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加遗体告别的人群中听到一个杭州口音。我从未听说过乔叶在杭州还有别的朋友。我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个穿制服的警察。这更让我惊讶。我怎么一直不知道乔叶跟钟楼认识啊?我问乔叶的老婆乔叶怎么会有当警察的朋友,而且还在杭州,她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乔叶的尸体就是这个人帮忙弄回来的。乔叶的老婆说到这里,直直地看了我一眼。我隐隐从她的眼神中感到了一丝不满。乔叶死在杭州,我对他的死该不该负一些责任,这是个还有待推敲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就是乔叶到杭州后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这至少说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或亲密。对于这一点,我也在心里犯嘀咕。后来我在旅馆里又遇到了这个来自杭州的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警官钟楼。他在这个古老而袖珍的城市里举目无亲,因此看上去形单影只。我清楚地知道他一直对我以及我这类人抱有很深的成见,但还是走过去主动邀他一起去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一家酒吧喝酒。我们居然很谈得来。说真的,尽管我们都来自杭州,并且早就认识,但我们缺少共同关心的话题,除了乔叶。
在警察钟楼看来,乔叶到杭州纯粹是来找他的麻烦的,尽管他们先前并不认识。“他进来的时候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钟楼说他当时正用一把十分考究的指甲刀修他的指甲,“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什么都不懂却又非常自以为是的家伙。这样的家伙通常脸色苍白,头发留得很长。”钟楼说着剜了我一眼。我立即为自己的长发羞愧不已。钟楼长着一双女人的锐利的眼睛。其实我也说不清女人的眼睛跟男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但钟楼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想到女人。他用这双眼睛瞟着乔叶。乔叶却还在东张西望。“天知道他在找什么,或者找什么人。”钟楼撇撇嘴说。乔叶的目光孤苦伶仃地在值勤室内溜达了一圈,怏怏地落在钟楼的脸上。他被这位警官的冷漠吓了一大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其实骨子里唯唯诺诺,”钟楼斩钉截铁地说,“那才是他这类人的本性!”
“我来报案。”乔叶小声说。乔叶在这里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先叫一声同志或别的什么称呼,而是直接就说出了他的来意。这让钟楼很不舒服。警察钟楼是那种十分需要别人尊重的人,报案对乔叶来说固然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但对于一个在派出所工作了差不多十年的老资格警察来说,“哼,天大的案子也休想让我掀一下眼皮!”钟楼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对我说。
和乔叶一起进派出所的还有出租车司机。事实上,乔叶几乎是被出租车司机扭送到派出所的,因为,“这小子欠我三十六元车费!”出租车司机从乔叶身后探出头来,愤愤不平地对值班民警钟楼说。这样一来,乔叶的受害者形象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骗子的形象代替了。一向彬彬有礼的乔叶显然不习惯抢着跟人说话,便高傲地沉默了。这种沉默在钟楼看来,既是藐视,又是挑衅。“总之。他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几天以后钟楼对我说,我客气地点点头。多半是由于乔叶的沉默,使得钟楼更愿意多听听出租车司机的叙述。身高还不到一米五八的司机详细介绍了“案情”——他在使用这个词时,脸上显出了即将有严重的事情要发生的神色。
