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些旧人旧事，作为一个编辑与读书人。我就常常感觉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仍然在为今天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提供着一种积好的参照，一种有力的警醒。

张国功编著的《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分为出版史论、编辑刍议、编余零墨等几个部分，收录了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学术管理的机制缺陷与重建、《清园文存》的出版及其意义等文章。

尽管时代不同了，大面积的商业化无可抗拒，很多东西令人欲说还休，对爱恨交加的编辑出版职业、方正清白的中国汉字以及我们亦悲亦喜的生活，我仍抱持着这种传统的人生态度。

《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分为出版史论、编辑刍议、编余零墨等几个部分，收录了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学术管理的机制缺陷与重建、《清园文存》的出版及其意义等文章。

《温情与敬意：一个出版人的编余零墨》由张国功编著。

辑一 出版史论

 有所不为方有所为——从张元济、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不同抉择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

 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商务的文化与文化的商务——近期商务印书馆研究一瞥

 重新的“发现”——评两部王云五研究专著及其他

 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立足于史料基础的出版文化研究——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

 由周振甫先生之著述想到的

 漫说一些和出版人“庆寿”有关的出版物

 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与启示

 新闻出版人的存史意识——从邹韬奋的自传性写作说起

 是回忆录，更是启示录——喻建章《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编余札记

辑二 编辑刍议

 出版界如何面对学术腐败——编辑群体的文化担当、职业规范与制度建设

 学术管理的机制缺陷与重建

 社会转型期编辑群体的价值自审与文化理念

 论学术图书编辑活动中的引文四题

 做一个学术图书编辑的理想与困惑

 当下的文艺图书出版：焦虑与应对

 90年代以来文学出版业的转型与文学批评的嬗变

 “版本升级”与旧书新出——剖析一种出版潮流

 一个编辑的困惑与幸福

 倾听民间书声——当代出版人与民间读书报刊群体良性互动关系之探讨

辑三 编余零墨

 文人滑稽：表演与游戏——《滑稽诗文》前言

 紫砂壶畔的人生闲雅——读《紫砂书系》

 学术与人文——评《国学大师丛书》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旧踪丛书》感怀

 晚清人物的世界图景——读《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

 天地间的大聚散——评《易堂寻踪》

 花落春仍在？——《文史消闲录》编余零墨

 《鹅湖学术丛书》编辑人语

 学术研究机构与现代学术之建立——读《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及其他

 史家的温情与敬意一读《从传统中求变一晚清思想史研究》

 《清园文存》的出版及其意义

 《伟大传统》策划者言

 《大家国学·鲁迅》前言

 《大家国学·章太炎》前言

 政治变局中的生命离歌与文化乡愁——读《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一个中国人童年里的文化记忆——读蒋彝《儿时琐忆》

 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旧踪需要追寻？！——蒋彝《儿时琐忆》编余零墨

 在《欧阳祖经诗词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从《庚子秋词》到《晓月词》——《欧阳祖经诗词集》编余零墨

 十载搜罗成佳构一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什么样的凯歌？为什么悲壮？——读闻一《凯歌悲壮——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

