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焦灼》由斯台芬·茨威格所著，其情节并不复杂。作者借小说中人物康多尔大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这本《心灵的焦灼》是茨威格在一九三八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前面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相比他的中短篇，《爱与同情》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尉霍夫米勒偶然认识贵族女子艾迪特。艾迪特是一个下肢瘫痪的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心灵的焦灼》着重于心理层面分析，细腻剖析着“同情”在外界作用及内心意志的互搏下，呈现出来往往是失去控制的两面性。

导言

心灵的焦灼

关于《心灵的焦灼》

这个故事始于一件鲁莽行径，一件全然无辜的笨拙行为，或者像法国人说的，一件gaffe。然后我便试图挽回我干的这桩蠢事的影响。可是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今天，事隔多年，我还说不清楚，我的鲁莽究竟在哪里结束，我真正的过错又从哪里开始。说不定我一辈子也没法把这事弄清楚。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轻骑兵某团当现役少尉。我不能说，我曾经对军官阶层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觉得自己天生该当军官。可是如果在一个旧式的奥地利公务员的家庭里，有两个姑娘和四个老是吃不饱的男孩围着一张伙食粗陋的饭桌等着喂养，那是不会去多问他们爱好什么，倾向何在，而是很早就把他们推出去就业，以免他们成为家庭包袱的时间拖得过长。我的哥哥乌尔里希，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看书过多弄坏了眼睛，他们就把他塞到神学院去学习。我因为筋骨结实，就给送进军官学校。一上军官学校，人生的道路就自动向前发展，不必再去过问。国家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不出几年，国家就按照规定的模式，把一个半大不小、脸色苍白的小子免费培养成一个长着乳毛胡子的候补士官，作为可用的成品，送到部队里去。有一天，正好是皇帝陛下寿辰，我从军校毕业，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久我的领章上就缀上了第一粒金星，就这样我达到了第一站。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隔一段适当的时间，按部就班地自动步步上升，直到得了痛风症告老还乡。就是在骑兵部队这种开销相当可观的部队里服役的事也并不是我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伯母黛西的异想天开。她嫁给我伯父是第二次结婚，那时候我伯父刚离开财政部到收入较丰的一家银行去当经理。我这位伯母既有钱又势利，她不能容忍在她的亲戚当中，有人也姓霍夫米勒，可居然在步兵部队服役，“玷污”她家的门楣。她这异想天开害得她每个月得补贴我一百个克朗，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得俯首帖耳地向她表示感激涕零。到底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对我自己是否合适，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深思过，我自己想得最少。只要一骑上马鞍，我就怡然自得，我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脖子以外。

一九一三年那年的十一月份想必有一道什么命令从一个衙门传到另一个衙门。我们的骑兵中队便一阵风似的一下子从雅罗斯劳调到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城去驻防。我究竟是不是用真实的地名来称呼这座小城，全无所谓。因为同一件军服上的两粒纽扣也不可能比两座奥地利外省的驻防小城更加相似。无论在此在彼都是按照规定拥有同样的设备：一座军营，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座军官食堂，外加三个旅馆，两家咖啡馆，一爿点心铺，一家酒店，一家简陋寒伧的歌舞剧院，献艺的是些被大剧院解雇的歌星，她们还操风流的副业，周旋于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之间。无论在哪里，服兵役都是同样的忙忙碌碌，空虚单调，每一小时都是按照一百多年来铁板的死章程规定得死死的，便是空闲时间也变化不大。在军官食堂里看来看去尽是那么几张脸，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在咖啡馆里打的还是那几种纸牌，玩的还是台球。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亲爱的天主竟然会有心思，至少让这么一座小城的七八百座屋顶上面布上另外一张苍穹，安排另外一番景致。