乔叶从杭州火车站出来后,就上了车牌为浙D-E1503的枣红色桑塔纳出租车。他在副驾驶座上坐下后,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将一个长方形的硬皮箱子放在两腿之间,还用两手小心地护着,生怕磕着碰着。司机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问他要去哪儿。这呆子却只是挥了挥手,“你只管往前开,该拐弯的地方我会提前通知你的。”他说。司机倒也不怎么在意,“这样的呆子我见得多了。”他这样对钟楼说,因为他是个整天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出租车司机。于是他就一直往前开。但事实上他们一直没有拐弯,好像这个长得跟五年级的孩子一样高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乔叶要去哪儿似的。我想他们一直没有拐弯是因为出了火车站就是环城路的缘故。他们就这样沿着环城路一直向前奔驰,从环城东路到环城北路再到西路。司机和乘客好像在暗暗较劲。最后还是司机先败下阵来,“越往前开我心里越没底。”他对值班民警钟楼说。于是他就在一个弄口停了下来。“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他挺没面子地问金口难开的乔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的乔叶抬头打量了打量四周,说:“那行,就在这儿下吧。”说着将手伸向上衣口袋,“瞧那架势是要掏钱包,好像他多有钱似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横了一眼乔叶。但是,那呆子什么也没摸出来。他转过脸来,真诚地望着司机,说:“对不起,我的钱包不见了。”那时候,司机刚从计价器上收回目光。计价器上显示乔叶该付给出租车司机三十六元人民币。
已经没有人知道乔叶的钱包是怎么丢的了,并且,也没有人知道他身上到底带了多少钱。他的妻子在他消失后仔细盘点了家里的财政状况和物资存量,发现几乎没有缺少什么。一直过了好几天,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才搞清楚,乔叶除了身上穿的和随身物件外,只带走了他的萨克斯,就装在那个长方形的硬皮箱子里。钟楼说那箱子“跟三个骨灰盒连起来一般大”。
“你们是不是嫌我们没事干?这么点破事也来派出所!”老资格的治安警钟楼处理起伪艺术家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纠纷来显得游刃有余,但他首先,呵斥了乔叶。“赶紧把钱付给人家。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白坐人家的车吧!,,
“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乔叶一脸无辜地望着钟楼,“我也不想来这种地方,可他硬要拉我来,我就顺便来报个案。”P004-005
任性的选择(代后记)
李浩 黄土路 徐则臣 王小王
王小王:我们又要谈小说,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谈小说,即使我们之间不谈,我们也跟别人谈,跟作者谈,跟读者谈,要不然也会自己跟自己谈。我们替不看小说不爱小说的人无奈,人家也在替我们着急,大概也会觉得我们是可笑的。然而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多么严肃。面对小说,我们是真性情的,是满怀感动的。在我自己身上,我时常感到文学给我的救赎,当生活的真实已显露淋漓的残酷,文学总能为我打开又一个出口,它给我“凡墙皆门”的生命感觉。人们说,生活,远比小说复杂。当然。我也会发此感慨。而同时,我也常常会感到小说远比生活本身丰富。这是无望的辨证。只能说,它们同样深不可测,远不可达。真正的小说绝不是对生活的复制,而是一个再造的世界。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符合人类向神的潜意识,我们暂且把眼睛移到我们的肉身之外,打量我们的生活,并尽力创造一种区别于“已发生”的“再发生”,从这个新通道里反观我们自身的善恶美丑。“讲故事”演变为一种艺术,是人类进化更为充分之后自我觉醒的表现。久远的声音与色彩艺术似乎是天赋神授,有种自内而外的喷薄力量,而小说艺术是向内再向内的,是人类为人类自己创造的。我自己对小说的这种执拗的理解导致了我对小说的特殊感情。我想,假如我不再编小说,不再写小说,我至少已经学会了读小说,我掌握了一种自认为正确的阅读姿态,就是把眼睛转过来,向内向内,再向内。
我们在读小说的过程中都感受到了太多无法言传的东西,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于是我们做了一套小说选,小说带给我们的,我们也只能通过小说带给别人,解释是解释不通的,归纳是归纳不出来的,只有原样奉上。当然,我们做的这套小说选有我们的标准和选择。这些我们早已在内心里有了共识,或者可以说,真是这样的共识,促使我们产生了做一套不一样的小说选的想法,并最终能顺利地得以实现。