 以史事为镜鉴 寄深思于趣墨——读《文牍趣话》

 群星璀璨的汇聚与展示——评《当代微型小说新锐精品方阵》

 刘绪源《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编余零墨

 从游之乐——《现实与虚构——文学与社会、民俗研究》编后札记

 人生心事纸上痕——《漂泊的心》编后

 真性情与大境界——读刘浩元散文

 《蔚蓝色的过渡》编后

 从历史的深处到现实的地表——读《惊涛裂岸》

 阅读率焦虑症、民间书声及其他——《文笔》2008年夏之卷卷首语

 文之脉——《文笔》2009年冬之卷卷首语

 两位人物，一个难题——《文笔》2010年春之卷卷首语

 写着，幸福着——《童话》代后记

 平易其文赤子其人——公仲先生著述编后零墨

 让生命自在清和——廖晓明《安顿此心》序

后记

民生问题．一向是张元济作为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了建议。他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进餐。宾主畅谈中张元济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凭着一位老出版家、新闻人的经验，提出应设法使下情上达，广开言路；另一条，则是建设必须进行，重要的有交通、农业、工业。他说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穷财尽．现在百端并举，民力有所不逮，关键是要权衡缓急。民生问题的核心之一是土地改革。尽管要到1950年1月召开的一届二次政协会议上中央才将土改问题提上中心，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土地改革日益明显的矛盾与冲突要在以后才逐步凸显出来(袁小伦《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一文对此有详述，刊《书屋》杂志2002年第8期)，但类似的冲突在1949年里就已经出现苗头了。9月16日，张元济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来访的河南第一师范副校长高镇武所说：“自言年七十矣。……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人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口栖止。”晚上陈毅与梅达君来访，聊天时陈问及张在北京的旧友今存几人。受高镇武之事所触动的张元济就向陈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引者注：傅与陈毅同为川人)。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伊问为某军队所占，昔为国民党军，今则不详。”陈毅答复说“当查明，为之设法”(9月16日记)。9月27日，他接到远在南方的藏书家刘承斡来书，告诉他说南中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部队占用。刘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1949年10月30日致刘承斡)此事后来结果如何，不得而知。10月15日学者孙楷弟来，也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读到这样的日记，我们不能不佩服张元济这位阅世丰富的长者对时势与气氛敏锐的洞察力。他所记下的并非特殊现象。袁小伦在上引文中说：“总体而言．民主人士自身的经济利益同土地改革是相矛盾的。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句常用话讲，真是‘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了’。”当时与张元济一同与会的另一位老民主人士柳亚子，常常是“牢骚太盛”。令他牢骚不已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断听到自己故乡为关于房产、土地之类的求援之声。宋云彬1949年7月24日的日记记道：“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冷眼红尘》第143页)柳亚子虽说能“识大体”而对这类频传的呼声“置之不理”，但无疑．这增添了他们作为一个“叹息肠内热”的知识分子对民生作出本能的关切。张元济本人故乡是否有此遭遇，从目前所见资料无法论定。上述王云五《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这段文字在《旧学新探》中被删节无遗，《年谱》也未及一词。此事在海外流传甚久，但被大多出版史学者论为讹传。

1949年的日记，还记述了张元济在参政议政方面的努力。这位在1948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曾以“刍荛之言”而令知识界振作(连一向敢言的胡适都为之担心说：“你的发言未免说得太煞风景了吧”)的老者，此时仍然有着一定的政治热情。他提出删节“禁止肉刑”条，增加“推广海运”条等；即使反对公历这条建议没有被接受．也得到了解释与回复。与毛泽东同游天坛、颐年堂座谈等情形，更是给他留下了记忆。对《共同纲领》，张元济曾直率批评：“文字甚欠整洁，前后亦欠贯串。发言人多斤斤于词句之末。”(9月14日日记)尽管冷却多年的政治热情稍有升温，但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与张先生谈至两小时，“临行前谆嘱所谈勿发表。高言当写成，候余许可”。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向张元济问及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及《奇女吟》各一册，并告诉他说如果要将自己的答语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张元济研究，在当下的出版史研究中是一个热点。已经问世的诸多张元济传记等相关著述，对其1949年前后的心态，都强调他“望断天涯”(吴方《仁智山水》中语)而“及身已见太平来”(张元济自挽联语)，顺应新时代的一面。无疑这当然是主要的一面。作为一个开明通达而不拘泥守旧的知识分子。张元济一向体现出了其顺应历史与时俱进的胸襟与见识；但无可讳言的是，像任何一位旧年知识分子一样，处于时代变革中的张元济对新时代一时也无法就做到彻底投入。他的日记微妙地折射出了这一点。文人遇上大时代变动．当然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因而也更为“瞻前顾后”，有着一种本能的“保守主义”情怀。这与政治有关，但又可以说不全是政治因素。而大体是文人的性格与本能。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今天我们不应也不必对此有所忌讳。P24-26

虽然在编余偶尔写点不成样子的文字，但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将她们聚拢结集，而一任其散落。尤其是做编辑久了，眼高手低也罢，胆小心怯也罢，总之是越来越不敢印行自己的文字，生怕灾梨祸枣，贻笑大方。去年秋天，承南京的同人董宁文君盛情邀约，编选读书随笔集《纸醉书迷》。把刊有自己文字的书刊理完之后，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看着眼前的“一地鸡毛”，我猛然发现，除了读书随笔，自己还有不少工作中产生的编辑应用文，举凡如书评、序言、策划者言、编辑人语、审稿意见、审读札记以及编辑学、出版史论文等。很惭愧，一直以来．我几乎忽略了她们的存在。如果说，那些尽情即兴、有感而发的读书随笔是“为我”的，那么，这些“编角料”就是“为人”的。不过，转念又想，只要是出自自己之手的文字，很难说得清是“为己”还是“为人”的。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个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匠。这些文字。既是谋食打工的副产品，又何尝不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说到文字是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我似乎前所未有地惶恐不安。非人磨墨墨磨人。从当年刚入行时的青涩与兴奋，到今天的信手丹黄、按部就班，甚至有些许疲倦，我越来越认识到，编辑固然是需要兴奋与爆发力的短跑，更是考验耐力与坚持的长跑；固然是种文化创造与缔构的风光事，更是“一大堆文化细节”的技术活。转眼十五年过去，“句酌字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叶至善《蝶恋花》)，我目睹青春触目惊心地消磨、消失于案上无穷无尽的订删点画之中。经常目送一件嫁衣大功告成、盛妆出场而滋生出无边的愉悦、如释重负的快慰，但更多时候是默默承受做嫁过程中难以为外人道的琐屑、耗神与焦虑。除了肉体上感受到的视力急剧下降、颈椎严重不适等，更令人困惑的，是当下文化语境中越来越深重的精神彷徨。无可否认的是，在今天这个开阔的时代，编辑出版人群体却似乎普遍遭遇到一种转型与嬗变中的迷惘。当市场与利润成为一个时代难以摆脱的巨大向心力之后，编辑群体当年曾经拥有的从容、人文气息似乎渐行渐远、越来越稀薄。眼花缭乱、一日千里的技术革命，更加剧了书本文化培育起来的传统编辑群体的不适感。在这本书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及编辑的幸福与困惑这个纠结的问题。以前好像不这样。到底是自己个体遭遇了撅点式的职业疲劳与“N年之痒”，还是这个大时代的文化转型实在太过急剧？我不知道。

