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传教扩大在华影响,一直是法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就为外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做了许多其他列强未能做的事情。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更是为天主教会势力撑腰,在一系列民教纠纷中,不顾是非曲直,一味庇护教士,致使教会成为一股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罪恶势力。
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贵州天主教主教、法国传教土胡缚理(Louis Faurie)自以为有了庇护,更加骄横不可一世。1861年3月20日,他在接到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的由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后,便以为此后进行传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决定持护照去会见贵州军政官员,以获得贵州官府的认可。为此,他特制了服饰和舆轿,选配了仪仗和随从人员。4月4日这天,胡缚理肩披紫带,头戴方帽,坐进紫色大轿,由法国传教士、贵州天主教会外事司铎任国柱陪同,在100多名教徒组成的仪仗队的前呼后拥下,以清朝巡抚、提督一级官员的排场走上贵阳街头,在巡抚、提督衙门前口出狂言,傲慢无礼。随后又派法国传教士梅西满去重庆,向正在那里的法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德纳马汇报贵阳官府不尊重“传教特权”。
胡缚理的这一系列无礼行动,激怒了贵阳官府,提督田兴恕连续三次派兵去贵阳北天主堂,驱赶教徒,查抄经像、祭品及各种宗教用品,并向各府、州、县官员发出秘密公函。1861年7月,青岩县官府处死三名教徒。1862年2月,开州知州戴鹿芝以天主教徒拒绝参加祭龙活动,处死1名教士和4名中国教徒,这便是当时震动朝廷的贵阳教案。
贵阳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即会见总理衙门大臣奕诉,向清政府提出处死田兴恕、戴鹿芝等清朝官员,派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赔偿损失等蛮横要求,并联络英、美、俄等列强的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处死教士、教徒的官员。在法国政府及英、美、俄等国共同胁迫下,清朝政府最后只好部分答应法国的要求,将有关官员革职、议处,另赔银1.2万两,以了结此案。
1862年在第一次南昌教案中,法国政府又站在传教士一边,出面胁迫清政府满足法国传教士的要求。《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根据条约中有关发还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教产,以及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购置田产,悉听自便的规定,纷纷涌人中国内地传教,并刮起一股“还堂风”。南昌府吴城镇梅家巷、汤家园等处,旧有法国天主堂两所,道光年间相继被拆毁。1861年11月10日,法国公使哥士耆(M.A.Kleczkowski)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查还此两处堂址,或另择相当之地交还,并要求在江西遍贴中法和约告示。根据哥士耆的要求,11月12日,总理衙门咨行江西巡抚毓科,示其仿照山东、浙江两省归还旧堂成案一律办理。此一咨文由前赴江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罗安当(Antoine Anot)带交。1862年1月,罗安当抵达南昌后,不但恢复了南昌城进贤门外的天主堂,而且要扩大堂址,以便劝民入教,按期礼拜,另将筷子巷房屋正式作为育婴公所。此后,续建袁家井教堂,在城内外教堂内收养女婴。
1862年3月,适值南昌院试之期,各地会考生童云集南昌。有人将揭露洋教污秽奸恶的《湖南合省公檄》带来,广为散发。加之罗安当等人的育婴堂所收女童多在10岁上下,很少初生婴儿,教堂、育婴堂往往紧闭大门,另由屋后小门出入,非信教之人不得人内观看,引起百姓疑忌,以为确有采生折割之事。4月15日,不少生童、百姓拥至筷子巷教堂,顿时一呼百应,聚集起成千上万的观众,将筷子巷教堂及袁家井教堂捣毁。平日素习洋教并为教士代理照料一切的义和酒炭店、合太盐店内的器皿货物,也被悉数打碎。教民的数十间房屋亦遭不同程度的破坏。罗安当和另一名教士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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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人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陈奎元
2011年4月
本书是由葛夫平编著的《中法关系史话》。《中法关系史话》的内容提要如下:
中国和法国,一个在东亚,一个在西欧,都是文化灿烂的大国。17世纪以后,由于商业的繁荣、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中国的文化艺术传到了法国,法国的科学技术也随之传到了中国,两国间一度掀起文化交流的小高潮。到了19世纪,自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法国也趁火打劫,紧随英、美,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从此,两国间的平等交流关系被侵略与被侵略这种极不平等的关系所取代。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法关系才掀开了新的一页。
葛夫平编著的《中法关系史话》是一本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与法国两国家国家关系的历史普及读物。全书共分七部分,内容包括:中法不平等关系的确立,法国扩大在华势力,法国抢夺势力范围干涉中国内政,法国继续对中国推行强权政治,斩不断的中法文化交流,中法不平等关系的终结,中法从对抗走向建交。本书适合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