李浩:是的,在编选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磨合与沟通,也使原本不甚清晰的想法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完全显现。我逐渐感觉到我们做的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既然是共识,我想我的总结也代表大家。我认为我们编辑这样的小说选,其初衷是:一、发现和展示新世代的华语青年作家在十年来小说创作上的新成就,用我们这一代人的,同时是专业性的眼光来观照当下华语文学创作;二、它有去蔽的意味,对被一些旧有思维和惯性,对一些傲慢和偏见所遮蔽的写作和作品的发现与展示;三、它有强烈的“个人趣味”,出自于我们这些作家、编辑的真心的喜欢:它是我们这些所谓新生代的编辑选出的,代表了我们认为的艺术标准,和这一代作家已经达到的艺术标准。四、为文学史提供必要和可信的佐证。当然,对于第四点。只是我们的美好愿望。我们期待自己的工作获得更大的更持久的价值。
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些目的性,也就产生了相应的选稿标准:一、它首先是也必须是有艺术质地和情感投入的好小说,让人回味的好小说;二、在思想上、艺术策略上,有自己的独特提供和发现;三、有创新意识,我们尽可能地排除了那种四平八稳的大路货;四、有扎实的写实基础,有灵巧的飞翔感。
王小王:回头看我们选择的所有作品,我觉得基本上是符合李浩总结的几点选稿标准的。其实我们当初在向其他编辑发出邀请的时候,并没有这么详尽的条规,我在发给大家的信件里,只有一条,就是无论如何,选择你发自内心喜欢的小说。最后从大家选出的作品来看,却有种不谋而合的意味。但你们有没有发现,李浩总结的四条标准,同时也是我们选稿时不约而同执行的标准,它们难道仅仅是我们的标准吗?难道不是所有好小说应该具有的质素吗?可我们在此庄重地重提,并且并没有显出多余,这是不是也在表明我们的文学场中已经有了某种力,在不经意间牵引了我们的小说走向,而使人难免忘怀了小说本来的美呢?其实我们就这个问题也多次谈论过,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我们有了借编辑小说选来彰显我们的文学主张的想法。在编选过程中,我得到了额外的收获——我看到了很多真正意义上的“80后”作家,这是与媒体热炒的不一样的“80后”。我曾认为华语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深而宽的低谷,但是这些作者的作品将我的“原以为”打碎,重塑了一个高调的期待——华语文学后继有人,并将在他们身上得到更高远的实现。
当然我们不是以“80后”为主题的,我们没有以代际来将这些作者们分割。我们用了一个模糊的称谓——新实力。这套书收入的是在新世纪成名或开始写作的作家作品,所以我们也称之为“新世代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具有着上面李浩提到的“特点”,已经超脱了代际的圈围,在一个更高的更本质的层次上达到了统一。
在我们的作者群中,我个人尤其关注一些人,比如东君、映川、薛舒、张惠雯、弋舟、林苑中、葛亮、王小菊、畀愚、张静、石一枫、韩松落、叶勐等,我觉得这些作家都已基本找到了个体进入小说世界的最佳切入点,正在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作品飞扬而不乏深厚之力,呈现了对人性角度刁钻的折射,应该得到更多的瞩目。这些作者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同伴们共同遴选出的,我想大家肯定也有各自的想法。
徐则臣:其实在这个阵容里,70后还是主力军,所以我主要谈谈70后写作的想法。现在好像70后热起来了,不是作为“作家作品被研究”热起来,而且作为一个大而化之的尴尬的文学现象热起来。很多媒体和批评家上来就喜欢笼统地说70后写作两头不靠,既无名声也无拿得出手的东西更无市场,但很少去认真地看看70后的作品。我怀疑他们根本没看,只是想当然地落槌子下结论。也有看的,但评价70后时用的完全是两套标准,拿作品质量去和60后比,拿市场去和80后比,得出同样的结论。要给一代人下结论还是公正和慎重些好,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从70后的写作环境来说,目前的状态我以为未必是坏事。或者说。两头不靠恰恰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与60后比,70后可能历史感少了些,但传统的包袱也少了,传统很伟大,但传统的力量过大,也会压死人,你可能永远都逃不脱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等等的五指山,这么看,70后更自由一些。与80后比,70后某一部分小脑不发达,市场意识跟不上,对文学而言不是坏事,少了喧嚣和浮躁,可以沉下来认真读书、思考、写作,宁静以致远。对文学而言,最重要的只能是文学,而不是市场。现在的局面很好,都在一声不吭埋头苦干。这种局面一部分,或者说主要源于这个时代,历史到你这茬就变了,你赶上了,你就认认真真做你该做的。当然也和70后自身有关,从开始就被忽略了,大家可能也就意兴阑珊,也就少了折腾的劲儿。
