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莎的哀怨》描写贵族少妇丽莎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东方巴黎上海，在生命线上苦苦挣扎，最后沦为妓女的凄艳故事。小说以丽莎昔日的荣华和当前的沦落为对照，生动细腻的描写了主人公从金尽囊空到走投无路、到变相卖淫、到公开为娼、到得梅毒而死的悲惨过程，把丽莎复杂的心态和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由于整篇小说采取了主人公自叙的形式，因而使红颜薄命的哀怨更为深切。

《丽莎的哀怨》作于一九二九年，主人公丽莎原是一位纯洁、善良的俄罗斯贵族女子，在十月革命的风浪里被迫流落上海，沦为脱衣舞娘和妓女，经历灵魂流浪与肉体漂泊的双重磨难，最终投身海底。小说发露了革命与人性的冲突，传达出深沉的人性悲悯，从一开始就遭到责难。其后《冲出云围的月亮》重新向主流话语回归，叙述女战士王曼英在大革命失败后种种精神突围和成长历险，最终在引导帮助下，抛弃对社会的性复仇，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蒋光慈小说对女性的成长及心理描写入微，是对小说文体的大突破。但作家为此遭到了严重批判。小说本文之外的附加材料，展现了《丽莎的哀怨》这一经典的接受史，其问的意义和启示，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

丽莎的哀怨

冲出云围的月亮

《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

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

夏衍同志谈蒋光慈

关于蒋光慈党籍问题的一件史料

左联作家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始末

蒋光慈退党风波

关于蒋光慈俪莎的哀怨》的评价

“文体”的困惑

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

蒋光慈年表

编后记

丽莎的哀怨

蒋光慈

医生说我病了，我有了很深的梅毒……

上帝啊，丽莎的结局是这样！丽莎已经到了末路，没有再生活下去的可能了。还有什么再生活下去的趣味呢？就让这样结局了罢！就让这样……我没有再挣扎于人世的必要了。

曾记得十年以前，不，当我在上海还没有沦落到这种下贱的地位的时候，我是如何鄙弃那些不贞洁的女人，那些把自己的宝重的、神圣的、纯洁的肉体，让任何一个男子去玷污的卖淫妇。她们为着一点儿金钱，一点儿不足轻重的面包，就毫无羞耻地将自己的肉体卖了，那是何等下贱，何等卑鄙的事情！

曾记得那时我也就很少听见关于这种罪恶的病的事情，我从没想及这方面来，我更没想及我将来会得着这种最羞辱的病。那时如果我晓得哪一个人有了这种罪恶的病，那我将要如何地鄙弃他，如何地憎恨他，以他为罪恶的结晶。我将不愿正视他一眼，不愿提到他的那会玷污了人的口舌的名字。

但是，现在我病了，医生说我有了很深的梅毒……上帝啊，这就是丽莎的结局吗？丽莎不是一个曾被人尊敬过的贵重的女子吗？丽莎不是一个团长的夫人吗？丽莎不是曾做过俄罗斯的贵族妇女中一朵娇艳的白花吗？那令人欣羡的白花吗？但是现在丽莎是一个卖淫妇了，而且现在有了很深的梅毒……丽莎的结局如那千百个被人鄙弃的卖淫妇的结局一样。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如白云苍狗一般，谁个也不能预料。当我还没失去贵族的尊严的时候，当我奢华地、矜持地、过着团长夫人的生活的时候，我决没料到会有今日这种不幸的羞辱的结局。真的，我绝对没有涉想到这一层的机会，我只把我当做天生的骄子，只以为美妙的、富丽的、平静的生活是有永远性的，是不会变更的。但是俄罗斯起了革命，野蛮的波尔雪委克得了政权，打破了我的美梦，把一切养尊处优的贵族们都驱逐到国外来，过着流浪的生活……

现在我明白了。生活是会变动的，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我自身就是一个最确当的例证：昔日的贵重的丽莎，而今是被人鄙弃的舞女，而且害了最罪恶的、最羞辱的病。这是谁个的过错呢？是玷污了我的那些男人的过错吗？是因为我的命运的乖舛吗？是野蛮的波尔雪委克的过错吗？唉，波尔雪委克！可恶的波尔雪委克！若不是你们捣乱，贵重的丽莎是永远不会沦落到这种不幸的地步的啊。

