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杂志历来注重弘扬理性和良知，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现实关怀。许多作者读书不忘阅世，作文贴近实际，多年来向读者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探讨民生话题的学术随笔。比如对于公众关心的大学教育问题，税收和财政问题，“三农”问题等。此次将这些随笔汇集出版，可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参考。

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作为当下中国的关键词，充斥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会议中。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时候，保民生就显得格外沉重和紧迫。民生问题包罗万象，单是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等问题就令政府犯难、令民众心焦。民生与民权息息相关，解决民生的根本之道当在落实民权吧。

前言

第一章 改善民生的关键在公平

 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改革的而立之年

 “敢为天下先”引发的一点思考

 新阶层与社会转型

第二章 大学教育纵横谈

 对大学教授自主性的拷问

 大学“扩招”：失败的尝试

 大学教育使人民贫困

 高校收费政策不宜大动

 高校本科评估，谁的盛宴？

第三章 税收与公共财政

 写给中国的纳税人

 也谈税收

 税收“三性”再认识

 预算的人民性

 “物权法”呼唤公共财政

第四章 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

 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白领的社会经济学

 南堡油田如何影响中国中长期石油战略

 节能减排的动力和机制

第五章 二元社会与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社会是怎样形成的？

 三农问题与民粹派

 现代困惑与乡村悲情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一、“公平是至上的美德”

明确提出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的是罗纳德·德沃金，一个著名的美国经济哲学家。在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提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而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它必须对于全体公民的命运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否则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在解释其观点时，德沃金用的是法哲学的观点。他认为，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实质是法律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导致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结果。而法律制度又是政治的最集中体现。法律制度不公平，政治当然缺乏合法性。由此，可以导出另外一套相关的逻辑：一个追求财富公平分配的政治，当然会导致好的法律制度，因而也具备合法性。所以，平等具有至上的美德。

其实，从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我们也能看出公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我们中国某些学者强调的“程序正义高于结果”相反，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说，西方法律传统其实是“程序正义的马车不能停在实质公平这匹马之前”。古老的罗马法就区分严格法和衡平法，前者通过有专业素养的法官和律师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程序来保证判决程序正义的实现，而后者则通过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用来保证正义的判决同时是公平的，符合公民的常识、道德与良知。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在现代法律传统中，衡平仍然是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普通法传统下，衡平法一直是大法官法庭所适用的独立法律分支，当衡平法和普通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具有至高的优势地位。这使得建立在道德和公正之上的公平原则得以继续发展，并且被用来纠正在特定案件上适用正式法律规则带来的过分严厉或不公正的结果。在市民法传统下，尽管衡平法用作法律来源的限度要小于普通法传统，但市民法本身就已经把公平理念整合进正式法律，也就是说，公平被看做是法律的一部分，应该通过应用正式法律规则来实现。即使如此，就如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一样，倾向公平的法律条文被用来纠正应用其他正式规则而产生的不公平结果。由此看来，在现代法律传统中，公平始终是高于正义的，或者说，先有公平，后才有合法性可言。

当然，公平是至上的美德，并非是政治或法的观念，而更是我们人类社会中人性以及追求幸福的需要。

首先，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天生的偏好，最近几年发展的实验经济学成果有很好的证明。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这一游戏构造了这样一种情境：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钱，但前提是A必须提出一个被B所接受的划分这笔钱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按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果，A提出的划分方案应该是给B尽可能小的份额，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会接受，因为A知道，对B来说，接受了毕竟意味着能得到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百分之五十。这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中人的自利性假说相反，表明人类有本能的追求公平的倾向。

