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为纪念伍连德博士逝世五十周年（1960～2010）暨伍连德博士赴中国东北抗疫一百周年（1910～2010）而特别推出的。书的作者是一名记者，因罹患SARS而对烈性传染病问题特别关注，才发现了伍连德。这本书记述了她与国内外知识高层人士寻找、发现、探索、保护……让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重回人们记忆的过程。全书感情真挚，思想深刻，记述流畅，图文并茂，虽然写的是一位历史人物，但对今天的读者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尤其对青少年，是一本励志的好书。

这里讲述的是伍连德博士的故事。作者并非医学界或史学界专业人士。他和目前广大读者一样，曾对伍连德其人一无所知，但经过五年的探索与发现，终将这位几为历史遗忘的科学先贤和那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给世人。书中描述的并非一个人的发现和寻找，而是集体行动，很多是民间自发的。本书将带领读者跟着这些中外发现者的脚步与镜头，感性而自然地了解伍连德——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

自序：有一个名字

第一部 当发现成为集体行动

 礼露：从伍连德故居开始的发现之旅

 傅世英：创建伍连德纪念馆，我的晚年最大的愿望

 曾一智：保护伍博士留下的珍贵遗产——我的天职

 程光胜：我想让人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位科学家

 林冠珍：作为出版人，能做的就是尽快出版伍连德传

 王哲：为伍连德先生写传记，是我命中注定的

 曾海波：伍连德博士的故事，让我用镜头来讲述……

 王丽凤：做一部英文版伍博士纪录片——将是我的遗作

 第一部后记：伍连德博士在今日中国

第二部 伍连德博士行迹录

 生于槟榔屿

 留学欧洲

 回到马来亚

 在天津

 在哈尔滨

 在沈阳

 在北京

 在上海

 在怡保

 终于槟榔屿

 第二部后记：关于我这个版本的伍连德传

第三部 发现者札记

 连士升：徐民谋节译《伍连德传》序

 何丙郁：《Memories of Dr. 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序

 纪树立等29名专家：建立“防疫泰斗伍连德博士纪念馆”倡议书

 黄贤强：论伍连德博士的族国认同

 陈雪薇：矢志不移的改革人生？——伍连德早年社会活动评述

 陈雪薇：简易清寡的人生态度——伍连德思想浅析

 黄贤强：伍连德十一次返乡言行及其论析

 林宇梅：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

 礼露：朝霞辉映着伍连德故居

 邵宇春：国际防疫大会召开前后的趣闻逸事

 马学博：伍连德揭旱獭传播鼠疫奥秘

 周礼婷：伍连德与解剖学科在中国的建立

 陈琦：“王伍医史”及其中译本

 刘延年：一名医生的责任——谈伍连德的“德”

 王崇一：我们该怎样纪念他：三个感动，十二个建议

 韩启德：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纪念伍连德先生归国一百周年

 王一方：与疫同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

 杜宇新：让我们和我们的城市永远铭记他

 礼露：禁毒先锋伍连德

 李炳明：王培军：听伍玉玲女士讲伍连德博士的故事

 王哲：空谈不如实干，从我做起——伍博士给我们的启示

 陆可平：寻找伍连德博士在沈阳的历史遗迹

 林冠珍：再说伍连德

 张圣芬：一个并未走远的身影——老会长伍连德与中华医学会之情愫

 黄贤强：伍连德研究：史料与史观的时空

 马学博：伍连德与梁启超的友谊

 谢泳：将伍连德自述与施肇基回忆录对读

 马学博：日军拘捕伍连德真相

 王丽凤：在伍连德精神感染下

 周礼婷：世纪之谜：伍连德曾获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

 第三部后记：从多个视角去看伍博士

附录：伍连德年谱

后记：“发现”的痛感与快感

2005年3月15日，那个和往日没什么两样的下午，我从编辑部下班出来。

夕阳下，站在十字路口，我突然决定：先不回家了。

沿着雍和宫大街步行往南，我决心去寻找“东堂子胡同55号”——伍连德故居。

伍连德，这个名字我也是在此前半个月第一次知道。当时为寻找选题广泛翻阅，偶然在一部香港出版的中国百年大事记上发现鼠标大小的一则记载——1910年末，中国东北爆发鼠疫，剑桥毕业的伍连德博士被朝廷派往一线组织治疫。