当然，我这个新的驻地和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那个驻地相比有一个优点：这里是个快车车站，一边靠近维也纳，另一边离布达佩斯也不太远。谁要是有钱——在骑兵里老有各式各样的阔少在服役，还有那些志愿兵，他们有的出身名门贵族，有的是工厂主的子弟——只要及时溜号，就可以乘五点的火车上维也纳，然后乘两点半的夜车赶回来，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上剧院，在环城马路上溜达，扮演一下骑士的角色，偶尔还可以寻芳逐艳；最最受人艳羡的人当中有几个甚至于在维也纳留着个小公馆，或者一个落脚地。凭我每月菲薄的收入，这种使人心旷神怡的风流插曲可惜我都无福消受。只剩下进咖啡馆或者点心铺成了我惟一的消遣，既然我觉得玩纸牌往往输赢太大，我就在那儿打打弹子或者再便宜些，下下象棋。

有一天，大概是一九一四年五月中的一个下午，我正好也这样坐在点心铺里和人对弈。和我下棋的碰巧是黄金天使药房的老板，同时也是我们驻防的那个小城的副市长。例行的三盘棋我们早已下完，只是因为懒得动弹，还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在这个无聊的小窝里还能上哪儿去呢？可是谈话也没精打采，就像一支快灭了的烟卷，有气无力地冒着烟。这时候突然有人打开店门，一袭迎风飞舞向四下飘开的大裙子，夹着一股新鲜空气，把一个漂亮的姑娘带进屋来：这个姑娘长着一双褐色的杏仁形的眼睛，黑黑的皮肤，衣着讲究，丝毫不显得土气，主要是在这天可怜的平板单调的环境里出现了一张崭新的面孔。可惜的是这位俊俏的仙女对于我们这些满怀敬意凝神注视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她迈着急促矫健的步伐，从铺子里的九张大理石的小桌旁走过，径直走向柜台，在那里马上订了十几个各式蛋糕和一打烧酒。我立刻注意到，蛋糕师傅格罗斯迈耶先生在她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行礼，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燕尾服背后的衣缝绷得这样紧。甚至于他的太太，这位长得丰满结实的外省维纳斯，平时军官们向她献殷勤(往往一到月底，大家都欠她好几笔小小的账目)，她都爱理不理，这时候也从她出纳台的位置上站起身来，彬彬有礼，满脸堆笑。蛋糕师傅在账簿上记下订货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姑娘心不在焉地嚼着夹心巧克力糖，并且和格罗斯迈耶太太随便聊天。我们两个也许不大得体地拼命伸长脖子在傻瞧，她可是一次也没看过我们。当然这位年轻的小姐不会去拿一个点心盒子来增加她那纤纤玉手的负担；格罗斯迈耶太太已经十分巴结地连连保证，所有的订货都将送到小姐府上，不会出任何差错。这位小姐当然一丝一毫也没有想到，要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到那台钢制的自动收款机那里去交纳现金。我们大家马上就明白了：这可是位无比阔气、极其高贵的顾客！

等到她订完货品转身要走，格罗斯迈耶先生赶紧抢到头里，给她开门。我的药剂师先生也从座位上站起，恭恭敬敬地向这位从旁飘然而过的姑娘问好。她以雍容大方的态度客气地致谢。好家伙，好一双天鹅绒一样褐色的小鹿眼睛！——我简直迫不及待，等她饱受恭维，刚一离开点心铺，就好奇心切地向我的伙伴打听这位鹤立鸡群的人物是谁。

“什么，您不认识她？这就是……”呃，我将称他为开克斯法尔伐先生，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是另一种叫法。“开克斯法尔伐的外甥女啊——开克斯法尔伐这家子您总认识吧？”

开克斯法尔伐：他像扔出一张一千克朗的巨额钞票一样说出了这个姓名，眼睛盯着我，仿佛他期待我用肃然起敬的口气说一声“原来如此！当然认得！”，作为对他说出的这个姓名的理所当然的回答。可是我是个新提升的少尉，几个月以前才调到这个驻防地来，我不了解情况，对这位神秘的天神一无所知，便十分客气地请他进一步介绍。药剂师先生也就以那种外省人的自豪心情、安闲舒适的神气介绍了一番，——不言而喻，自然比我在这里复述的要唠叨得多，详细得多。P13-17

关于《心灵的焦灼》

法西斯上台后，由于茨威格是犹太血统，他的著作竟被斥为毒品，列为禁书，遭到焚毁。他在一九三八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也就不大为读者所熟悉。

