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丢自己
两个同学，大学毕业一起来广州闯天下。甲很快做成了一单大生意，升为部门经理；乙业绩差，还是一个业务员，并且成为甲的手下。乙心理不平衡，就去庙里着急地找和尚，求神明相助。和尚说：你过三年再看。三年后，他找到和尚，很沮丧地说：甲现在是总经理了。和尚说：再过三年你再看。三年又过，他又去见和尚，气急败坏地说：甲已经自己当老板了。和尚说：我也从普通和尚成为方丈了。我们都是自己，都为自己活着，监管着自己的责任。你是谁？你在干什么？你痛苦地为甲活着，监管着他。你丢的不是职位、金钱和面子，你弄丢了自己。
一年后，乙又来了，幸灾乐祸地说：和尚你不对，甲公司破产、坐牢了。
和尚无语，心里悲悯：坐牢了，破产了，甲还是他自己。你这个可怜的人呵，还不是你自己。
十年后，甲在监狱里服刑，思索人生写了一本书，很轰动，成了畅销书。甲减刑，提前出狱，到处见记者，签名售书，成了很红的名人，无限风光。甲还在电视上与和尚一起，作为名人谈佛论道、感化众生。
乙在出租屋里看电视，手里翻着甲的书，内心极度痛苦。
他给和尚发短信：我相信命运了，甲坐牢都能坐出好风光来。
和尚回短信给他：阿弥陀佛，你还没找到自己。
乙这个人，就这样一辈子把自己给弄丢了。
师掉尊严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我三十年前的偶像。老师的粉笔字写得极其秀美，在牧场中学首屈一指。最让我敬佩的是，他是我见过的读过小说最多的人。老师是天津知青，是我的文学启蒙者。我这个靠文学吃饭的人，每出一本新书，就饮水思源，总是要感恩起我的老师来。
回到家乡的旗镇，见到一位当年的牧场同学，我向她打听老师。她说天津知青早就走了，可能老师还没走，听说就住在旗镇。我很激动，决定当晚就去看老师。我也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掺杂进了南腔北调，头发也出现沙漠化，稀少歇顶了。
走出家门，一辆三轮车，就停在了我面前，低头拉车的人用草地口音问我：坐车吧？一块钱。我看那车打扮得稀奇古怪，车架和轮胎很像当年北京城里骆驼祥子拉的黄包车，外表却装饰得像草地勒勒车，上面五颜六色地飘荡着塑料布条，就很有兴趣地坐上了。我为家乡的科尔沁人感到欣慰，花一块钱，就可以坐在车上，欣赏草原小镇的夜色风光，在我生活的广州，一块钱从来没有想过能干什么。我也有点矫情地感叹尘世沧桑，三十年，拉弓射箭就这么过去了，当年我在老师的面前发大誓愿，要用二十年实现我在语文课本里学到的崇高理想，可是现在那崇高理想是啥东西，我都有点模糊了。我变成一个很会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了。
一阵咳漱让车感到颤抖，我知道了拉车的竟然是一个老人，内心便有些惴惴不安起来。借着月光细看，我认出这个拉车的老人，就是我要去拜访的尊敬的老师。我更加惶惑起来。我不知道是该与老师相认，还是不相认？如果此时相认，我想，不但伤害老师的尊严，我也会很尴尬；如果不相认，等一下到了老师家总要见面的，也免不了尴尬。正踌躇着，老师停下车，谦卑地说：到了。我拿出一百元钱恭敬地说：辛苦了，给您车费。我琢磨着怎样措辞跟老师相认，他或许说一百元找不开，或许给我数出一大堆零钞来，我就可以找到和他搭话的话茬儿。为了给他时间，我就走开几步，脸故意不去看他。等了几分钟，我见身后没有动静，回过头去，老师拿走了一百元钱，已经骑在三轮车上快速地消失在了夜幕中，背影显得苍老、猥琐，而又惊慌失措。
我寻到老师家门，拎着给老师买的礼物，兜里揣着要送给他的一干元钱，脚步飘忽地迈进了门槛。
回乡之愁
由于热爱城市生活，我就多年生活在广州、深圳。可能是没有离开国土的缘故，虽然已离开故乡科尔沁草原二十多年，我始终没有余光中先生的那种乡愁。
这次回乡我有了乡愁，却是忧愁的愁和悲愁的愁。
因为要拍我的小说《红马》改编的电视剧，从家乡来广州考察的政协包主席，就邀我回去选景。他说你多年没回去，家乡的变化，恐怕都认不出来了。
科尔沁草原的变化，我的确认不出来了。原来的盟改成了市，旗镇建成了城市，草原成了沙漠，沙漠上建起了味精厂，据说是汉地某省因污染被迫停产，却被我们优惠招商来了。广州有的，故乡也什么都有了。草原原来有的，现在几乎都没有了。我确认这里曾是我的故乡，可我的红马故事却回不到从前了。我找不到当年的绿草和野花，也闻不到花香、奶香和牛粪飘香了。驱车从辽宁进入科左后旗的境内，就先闻到了味精厂刺鼻的污水味道。污水已经浸入到牛羊赖以生存的草根之下的沙土里了。我在广州无数次炫耀的草原地下的水是甜的，草原的空气也是甜的，已经荡然无存。
第二天，包主席安排旗长请我吃饭。我和旗长见面握手，彼此都觉得眼熟。经过介绍回忆，我们竟然是同学。虽然找不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少年面孔，却找到了当年我们父亲的形象。酒桌上，热闹的气氛冲淡了陌生，大家开始酒后说实话。据说，故乡对我的传说很多。有的说我早就去了国外；有的说我已经是很有钱的大老板了。各种传说，都在草原的云雾中飘荡。
现在我回来了，是以作家的身份回乡，让他们很意外，可能也很失望。他们希望我是个老板，而且最好能够给家乡投资。我没出国，也没当大老板，我想一定令人扫兴。加之多年前我就戒了酒，不能和大家举杯共饮。我就很愧疚，为了弥补过失，酒桌上只好不断地站起来，向各位敬酒的人鞠躬，深表歉意。
