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用自己的笔，讲述了他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记述了他九十多年来所遇到的人和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展示了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和情感世界。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道路坎坷艰辛而又丰富多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在本书中，季羡林先生用自己的笔，讲述了他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记述了他九十多年来所遇到的人和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展示了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和情感世界。全书共分为9章，包括“蒙胧的童年岁月”、“难忘的中学时光”、“勤奋的大学时代”、“短暂的教学实践”、“漫长的留学生涯”、“坎坷的北大经历”、“痛苦的‘文革’记忆”、“幸运的老年生活”等。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序)

一、蒙眬的童年岁月

 1.我的童年

 2.回忆一师附小

 3.回忆新育小学

 4.小姐姐

 5.彭家四姑娘

 6.兔子

 7.红

 8.老人

 9.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二、难忘的中学时光

 1.回忆正谊中学

 2.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3.回忆济南高中

 4.观剧

 5.遇上日本兵

三、勤奋的大学时代

 1.北大入学考试

 2.报考大学

 3.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4.受用终生的两门课

 5.清华园日记(摘编)

四、短暂的教学实践

 1.校长

 2.教员

 3.上课

 4.我同学生的关系

 5.我同校长的关系

 6.我的苦闷

 7.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8.天赐良机

五、漫长的留学生涯

 1.留学热

 2.天赐良机

 3.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4.满洲车上

 5.在哈尔滨

 6.过西伯利亚

 7.在赤都

 8.初抵柏林

 9.哥廷根

 10.道路终于找到了

 11.怀念母亲

 12.两年生活

 13.章用一家

 14.汉学研究所

 15.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6.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

 17.大轰炸

 18.在饥饿地狱中

 19.山中逸趣

 20.烽火连八岁 家书抵亿金

 21.我的老师们

 22.学习吐火罗文

 23.我的女房东

 24.反希特勒的人们

 25.伯恩克(Boehncke)一家

 26.迈耶(Meyer)一家

 27.纳粹的末日——美国兵人城

 28.盟国

 29.优胜记略

 30.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31.别哥廷根

 32.赴瑞士

 33.在弗里堡(Fribourg)

 34.同使馆的斗争

 35.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36.船上生活

 37.西贡二月

 38.从西贡到香港

 39.回到祖国的怀抱

六、坎坷的北大经历

 1.海外归来

 2.思想斗争

 3.终于找到了出路

 4.陷入会议的旋涡中

 5.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6.政治运动(1957-1965)

 7.我的学术研究

七、痛苦的“文革”记忆

 1.从社教运动谈起

 2.1966年6月4日

 3.对号入座

 4.快活半年

 5.自己跳出来

 6.抄家

 7.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8.千钧一发

 9.劳改的初级阶段

 10.大批斗

 11.太平庄

 12.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13.牛棚生活(一)

 14.牛棚生活(二)

 15.牛棚生活(三)

 16.牛棚转移

 17.半解放

 18.完全解放

 19.余思与反思

八、收获的二十年间

 1.1978-1993年

 2.我的学术总结

 3.我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4.我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研究

 5.我和佛教研究

 6.我和外国文学

 7.写作《春归燕园》的前前后后

 8.我和北大

九、幸运的老年生活

 1.八十抒怀

 2.新年抒怀

 3.赋得永久的悔

 4.我的母亲

 5.我的父亲

 6.我的妻子

 7.三个小女孩

 8.百年回眸

 9.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0.九十抒怀

 11.故乡行

 12.九三抒怀

 13.辞“国学大师”

 14.辞学界(术)泰斗

 15.辞“国宝”

 16.我的座右铭

 17.九十五岁初度

 18.笑着走

附录：季羡林年谱

跋：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

编者手记：与大师面对面

我还有一段个人经历。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个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

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此时，北园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

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也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亦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有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60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愤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不算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

在这一年里，我的心镜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平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年，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5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六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

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两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地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人流的，有的人竞报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实，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006-007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代序)

我生也晚，没有能看到20世纪的开始。但是，时至今日，再有7年，21世纪就来临了。从我目前的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来看，我能看到两个世纪的交接，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可以说是与20世纪共始终了，因此我有资格写“我与中国20世纪”。

对时势的推移来说，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90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下生两个月零4天以后，那一位“末代皇帝”，就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因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到了我能记事儿的时候，还有时候听乡民肃然起敬地谈到北京的“朝廷”(农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们仍然高居宝座之上。我不理解什么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动物。

这就是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清代残影。

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现归临清市)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3个儿子，我父亲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恐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

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

我在20世纪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过7年，这一世纪，这一千纪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变化多端的世纪。我心里这一面镜子照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富于变化的，五花八门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见了阳关大道，也照见了独木小桥；它既照见了山重水复，也照见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证我这一面心镜绝对通明锃亮，但是我却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实际的。

我揣着这一面镜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20世纪呢？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里照出来的我的一生呢？呜呼，慨难言矣！慨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

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1993年2月17日

2006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编辑、由我编选的季羡林先生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前往301医院为季先生祝寿时，季先生正在翻看此书，大家都很高兴。不久，中青社冈宁先生又和我商议再编选一本季先生自述的自传，我欣然应允。季先生现在已近百岁高龄，正向“相期以荣”的方向努力。作为多年受惠于先生的我来说，仔细体味先生近百年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格外有感触，早想一吐为快，因此二者一拍即合。如果能在阅读这本传记时，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涌动一种鼓励鞭策、积极向上的激情，当是我们大家最欣慰的。