为了纪念茨威格逝世四十周年，我在一九八一年花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赶译这部长篇小说，介绍给读者。翌年，一九八二年，正好是这位著名作家逝世四十周年，《心灵的焦灼》的中译本面世，受到读者欢迎。二十多年来，这部长篇小说再版多次，二○○一年，台湾志文出版社也印行了这个译本的繁体字版，从此海峡两岸的茨威格读者都得以欣赏这部长篇小说。今年，此书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作品集以飨读者，也是为了纪念这位奥地利杰出小说家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

《心灵的焦灼》情节并不复杂。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疾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小说便围绕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发展冲突、刻画人物。作者借小说中人物康多尔大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这段话作为小说的题解，放在全书的前面，可以看作是理解全书的钥匙。作者指出，同情别人并不像霍夫米勒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真正表示同情必须有尽责任、作牺牲的思想准备。因为接受同情者并非木偶，只会消极地接受别人给予的同情而没有自己的内心活动。书中的艾迪特之所以接受霍夫米勒的同情，是因为她觉得这同情之中含有爱情。她自己爱上了霍夫米勒，她认为霍夫米勒也一定是出于爱情才这样始终如一地向她表示同情。霍夫米勒原来以为自己是出于侠义之心、高尚动机去同情弱者，所以心安理得。等他一旦发现艾迪特倾心于他，不觉惊慌失措，因为他并无进一步发展两人关系的思想准备。倘若在正常的情况下，和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结婚也无不可，更何况艾迪特娇美秀丽、楚楚动人，霍夫米勒对她也并不是毫不动心。再说封·开克斯法尔伐是个百万富翁，富甲一方，有财有势，这门婚事也不无诱人之处。司是不巧的是，霍夫米勒打听到，这位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其实是个暴发户，并非真正出身世家望族。他原本是个农家子弟，出身贫贱，做过小伙计，当过经纪人，放过高利贷，通过不甚光彩的手段发家致富，虽然后来改名换姓，甚至取得贵族称号，但是这段不体面的历史和卑微的出身依然像个阴影似的笼罩在他头上。尤其严重的是，他还是犹太血统，这就更加为人所不齿。作者把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在这个行将崩溃的庞大帝国里，封建的门第观念，潜在的排犹势力十分强大，难以抵挡。而军官阶层，尤其是骑兵军官，却被视为社会的精华、帝国的支柱，地位优越，盛气凌人，成为人们艳羡和尊敬的对象。他们自己也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于是在艾迪特和霍夫米勒之间便出现了一条奇怪的简直难以逾越的门第悬殊的鸿沟。在艾迪特家里，一些年轻人无拘无束，感情交融，互相爱慕，这是个与世隔绝、自成天地、具有牧歌情调的理想世界；而在霍夫米勒的军营里，在他团队的伙伴中间，却是个讲门第、论出身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一位名叫巴林凯的退职军官流落他乡，落魄潦倒，最后和一位富孀结婚，却被人斥为“卖身”，军官阶层的傲慢偏激可见一斑。霍夫米勒周旋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也就分裂成两个自我，在内心深处争斗不已，诚如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

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是：艾迪特个性刚强，虽然身体病弱，却是个烈性女子。她明确表示，仅仅为了她倾心相爱的人，她才愿意接受治疗。倘若霍夫米勒并不爱她，她觉得生不如死，宁可立即结束生命，了此残生。霍夫米勒明知艾迪特并无痊愈的希望，如果他出于侠义精神继续对她表示同情，就得承担责任，作出牺牲，不顾伙伴和家人的议论讪笑，接受她的爱情，同意这门婚事。倘若拒不接受她的爱情就不啻宣判她的死刑。艾迪特的生死取决于霍夫米勒向她表示的同情究属何种性质。由此便导出全书的悲剧结尾。

茨威格在本书里采用的是他十分擅长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和本世纪初奥地利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开始采用、后来为乔伊斯、伍尔夫加以发展的“内心独白”(即“意识流”)的手法。如果说，心理分析是对灵魂的剖析，那么内心独白便是灵魂的自我披露。施尼茨勒说过：人的灵魂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心理分析派的小说家就致力于人们灵魂的发掘和刻画。在这类小说里，没有传统小说中必不可少的那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和事件背景全都告诉读者，而是由书中的主人公现身说法自我交待，或者以主人公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让读者瞥见人物灵魂深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颤。《心灵的焦灼》这部长篇小说的特点和茨威格中篇小说中的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马来狂人》等一脉相承。它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来收到引人人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

