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覆亡的历史对现代人来说既熟悉而又陌生，所谓“熟悉”，是因为革命意境下的描绘已是汗牛充栋；而所谓“陌生”，则主要集中于“被打倒对象”所不该有的空白。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只有部分真相的历史已不能构成完整的史实，而历史进程的进退得失与历史人物的功过成败，也都需要多角度、多层级的全新诠释，令人欣慰的是，范晓军等的《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这部作品做到了。

1911年，历经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在三个多月内轰然解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缅怀百年前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民主自由做出贡献的仁人志士，《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作者范晓军等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清末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为重点，试图全方位展现1911年的历史画卷，还原那个特定年代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揭示民族基因密码，探索民族复兴之路。《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作者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们，见微知著，以史为鉴，在成与败、得与失之间，去回昧，去思索。

前言

第一章 我的王朝我做主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度楼”

第三章 战地黄花分外香

第四章 “宪政改革”终误国

第五章 大清议员也疯狂

第六章 “铁路国有”惹大祸

第七章 武昌鸣枪动江山

第八章 阳夏会战得与失

第九章 摄政王全身而退

第十章 革命党攻城略地

第十一章 立宪派巧取豪夺

第十二章 保皇派负隅顽抗

第十三章 亚洲第一共和国

第十四章 中国不要“南北朝”

第十五章 直把皇帝拉下马

尾声

主要引文及参考书目

1645年，多铎攻占南京，俘虏南明弘光帝朱由崧。

从三雄到三“熊”，爱新觉罗家族的历程，再次证明了中国的那句箴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这是为什么呢？

恽宝惠这样分析：“因为那时的皇族，派别虽然不同，而对于奕勖，不能容忍其挟制揽权，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奕勖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袁世凯既去，则掌握兵权的就是铁良了。铁良对于练兵，既有经验，亦有办法，在满族中为头脑比较清楚的一个。他受奕勖的提拔，且极信赖，认为若有他为陆军领袖，则奕勖仍不易搬倒，所以连他一起排去。彼时载沣遇事胸无主宰，听了他们的话，自己又拿不出最后的决断；等到铁良托病开了缺，在京闲住，大概又是载涛、毓朗这些人的策划，认为铁在京仍可与近畿各镇长官暗中取得联络，亦无异于奕勖潜势力之存在。载沣采纳他们的意见，遂把铁良放了江宁将军。”

用对一个人鼓舞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载沣任人唯亲，使军界的一些人感到寒心和不满，结果不是增强了反而减弱了对军队的控制，使原本战斗力就不强的八旗、绿营等部队军心涣散，更加不堪一击。

左手抓枪杆子，右手拎钱袋子。

在集中军权的同时，载沣又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1909年1月，清廷公布了《清理财政章程》，规定中央度支部(财政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各省必须将财政收支情况据实按季呈报度支部，并由度支部派出监理官二人“督同清理”，把各省财政置于中央的控制和监督之下。12月，颁布盐政新章程，诏令设立督办盐政处，以载泽大哥兼任督办大臣，将地方督抚视为滚滚财源的盐税的稽收权完全收归中央，由载沣控制。

载沣左右开弓，使地方督抚权力大为削弱，从而引起这些封疆大吏的不满和抵制。在地方军政、财政、盐务等问题上，各省督抚或联衔电驳，或上书婉劝，闹得沸沸扬扬。

中央猜忌地方，地方远离中央，为日后大清国版图的分崩离析埋下了伏笔。等到武昌事起，这些封疆大吏绝大多数骑墙观望、袖手旁观，有人甚至很快就宣布独立，加速了清廷的覆亡。  四、袁世凯“下岗居家”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用这句话评价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军事独裁者，再合适不过了，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在大清国，一个人要想飞黄腾达，除了自身必要的条件外，还有三条法宝：一是要跟对人，二是不站错队，三是舍得花银子。袁世凯只用了15年时间，就从一个淮军的营务处帮办一口气做到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靠的就是这三条法宝。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号容庵，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父袁甲三参与镇压捻军、太平军，因功晋升为淮军将领。其父袁保中没有出外做官，在乡大办团练。其叔父袁保庆先是追随袁甲三，后调回河南办团练。袁保中见袁保庆无子，便将四子袁世凯过继给弟弟为嗣子。

袁世凯不是读书的材料，屡试不中，一怒之下，一把火烧掉过去所作的诗文，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问，自误光阴耶！”

1881年，袁世凯投奔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吴长庆并不重视这个毛头小子，碍于情面，让小袁随自己的幕僚张謇读书。

袁世凯向张謇发牢骚：“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久住也。”

张謇见小袁抱负不小，便为其美言，吴长庆遂任命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月薪30两银子。

1882年，吴长庆率部东渡，平定朝鲜内乱，袁世凯因功升为同知，负责训练朝鲜军队。

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袁世凯留下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不理吴长庆了，转投淮军领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门下，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深得李中堂赏识：“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

地位变了，袁世凯对周围人的态度也变了，对“张导员”的称呼变得飞快：“老师、先生、某翁、某兄”。P12-13

20世纪的第一年，大清帝国的苦难达到了高潮。

公元1900年，中国旧历庚子年，德、日、意、俄、英、美、法、奥等“西方八国集团”组成联军，攻占北京城。光绪皇帝和“亲爸爸”慈禧太后仓皇辞庙，一路狂奔跑到了西安，母子君臣们把个好端端的千年古都和千万子民丢给了来自“文明世界”的虎狼之师。

据《庚辛纪事》记载，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千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至于人员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这场劫难的导火索是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在当时的大清国，由于种种原因，外国传教士、地方官僚和一般平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势同水火。当时的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

