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勒·达姆斯和米歇尔·斯托勒合著的这本《盖世太保(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依据作者自己的研究和如今可观的科学调查数据，对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做了一个简短的概括介绍：深入揭示了盖世太保的形成发展，消亡，被他们所迫害的人，以及给人类历史留下一道道伤痕。

秘密国家警察作为“第三帝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迫害机构继续生活在回忆里。可这幅画像正确吗？《盖世太保(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一书在最新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书中揭示了盖世太保的工作能力是多么信赖民众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支持。这张迫害网络进入德国社会里的深度远远大过人们一九五四年之后想承认的。

《盖世太保(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由卡斯勒·达姆斯和米歇尔·斯托勒合著而成。

引言

第一章 成立和初期

　前史：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

　盖世太保诞生

第二章 组织发展

　“帝国化”：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手领导盖世太保

　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警察：

　德国、被占国的警察和党卫队体系

　盖世太保的自我认识和意识形态

第三章 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

　人事发展

　盖世太保领导人：迪尔斯，海德里希，贝斯特，缪勒

　盖世太保总部和帝国中央安全总局的领导人员

　外省的地方长官

　盖世太保官员的多样化

第四章 工作方式

　框架条件

　盖世太保的线人

　告密的作用

　与警察、党卫队和纳粹党组织合作

第五章 德国境内的迫害活动

　迫害阶段

　政治迫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迫害宗教组织

　实施犹太人政策

　打击同性恋、“好逸恶劳者”和“社会危害分子”

　迫害“外籍民族”

　第六章 盖世太保在欧洲

　“国外行动”的特征

　扩张的开始：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

　波兰1939年：灭绝战争的开始

　盖世太保在北欧和西欧

　灭绝行动的升级：盖世太保在东南欧和东欧

　战争后半期的任务地区：

　非洲、意大利、匈?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废墟里的极端化；“国外任务”的反作用

　第七章 1945年后的盖世太保

　自杀，逃跑，迫害：从战争结束到纽伦堡审判

　法庭诉讼程序和去纳粹化

　德国法庭追究刑事责任

　在战后德国的飞黄腾达

结束语

　盖世太保留下了什么？

　人名索引

1931年3月，纳粹党柏林大区负责人约瑟夫。戈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警察十分严厉。几乎都不能咳嗽。”尤其是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措施对戈林影响很大：他出版的《进攻》报从1930年11月至1932年7月共被短期禁止19次。经济损失相当大，多种纳粹报刊由于这种禁止不得不申请破产。戈林本人和另外80多名纳粹著名演说家在普鲁士被有限期地禁止演讲。纳粹党的情报机构也遭到严格监视，这同样让戈林痛苦万分，他经常抱怨密探成灾。

监视和监督掌握的信息量很大，包括得出的结论，早在1939年5月的一封备忘录中就这样写道：“另外，党参与执政从而影响政府部门人员具有很大的危险，甚至利用国家的帮助来从事和促进国家及其权力工具的瓦解。可是，一旦国家社会主义者实现了它所追求的这一近期目标，实施他们的第二目标的道路就很短了：以暴力工具夺取国家权力，建立纳粹专制形式的‘第三帝国’，它的内外政策都具有同样有害的破坏作用。”

这一分析清楚表明，普鲁士政治警察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党的危害。在其他州，政治警察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得能胜任他们的任务，尤其在情报方面更是消息灵通，比如在巴登。而在普鲁士，国家保安积极对付纳粹分子。魏玛共和国不是手无寸铁，与今天的许多看法相反，存在坚决反对纳粹党的法律基础。从事国家保安任务的机构传统上自称政治警察。另外，除了情报机构考查和打击极右和极左派别，它本身的任务还包括反谍报活动。换句话说，今天负责宪法保护的各州局和联邦局的任务，当时是由警察完成。

1930年，普鲁士约有1000名政治警察。当时普鲁士共有44个警察局，政治警察为行政警察一处。柏林的政治警察有员工300名，在亚琛、多特蒙德和基尔等其他大城市分别只有12人。他们多为接受过培训的刑事警察，大多数是主动申请从事这一工作的。总体说来普鲁士的政治警察是一个相当忠诚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具，这体现在它对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一视同仁，予以监视和打击。反正普鲁士警察的右眼不瞎。尽管如此，我们还将看到，它后来很大程度上听任新的掌权者操纵。