在杂志做编辑,70后的作品读得很多,他们显然是当下文学期刊的主力。整体上的确有很多问题,比如题材和写作手法趋同、思想的力度出不来、很多人还面目模糊等,这些都很要命,但我觉得需要给他们时间,很多人进入写作才两三年,你让他就如何如何也不现实。在一些写作时间相对长一点的作家身上,你就能逐渐看到差异性。比如李浩的形而上的怪力乱神,比如魏微的烟火人生中的丰饶的情感和智慧,比如李修文的泼墨般的叙述才情,比如张惠雯的对人类普遍的精神疑难的探寻,比如王小菊和石一枫的对世俗生活的凌厉描绘。继续往前走,也许我们就会从一个集团军里看见越来越多的人作为独特的个体分离出来,到那个时候,70后的指称就不再是一把大伞,而是鲜明的一个个的作家。
黄土路:当初小王提出做套书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挺激动的。参与这套书的编选,对我来说就是对这些年“编辑生涯”的盘点。刚做编辑时,对于小说的判断,我的想法是很多的,但久了,对小说的判断反而越来越简单,这就是,这个小说好看吗?这个故事有意义吗?从此延伸开去,我想努力看清一个作家看待现实的态度,把握现实的能力,他的语言的意蕴,他的虚构的才华……《红豆》自2002年改版,进入同行的视野以来,除了“本月主打”编发了一群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新作之外,我们更多的是编发青年作家的力作。这和《西湖》《滇池》等新锐期刊的努力是一致的。现在看这套书的目录,你就会现这是一个以70后为主力的青年作家阵容。我认为以“新实力华语作家”命名这套书是合适的。主要的原因是,当年的“晚生代作家”或者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不少功成名就,已成为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而还坚持写作的反而不多了;随后,以80年代出生为主的青春作家在市场里风起云涌,成为既得的利益者。而被评论家们称为“夹缝中的一代”、“被遮蔽的一代”的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反而成为新世纪以来最为沉潜的写作者。我同意则臣说的,他们正是当下文学期刊中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主力。由我们十个文学编辑推选出来的这个篇目,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李浩:可以说,新世代作家在艺术的探究上,在对人性和现实的发掘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发现和提供,然而,某种的出于惰性和傲慢的遮蔽也同时存在,说这一代作家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一代作家,这也确是某种事实。当然,我有时想,遮蔽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说也许是好事儿,只要他足够强大,只要他不被世俗和自我的怀疑压垮。是的,有许多具有实力的年轻作家应当受到更多的瞩目,我们编辑这套作品选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过,一个写作者过多地关注于声名绝对不是好事情。记得有作家说过,一个作家的成功标准,应当是他对作家的影响而不是对所谓普通读者的影响,就像卡夫卡之于米兰·昆德拉,维廉·福克纳之于马尔克斯……
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喜欢徐则臣,他的老到让我惊讶,他知识上的广博也是值得尊重的;我也喜欢东君,他的文字里有一股让人陶醉的气息,很现代,有江南的湿与润,也有自由和丰厚;张惠雯的现代感,薛舒文字的凌厉和内在的激荡,葛亮小说中的引人深省,苏瓷瓷充溢的才气和野性……