我立刻决定写他，并要赶在4月号发——因为我上班的这个杂志《海内与海外》是全国侨联主管的，介绍侨界名人，无论是史上的还是当代的都是我们的正宗选题。

还因为，两年前我曾罹患SARS——这个话题是属于我的。

我不喜欢读历史，不爱学习，因此历史知识极其贫乏。但我有自知之明，所以，过去从没写过不在世的人和古老的事。

想不到的是，我迷上了他——离开我们近半个世纪一位伟大的人。

搜集资料的那些天，我每每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对着寂静的夜空，我无数次慨叹：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世界科技史上这么一位树立伟大丰碑的华人，我们竞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我在网上彻夜搜索，不断变换着各种关键词，只想查到更多更多……不觉东方既白。

文字资料散乱不详，但总还算有些，让我犯难的是，一张图片也没有！终于，从文字资料中挖到一个线索：伍连德的北京故居。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中华医学会总部由上海迁京，伍连德主动提出把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55号的楼房捐赠给学会。这应该是现条件下唯一我能给读者出示的活的形象史料了。

天气暖暖的，街上充满下班回家的人。

我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观察每个胡同口，有些老胡同已被现代建筑刷新，只要还存在的，胡同口墙上总有市地方志办公室立的标牌，上面简单注有这个胡同里的名胜和历史变迁。但在东堂子胡同西口，什么牌子也没有。

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右边先不要看，因为单号在左边——透着暮色蒙蒙往胡同深处望去，感觉不像是北京的胡同，没有想象中的旧房。经过一栋新楼后，突然，一片废墟赫然眼前。

老房子们像刚刚被拆的，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未及落定的尘埃，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我木然前行……不敢设想：那栋房会不会就葬在这一片瓦砾里？

往前有完整的旧式院落，是公安部信访处，再往前是较小的号了。前面又是更大面积的废墟。

终于没能找到55号——我要找的伍连德故居。我来晚了。天，呼地一下黑了。我转进一个废院子，站在瓦砾上呆立了很久，很久。腿，簌簌发抖，一股苍凉之情直钻心窝，泪，漫了下来。

胡同里的人告诉说，前面到头再一拐就是北京站了，而且号越走越小，不会有我要找的那个了。只好往回折。遇到胡同中的小卖部，我不甘心地上前打听，意外的是，店主指着边上的院子告诉我，那不就是？就是那儿！

黑暗中，我看到了那令我激动的门牌号！但那不是楼房，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灰灰的旧式平房，被包在一个完整的院落里，红门紧闭着，外墙上白森森地画着两个大大的“拆”字。

今夜无眠，为东堂子胡同的伍连德故居

今天它还在，也许明天就会在历史上消失。

我在想，能不能把它留下？

我能做什么？

还来得及来不及？

3月16日凌晨。

那个灰屋小院大大的“拆”字像骷髅在那里数着倒记时，还有多少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脑子混沌一片，且愈急愈乱。方案很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北京市委市政府、国侨办、侨联、卫生部、国家科委、教育部、文物局、文化部、拆迁办、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脑子里千头万绪，一大串熟人的名字。

给我的朋友大报记者常莉打电话，先费了些时间介绍伍连德，很快她就理解了我，她从来都是这样。她建议找剑峰联合卫生部试试能否介入做点什么，或看他能不能发内参。电话找到剑峰，他说这么急，发内参也赶不上时间，找机关走程序就更慢，万一马上就拆了呢，最快的是见报，或许民间力量能起些作用。

脑海里开始飞快地搜索可以帮助我的报社……此时，剑峰一句话提醒了我：应先把事实搞清楚，那里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是不是已经被扒掉了，如是那样，也就没有意义了。