我们，我同我的丈夫白根，离开俄罗斯已经十年了。在这些年头之中，我们，全俄罗斯的外侨，从祖国逃亡出来的人们，总都是希望着神圣的俄罗斯能从野蛮的波尔雪委克的手里解放出来。我们总是期待着那美妙的一天，那我们能回转俄罗斯去的一天。我们总以为波尔雪委克的政权是不会在神圣的俄罗斯保持下去的，因为聪明的然而又是很浑厚的俄罗斯人民不需要它。它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不过是一时的现象，绝对没永久存在的根据。难道说这些野蛮的波尔雪委克，无知识的黑虫，能有统治伟大的俄罗斯的能力吗？俄罗斯应当光荣起来，应当进展起来，然而这是优秀的俄罗斯的爱好者的事业，不应当落在无理性的黑虫的手里。

我也是这样想着，期待着，期待着终于能回到俄罗斯去，重新过着那美妙的生活。我曾相信俄罗斯的波尔雪委克终有失败的一天……

但是我们离开俄罗斯已经十年了。我们时时期待着波尔雪委克的失败，然而波尔雪委克的政权却日见巩固起来。我们时时希望着重新回到俄罗斯去，温着那过去的俄罗斯的美梦，然而那美梦却愈离开我们愈远，或许永无复现的时候。我们眼看着波尔雪委克的俄罗斯日见生长起来，似乎野蛮的波尔雪委克不但能统治伟大的俄罗斯，而且能为俄罗斯创造出历史上的光荣，那不为我们所需要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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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吏》，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昕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闷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未，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男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从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压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绯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半城山半城水》，唱的就是我现居的城市。那山叫赭山，那水叫镜湖。我上班的学校正背靠赭山，面向镜湖。校园里有一块地方，九十年前是安徽省立第五中学的校址。校园几经改建，五中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

整整九十年前，五四运动的影响波及到这里。五中的一位学生，开始以蒋光赤的笔名发表文章，在校内组织罢课，在校外鼓动罢市。这个学生不久去上海接受培训，接着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致力于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第一位革命文学作家。后来，他改名蒋光慈，创办太阳社，参与左联的发起，在当年的文坛上显赫一时。

然而，正当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因为一部“大胆尝试”的小说《丽莎的哀怨》，遭到地下党内部错误路线的批评，加上其他原因，竟被开除党籍。同时，因为他的作品属于普罗文学，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查禁，本人也被便衣特务盯梢。内外交迫，贫病交加，年仅三十一岁，他便离开了人世。

现在，回过头来重读蒋光慈留下的九本小说，草创期的粗糙痕迹十分明显。如果还有足以传世，或者说，还有值得一代一代读者反复阅读的作品，恐怕就是这部《丽莎的哀怨》了。这一观点并非主观臆断，本书附录所收的相关文献可以证明。

在小说出版后不久，作者的朋友、同为革命作家、后来还成为革命烈士的冯宪章便撰文作了热情的赞扬。他的观点，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基本一致。未曾想，另一位革命作家、左联实际负责人之一的阳翰笙(华汉)随后写了一篇反驳文章，指出小说动机与效果相悖，思想内容属于政治不正确之列。后来，地下刊物所刊载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通报中，指责这部小说的错误，理由如出一辙。

蒋光慈去世的同时，也淡出当时读者的视野。建国后的文学史，大多采取“一分为二”的策略，肯定他的某一面，否定他的另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对蒋光慈的研究才走上正轨。他的党籍问题，也被提将出来。另一位曾是左联重要负责人的夏衍，在回答采访时，记不得当年组织做出的决议，说蒋光慈没有被开除党籍，他可证明，还说阳翰笙也可以证明。可研究者找到了“一件史料”，即地下党机关刊物《红旗日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近些年，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仍有人在撰文探讨。有人还在中央档案馆查出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开除蒋光慈党籍的通知。事情的真相，基本予以澄清。

对受到当年错误路线严重批评的《丽莎的哀怨》，如何重新评价，逐渐成为蒋光慈研究的一个焦点。本书附录部分最后三篇文章，是从近三十年众多评论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蒋光慈<丽莎的哀怨>的评价》一文分析了作品思想上的矛盾，肯定了艺术上的进步，代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思潮。《“文体”的困惑》一文运用现代叙事学理论解读作品，探讨被误读的原因，代表上个世纪九十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向。《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一文从现代学术视野，阐释作品艺术探索的实验性，以及所展示的人性深度，代表着二十一世纪年轻学人的新思维。有意思的是，这最后一篇文章，与最初冯宪章那篇文章，同样是作正面评价的。尽管评价的标准不同，这部小说的经典地位再一次得到认可。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所谓经典，一定是能被不同时代、不同读者接受的作品。附录所收的九篇文章，完全可以看作《丽莎的哀怨》这部经典的接受史缩影。从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观念的变化，也可以看到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其间的意义和启示，又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

桑农

2009年3月28日 于安徽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