季羡林先生，字希逋、齐奘，以名行，是中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印度语言文学专家和翻译家。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官庄，家境贫寒。1917年6岁时被叔父季嗣诚接到济南生活读书，先后在新育小学、正谊中学就读。历史上的齐鲁大地，地灵人杰，巍峨泰山、至圣孔子，而季先生初生时的山东却是满目疮痍。他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感到：“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直到步入学生时代，才感觉到有“浓绿的境界”。1926年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1929年转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受到胡也频、董秋芳等恩师的影响，思想坚定、学业精进。曾因“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超过95分，是全校唯一的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幅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使他有了学习好的自豪与努力奋斗的自觉，为他以后励精图志、成为有用之材，从学业和心理上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幸亲耳聆听了国学大师陈寅恪以及吴宓、朱光潜、朱自清、俞平伯、谢冰心、郑振铎诸位先生的教诲，为他日后道德文章的养成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涌泉。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一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1935年夏至1945年10月，季先生远渡重洋，赴德国科学名城哥廷根求学。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学习条件很好，但是生活条件却极其艰苦，“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不仅如此，还“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但是这个“万里投荒第二人”还是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四方，“狂喜不止”，因为他可以学到许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其中包括主修梵文、巴利文等印度学课程，副修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还广泛涉猎了多种语言和文化，选修过希腊文、阿拉伯文，系统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印度俗语等印度古代语言，中亚近代语言吐火罗文，以及俄文、法文、德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和英文等，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打下了广泛的基础。这种学术传统的熏陶和学理学养的历练，为他日后成为资深学者竖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学术天梯。

1946年深秋，留德10年归来，以博士学位论文《<大事>中迦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1941)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先生“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并在年仅35岁时“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真是“滴水之恩，报以涌泉”，果然，他不负众望，在印度古代语言，尤其是混合梵文佛典3-面的研究成果，立刻引起印欧地区比较语言学界的轰动，获得有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他用中文佛典中的文本与其他古代语言文字的文本相对照，为欧洲学者解读吐火罗语词汇含义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在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方面，对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受到国际梵文学者以及印度文化界的高度好评；研究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对史诗的内容、版本、流传与演变等各方面的论述都具有国际水平。在佛教史研究3-面，季先生关于佛教语言问题的深入探讨，解决了原始佛教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匡正了一些西方学者的错误和牵强附会，达到了国际前沿的学术水平。在中印文化交流史方面，季先生从文学、典故、童话、寓言到蔗糖、造纸、蚕丝，想前人之所未想，发前人之所未发，将德国学术研究的“彻底性”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之术”完美结合，不仅形成自己治学的两大特点，而且许多真知灼见都对后学研究者有启迪意义。其他如中西文化差异与共性研究，美学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以及散文与杂文创作等领域的建树也都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真正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其实，季先生这个“杂家”是学有专长的大杂家。

纵观季羡林先生的研究领域，其广博、深奥在当今中外学术界几无人能比，但如果振叶寻根、观谰索源的话，不难发现季先生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化在不断地探索、深掘，淘出一个又一个宝物为世人所钦羡，那个国家就是印度。无论是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与研究、印度历史文化研究、印度民族艺术研究、佛教典籍研究、吐火罗文研究、制糖法与蔗糖史研究、东方文化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等，季先生的研究成果和造诣都是一流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季先生紧紧围绕有关印度这一国度所展开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早已达到博大精深的程度，已绝非“杂家”所能到的高难水平，如果我们评论说季先生是国内外印度学的著名专家应该毫不过分，因为那既实事求是，又名副其实。

季先生在担任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之余，以过人的精力和毅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历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及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十余个全国一级学会的会长、理事长等职。为中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佛教研究、中非关系史研究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季先生还主持了中国学术界著名的三大学术工程，即《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传世藏书》。《东方文化集成》包括10编500种书，涵括了东方古代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科研军事、宗教民俗、音乐建筑、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是一部规模宏富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共计1200册，现已出齐，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它精选了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1000种3万卷，三亿余字，编为123巨册。这三大学术工程的编纂出版完成是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丰碑，它确立了季先生出入古今、徜徉中外的学术大师地位。

季先生走过成材、成学者、成杂家、成专家、成大师的近百年的人生苦旅。这个经历本身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是那么非同寻常，但又绝非个案，而具有普遍意义。这一切出于一个中国人的平凡普通、出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暴风骤雨。他的经历恰恰是许多中国现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出国留学“镀金”，归国教书“谋生”。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成就了这些先知先觉者，使他们走上了博爱之路。正如季先生所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有着“人生不满百，常怀天下忧”的思想，爱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和生活其中的人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大智大勇者的忧患意识。他以羸弱的身躯勇敢地承受住了那么沉重的负担，还要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于是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为民请命、舍生取义。他常将李大钊录自宋人张载的名言铭记在心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宁静致远者的宏志伟愿，激励着人们在平凡中追求伟大，他不愧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和典范。

季先生从一个农村贫穷的孩子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大起大落的50年，他“二战”10年留德求学，“文革”10年牛棚受辱，开放30年发愤著述。大开大合的50年，他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始终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潮流。时代成就了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成就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面对厄运，他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面对荣誉，他居功不傲，再接再厉。他怀着对世间万物充满爱心，对世界未来充满希望的心态，走过了近百年的人生旅程，他还将以“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心态走完茶寿余生。

掩卷《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激动，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渴望那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学术境界，追求那种“学贯中外，兼容并包”的学术胸怀，向往那种“天人合一、反璞归真”的淡泊，更仰慕那种“处变不惊，毁誉不动”的大气，我们永远是季先生这种学者风范的追随者，人格魅力的感动者。大师是难望其项背的，更是不可超越的，我们正倾听那未远的足音，加紧了前进的脚步……

孟昭毅

2008年初春于攻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