文学,应当有一个多元的方向,每一个人都应当充当那株“林外的树”。我愿意也的确见到了这一群作家在艺术和思考方向上的分野。做这样的一个选集,我们首先注意的是不同。由此,我注意到光盘、真十、东君、刘建东、李约热在叙事上的现代性,在趣味同一的同时他们又有各自的套路和方式,不存在张冠李戴的可能;魏微、金仁顺、乔叶、鲁敏等女作家专注于世故人情,写沧桑和人性微妙,但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敏感点,她们的区别还是显见的;陈集益的小说时常会专注于寓言性;晓航的小说可算相当特别的“智慧之书”;而付秀莹,她的小说则是“向后的”,带有一种温雅和苍凉;张楚,这个北方的“南人”,他用诗来书写他所面对的日常……
王小王:参与选编的编辑绝大多数也是作家,李浩、则臣就不用说了,在创作上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以说已位列新世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土路的创作近来也有了很大突破。我自己虽然写得极少,但也从未想过停止。而外,《收获》编辑走走、《芳草》编辑郭海燕,也都是不可忽略的优秀青年作家。双重身份也许会让我们的创作更清醒,就我自己的体验,我在对同代人的小说“指手画脚”的同时,常会突然地认清自己写作中的某些问题。就好比对着镜子演讲,我们的思考,对外的同时也对内。新世纪以来,这一代作家一直在被人进行群体性的品评,但近两年则臣提到的“作为独特的个体分离出来”的年轻作家越来越多,文学评论界的这种“知觉”是与这一代的很多作家们宠辱不惊的持续努力不可分割的。这部分人就是土路说的“新世纪以来最为沉潜的写作者”,就是李浩说的“不被世俗和自我的怀疑压垮”的那类作家。在我心里面,你们三个都属于这样的作家,都是自己文学主张的忠实践行者,你们也都在这套书里,“我们”也就是“他们”。我想听你们说说自己的创作,是否已遭遇某种瓶颈,近而说说你们眼里同代作家的创作。有人说这是个注定无法产生大师的时代,有人说时代给予了这些作家以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时代无法不伴随我们而行,这些说法听来当然让人沮丧,但是否也有自己给自己“盖棺定论”的荒唐感。
黄土路:我倒认为这代作家从写作环境、独立性等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从出生的背景来看,他们注定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又不像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那样,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苦难,这使他们的写作具有摆脱滞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亦没有受到市场太多的冲击,而能够沉潜下来。他们的阅读和知识储备亦不逊于后来者,所以对他们的写作,大家应该抱以最大的期望。但每个写作者,他的局限恰是来自于他自身,他有感知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心跳的能力吗?他能让自己思想的羽翼丰满起来,从而好好把握自己所处的时代吗?他有力量戳穿谎言,还原真相吗?谈这代人能不能产生大师这个问题似乎还是太早了。写作注定是一件大浪淘沙的事情,每一个时代过去,最终或许只会留下几个写作者。百花齐放的结局往往是几枝独秀。
编选这个选本的十位青年编辑,不少恰好也是写作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写作也有好些年了,但作品寥寥无几,所以不值一提。如果写作可以称得上一辈子的事业,我愿意以自己的速度缓慢前行。
徐则臣:大师并不固定地生活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时代里,有哪种理论能够证明大师就不可以产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师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就的,但他究竟还是个人,在红地毯铺出来之前,很可能冷不丁就冒出来。所以,别把精力耗在讨论某种可能性,而是大家干自己的活儿,一意孤行地往前跑。
“瓶颈”这个词太宏大,也太让人绝望,我觉得对很多年轻的作家来说,“瓶颈”还是比较奢侈,因为大家都在变,一直在变。如果在如此之短的写作生涯中就已经找不到新东西,徘徊复徘徊了,那基本上可以宣布写作生命已经夭亡了。所以,我愿意换一个词,困难:困惑和疑难。对我来说,最初的倾诉的欲望释放了以后,写作的过程就是解决困惑和疑难的过程,你能不断克服困惑和疑难,你就是在变。最怕的是,生活和写作中你没有困惑和疑难。如果是这一拨作家的局限,我觉得就是很多已经没了困惑和疑难,他们按照前辈和生活既有的方式生活、思考和写作,你看不到他们内心的焦虑、惶惑和挣扎,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面对世界产生困惑和疑难是需要能力的,如果哪一天你的写作和故事一马平川顺风顺水,那可能就是出问题的时候了。