在普鲁士之外，无论是人员还是组织上，盖世太保都以更厉害的方式从各州的政治警察中招兵买马。巴伐利亚在此起着特别的作用：在这里，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同右倾激进组织有纠缠、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支持政治谋杀的官员就占主导地位。后来他们同崛起的纳粹运动的斗争也很不够，这一事实与普鲁士的坚决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别。另外，在德国较小的联邦州，警察局根本没有设立专门的政治部门，比如在奥尔登堡。相反，在其他州，纳粹党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进入了政府负责部门，从而可以对警方施加影响，比如威廉·弗利克，他从1930年起就担任图林根内务部长。因此，仔细观察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各州的成果区别很大。这要归咎于传统上是联邦制特征的德国警察体制。因此，到处都能成功转变为一个最初是地方性组织的国家秘密警察，就更叫人吃惊了。

在普鲁士，早在魏玛共和国时就停止反对纳粹党了，1922年7月20日，普鲁士政府被国家总理弗朗茨·封·巴本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巴本政变的直接后果是11名警察局长及无数其他的政治警察被撤职，包括柏林警察局长阿尔贝特·格尔泽辛斯基，他的副手伯恩哈德·魏斯和普鲁士内务部国务秘书威廉·阿贝格。不过，这一措施涉及的只有政治领导层，普通警察未被开除。总体说来，1932年7月20日警察机构里的“普鲁士打击”仍是通向“第三帝国”道路上的关键性突破。

柏林政治警察内部还发生了其他人事变动：坚定的共和党人虽然未被开除，但被调去了行政警察或刑事警察，代之以政治上更可靠的警察。他们一开始不是纳粹分子。但1932年秋天还是有个别警察接近纳粹党，建立了最早的联系。政治警察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风格转变：1932年夏天，同“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组织”的合作被停止了，对纳粹党的监视被降到最低限度。同时，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措施涉及的几乎只有共产党人，现在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人。这样，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纳粹党就为通过盖世太保打击对手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P7-10

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代表“第三帝国”在德国和欧洲的纳粹统治和暴政。它是纳粹国家的中央行政机构，具有深远的权限。盖世太保领导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早在1941年德意志警察节时就曾经满意地强调，同时代人是以一种“畏惧和害怕的复杂感情”看待盖世太保。德意志警察节是一场为纳粹国家的警察工作做广告的宣传活动。盖世太保也趁此机会展示了自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不无满足地宣布，它“被政治侦探小说窃窃私语的秘密所包围”。

而秘密国家警察绝不秘密：被强行一体化的媒体早就公开了它的方法。纳粹国家的每一位“对手”都应该清楚，如果他不适应新情况，他就要与谁打交道。盖世太保也不用一道沉默的面纱遮掩它的人员。任何人只要想知道，都可以从众多的官方日程或绝不秘密的工龄表格里查阅谁是它的主管官员。是的，盖世太保甚至触手可及。在德意志警察节那天，也有盖世太保官员站在街角，参加寒冬赈济组织的募捐运动。海德里希曾经说：“开玩笑地讲，我们是变化的，从‘负责一切的女仆’到‘帝国垃圾桶’。”这话虽然有点讽刺意味，但谈到了包围盖世太保的全知全能的光环。

如何接近这么一种被神话包围、貌似全能的机构呢？看看盖世太保的组织和人员，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很快就会引起注意：盖世太保短短几年内将它的人员数量翻了几倍，人数一直在变化不停。它的组织结构也一直在改变。这并不表示计划不充分，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因为，1937年，后来的盖世太保不来梅分局局长阿尔弗雷德·施韦德尔就在他的司法论文中介绍，“只有一支威力很大的警察队伍才能满足”纳粹国家的需求。盖世太保的任务也在变化和增大，最初盖世太保仅在德国境内活动，后来是在整个欧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警察的业务也不同。在纳粹国家的许多机构都可以观看到变化过程，而对于盖世太保不断变化，或更准确地说，适应过程成了它的性格特征。换句话说，1933年的盖世太保不同于1936年、1939年、1942年或1945年的盖世太保。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盖世太保同党卫队的密切联系。弗朗茨·瑙曼是一位德国律师和流亡者，1944年，在介绍过盖世太保及其原则上没有限制的权限之后，就在他的划时代作品《巨兽》里得出结论：“这就是德国的警察系统，它的灵魂在党卫队。”②党卫队同盖世太保一样，要远比纳粹党的其他所有组织同纳粹暴政更多地纠缠在一起。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共生也体现在它们的领导人身上：海因里希·希姆莱同时担任“党卫军帝国领袖兼德意志警察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着帝国中央安全局，这是一个将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的国家组织与纳粹党自己的党卫队保安处结合在一起的机构。盖世太保的成员有的来自警察，有的属于纳粹党，这一不同隶属关系的结合也让当事人的责任含混不清——并不能始终分清是谁做了什么事，是一位盖世太保、刑事警察还是一位保安队员。尽管这个问题对迫害的牺牲者无关紧要，必须纠正到底谁、或什么是盖世太保的想法，因为秘密国家警察要大于名义上划归它的全体人员。