我只带回来我写的几本书，我不知道如何给他们介绍我的写作成绩。简单说没有分量，仔细讲我又没有那份心情，很是郁闷。总算这顿饭吃完了，吃得我满腔愁绪。第二天早晨，我就找了借口匆匆地提前走了，几乎是逃离了故乡。
凤凰老板刘长乐先生说，李敖很怕回乡后脑海中存留下来的旧梦破碎，怕感伤，怕旧景无存，新景触目。此言极是。
文坛上的一语成谶
当年，文学江湖出现过先锋文学五虎将：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
现今《妻妾成群》的南帝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过着很滋润的帝王生涯，名副其实。
东邪余华写了《兄弟》上，又写了《兄弟》下，赚了大把钞票。余华好的小说没人说不好，余华不好的小说也没人说不好，确实够邪的。
西毒马原，我熟悉，从西域藏区到了繁华上海。当年他的叙述圈套非常毒辣，差点让固若金汤的传统文坛崩盘。现在成了阅读大师，已被解毒了。
最了不起是中神通格非，到了京城清华大学当文学教授，人面桃花，德高望重。
北丐洪峰也真的成了乞丐，在关外的盛京故都有人看见他上街挂牌乞讨，真真入了苦界。
这是人间的机缘巧合，还是真有什么命运在故意弄人？
我感到很有趣儿，忍不住就要追问：是谁当年掌控话语霸权，赐给他们这样的文坛封号？怎么就这么准确一语成谶？
设想，如果洪峰当时没被封为北丐，是南帝，那么成为北丐的苏童会去乞讨吗？虽然这个答案不可能有答案了，但我还是要说，理性的苏童不会成为乞丐，他会把丐帮经营成国营集团，自己当皇帝般的CEO。而感性的洪峰会让南帝沦落成北丐，被逐出王宫去大街上乞讨。
如果洪峰是东邪呢？他不会写《兄弟》上，也不会写《兄弟》下。他会写出好的小说让人说好，却不会写不好的小说让人说好。这样下去，还是赚不到钞票，还得去乞讨。
那洪峰要是西毒呢？他不懂得设置圈套，自己在一个剧目室的困局中就已经走不出来了。为了突围，只好选择了乞讨的下策。他是中神通就更不行了。京都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的桃李讲坛，是一个道德圣坛，他带着大理国的一个妙龄小女，无论是为了文学，还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身体，他都不可能登上那个讲坛，也不可能德高望重。
那么，北丐洪峰就一定要去乞讨了吗？是的，一语成谶，这是宿命。
洪峰是一个令我很心仪的作家，当我写完长篇小说《中年英雄》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中年底线》，而且都是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在丽江，又听说他也在丽江。我们不认识，但我希望能在纳西古城悠长的木府雨巷里相逢。
我因写了首部手机小说，成为手机小说第一人，被誉为知识英雄，一字干金，文字最昂贵的作家。遵照这个逻辑，我期待自己将来也能一语成谶，成为文坛最富有的人。
呼吸农药
终于在广州一个美丽如画的郊外，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居所。第一次进到那个花园小区，站在九楼上，看不到车流拥挤的道路，听不见昼夜轰鸣、喧嚣的马达声，没有噪音，很幽静。最让我醉心的是这里的乡野景致。往下看去，先是看到楼下一条水沟，纯粹的不加修饰的乡村水沟，然后是一畦阡陌纵横的菜地，远一些便是一片浓密的树林，可能是荔枝树，再远看是山，虽是隐约的浓荫，却也让我心中产生一股高旷的气势。
我很欢喜，也感欣慰。在广州终于觅到了这么好的居住景观。我可以不与外界来往，足不出户，潜心清静地在这里续写我几次中断的小说了。
入住的第二天，黎明鸡叫和鸟鸣便唤醒了我。我便改变习惯，特意早起，兴致勃勃地站在阳台上，深深地、深情地吸了一口来自白云山脉、这花城郊外稀罕的清新空气。空气很清凉，沁入鼻腔、口腔、腹腔，我趔趄一下，差点摔倒，腿开始发软打颤，眼前也模糊起来，飘动起了绰绰黑影。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农药味道。
我用意志力稳定住情绪，定睛向下看，见有几个农人头戴草帽，身背喷壶，正在露水中来来回回，奋力地喷洒农药呢。
我赶紧从阳台逃进屋里，关紧了家中所有的门窗，打开空调，调到最低温度、最大风力在房间里猛吹。我站在空调下张口对着出风口，把冷气大口大口吞进肚子里，然后刷牙、漱口，往肚子里猛灌三大杯白开水，想把吸入到肚子里的农药排挤出来。
从那以后，我就门窗紧闭，屋子里开着冷冷的空调，隔着玻璃，看着外面仍然美丽如画的景色。只是那景色不再让我感到欣喜了，就像一幅风景画，一下子显得有些褪色了。这种褪色，还不是岁月久远的那种布满古意的色调，倒像时下市场流通的人工造假的一副赝品，看着让你觉得扫兴甚至厌恶。
从此，这病就算落下了。我甚至下楼走向停车场都不敢呼吸了，每次都是惊慌失措地屏着呼吸，赶紧钻进车里，关上车门，打开空调，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我没了续写小说的情绪，每天邮件、MSN、QQ、短信，不断地与外界联系，找机会，找借口出去游玩，很恐惧回来呼吸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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