我的写作上一直有困难,旧的没去新的又来了。现在想的是,如何在小说里打破故事整一性的传统叙述模式,如何解决传统叙事和现代意蕴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只是瞎想,因为一直有这么个困惑。
李浩:我肯定不是代表人物,肯定不是。我愿意也的确是一个边缘,则臣也说过我,在我得鲁奖之前没有人知道我。哈,这是事实。我想在这个群体中,如果有代表,也是别人。而且所谓的世俗影响也说明不了什么。不过,我还是愿意就自己的瓶颈在哪里多说几句。一是我现在也没有找到思想和故事之间可完美结合的支点,所以我的小说有些涩,会阻挡许多的人,当然,我也不会为了故事而过多地牺牲我的想说。铁凝曾提到,李浩的想法很多,但赖以表达的手段还太少——这是个问题,对我而言。二是叙事的中国化问题。我的小说多数不像中国小说,它如何变得面目更为清晰,更有地域性同时又必须符合好小说的普世原则,是我要进一步要考虑的。三是知识贮备的不足,生活经验的不足。文学毕竟是一项长跑,毕竟是一项综合的艺术,而我,想走的也是那种智慧之书的道路。四是野性的不足。我一直将自己当成是野兽,可有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家畜了,在这点上我得感谢李敬泽先生对我的棒喝。
至于所谓新世代的作家,我想因为写作方向方式上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局限,我们在反对别人对我们“统一规划”的同时也必须要反对自己的“统一规划”,是不是?不过,我想我们的作家们也应当承认,和现实现世贴得太近,文学理想的缺失,思考深度不够,和与生活过于和解等被人诟病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着。我们这些人身上,在标榜个性的同时,是否也真切地存在着媚俗?
王小王:我觉得你说的媚俗肯定是存在的,这无可避免,区别就在于有人相对清醒并能够自省,而有人是以媚俗为荣的。我们这一代的生存环境前所未有地复杂丰富,“这世界变化太快”,新鲜多元的世界图景渐次打开,即使只是本性里的好奇心和接收欲,已让我们很难静下心来只专注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呼唤纯粹,并尽可能地向其靠拢,极少有人能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文学这类高蹈的理想。很多人都有着非一般的才华,而最终是内心的选择导致了作品气质的分野。
2008年末,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等几家单位共同举办了一个“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对近十年的网络文学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整理。作为初评评委之一,我得以首次直面这一文学的另类种群,说实在的,我最后是失望的。即使是那些毫无文学质素的不忍卒读的冗长文字,也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点击率,忠实狂热的“粉丝”们甚至接受不了评委善意中肯的批评,也讲不出道理,便在网上展开谩骂或者对攻。表面看倒有些争鸣的繁荣,实际上却让人感到仿是一片凋萎的败景。那使我突然明白了“文学将死”的论调由何而来,跳出文学圈,在更广大的民众心中,真正的文学已面目不清,人们的阅读享受也被从灵魂需要里抽离出来,变得极为浅表。文学的尴尬就仿若孙悟空面对六耳弥猴幻化的自己。更无奈的是,人们不再相信有如来佛,都觉得自己足可以慧眼识真。虽然也确实有不少作品表现出了较强的故事织构能力和跳脱轻灵的想象力,但却仅止于此,作者的内心选择使他们与文学相距甚远。
网络解开了发表之锁,个人博客乃至“微博”的出现,更促成了一个人人写作的盛景。可文学反而仿佛更加遥远了。套用一个经济学词汇,这是否已成为一种“泡沫文学”现象?我承认这是事物正常的发展规律,但是否也需要文学界对大众阅读进行一些温柔的引导?为数甚众的作家和出版方对市场的一味妥协已造成了某种恶性循环。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敢于担当,为美好的真文学撑起一个更坚实阔大的空间。