这部小说的结构依然是茨威格惯用的倒叙法和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由一个当作家的“我”的开场白，引出了霍夫米勒的自述身世。故事乍一看来，平铺直叙，没有惊心动魄的宏伟场景，没有骇人听闻的怪异事件。这场悲剧的造成是由于心灵的危机、内心的矛盾，而不是宵小作梗，恶人暗算，厄运使然。很难说谁是完美无缺的正面人物，谁是阴险狡诈的反面角色。茨威格让我们看到，写小说并不是非要捏出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不可。那种非黑即白的状况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小说中也大可不必。那样的典型描写颇有脸谱化公式化之嫌。茨威格对艾迪特是倾注了满腔同情的。他把这个受到命运残酷打击、恶意播弄的姑娘写成一个天真无邪、美丽可爱的少女，但是保留着高傲、任性等贵族小姐的特色，稍不顺心便大发脾气，因此在霍夫米勒悔婚之后，她才会痛不欲生，愤而自尽。但是在茨威格的笔下，霍夫米勒也并没有被写成天生的恶棍，恣意玩弄女性的感情。他有正义的冲动、行善的愿望，在军官阶层中应该说还是个佼佼者，所以被人看成“奇人”，侠义的少年，高尚的善人，而且对艾迪特除了同情之外，也确有几分真挚的柔情。然而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经过几番动摇彷徨，最后订婚、悔婚，决定自杀，匆匆出走，抱恨终天。这一切都是出于性格上的弱点而不是由于邪恶的动机。本来，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要求人不受环境、不受社会舆论、不受阶级成见的影响而单凭自己的感情行事。这就产生了许多悲剧，有的是因为屈服于社会舆论而遗恨终生，有的则是因为反抗社会舆论而遭到不幸。茨威格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外界的影响如何激起主人公心里汹涌的波涛，内心的潮起潮落如何左右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心灵的危机如何最终铸成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悲剧命运。

茨威格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里谈到，他之所以长期以来只写中短篇小说而不写长篇小说，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才力不济，难以驾驭篇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这自然是他自己的谦辞。他在这同一本书里介绍自己写作经验的几段话，也许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茨威格说，他的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个人的怪毛病，也就是：我作为读者缺乏耐心，脾气急躁。一部长篇小说、传记，或者一篇论战文章里，任何离题万里、繁复堆砌、夸张过分的文字，任何含糊不清、多余饶舌、徒使情节延宕的段落，都叫我生气。只有一页页读过去、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口气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才给我充分的享受。落到我手里的书，十之八九，我觉得都因为充满了画蛇添足的描写，喋喋不休的对话，毫无必要的次要人物而失之庞杂，因而不够紧张，不够生动活泼。甚至最著名的古典杰作里面，也有许多枯燥、拖沓的段落，我读起来很不舒服。”“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势必在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儆，教育自己要特别警惕。”所以他宁可把素材压缩成中篇而不愿使之膨胀成长篇。像他自己说的：“如果说我深谙什么绝技，那么这个绝技就是割爱。因为如果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进了字纸篓而只有两百页作为筛滤后的精华留下，我也绝不抱怨。”