正是出于这种阶段性总结或者说省思的考虑，在犹豫再三之后，我从诸多编辑应用文字中，搜罗遴选，整理成了这个集子，作为自己职业生涯一个阶段性的回眸，也作为下一程步伐的开始。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出版史论”是我关于出版史研究的一些文字。一直以来，我对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王芸生与《大公报》等为中心的民国新闻出版史，兴味盎然。很多同人都曾经问为什么对这种故纸堆里的东西感兴趣，我一直试图说清深层的原因，却每每答不上来。这种个人的小趣味，怕是没什么大道理可讲的吧。如果有，那就是，我总觉得，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如果要安顿此心，多少是要对行业的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关怀的。尤其是从事文化建设的编辑，要将一种安身的职业上升为一种立命的志业，能够自觉地沉醉、接续其历史深处的警醒，我以为是最重要的动力。第二辑“编辑刍议”，是我关于编辑出版学的一些幼稚文字。第三辑“编余零墨”正如辑名所言，包括了书评、策划书、前言等种种与编辑相关的零碎文字。其中涉及的图书，都严格限定于我曾经或深或浅参与过编辑的。三辑并无足道的文字，都与我十余年编辑工作相关。——至于其他的读书随笔．我决意另作安顿。我还特意选择性地收录了我与我敬重的民间同人客串编民刊《文笔》所写卷首语、为儿子班上作文选本所写后记、编辑会议上即兴的发言稿等文字，这也算是职业边缘的一种“编余零墨”吧。要说明的是，这些大多是业余之作。这一方面表明，我还算是勤快之人，多少写了点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出自己自由写作之中的非功利心态，而并非完全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避免编辑所常见的疏离学术文化、埋首技术性操作或极端商业化的可怕倾向，有时候，我甚至坚持让自己的文字葆有一点学术的品格与追求。求学的时候，我一直以做一名学者自期；此后的编辑生涯，也一直以一个学者型编辑期许。尽管身在一个不起眼的文艺出版社，但仍然努力编辑了不少学术图书。我敬重的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说，编辑要有两支笔，红笔为人作嫁，蓝笔自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常常提醒自己，哪怕是职业的前厅再忙忙碌碌，也不应该放弃自己后花园里自娱自乐的耕耘。但令人焦虑的是，这种坚持在当下无疑日益艰难。当下班后拖着疲累的身子穿越大半个城市回到自己久违的书房，开卷展读，内心的空虚感却常常大面积袭来，往往伤感莫名。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短暂的职业疲劳，还是一种难以疗愈的内在隐伤。

除了更正了明显的错字，对旧年文章，我几乎未作修改。倒不是不悔少作，实在是，时过境迁，要改也没法改了。更何况，改了又如何？重新审视她们，本来就是一种重温、一种反思，改他作甚！有的文字，甚至重复多处。如何启治先生与柳建伟先生在一次对话中，说及创造着文化史的编辑群体一直不自觉地保持着“高贵的缄默”，编辑职业所固有的隐匿性与依附性使他们长时期处于角色模糊、精神被湮没的境地，而任由编辑、出版人的声音在所谓的文化正史的语境中基本缺席，心甘情愿地放弃显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力”。对此我尤其心有戚戚焉，因此不避重复，再三引用。

至于书名，颇费思量，但最终还是袭用集子中一篇为我编辑的史学家汪荣祖先生著作《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所写书评的篇名。传统中国推重“恕”、“敬”之美德。是的，我异常喜欢“温情”与“敬意”这两个字眼，在文字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提及。在由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等先生开创、接续的学术思想谱系中，经常能感受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态度与力量。尽管时代不同了，大面积的商业化无可抗拒，很多东西令人欲说还休，对爱恨交加的编辑出版职业、方正清白的中国汉字以及我们亦悲亦喜的生活，我仍抱持着这种传统的人生态度。

虽说青涩难免，但我还得反躬自问：以后还会写这样的文字吗？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转眼间春华成秋碧，一年又过去大半了。尽力吧。

作者于2010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