恩，这是必须的。

先做这件事——确认。

7点，只眯了一个小时就爬起来了。浑身痛楚难当，我咬牙对自己说：要坚持！学习伍连德精神！约着袁圆——我的一个青年朋友一起去，另外还有我的记者朋友米扬。

他们，一个70后，一个80后。对伍连德闻所未闻，只知道放下自己的事来帮我。当然，这，就够了。P3-5

有一个名字

听来如此陌生

遥望新世纪漫天星河——

他

是那飘渺的一颗？

有一个名字

听来如此陌生，

随历史长风穿越荒原大漠——

他

是那久远的传说？

有一个名字

让我寻求，

让我追索——

槟榔屿习习椰风，

可曾记得？

西伯利亚茫茫雪原，

可曾记得？

松花江的粼粼波浪，

可曾记得？

上海滩的万家灯火，

可曾记得？

奉天古城小河沿的松涛，

可曾记得？

东堂子胡同第一抹朝霞，

可曾记得？

自由女神永不熄灭的薪火，

可曾记得？

再别康桥那最后的夕阳，

可曾记得？

死神的背影远去的脚步，

可曾记得？

那千千万万被拯救的生灵，

可曾记得？

有一个名字，

你是否听过——

他叫创造

他叫智慧

他叫革新

他叫探索

他叫博爱

他叫人道

他叫包容

他叫合作

他叫信心

他叫勇气

他叫行动

他叫建设

他叫激情

他叫胆魄

他叫毅力  他叫开拓

有一个名字

让我寻求

让我追索

五千年漫漫文明路

循着他的足迹

我

找到了这儿——

今天

我来到他的故乡

这里曾发源那生命之河

今天

我来到他的故乡

聆听他的亲人娓娓诉说

生于斯

长于斯

归于斯

终于斯

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由此生机勃勃……

有一个名字

让我追寻上下求索

小小寰球

浩瀚银河

把栏杆拍遍

踏大海扬波

一个没有纪念碑的英雄

一首无词的歌

一部风儿吟唱的史诗

一座无形的金铸楷模

轻轻地

轻轻地拨开历史的尘封

找到了

找到了那座丰碑光芒四射

人类文明的曙光照耀着

三个大字  

赫然屹立

熠熠闪烁——

伍连德

选自本书作者参加2007年9月25日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南洋华人——伍连德博士”座谈会

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讲演：《伍连德博士在今日中国》

修改于2009.11.11

山海关·绥电海滨

“发现”的痛感与快感

自SARS后，一直想写些东西或做一点儿与传染病、防疫有关的富于建设性的事。

2003年5月12日，出院的第二天，我于中国新闻网发表致国际护士节的信，之后又发表了《我们是怎样染上SARS的》、《给急诊部的25条建议》等；7月，在《上海文学》发表病中札记一组；8月，为科研捐献含SARS抗体的血清……做这些，以当时的身体情况很是冒险也觉吃力，但心里觉得愉悦、舒坦。最初想写的不是这本

之后，想写一本书。目的有三：表达对病中帮助我的朋友们尤其北京协和医院医护人员救命之恩的感激；庆幸重获新生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想发表我因亲身经历和特殊采访获得的素材及由此生出的反思、质疑——探讨社会、行政介人、法律、防疫体系、科研体系、国际合作等等应付突发烈性传染病中的问题。

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又采访了很多的病友，颇为震惊——我知道，我涉入了一个很不简单的领域。

此时出现严重脱发、浮肿、骨痛，虚弱，还有可怕的失眠——因写作中的回忆、对他人的采访、对那一痛苦经历的细致咀嚼和发现的新资料等等造成持续的情绪激动……

我决定不写了。先活着。发现伍连德的起点与思路

无论如何，那个陌生的名字都没有机会进入我的视野。如果不是那个电话——

2003年4月3日接听一个求助电话——4月7日，带一位86岁孤老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检查病一4月10日发病(SARS)——4月20日人北京协和医院抢救——5月11日出院——6月某日，看到《传染病法》，第一次知道甲级传染病只有两个：鼠疫、霍乱——质疑“SARS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及将SARS列于非甲类传染病——2005年3月初，发现三个关键词于名片大小的同一历史记载中：伍连德、鼠疫、肺炎疫……

接听那个电话时，正处于退休后自闭状态，“宅”在家里已数月，基本不接听电话更不出门。当时在网上下棋，不巧连赢数盘，十分愉悦，此时电话响了——一切纯属偶然。事到如今，只能怨恨那位连我都不敌的对手，他可把人坑苦了。其实也难逃必然

我于恢复高考后才有缘续上自己的大学梦，之前十几年(文革时期)没有学过数理化，所以只能考文科，对理科则一直怀有敬畏——那似乎是我永远不能企及的神秘王国。

但想起来有意思的是，曾在东北农村的土炕上，我就读过《世界科技发展史》(或许是发明史)和《解剖学》、《病理学》一类书，多是我的下乡知青朋友王颖从锦州借来的。现在她是成功的工程师了。当时我们十七八岁，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看这些，鼻孔眼眶全熏黑。

