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闻自述》为您讲述农家子弟的奋斗一生，中国第一代植物遗传学家，台湾“甘蔗之神”——李先闻的故事。

时代动荡，学人往事；世态人情，真实无隐；运动健将，篮球教练；遗传学家，四大金刚；清华八年，美国六载；甘蔗之神，终老台湾！

本书是一位终生献身学术研究的科学家的人生全景纪录。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清华学堂的师生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著名遗传学研究集体，从教育学术界的世象和潜规则到家庭琐屑，世态炎凉，作者都娓娓道来。

周诒春、马约翰、盛世才、胡适、朱家骅、赵连芳、胡子昂、沈宗瀚、蒋彦士等中国现代教育、科学乃至政界的著名人物，经作者笔端，精神面貌具现。

出版说明

自序

1 我的家世

2 小学时候

3 投考清华

4 清华八年

5 留学时期

6 回国后头两年

7 艰苦的河南大学农学院

8 武汉大学的生活

9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10 第一次重返美国

11 进中央研究院

12 来台后最初十四年

13 重返中研院

14 我的家庭

后记

附录

 难忘的老同学比得尔

 李先闻传略（李竞雄）

 李先闻年表

 李先闻主要著述目录

 人名索引

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清朝太平天国时，李大顺、李二顺在下川东一带作乱，把那一带的人都杀完了。清朝政府强迫移民到那儿去，我的先祖永良公夫妇也是被迫迁去的移民。因为他们到得晚，四川江津好一点的地方，都被那些捷足先登的人划地为界，据为己产了。永良公就只得在长冲场，后来变为我们大祠堂原址[处]搭一个高梁栅，住下来。

我们客家人过去已迁移过三次，这是第四次迁徙，迁到四川的。客家人有不屈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毅个性，虽然处境艰难，总能求生存。我的先祖刻苦耐劳地替人家种田、做佣工，以维持生活，儿女倒生了不少。中国人家谱上只记载男性，女性是不记载的，所以，我不知道有几位高祖姑母，只知道有五位高祖。我的高祖用芳公排第三，也就是始迁祖永良公的第三个儿子。他老人家在一家磨坊里做长工，每天陪着蒙了眼的不停转磨的牛在磨房里，两脚两手不停地踏着土制的筛面粉器，勤勤恳恳地做工。忠厚诚实地为人，被老板赏识了，于是帮助他，多给他些钱，叫他自己做生意。因此，他陆续地买起田地，置起产来。中年以后，他拥有八百多担租谷，家境渐渐好转。用芳公手足情深，讲究义气，觉得自己有了田地，兄弟们还在外边吃苦，替人家做工，于心不安。就把田分为六份，将在外面挑水为生，或做其他零工的四位兄弟们都找回来。每人分赠一份，留一份做“蒸尝”。大家继续地耕田种地，务农为业。

川东的租谷制，每担租(六十老秤斤计)自己种的话，每年可十足收一担谷子，或者更多些。假若租给别人种，每年就只分到七成或六成，雨水不调的话甚至只能收五成或更少些。

我们李家排行是用“永、用、元、善、培、先、泽、世、传、德、业、绍、家、声”十四个字。我是第六代。我的曾祖元兴公分在凌家坝居住，只两弟兄。祖父善伦公，号天和，兄弟二人，排行第二。当时族人中“善”字辈大排行起来，已有三十六位了。其中有一位住在“砖房”的堂房曾祖，中过举，显亲扬名，娶了有钱的马氏夫人。富贵都有了，可惜马老太太有遗传性的疯病，也带给他们那房后代有疯病遗传的不幸。

祖父善伦公在六岁时跌伤，发育后背驼手弯。小时又被顽皮孩子在耳边放炮仗，把耳朵震聋了。他老人家原配卢氏祖母，是位迟钝的人，而且又有肺病，只生大伯父一人，就早死了。他们那房的后代，都比较迟钝，也有好些生肺病的，人们就说我们家中是“枯病窝”(当时人称肺病为“枯病”)。

卢氏祖母去世后，继娶张氏祖母，生二伯父(号耀群)，父亲(名培辛，号崇光)，和四叔培癸(号哲夫)三人。

张氏祖母是个能干识大体的人，刻苦耐劳，相夫教子。夏天绩麻，冬天纺纱，陪着儿子们读书，读到深更半夜，希望儿子们成名，光耀门庭。可是我父亲读书只读到十八岁，就因为要管家事种田，丢掉了书本。二伯父是念得满腹经纶，但因光绪末年变法，废科举，所以也没有中举的机会。后来考取官费，出国到日本，学速成师范。四叔先习武，想考武举，也因科举废了，就自费去日本学法政。