我们不妨用茨威格自己的写作原则来衡量他这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看它究竟是否情节始终高潮迭起，激动人心。有些评论家指责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开克斯法尔伐的身世和退职军官巴林凯的历险奇遇这两段文字颇有旁生枝节、喧宾夺主之嫌。然而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描写开克斯法尔伐的身世是为以后霍夫米勒的内心斗争作深刻的心理准备，而巴林凯的插曲则是为霍夫米勒的最后变卦埋下伏笔。这样看来，这两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不应受到“割爱”的命运。至于这本书是否能给读者以艺术享受，读者读完之后，掩卷沉思，自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茨威格生前只发表了《心灵的焦灼》这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写信告诉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我此刻正在写一本非常沉重，但并不冗长的心理小说，它的书名将是《同情杀人》，它将描述软弱，描述那种不愿作出最后牺牲的不彻底的同情，远比暴力更加致人死命。这是回归到您的世界，这本书一直延伸到医学范围——这是我的安慰。”翌年，这部长篇小说发表，这就是《心灵的焦灼》。茨威格把人的同情心选作这部小说的主题，绝非偶然。早在青年时代，当他还在柏林求学的时候，他就满怀同情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去了解那些被社会摈斥、为人们唾弃的社会渣滓的命运。他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蘸满同情之笔描写这些不幸的人的身世和遭遇，谴责那些软弱无力的懦夫，他们有同情心，却不彻底，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正如他自己所说，“软弱，”“不愿作出最后牺牲的不彻底的同情，远比暴力更加致人死命。”我们看见这些懦夫在和自己的心灵，和社会偏见苦苦地搏斗，终于遭到失败。他们想爱，又不敢爱，想行善，又不敢行善，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等到痛下决心，已为时过晚。茨威格着力的是心理描写，“这是回归到您的世界”，这便是弗洛伊德研究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本书一直延伸到医学范围”，这便是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医生所从事的心理学的范围。但这并不是～本研究心理学的著作，而是对促使这种悲剧产生，使人遭到不幸命运的时代和社会的揭露和批判。

茨威格的同情心进一步发展，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和罗曼·罗兰一起，呼吁交战各国的人民捐弃民族偏见，摆脱沙文主义的影响，停止仇杀，互相和解。他满腔热情地写出了他的名著《三大师》，赞扬敌对国家的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实际行动号召民族亲善，反对战争。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彤云密布、危机四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茨威格写作这部以同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自然还有更深的意思，那就是启迪人的良知，要他们勇于行善，广布同情，以制止邪恶的法西斯匪帮用蛊惑人心的反动理论和欺骗宣传积极准备的大规模战争。茨威格是个历史学家，研究过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写过《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斯图亚特》、《约瑟夫·富歇》等一系列历史传记小说。他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写的是民众的心理学、时代的心理学、社会的心理学。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沙文主义的狂热和排犹主义的情绪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们早就像毒菌似的侵蚀了社会的肌体和人们的思想，只等一根火柴便可激起燎原大火。倘若它们不是蛰伏很深，蔓延很广，希特勒怎能一声令下就使全国的犹太人惨遭灾难，被送进集中营、关进炼人炉，六百万生灵化为飞灰烟尘！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赞成这样的暴行，心甘情愿地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然而面对政治的高压，排犹的狂热，人们大多慑于声威，迫于形势，装聋作哑，委曲求全，默默地容忍了这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要在战争叫嚣中反战，在排犹主义的狂热声浪中呼吁捍卫人道主义，均须有过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效法卡珊德拉，预言众人热衷的壮举乃是疯狂、终将幻灭，比随声附和、随波逐流，不知需要多少倍的胆识。

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中给我们刻画了一个被视为勇士的怯懦者的形象作为众人的鉴戒。然而他在这里发出的反战的呼声终未被众人听见。第二年便爆发战争，这一次战争更为惨烈，屠杀更为残暴，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茨威格自己早已预见到法西斯就是战争，法西斯势必迫害犹太人和进步人士，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便去国离家，流亡英国，并且取得英国国籍，后来定居巴西。但是对不幸的人充满同情的茨威格绝不会因为个人得到安全便心安理得。他在故乡的亲友被送进集中营，他如此依恋、如此热爱的“昨日的世界”已在冲天战火之中沉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在狂轰滥炸之下丧生。他感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听到新加坡沦陷的消息之后，便在巴西和他夫人双双服毒自杀，留下了一封凄恻动人的绝命书，祝愿所有的朋友“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他这个“过于性急的人却要先他们而去了”。

这个对普天下不幸的人满怀同情，对人类充满热爱的作家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的为人值得尊敬，他的遭遇值得同情。他不是一个战士，没有战斗到旭日东升，没有亲眼看见正义战胜邪恶。但是他的作品中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精神定会鼓舞一代代新的为正义事业而战的斗士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斗志去战胜邪恶、迎接曙光。

张玉书

二○○六年一月十一日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