恩斯特·弗伦克尔是另一位逃出德国的法学家，早在1941年就推出了《双重国家》一书，他在分析中将国家分成标准国家和措施国家，它们在“第三帝国”并存并保持着各自的特殊形式，相互结合在一起。在标准国家，规定和法律适用于未受迫害的多数人口。相反，在措施国家，可以对被定义为敌人的人群实施凶残的暴政和赤裸裸的独裁，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弗伦克尔认为，盖世太保获得了“抽走标准国家职责范围内的整个生活领域，转让给措施国家”的权力。换言之，盖世太保是纳粹措施国家的专门机构。

最新的盖世太保研究宣布，盖世太保在“国家警察实践”中的成功主要是建立在群众主动告密支持迫害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是告密才让迫害成为可能，这一论点在过去几年引起了很大关注，也包括传媒的关注。虽然流行的告密肯定对成千上万的纳粹国家受害者的不幸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政党有组织的单位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从普通党卫队员到街区负责人，从保安警察到农村警官直至行政秘书和信使，一旦或只要他们积极帮助迫害“第三帝国”早被打上烙印的少数派，他们在行为时就都是盖世太保的一部分。韦尔纳·贝斯特是安全警察和保安处的首席思想家，他的风头出得很不光彩，根据他的一句名言，盖世太保应该是“德意志民族躯体的医生”，他得到允许、接到命令，根除这个身躯的疾病——纳粹政权的政治、尤其是种族“敌人”很快就被视为这种疾病了。没有哪位医生没有助手、没有什么手术、没有医院：谁想理解盖世太保的工作方式，就无法不考虑这个自荐“医生”的基本设施。在被占领的欧洲，自然而然会将视野扩大到臆想的大屠杀的核心部队周围。参与大屠杀的作案群体太复杂、太多，参与犯罪的机构交织太深。在这个集合体里很难将盖世太保视作独立机构。而它在帝国境内也是以网络方式运作的，将来应该多关注这一点。

1945年后，盖世太保迅速成为一个幻灯屏：纳粹的所有暴行都被选择性地归罪于盖世太保或党卫队。而迫害和灭绝网络的真实规模却被渐渐隐去了。于是，较长时间，无论德国国防军还是“普通”警察都不在刑法制裁的焦点，为数百万士兵、警察、行政工作人员和“普通”纳粹分子融入年轻西德的民主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减轻了负担。历史研究一开始也遵循这一基调，将盖世太保看作一个万能的秘密警察；这一视角直到90年代才发生变化。盖世太保的形象现在变成了一种恰恰是弱小的政治警察。我们相信，尽管存在许多必要的纠正，这一点迄今都被夸张了，盖世太保绝非全知全能，但它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暴政工具，它同其他工具一道屠杀了数百万人。

我们不想以本书进行全面的介绍，阐述所有的方方面面。那样的话无论是规模还是细节都必须多出好多倍。我们只想依据作者自己的研究和如今可观的科学调查数据做一个简短的概括介绍。我们的目的是用这一综合来填充撰写历史的一个漏洞。在这之前谁想了解盖世太保，就必须查阅不完整、陈旧或追求轰动效应的介绍，或通过不断增加的科研文献独立工作。

前两章将介绍盖世太保的成立、组织发展和对自己地位的认识，将它们同国家警察的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研究。相反，第三章的重点是活动家，从领导层开始，到不同的指挥人员直到普通警察，介绍了所有的人员群体。第四章是借助一个个例子介绍盖世太保具体的工作方法。除了普遍适用的框架条件之外，先是提炼出了线人与人员和告密的作用。但是，对于盖世太保的成功，随后介绍的与其他警察和纳粹党机构的合作更重要。还有，迫害的工作分工是盖世太保、乃至整个纳粹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五章探讨德意志帝国及其不同阶段的迫害活动。以被迫害的群体为中心。被盖世太保盯上的先是纳粹政权的政敌，主要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纳粹党在教会和宗教里的敌人同样被盖世太保推翻了。它在迫害犹太人时也起了主要作用。另外，同性恋者及所谓的“好逸恶劳者”和“社会危害分子”遭到迫害，表明秘密国家警察全面的监视权力。这一章结束于对“外来民族”劳工的监督一节，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这成了“后方”的主要任务。

在第六章跟踪了盖世太保在整个欧洲留下的血迹。从波兰至北欧、西欧，直至东南欧和东欧，它留下一条谋杀的线索。在大屠杀的启动和实施上，盖世太保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采用的办法，大约自1944年年中起也用在了德国本土、灭绝的能量最终回到了原先释放它的国土。

在最后的第七部分介绍了盖世太保的后史：凶犯们结局如何，他们被追究了怎样的刑事责任？他们成功地融人了战后社会吗？他们又是以什么方式发迹的？最后结束于我们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开始的地方——作为神话和隐喻的盖世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