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那些看上去都有些破旧的训练场馆之间，来往着相貌气质截然不同的两类青少年运动员。看上去自信而外向的，往往来自城市，从事的是足球之类钱途无限的商业化项目；看上去粗壮而朴实的，则常常是从事非商业化项目的少年，来自农村，家人送他们来的最初目的，常常只是进入城市。他们唯一获得成功的机会就是在几年之内成为世界冠军，最好是奥运冠军。但即使如此，也难保在退役之后就不面临种种生计的烦恼。
在2002年7月23日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向当时主管体育的副总理李岚清汇报，辽宁省体院至今还有十几名世界冠军没能分配工作，希望国家给予这个学院一定的优惠政策。
可是实际上，国家体育体制已经不堪重负。目前中国现役注册运动员约14000人，正常年份里退役待安置的运动员会达到3000人左右，由于特殊的金牌战略，在全运会年、亚运年和奥运年，退役人数还会加倍。现代体育竞技的价格越来越昂贵，每年的体育预算用于支付日益上涨的训练、比赛、科研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很难全面顾及所有运动员的福利。另一方面，功利思维在深刻影响着传统体育体制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运动员本身也无法从中超脱，无形中为退役安置增加了新的困难。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后，为中国田径实现金牌零的突破的竞走名将陈跃玲、年仅22岁的高敏、柔道冠军庄晓岩以及中国泳坛的“五朵金花”中的四朵，几乎都在第一时间退役，实际上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传统体育的价值观决定了如果不能在下届奥运会上再夺金牌，运动本身就毫无意义。这种心理压力会呈现一种几何递增的状态，越是水平低的运动员压力就越大，就越是容易选择退役。中国运动员运动生命的短暂，使得总退役人数大大增加。 在辽宁省体院，积压的待分配人员已经达到几百人，2003年还将有大批运动员退役，其中包括73个各级冠军，他们的出路很难让人乐观。在全国，无法适时安置的退役运动员的比例是40%，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200名运动员一旦离开运动队，就立刻失业。
建国以来累计退役运动员总数则高达27.9万。在这个群落中，因为年龄和伤病的原因而生活艰难者，显然会构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除了一些较受关注的未安置事件之外，大多数事实都还沉默在不受注意的角落里。
在辽宁省体院，曾被队友昵称为“老虎”的庄晓岩曾经忍受过连续14场、每场5分钟的残酷模拟比赛，却在退役后成为无助者中的一员。虽然与才力同为干事，但她在训练处的工作要好得多，至少有办公室可坐。不过生活的困窘对于每个缺乏其他生存能力的退役运动员来说都是一样的，在离婚之后，她依靠自己微薄的薪水独力抚养一对双胞胎女儿，生活一直非常艰难。
更让人吃惊的是戴国宏，这位前世界游泳冠军在退役后回到了辽阳，一度苦苦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却收成惨淡。在去北京进货时，为了打发白天的空闲时间，戴国宏只好去坐地铁，“两块钱可以坐一整天，坐完一线坐环线。”在小服装店经营失败之后，戴国宏只好在一个菜市场卖菜以维持生活。
在以往时代，这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在未来，类似的情况也许也很难发生，他们的幸与不幸都在于生逢中国体育的转型期。
辽宁省体育局长崔大林介绍，在计划经济时代，运动员退役安置对于辽宁省体院来说从来不是什么问题，辽宁省拥有大量的大中型企业，退役运动员数量虽多，但分配到企业不成问题。按照国家政策，运动员退役后首先回原籍，如果符合特批给辽宁的优惠政策还可以转干。当时的企业也喜欢接收运动员，工厂之间经常举办各种比赛，他们完全可以被当作工厂内部的运动员来加以尊重。 真正出问题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开始减员增效，专业技能不达标的工人都在下岗，已经没有哪个厂再需要缺乏工业技能的运动员。以往到了运动员退役的季节，喜欢打乒乓球的厂长们常常亲自到体院来哄抢乒乓球运动员，而最近三年来，再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到过体院来提出类似要求。尤其是被承包的工厂，实际上根本就不再接收任何运动员。
在职业化运动员的收入节节攀升的今天，专业化运动员的退役要求却不得不一再降低。以往辽宁省体院的运动员退役，常常向院长孙永言要求去某某单位，现在提出的要求则往往是不要落下他。在计划经济基础崩塌之后，依附于计划经济羽翼之下的传统退役安置体制确实是面临重重困难。
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邓亚萍、张燮林等体育界委员提交的解决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的提案更多地倾向于金钱补助方法，但是在辽宁省体院和一些东北、西部省份的体育机构，实行这一方法也存在着现实问题。由于本地经济不够发达，这些体育机构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对运动员的贡献做出恰如其分的报偿。
另外一方面，退役运动员所遭受的运动损伤往往是隐性而且长期的，这使得现金折抵补偿的方法并不能完全起到保障他们的生活的作用。在北京，前男篮巨人穆铁柱退役已经近20年，依然伤病缠身，需要国家的补助；在上海，前国家足球队守门员张惠康长期依靠人们的帮助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如今更是流落到一家精神病医院。
竞技体育中少数胜利者的风光，永远建立在无数金钱的投入、无数失败者的陪衬、无数病痛付出的基础之上。因此无论从人员数量、所需资金和社会影响上来说，辽宁省体院都面临着一个苦恼的滚雪球效应：制造的冠军越多，面临的退役安置的难题就越难解。实际上这正是中国体育长足发展几十年之后，后续手段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