我还记得，那时我家是只能温饱的中产之家。人口众多，上下有四桌人吃饭，没有多余的钱供子弟出洋念书，又不能不让能读书、力求上进的四叔去求学。在非出洋不可的情形下，就借“印子钱”给他去日本。印子钱是每年连本带利加一倍偿还的，假若当时只借一百两银子，但几年后，就变为欠下数干两的债了，这是中国农村流行的高利贷。抗战胜利我离开四川时，这个制度还在盛行。

四叔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热心革命。回国后，先到宜昌任职，后调重庆法政学校教书。他是中山先生派回四川七位同志之一，暗里为推翻满清进行各种活动。他回国做事后，慢慢才还清出国前所借的“印子钱”。P1-3

1968年是我的“生病”年。先是高血压，住在荣民总医院四十天，8月初又患大吐而特吐脱水太多病，再进院住了四天。之后，不慎在家中重重地跌了一跤，右臂的筋络，伤得很重。

1969年春天，在家中静养。李有柄大夫谆谆地告诫我，不要去办公室，不要烦心，也不要过度用脑。换句话说，不用做事，不要读书。自从1968年生病起，每天只能走路。其他桌球、单车等比较剧烈一点的运动，因心脏衰弱及高血压的缘故都不能再去“摸”了。好动的我，这不能，那也不可。自己想想，我的头脑尚未完全不能用，当可以做一点事。

自1961年从台南搬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定居后，当时常和适之先生在一起，一方面可以向这一代学人请益，一方面可共商中研院研究工作的进行及科学在中国生根的问题。闲谈时，适之先生常常提到人们写自传的重要性，很引起我的注意。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工作者，加以自己的中文，虽曾写过几篇论文，但并未写过长篇的著作，有心也无能力写。经过这个长时期的休养后，于是想到以写自传来度过这个无聊的岁月，一方面可以把自己一生奋斗的经验告诉年青的一代，勉人也是自勉。1969年4月开始用“摆龙门阵”的方式，讲与代笔人一句一句地写。经代笔人整理后，再改正三四次，然后正式誊抄给刘绍唐兄在《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5月起，该杂志以“一个农家子的奋斗”为标题开始刊登。7月间，我的右臂逐渐复原，从1932年春到河南大学以后开始，都是自己的写作。1969年7月在南港主办暑期科学研讨会生物组，8月底至10月半到美国参加国际植物学会，顺道考察及探亲，写作工作暂停了一个多月。回国后，重新开始继续写，一直写到1970年4月2日，前后共花九个多月时间，把前半生六十年的经历，写了约有二十万字，告一段落。在此我要谢谢《传记文学》杂志编者刘绍唐兄的鼓励与爱护，同事张元和女士的整理及抄写。在写作的长时间中，承李有柄大夫随时照料，给予医药的调养，使我健康没有恶变，反而精神与体力一天一天地健旺起来。最后，我要谢谢商务印书馆主持人王云五先生的爱护，把我这前半生的奋斗经过，编印成单行本，由该馆刊行。

1970年4月3日晨7时写于南港

六十年来的奋斗生活，也算是长期的报道了。从一个平淡的农家子，进而为世界科学名人的我，自己对自己的得名亦感到惊讶。一生辛酸的汗泪，日夜的努力，为国家、为科学、为青年的一代，一幕一幕地显在眼前。借此勉人，也是自勉，成功不是侥幸得来的。

1969年去美到Philadelphia，泽楚陪我们到乡下去拾假金(Fool's gold)，拐弯抹角，泽楚是识途者，还费了许多事。到一山边，远远地看见通是顽石，近前仔细一看，碎石中藏得有很多细金块，在太阳里闪闪的发光。于是同如玲、泽楚花了半天的功夫，拾得很多的假金块，一块一块地放在我的大衣口袋中带回台湾。现在还有许多“金”块放在我书架上。“假金”的拾得，尚且那样的不容易。识途者带路，努力，晒太阳，流那么多的汗，花了不少的代价，才能获得。“真金”的获得，也许更要费事、费时，更要努力。向一定的目标去奋斗，是不是可以得着，不敢说，也许就空手而回。人生若梦，六十年是一瞬间事。李白曾说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成功失败的断语是历史家的事。自己曾努力过么？要问问自己。否则历史家的批评，总是不大好受的。

“哀思”中我默许了适之先生的一句话，总是耿耿在心头：“您发展科学的遗志，我当更加努力去完成。”

末了，我要把这一句话，送给青年的学人们，做个交代。发展科学的宏愿，科学要在中国生根的大计已做到哪里？应该如何努力去完成？这是我对接棒的年青学人们的交代，像适之先生对我的交代一样。

1970年4月2日晨7时完稿于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