什么天主教，说甚天圣天神，绝天理，灭天伦，直到天讨天诛，天才有眼；

这般地方官，尽是地匪地棍，穿地心，挖地骨，闹到地翻地覆，地尽无皮。．

外国教会势力的膨胀，令僻处乡村的居民不满，由“亮拳”而开始“闹教”。

在以载漪、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官员的怂恿、施压下，慈禧对义和团从“抚绥弹压”转而采取了“招团御侮”的政策。义和团民有恃无恐，烧教堂，杀洋人，结果不仅给国家带来空前灾难，自身也难逃被剿灭的命运。

这次庚子之乱是由《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平息的。这个条约和60年来大清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同的是一个带有侮辱陛数字，大清国向“八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大清国四亿五千万人民每人拿出一两银子为其所犯错误埋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彻底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生存，还是毁灭？

两宫回銮，痛定思痛。不变革是没有出路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于是，清廷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

其实，变革早在30年前就开始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清国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洋务运动。

学者蒋廷黻认为：“恭亲王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时期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是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十分佩服，十分努力去接受。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

靠“洋务运动”富国强民的美梦被甲午一役击得粉碎。直到第二轮改革戊戌变法，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鼓舞下，几乎不按套路出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100天内一口气下达了300多道改革诏书，不仅要变法，更要变事、变人。这些诏书如果得到贯彻落实，势必侵害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因此，帝后两党展开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斗争，结果自然是“后”方获胜，百日维新百日夭折，“帝”方主辩人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被圈在南海瀛台。全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谈“变法”而色变。

慈禧太后是个功利的现实主义者。戊戌年那场斗争与其说是路线斗争，不如说是权力斗争，说是权力之争，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之争，因为权力可以带来利益，绝对的权力可以带来绝对的利益。

形势逼人，慈禧太后扼杀了戊戌变法，却又不得不推动新一轮“清末新政”。新政几乎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文教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民间报业发展，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经济方面：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自开商埠，奖励实业，鼓励民族资本发展；法制方面：修改刑律，废除酷刑，创设警察，制定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推行司法独立；军事方面：编练新军，重振海防；政治方面：仿效日本实施预备立宪，改革官制，设立国家和地方准议会机构资政院、谘议局，开展地方自治，进而筹建责任内阁……”

可以说，这轮变革的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了百日维新，可取得的效果却着实让人郁闷。改革的成果没有被国民所共享，成本却摊到了国民的头上。各项新政成了“权力商品化”的敛财工具。一些人“以挥霍为固然，视公帑若私物，……有拟练一镇一协需款百数十万而无丝毫预备者，有拟建筑审判衙署及改良监狱而用至数十万者”，地方大吏“以‘洋务’两字为开支巨款之地，……奏称核实请销于前，旋以侵冒被核于后”。各部于经费支出中“各攘臂以争利权”，“事之隶学部者，大学分科，请款至一百万；游学生，洋教习，以及购置图籍品物，岁不下千万。事之隶外部者，考察一次，费至百余万，赛会一次费至数十万。事之隶陆军部者，岁一会操，费亦百余万。农工商部所劝者何农？所倡者何工？数十万金建一陈列所，亦即付之一炬；数十万金建一试验场，运购珍禽异兽奇花怪木罗列其中。至民政部之设警官、募警兵，法部分支为大理院，又分支为审判厅、检察厅，用人筹款更纷剧不可数矣”。

到了宣统一朝，大清国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官场腐败、社会糜烂，“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蔚然成风，贫富严重分化更是天上人间。

御史胡思敬针对贪官的横暴和百姓的疾苦，上书陈言：“京官夙称清苦，迩来物力愈艰，俗尚愈侈，饭庄戏馆，高甍人云，酒肉喧嚣，觥筹交错。娼门蜡巨，五色辉煌……”权贵们无耻贪婪、追求奢侈的丑恶嘴脸和荒诞行径，被描写得人木三分。紧接着，胡御史笔锋一转，又以“民生日蹙”同上述现象进行了强烈对比：“佣人日获百钱，不抵昔时二三十钱之用；农民一身任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而潜逃者，比比也；商民一物经六七税，本息俱折，则关门而倒闭者，累累也……上多一豪侈之举，则下增十百饿死之人”。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到不了两年半”。

面对如此振聋发聩的警告，当时大清国的统治者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勇于推进宪政改革，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兴利除弊，多做些保民权、促民生、舒民意、解民困的事情，却在权力的争夺中消耗着有限精力和元气。在这种情况下，新政的各项措施就如一支支兴奋剂，反而激化了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仅在1910年，抗捐抗税、抢米抢粮等大规模群体性暴力事件就达290次。

终于到了1911年，一切隐藏的矛盾、怨愤在一瞬间爆发出来。“清末新政”的产物——以留学生、．新军为主体的革命党和以绅商、官僚为主体的立宪派携起手来，成为大清国的掘墓人，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画上了句号，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整整100年之后，作者试图用文字还原那个特定年代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破解民族基因密码，探索中华复兴之路。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们，以史为鉴，见微知著，在成与败、得与失之中，去回味，去深思。

清廷覆亡的历史对现代人来说既熟悉而又陌生，所谓“熟悉”，是因为革命意境下的描绘已是汗牛充栋；而所谓“陌生”，则主要集中于“被打倒对象”所不该有的空白。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只有部分真相的历史已不能构成完整的史实，而历史进程的进退得失与历史人物的功过成败，也都需要多角度、多层级的全新诠释，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作品做到了。

——独立作家：金满楼

1911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里中国走向了持续几十年的革命之路。(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清晰勾勒出了历史的脉络，为我们理解这个转折点打开了一扇饶有趣味的窗户。

——著名网络作家、青年学者：押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