我读书很少，也不善记忆。但那些读物的精髓——科学的思想方法似乎一直影响着我——也引我从接听那个电话，直走到眼前这个“后记”。

再就是“灾难激发机制”(马伯英语)使然——于人类，于社会，于个人确实都存在这么一个“机制”。以我的性格，必然不愿意糊里糊涂地将这事放过，一定要探个究竟。所谓“疾病激发机制”(余新忠语)也应是引我从接听那个电话，直走到眼前这个“后记”的一大动力。历史是怎样由清晰到空白的

初识伍连德和那段历史，惊诧之余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和焦急，这就是“发现”给我带来的“痛感”。加上故居在那里倒计时，痛苦一度转成了焦虑和愤懑。记得我寄往新加坡写给伍玉玲女士的第一封信，里面便充满这种情绪。

为什么伍连德博士被历史遗忘？在这本书里我没有也不打算触碰这个问题。只引用程光胜先生的一句“被遗忘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就连百年前中国东北的那场杀死6万人的烈性传染性肺鼠疫也经历了由清晰到模糊最终变成历史上一块空白。

那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是怎样由清晰到空白的，本书同样没有触碰这个问题。留作读者做日后谈资吧。快感无穷、惊喜不断

曾一度怀疑这个“发现”的真实存在。当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看到有关伍连德的一些资料竟从未被借阅过，或我很崇拜的学者甚至医界人士都不知道其人时，我才确认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

单说鼠疫这一烈性传染病的历史研究，笔者也找到于SARS之前就有发表的曹树基教授和余新忠教授的著述，在这个领域是填补空白之作。还有一部极有价值的研究是张大庆教授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6年)》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丛书”之一。书后人名(200余人)索引可见，“伍连德”是全书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位。

书写伍连德，越到后来越是惊喜不断，快感无穷。集体行动的结果带来的快乐我也都毫不客气地与之分享，这是我一生中从未体会到的。

我开始对属于历史背景的内容也发生了兴趣，此时再写伍博士就有了自己的语言，是思想的产物了。而初期总是在抄录，抄录。

后来，甚至对一些疑点也有了提出和考证的能力。如百年前那场肺鼠疫究竟是怎样的？“呕血”、“咳血”和“咳血痰”

“呕血”、“吐血”、“大口呕血”、“大量呕血”——几乎所有书写肺鼠疫的文章里都用了这样的描述。包括《伍连德博士传》电视纪录片，脚本中写“大量呕血”，我曾建议改为“咳血”或“咯血”，但未被采用。

其实就是“咳血”或“咯血”我都打问号，对“呕血”更是强烈质疑。但连徐民谋中文节译本也是用的“吐血”和“呕血”，如该译稿是经伍连德亲自校勘过的，那就没有说的。但我后来认定《伍连德自传》节译本译稿伍博士生前是没有看到的。由其中一些明显错误可见，如“三姓”为“三星”，北里为“北星”等。

通过查证：伍连德在关于肺鼠疫所有论述中，都没有“呕血”一说。他综合1910年东北肺炎疫、1917年山西肺炎疫和1920年再次的东北肺疫，将肺鼠疫之症状归纳如下：潜伏期即从感染到发病2至5天；持续高热、寒战、红眼、头痛和浑身痛、脉细、干咳、胸闷、咳痰、痰中或带血丝，后期全身紫绀、窒息死亡后尸呈暗色。

1911年国际防疫大会参展标本之一：“泡沫状粉色痰”(陈垣著《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

“肺鼠疫”宣传海报上症状栏写得明白：“咳血痰”(见本书287页)。

“如果发现有人发高热，即把他送往隔离营，以免染及他人，因病人发热以后，常会咳嗽及吐粉色之痰，以致死亡。如果这个热度是偶然的，不久便消失，那么再把这个人送回原地。”(Plague Fighter，4、7、11、16、20…)探源“黑死病”之“黑”

为什么会质疑上述这么一个恶心的问题并加以追究，是因为笔者拿2003年亲身经历的与百年前的那场病比对，发现症状中除了这一项，其余全部是一样的，包括传染途径，包括“黑血”。

