他关系亲密的亲戚打电话，他们也会这样鼓励你，但是你多希望是自己的母亲来对你说这话啊！你膝盖受伤了，是她来给你包扎；当你从学校回来为考试得了C而伤心时，是她来安慰你。是她帮你撑起第一个柠檬汽水摊。她看着你一步步长大，是真正了解你的人，或者说至少是你认为真正了解你的人，也是你最信赖的人。她才是你一直期盼的人。”

“看清事物的初始很容易，但其结局却很难预料。”琼·迪迪翁在我3岁的时候写下了这句话。但是直到我17岁以后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往事历历在目，令我泪眼婆娑。我看到母亲生病前坐在厨房餐桌前打电话，一边大笑一边在备忘录页边空白处胡乱地画个不停；晚上她躺在我床上，给我讲她自己编的萨莉、黛比、朱莉和贝琪四个女孩的睡前故事；7岁的时候，她耐心地教我如何弹钢琴音阶；14岁的时候，她和我一起看扬基棒球队的比赛，她两手在空中挥舞，大声喊着：“雷吉！雷吉！”

母亲去世4年后，我才渐渐回想起她去世前的一些细节。又过了3年，我才开始渐渐地淡忘这件事。在她患癌症的后期，肺功能开始衰竭，身体开始蜷缩、肿胀。她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只是有着我母亲的眼睛。17岁那年，我在医院的病床上目睹这个42岁的女人死亡，我只看到了我和她年龄的差距。当时我想，如果我也活不过42岁，我一定要尝试所有我希望做的事。现在我已年过30，我的朋友们都过了40岁、41岁，我才意识到母亲去世时是那么年轻。她那时是那么年轻，她当时是多么恐惧死亡啊。

现在我对母亲的记忆都是孤立的快照，是有着形形色色片段的万花筒，各种影像叠加在一起就是那个我曾经称之为“母亲”的女人。我 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而我仅有的那几张她的笔迹看起来也那样遥远、陌生。每天我都会失去一些有关她的回忆。我很困惑，为什么她对我的控制还是那么强烈？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要弄明白，为什么13年过去了，我仍然需要一个答案。10年前我还确信自己已经不再为母亲的逝去而悲伤，但是事实却是我的哀恸刚刚开始。

我们能够接受成长过程中的缺失。我们悄悄地关上一扇门，又继续打开下一扇门。伤痛的治愈是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过程。在我开始为这本书做访谈的那个夏天，我接到一个女性的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和姓名后说：“这可能有些冒昧，但是我想我认识你。你大一时是不是住在罗杰斯学生宿舍？”

我跟她说我那时是在那儿住，她继续说，“霍普，我是辛迪，辛迪·福斯特。我就住在二楼，就在你宿舍下面的那个房间。”辛迪和我曾经是舍友和朋友，但是自从她大三出国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自从毕业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一点也不知道你高中时就失去了母亲。”她说。

“我也不知道你母亲也去世了。”

她说：“是啊，你和我显然有着更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我们那时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

就在那个星期，我后来还见到了凯伦。她母亲已经去世9年了，带着这样毁灭性的丧亲之痛的回忆，她还在努力弄明白该如何活下去。当我们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她迟疑了一下，大声质问：“我怎么才能不让母亲去世这件事影响我的一生呢？我怎么才能把它看做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呢？这件事笼罩在我的生活之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渗透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怎么才能平静面对呢？”这个答案，我相信——如果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话——就是慢慢学着带着伤痛生活，不要被它压垮。要换个角度，让其引导你的生活。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也知道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还知道其他女性应对相同的挑战、战胜恐惧的故事会给你最好的安慰。失去母亲是一个女人一生中影响最深远的事，就像空房子里的一声大吼，余声不断。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其他失去母亲的女性明白她们早期的经历是如何持续影响她们同家人、朋友、爱人和同事的关系的，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影响她们自己。

霍普·埃德尔曼

1994年9月

一本美丽的书，精彩且浑然天成，给人启迪。

——《圣地亚哥联盟论坛》

感人、全面、深刻地解读生命中母爱的失落。

——《圣弗朗西斯科编年史》

对曾被忽视的伤痛的一次吸引人的、深刻、感人、有价值的疗愈，使我们在震撼中认识到，失去母爱所遗留的问题。

——《纽约时报书评》

写得真美好！

——《美国今日》

作者已经成为了一位先驱代表，这本书已经发起了一场运动。

——《挺进报》？

充满了真实生活的故事，作者真是一位专家。

——《洛杉矶时报》

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残酷的真实，广泛的调查研究，探索了众多失去母爱的女性每日所需面临的问题。

——《亚特兰大宪法报》

深刻洞察了失去母爱的女儿们为何终其一生感到失落。

——《图书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