世界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中还援引《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的÷篇文章“猴子拒绝不平等的报酬”，以作为遗传学证据表明人类社会天生偏好公平。该文章说，两位动物学家利用棕色卷尾猴进行交易实验。实验人员把两只猴子放在相互隔开但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视觉和声音进行接触交流的两个笼子里，然后给两只猴子各一个代币，如果猴子把代币还给实验人员，就能立刻兑换成食物。在第一组平等性测试中，无论哪只猴子交还代币，它都将得到四分之一个黄瓜片，实验表明，两只猴子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机会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组不平等测试。考虑到卷尾猴在葡萄和黄瓜片之间更喜欢吃葡萄，第一个猴子交还代币，可以得到一粒葡萄；而第二个猴子交还代币，还是像往常一样得到黄瓜片。实验结果非常惊人：因为意识到交换的不平等，两只猴子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的概率竟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能换到葡萄的猴子与只能换到黄瓜片的猴子之间概率差不多。

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收入较低的人才更偏好公平，但上述两个实验都推翻了这一结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由近期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la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提供的。在对几个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公民表现出对平等的强烈偏好，即：各个收入层次的公民通常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平是更符合人性的。

其次，公平的社会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觉。世界银行年度报告透露，近期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一项研究，请被调查者个人回答下述问题：“在下列选项中，你认为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著名经济学家阿莱纳等人基于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测量了客观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发现，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时候，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及一系列的个体特征以及年份、国别等虚拟变量之后也同样如此。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中国知名媒体《南方周末》在对中国富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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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作为当下中国的关键词，充斥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会议中。尤其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过去的情况下，民生问题便显得格外沉重和迫切，单是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等问题，就令政府犯难，让民众心焦。

《书屋》杂志历来注重弘扬理性和良知，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现实关怀。许多作者读书不忘阅世，作文贴近实际，多年来向读者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探讨民生话题的学术随笔。比如对于公众关心的大学教育问题，《书屋》曾推出专栏，就大学扩招的影响及后果进行反思。论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适当的大学扩招是必要的，但那种“大跃进”式的扩招则是失败的尝试。它不仅导致大学教育整体质量的下降，而且给就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据乐观的估计，现在每年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六十多的人实现了就业，而剩下的则大多沦为依赖父母养活的“啃老族”。许多家庭投入数万元培养一个大学生，但毕业后即面临失业，久而久之将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比如，对于税收和财政问题，许多学者呼吁在税收的宣传、征收和运用上，应充分体现纳税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纳税人有照章纳税的义务，但同时也有对税收运用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中国屡见不鲜的偷逃税款的现象不单是个道德问题，从本质上说，它反映了政府与纳税人在权利与义务关系方面的不对称。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的纳税人，以享受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为前提，以依从宪法而制定的税收法律为依据，履行纳税义务，以便国家具备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收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为了确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行政就必须确立“公共财政”的概念和信息公开的制度。过去那种笼统的预算和决算难以避免暗箱操作和铺张浪费的嫌疑，只有让每一笔钱花得明明白白，而且富有效率，纳税人才会最终满意政府的行政。税收看似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培养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首先得从厘清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做起。

再比如“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面貌都有所改善，但城乡差别却在逐步扩大。现代化的都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让人看上去恍如隔世。论者以为，乡村的衰败特别是乡村文化的虚化，是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应当探索出一条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在新世纪，中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时代，一系列惠农政策不仅要落到实处，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不是一曲美妙的牧歌，但却有自治的古老传统和习俗，所以国家权力在向乡村渗透的过程中，应对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以及娱乐方式予以“同情之理解”。

中国的民生问题，解决起来复杂而又艰巨。针对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许多学者十分关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公平和公正，其中有人提出了“更多市场经济、更多社会主义”的主张。所谓“更多市场经济”，即着眼于财富的创造，它要求始终不懈地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一切不合理的垄断，激发社会的创造活力，特别要防止“国进民退”和“大富小穷”，因为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就业率都超过国营企业。民营经济的不振，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长远的消极影响；所谓“更多社会主义”，即要理直气壮地弘扬社会主义的本质理念，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一些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谈起“社会主义”便十分暖昧，甚至将呼吁公平分配的呼声斥之为乌托邦或民粹主义。它们的主张或许只会加深贫富分化的鸿沟。

民生与民权息息相关。在近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些地方提出在继续让利于民的同时要更侧重于还权于民。这一新的观点为民生的改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倒退没有出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生政治的协调发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也才能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

胡长明

2009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