伍连德时代离青霉素的发明还差着20年，当时根本无法解释“黑死病”之“黑”是怎样来的。一般认为是血中有毒，是毒菌造成的败血症，而现在血液化验分析达到上千项，“黑血”经化验就可以解释了。应该是急性肺炎造成肺功能衰竭即呼吸衰竭，血氧(即血中含氧之饱和度，100为正常)和白细胞骤降造成的。

我发病第十天人院时血氧就只有58了，白细胞不足3000，气若游丝已是濒死状态。当时唇和手心都已青紫，抽出的化验血样我看到了，也是青紫色的。后来肺恢复了，血氧回到90以上，青紫色才渐褪掉。我由此知道，肺，是多么重要。后来竟恢复到“胸透未见异常”，不能不让人惊异人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有人说百年前的那场传染病是细菌造成的，如今的则是病毒造成的。我想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病毒学。伍连德等已经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能够明确是肺炎，还那么快确认了旱獭为疫源宿主，今天看来已不简单。而民间一般认为“瘟疫”(Plague)是上辈子作孽造成的……对伍连德精神境界的理解

这里只谈伍博士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

他的人类意识、人道精神与国际主义胸怀。与其相反的“狭隘”、“封闭”、“保守”、“妒忌”、“自负”、“自私”、“局限”——这些都是他从事的烈性传染病治疫和防疫事业面临的大敌，而他在其中表现的高风亮节可以说在历史上鲜有人与之比拟。“唯有像他那样，具有最高自信和决心的人，才能够战胜偏见、无知和傲慢——妨碍进步的最大敌人，他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泰晤士报》语)

传染病没有国界，科学没有国界，伍连德的一生所从事的宏观的流行病学和微观的微生物学两个极端领域也只有在人类的大背景中才包容得下。他的精神境界超然于一个局部(地方)甚至超然于民族与种族，他倡导的都是关乎人类健康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大事，如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禁毒和火葬，他倾力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积极传播西方文明，矢志不移地进行移风易俗、社会改革，倡导现代教育、公益事业等等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焦点、要点。他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信奉任何宗教，对科学的信仰和追求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是一位非凡者，因他有能力驾驭东方智慧同时融汇西方科学的精华”《海峡回声报语》；他总能得到历届政府的信任、尊重和赏识，总能获得来自上峰的支持，总能与同仁真诚合作，他是专业领域的无冕之王。“他以他的影响力影响政府……他所做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职责范围”(钟南山语)。他还是一个少有的外交天才，兼科学家和(国际)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其活动面积覆盖了世界。“他的贡献的确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能概括的，他绝对是国际的，是世界性的——现在叫全球性的。”(马伯英语)五封没有发出的信

伍博士的一生是不停工作和建设的一生，他不空谈，不抱怨，不争辩，全部精力都用在实干上，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成就。这令我在写他的过程中禁不住常常反思自己，发现自己正巧是爱空谈、爱抱怨、爱争辩、不尚实干的人。由此我想到，为什么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的世界观形成时期没能认识他或受到他的影响？

虽然晚了，但我还是尝试学他那样去做。于是才有这本书一字一字的写成。

为伍连德，我企图做更多建设性的事——手里有五封没有发出的信：

1.给CCTV10(科学与教育频道)领导的信：希望由他们拍摄专题片；

2.给钟南山院士的信：希望中华医学会出面向高层建议，将伍连德北京故居辟为(国家级)现代医学博物馆或传染病知识教育馆；

3.给韩启德院士和教育部长的信：希望能够考虑将伍连德写人教科书或将其经典文章收选人课本(如《健康生活》之伍序、《得之于人，用之于世》等)；

4.给中国邮政总局局长的信：希望在伍连德博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或伍连德赴东北抗疫100周年纪念日(2010年12月20日)时发行纪念邮票；

5.给国家旅游局局长和上海市市长的信：希望在被日军炸毁之伍连德上海故居遗址(位于江湾。他曾将此宅地赠予他创建的上海海港检疫所)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乃至wH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建立双语国际型伍连德博士纪念馆。

信，没有发出。大家连知道还都不知道他——条件不成熟，一切就都等于空谈。更正与道歉……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对我前期书写伍连德发生的错误做一次全面清算和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舛讹包括内容、史实、理解、定位、图片说明张冠李戴等等。

