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张宪文、方庆秋编写的《蒋介石全传(上下》运用大量档案馆收藏的尚未公开出版的史料,详述了蒋介石复杂曲折、耐人寻味的人生历程,并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较详细地介绍了蒋介石在台的政治生涯及其巡视各地、出国访问、经济举措、其他经历等一些重要的鲜为人知的活动,客观再现了一个血肉丰满历史人物,并对其是非功过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张宪文、方庆秋编写的《蒋介石全传(上下》运用大量档案馆收藏的尚未公开出版的史料,如:蒋介石日记、书信、年谱、会访记录;蒋介石的亲信们的各类有关史料;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献资料等,详述了蒋介石复杂曲折、耐人寻味的人生历程,并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较详细地介绍了蒋介石在台的政治生涯及其巡视各地、出国访问、经济举措、其他经历等一些重要的鲜为人知的活动,《蒋介石全传(上下》客观再现了一个血肉丰满历史人物,并对其是非功过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但是,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决心没有动摇,没有接受蒋介石报告书的意见,并且坚决加以批驳。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故仍坚持其联俄容共的决策。”
一方面由于孙中山的威望和坚持主张,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共合作是人心所向,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充分,因此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两面态度。1924年4月,他重返广州主持黄埔军校工作以后,在政治上一反常态,由对国共合作持异议,转而把自己扮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他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词中说:“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他说:苏联“同我们真正联合在一条战线上,共生死,同患难”,“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非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非仿效他们不可。”蒋介石迎合国共合作的时代潮流,目的是等待时机,夺取更大的权力。
这一时期,蒋介石确也做了一些有益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工作。如他奉孙中山之命,率黄埔军校学生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平定了广东商团叛乱。为讨伐盘踞广东东江一带的陈炯明,蒋介石率黄埔军和粤军等,进行了两次东征;并回师广州,在工人农民的配合下,粉碎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活动。这些行动,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胜利地进行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应该说是有成效的。两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打倒了一个半北洋军阀(一个吴佩孚,半个孙传芳)。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反对北洋军阀的态度是坚决的。
但是,蒋介石从办黄埔军校开始,并不准备真正与共产党合作,他、的反共意识在一步步增强。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党务整理案》,是蒋介石策动的反共尝试。只是由于蒋介石实力有限,还不能与共产党完全决裂,故继续维持着合作的局面,但是反共的挑动和摩擦已经不断发生,直至1927年终于发生了四一二反共事件。在蒋介石的密令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与共产党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连续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军事围剿,企图彻底消灭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也加强了反共活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不断遭受破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攻,不仅占领全东北,而且将侵略势力伸入华北和华东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不断受到威胁。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自1935年底国民党又开始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和谈判。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放弃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逐步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1937年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并没有给共产党以平等的地位。他虽然放弃了十年内战期间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仍然坚持反共,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逐渐倒退。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蒋介石密令加强反共,严格取缔各地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摩擦,先后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 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蒋介石和国民党虽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继续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热切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协商解决建立联合政府问题。可是,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和国共双方的力量,坚持反共、独裁、内战的方针,并依靠美国的支持,最终导致内战全面爆发,国共谈判破裂。由于蒋介石的政策,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潮流,其统治政权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即被共产党力量摧毁。蒋介石流落台湾以后,仍坚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的顽固政策,阻挠海峡两岸统一,给国家民族带来不幸,亦使两岸同胞骨肉遭受长期分离的痛苦。
蒋介石具有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却不时采取妥协退让甚至屈辱的政策。
研究和分析蒋介石当政期间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和对各国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且非常复杂的问题。他在处理许多重大的涉外问题中,都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也有他本人的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P5-7
199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编著的《蒋介石全传》。当时,我们根据已掌握的史料,试图勾画出蒋介石的一个真实的、较为完整的面貌,也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他撤往台湾后的各方面活动。但是,我们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说,有相当多的重要史料流落台湾和海内外其他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和利用。在史料不完备的情况下,就难以理清蒋介石一生的历史脉络。1997年2月,台湾当局在各方面呼吁下,决定开放“蒋中正档案”(即“大溪档案”),供公众查阅。这是一批数量十分可观的原始档案,总数达4200册,273000件,绝大部分是蒋介石的手迹,其重要性及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时,本人正好在台湾中央大学讲学。作为大陆学者,有幸第一个目睹并查阅了这些档案。中央大学设在桃园县中坜市,与典藏这批档案的国史馆相距数十公里。我每天乘汽车、电车往返,其辛苦可想而知。该馆至今仍规定这批档案只能抄录,不许复印、拍照,因而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并消化这批档案是不可能的。大陆学者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台湾。蒋介石有一部较为完整的日记,它并没有与上述档案一并交与国史馆收藏。据说,该日记被蒋家后人拿走。名人日记虽然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譬如日记作者并不一定完全暴露他的真实思想及其作为,但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撰写蒋介石的传记,不仅要写他的家世和主政期间的活动,也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他的性格、作风、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手段。这些方面在“大溪档案”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这部《蒋介石全传》,限于当时条件在史料方面有一定的缺陷,但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历史地位的评估,比较接近于客观实际,对蒋介石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介石全传》早已脱销,现在河南人民出版社打算重新印刷,我们借此机会对全书内容作了部分修订和补充。我们期望将来这本书再版时,能够充分运用“大溪档案”和其他新史料,写成一部更为完善的蒋介石传记,为史学研究作出贡献。
张宪文
2004年4月25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蒋介石全传》自确定选题至交付出版,历时十多年,期间,我们对蒋介石这个重要人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广泛搜集和运用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上,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蒋介石的一生,并提出我们一些粗浅的看法。但是,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还不够全面,某些重要事件的档案至今没有公布,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初步的,有待于今后继续深入。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河南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陆树庆、张黛两位编审长期给予鼓励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分工如下:张宪文(绪论,第24—28节)、史全生(第1—5节)、方庆秋(第6—8节)、蒋顺兴(第9—11、32—40节)、范崇山(第12—18节)、高秋萍(第19—23节)、陈谦平(第29—31、51—56节)、孙宅巍(第41—44节)、陈红民(第45—50节)。张宪文、方庆秋担任全书的修改、通稿工作,最后由张宪文定稿。
照片由方庆秋、陈红民选辑,参考书目由张宪文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