徐则臣:在任何时代,文学都有严肃和通俗之分,而且严肃的是少数,因为更多的读者要的只是娱乐。娱乐造就市场,市场引导作家,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很容易就区分出来了。一个时代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并存是个好事,这样的文学生态才比较健康。纯粹的东西必定是少数,可能是极少数,据说乔伊斯最初的三本书一年里只卖了九本,跟这号人比,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乔伊斯之所以成为乔伊斯,是因为他没有及时地跟着市场跑,没有因为读者喜欢什么就去写什么,而是继续坐冷板凳,写出《尤利西斯》来。我们没必要对“乔伊斯们”担忧,但是可以行动起来,对这个越发通俗的文学时代抱有警惕并努力拒绝。
关于小王所说的“泡沫文学”,我倒是觉得可能得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在一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公开发言的渠道更加多元和畅通,是好现象,大家都在练习表达,都可以很好地表达,这是整个社会素质提升的标志,值得鼓励。也是文学在泛化和对日常生活发生影响的表现。但另一方面,这也造成文学的标准降低,严肃性在下降,让有志于文学的后来者误以为文学的门槛就这么高,’整成这样就行了,从而整体上降低这个时代的文学水平。因为很多新的文学从业者是直接从这些文学中获取营养。我们做这件事,既希望能够直接地张扬我们的趣味和判断,同时便是要通过这种浩荡的篇幅强调这一文学的重要性。
李浩:文学将死,我也确有这样的忧虑,当然好的文学之死应当伴随着人类的死才能到来,我的忧虑是,我们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对美好文学、美好艺术感知能力的丧失。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我当然可以说一二三,不过它定有挂一漏万之嫌,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当然我们写作者、我们编辑和我们的媒体也是这个合力中的之一。
对大众阅读的引导,是应当做也必须要做的,这也不只是文学界的事,而也应当形成一个合力……我是不是天真了些?迎合市场,造成的后果必然是劣币淘汰优币,这种下拉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只有流行文学和市场文学,那势必造成民族素质的集体下滑,活力不足,感知力越来越粗糙……这一潜在的后果可能会在几年几十年后得以显现。文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应当是一种抵御,对下滑的抵御,对流行思想的抵御,对粗鄙的抵御……在当下,我们已经久不谈崇高,不谈奉献和坚守了,对于多数的个人不是问题,但要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则就有问题了。
黄土路:从大的环境看,文学在今天的影响确实已微乎其微了。在这种环境和影响下,确有一种向市场妥协的写作倾向。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一些原来为市场写作的年轻的作家,亦在做着摆脱市场影响的努力,他们的回归反而为文学带来一些阅读者。所以,文学、写作、出版的生态其实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当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时候,确实需要徐则臣所说的抵御,这套书的出版,其实就是一种抵御,它恰逢其时。
王小王:无法说确切什么时候长篇开始突然昌盛,因为《作家》每年有四个长篇专号,所以我们收到了堆积如山的长篇,看似稿源充分得过分,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垃圾,说实在的,我看着那些纸都觉得心疼。与此同时,文学期刊的中短篇整体质量整体下降,出版社也对中短篇作品集态度暧昧,选择苛刻。长篇却不一样,出版起来超乎我想象的容易。很多作家写得一手高质量的中短篇,长篇却写得实在很“跌份”,但没关系,借着些小声名,烂长篇很快出版面市,而那么好的中短篇集子却要你自费出版。对此我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作家来说,中短篇都是藏在心底的不可割舍的爱,它们在结构上对作家的挑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快感。但我们的中短篇正在变成孤芳自赏的花园。是作家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或者我们干脆把责任推给解释不清的市场?