 令人欣慰的是，笔者错误百出的第一代文章(大多集中于2005年网上发表的)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果不严重。但我不能因此就原谅自己。

后期好多了，不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还能挑别人的错，甚至发现伍博士自己写的东西也不免有误。

现在这本书30万字、170余幅图，笔者心中又开始忐忑了。“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我想等有幸得到“批评指正”后，再一起全面清算和更正了。得到越多的批评，我便越高兴，说明读他、关注他、研究他的人多了。别忘了，我的理想是“让全中国都知道伍连德”。感恩与鸣谢

如果允许我将此书献给我最为感恩的人，我会选择北京协和医院和我的至爱亲朋萨丕达、王颖夫妇。因为没有他们，便没有我今天的生命。

就《发现伍连德》这本书而言，我得到了太多人、太多方面的帮助，此时面对他们，真是百感交集。

对伍玉玲博士的感谢，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和冠珍赴新加坡拜访她时，曾带去几件特别的礼物：水晶座伍连德北京故居像、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影印本等等，还专门制作有我们“伍迷”的大幅合影。反复斟酌后，作出如下赠言：我们像敬重伍连德博士一样敬重您，不仅仅因为您是他的女儿，还因为您对人类科技史做出的非凡贡献。衷心地祝福您——健康、愉快！

写伍连德，在媒体上发表是很困难的。我得感谢我的朋友常莉、张稚丹、白剑峰、余瑞冬、张米扬、夏春平等的帮助，不然我有可能因一再受挫而退却了。

在伍连德资料收集和运用方面，我得到程光胜教授、王丽凤编导、黄贤强博士、陈雪薇博士和王哲博士最多的帮助；周礼婷、陈柳婷等帮助我在国外寻找到资料，大量翻译后提供与我。.现在美国读书的孟娜，将整整一部繁体竖排9万字的《伍连德自传》打成横排简体电子版出来，为我运用资料提供方便。

在寻找、发现伍连德的过程中，各地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热情帮助：曾一智、王培军、马学博(哈尔滨)、高唏、张明霞(上海)、陆可平、邵宇春、礼彤、礼冰、周章义(沈阳)、张圣芬、华新民、徐鉴、张晓新、郭璟、胡斌(北京)……还要提到我的SARS病友刘艳桔、高京津(萨斯高)和袁圆，他们出于特殊的感情一直竭力支持、帮助着我。

如没有精神上、道义上的互相支持，这事也难坚持下来：曾海波、林冠珍、王丽凤，我们总是不断地互相加油，尤其对我这个爱打退堂鼓的，他们没少提携和鞭策；海波更给予很多技术上的帮助：教我摄像还赠我急需的设备；北京协和医院我的朋友于晓初在SARS中极力救助我，在伍连德研究中同样尽力地帮助我；我的朋友郭义强，这本书，没有他的有力帮助和鼓励，我就没有勇气开始，更谈不上完成。

肖叶副总编，我的新朋友。因她的努力，伍连德博士将气宇轩昂地从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走向世界、走向明天。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漫画家夏丽川的友情赞助。尤其感谢《财经》视觉中心设计师于宗文先生，他在为本书制作封面之前作了大量阅读和搜索——倾注全部感情，将制作变成了激情创作。此方寸之间又揉进新“伍迷”的新视觉、新发现。

我的弟弟礼群——因做伍连德有很多花费，他给了我主要的经济赞助。他认为这件事值得做。

段劫克，我的孩子，他给我的帮助来自三方面：几年来，为我累计录入有关伍连德英文和中文资料达20余万字，处理图片视频资料数百幅；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电脑、打印机、扫描设备等任何问题都要他来帮助解决；他为伍连德事迹所感动，后来自觉地从电子游戏百忙之中抽身来帮妈妈的忙——一个八零后青年能这样做，反过来从精神上大大激励了我，让我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果然是有意义的。

最后我要感谢我忠实的朋友毛豆，当我因写作一度失眠时，她领我去外面花园或海边散步或整夜陪我在屋里踱步并时刻用同情的目光望着我……每当这时，我就想：快快写完吧，多少快乐轻松的日子等着我们去过呢！

好了，今天，总算写完了。

作者

2010年3月21日

完稿于北京玉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