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需要大国心态》由查继宏编著,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的肆虐,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历史的中国人倍感失落和自卑。
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中国人十分渴望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方法和途径。然而,儒家文化是在两千多年前在农业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它很难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无论孔子、孟子等儒学宗师多么高明、多么伟大,“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们也无法预知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种历史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
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儒家文化很难再适应今天的工业化社会——农业社会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工业社会呼唤商业文明。
《中国崛起需要大国心态》由查继宏编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度被自卑和失落压抑得失去自信的我们,重新找回了信心。然而,就像被压抑太久的弹簧一样,我们从自卑转向自信的同时,有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狂妄自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可以修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造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建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但农业社会留下的陈旧观念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很多时候,由于陈腐观念的影响,我们把无知当成了纯洁,把偏见当成了原则,把愚昧当成了德行。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重新崛起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心态。在我们通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艰难险阻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做好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多一些理性和务实,少一些感性和狂热。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由梦想变成现实。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由于战争和天灾等原因先后泯灭,只有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翻看世界地图,我们很容易发现,虽然这四大文明古国都位于欧亚大陆,但埃及、巴比伦、印度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边,而且彼此之间可以畅通无阻,而中国则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边。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高原沙漠的阻隔,古代中国一直未与西亚和欧洲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公元前4世纪时,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大帝曾一举征服印度,却无力再越过喜马拉雅山进犯中国;公元后15世纪时,帖木儿大帝也曾试图征服中国,在途经沙漠时突然暴病身亡,只得罢兵回国。
历史学家们认为,中华文明正是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发展。美国世界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曾这样写道:“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人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美国经济史学家龙多·卡梅伦也曾说过:“中国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最具自我封闭发展特点的文明,很少有外来‘野蛮’文明的入侵,即使有,也常常是很快被中国文化吸收、同化。”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西亚和欧洲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虽然其后也出现了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帝国两个相对较大的国家,但总体上来看,西亚和欧洲的国家是越分越小,并慢慢形成了现在的几十个国家。中国历史上虽然也经历过很多次的分分合合,但是一直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中循环。即使是外族的入侵,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吸附力和感召力,同化外来入侵者,并融合成一个整体,使自身得以延续。
我们说中国曾引领世界1000多年,不仅仅指文明或文化方面。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科技大国。这并非自欺欺人的臆想胡说,而是有确凿的历史根据。令人遗憾的是,15世纪末以后,欧洲人得益于地理大发现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开始超越中国,领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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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的肆虐,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历史的中国人倍感失落和自卑。
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中国人十分渴望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方法和途径。然而,儒家文化是在两千多年前在农业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它很难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无论孔子、孟子等儒学宗师多么高明、多么伟大,“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们也无法预知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种历史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
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儒家文化很难再适应今天的工业化社会——农业社会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工业社会呼唤商业文明。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文化和传统都只是工具,人民的福祉才是根本。如果为了传承文化和维护传统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那就成了本末倒置。北宋时期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世纪之初的陈独秀先生也曾言:“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然而,这些有识之士的良语箴言在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面前,犹如沧海之一粟。
中国人向来重仁义道德,却忽视法律规则;重视礼治、德治、人治,唯独缺少法治。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根本不懂民主与法治为何物。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也还停留在“警察抓小偷”的层面。2010年11月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教授高全喜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第88期燕山大讲堂做讲座时,曾批评某电视台科教频道“法治进行时”栏目,播放的全是如何抓坏蛋的镜头,根本不懂法律是用来干什么的。
中国人非常感性,特别善于虚构想象,却不善于实证推理,因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十分发达,我们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的四大名著,可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却没有多少建树。四大古典名著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水浒传》教我们要“讲义气”,却没教我们“讲法制”;《三国演义》教我们要“懂谋略”,却没教我们“懂规则”。在现实生活中,“谋略”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使诈”。由于中国人向来都把“狡诈”解读成“智慧”,所以“田忌赛马”的故事才被我们津津乐道了几千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一度被自卑和失落压抑得失去自信的我们,重新找回了信心。最近几年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就是比较好的例证。然而,就像被压抑太久的弹簧一样,我们从自卑转向自信的同时,有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狂妄自大。
最近30年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发展获得了极大的进步,我们可以修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造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建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但农业社会留下的陈旧观念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很多时候,由于陈腐观念的影响,我们把无知当成了纯洁,把偏见当成了原则,把愚昧当成了德行。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重新崛起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心态。在我们通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艰难险阻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做好各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多一些理性和务实,少一些感性和狂热。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由梦想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