李浩:哈,我觉得是这样,市场这只肮脏的手在糟蹋了诗歌之后又糟蹋了中短篇小说,现在,它们已经进入到长篇中了,用不了多久……那么多的好,那么多的优秀,那么多的纯洁和纯净,被弃于一边,被遮蔽起来,而善于造势的、忙于营销的所谓快餐化的文学(他们令文学变得可耻)却得以一时红火……我想我们应当警惕,如果阅读者最终被这些有着花哨包装的垃圾倒了胃口,可能会连带对所有的“文学”也跟着倒胃口,因为他们不再信任,因为他们以为所谓文学不过如此,不过是垃圾。
黄土路:市场压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跟主发中短篇小说的文学刊物的影响力下降有关,跟人们在一个忙碌奔波的时代里,更需要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有关。我觉得还跟年青一代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现实的质疑和发力不够,致使作品的影响力下降有关。
徐则臣:我也对中短篇小说集卖不动感到奇怪。大家都说生活节奏快,忙得没时间读那么多书,照理时间不多就看看中短篇,但中短篇小说集就是卖不动,据说出中短篇出版社没几个不赔钱的,而长篇就可以噌噌噌地卖。不管你怎么不懂,这就是市场的现实。既然中短篇不好卖,影响小,大家就都去写长篇。在中短篇之间,又通常会取中篇而舍短篇,一是因为短篇更考验人,写着费劲;二是中篇是现在选刊的首选,更是改编成各种电影的最佳材料,无论从声名上还是收益上,短篇都不如中篇,那么为什么不放弃短篇呢?造成中短篇尤其是短篇的弱势和衰落。作家、读者、杂志和出版社都有责任,而最终的责任确实可能要落实到抽象的市场头上。但市场又是所有人共同经营和造就出来的,谁都脱不了干系。这其中作家和读者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无辜,因为市场导向在这个时代简直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裹着裹着就把你裹进去了,等你意识到事情不对了,你已经成了同谋,既是既得利益者又是受害人。所以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逐渐变成大家口头上召唤和致敬的文体,没几个人当真,大家还会继续召唤和致敬,但它也会照样衰落。我们做这套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给中短篇伸张和正名。
王小王:是的,但愿我们团结一致的任性能小有成效。其实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我们也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文学期刊们尽管处境愈发尴尬,但仍然在尽文学心,做文学事,在培养新人,推介好作品方面各显其能。《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中的“发现”其实也是在重申文学期刊们的“发现”。比如吴玄推荐的一些作家作品,多数出自他所在的《西湖》,有些名字我们第一次见到,但他们的作品却显出了长足的发展力。东君的《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是发在《人民文学》的,东君还算是一个新作者,但是并没有被一个老牌文学刊物拒绝,而且一发即在头题。我所在的《作家》杂志也在培养新人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坚实的口碑。还有很多文学期刊,为辈出的新作者建立了平台和信心。我们既是编辑,但也是写作者,所以我们深切了解一个写作的人对一个好的文学编辑怀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我们这一代的编辑能不辱没使命,不使我们的前辈编辑家们蒙羞。
李浩:推介新作者,是一个刊物活力的象征,也是为文学方阵贮备后备的重要方法,我觉得这是每一家刊物都应当做的,都应做好的。我们《长城》在推介新人上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愿意,给每一个有发展、写出好作品来的新锐提供平台,并开设过“青春笔会”和“新锐展”等相关栏目。文学,应当一直关注和注重创造和新生。
徐则臣:我也曾是新人,现在依然是新人,《人民文学》《当代》《山花》《收获》《作家》等杂志在我发表之初都给我了极大的帮助,这对一个年轻人能够把写作这一孤独的事业继续下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人需要肯定和提携,倒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你能让他知道,他是这块料,这么干下去值。数点一下全国各个文学期刊中口碑最好、最有名的编辑,无一不是对新人最好,发掘新人最多的编辑。很多人误以为编辑都喜欢发名家的稿子,其实不尽然,真正让编辑有成就感的,是发现和推出了几个真正有潜力的新人。我在《人民文学》五年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发的一些新人的稿子,比如小王提到的东君的《子虚先生在乌有乡》,还有杨怡芬的《棋牌室》、陈集益的《野猪场》等小说,推出这样的小说我觉得挺自豪。
黄土路:在青少年读者被市场流行的文学盅惑诱导,形成了所谓轻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文学期刊确实要有担当的勇气。为新人的出场开道,引导正确的有质量的阅读,这种努力或许会一时被淹没在快餐和泡沫的文化里,淹没在嘈杂的市场的喧嚣中,亦可能像唐诘诃德的长矛,这是一种孤独的表演。
文学是一种薪火传承的事业,编辑事业亦是。或许我们可以借着这套书的出版,向何锐、田瑛、宗仁发、李敬泽等前辈文学编辑家致敬。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小王:是的,致敬并且汇报,并且感谢,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对文学的信念!也感谢我们的同伴们,《西湖》的吴玄,《山花》的冉正万,《收获》的走走,《芳草》的郭海燕,《花城》的李倩倩,《十月》的宗永平,感谢大家认真的发自内心的选择!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感谢他们带给我们迷人的作品。感谢一切给予本书的编辑出版以帮助和支持的机构和个人!
感谢一切热爱小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