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韦政通文集”，以“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韦政通先生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列传统人物“古典人格的光辉”、近代人物“危机时代的探路者”、当代人物“坚毅的魅力”三专题。本着薄古厚今的原则，传统人物只选取了四篇，近代人物收六篇，当代人物收九篇。

《时代人物各风流--韦政通文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传统人物，有孔子、孟子、庄子、阮籍、朱熹、王船山、曾国藩等；近代人物，主要阐述严复、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的思想、实践以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观；当代人物，主要阐述台湾地区学者，如陈荣捷、牟宗三、唐君毅、印顺、徐复观、殷海光、雷震、傅伟勋等思想文化研究活动。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韦政通先生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

古典人格的光辉

 孔子的性格

 中国哲学史上的四种不同人格

 “庆元学禁”中的朱熹

 曾国藩：古典人格的最后闪现

危机时代的探路者

 输入西学第一人——严复

 民国史上地位突出的三位大学校长

 陈独秀、胡适与《新青年》

 梁漱溟：一个为行动而思考的儒者

 论晏阳初的思想与人格

 初见冯友兰

坚毅的魅力

 陈荣捷：白鹿薪传一代宗

 王贯之先生与我

 牟宗三先生的生活片段

 谈唐君毅先生

 我与佛学大师印顺的对话

 徐复观先生的志业

 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

 傅伟勋：一个飘泊不安的灵魂

 为中国文化的继往开来创造新模式的霍韬晦先生

(八)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

孔子曾多次谈到过失的问题，这是人人必不可免，且时常要碰到的问题。要人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说来容易，要切实做到，实在很难。孔子教人“过则勿惮改”(1·8)。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5·30)。因人都会犯过，所以犯过是可以原谅的，但过而不改，就不可原谅。话虽如此说，真正要切实改过，并不容易，所以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5·27)这已不只是对过失，而是对人性的一种洞察。一般来说，“见其过”并不难，问题在绝大多数的人，在“见其过”以后，总有借口来掩饰或搪塞，很少在“见其过”以后，会内心感到羞耻，而痛切自责的。有了这一层的洞察，再看孔子的自我表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7·17)，就可以知道他真是一位“躬自厚”而又严于律己的人。从他的话，无异告诉我们，在四十多岁以前，大小过都有过。这里只说“无大过”，可见今后小过还是不能免的。只有自省到这一地步的人，才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陈司败)揖巫马期(孔子弟子)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偏私)，君子亦党乎？君(昭公)取(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7·31)。鲁昭公在当时以知礼著称，但在婚姻上却违背了“同姓不婚”的古礼。陈国的这位司寇贸然而问，似乎有意要为难孔子，孔子不察，也贸然而答，结果掉入对方的语言陷阱。孔子本可为自己辩白：“我说昭公知礼，是就一般的评价而言。”孔子未为自己辩白，反而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失。“苟有过”之“过”不在知礼与悖礼的矛盾上，而是在“贸然而答”上。从这些地方可看出孔子随时都能实践“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德行。

(九)和蔼中带有严肃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7·38)。温和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但一味温和易流于乡原，温和中带有严肃，则不但可亲，而且可敬。一般有威严的人，会显得凶猛，令人望而生畏。孔子的威严，盖得之于修养，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自然流露，因此，不会使人感到凶猛，反而使人不敢轻慢。一般人的恭敬，往往流于谄媚或做作，孔子对人的恭敬，因出于内心的真诚，因此感到自然而安详。这是弟子对孔子日常待人接物的容色神态的印象，是中庸的人格，是为人师表者极具魅力的特质。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1·10)。温是和蔼，良是平易，恭是庄重，俭是节制，让是谦逊，与上述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19·9)。“三变”指给人有三种不同的感受。子夏所说的“君子”，显然是以孔子为标准。可见孔子的容色神态，在弟子间已逐渐形成一种共识。

(十)安贫乐道

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答道：“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1·15)贫穷而不阿谀谄媚，富有而不傲慢凌人，在一般人已不容易做到，所以孔子说“可也”。但这也只是一点起码的做人道理，孔子不希望弟子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他希望弟子生活不论是贫是富，都应当追求一种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这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就是贫而能乐道，富而能好礼。孔子一生贫苦坎坷，是否能做到“富而好礼”，无从验证。从他的自白“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16)，相信他的生活已经达到“贫而乐道”的境界。

安贫乐道，指涉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问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士志于道”)，当他无法用世行道，甚至因外来的打击，使他的生活陷入贫穷的境遇，这时他要如何自处？如何仍能保持理想主义的精神？在孔子的想法里，显然认为安贫乐道不是一蹴可及的境界，在这之前，似乎至少要先经历一个安贫力学的阶段：“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4)在这阶段，道仍是悬着的目标或理想，尚未进入生活与生命之中，“就有道而正焉”，这时仍需师友的夹持或协助，所谓“以友辅仁”是也。“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好学”升进到“乐道”，这时道与生活、与生命打成一片，道赋予生活新的意义，道使生命有了新的光辉，因此使人乐在其中。乐道故能忘忧，乐道然后能真正安贫。

从好学到乐道，其间具体的下手工夫，孔子也有一些提示，如“不耻恶衣恶食”(4·9)、“贫而无怨”(14·10)、“人不知，而不愠”(1·1)、“君子固穷”(15·2)、“不怨天，不尤人”(14·35)。这些不是教条，不是空洞理论，而是孔子在长期的困顿岁月中，因“守死善道”(8·13)而累积的经验之谈，对“士志于道”者，是可以努力做到的。

(十一)富使命感

从孔子的一些自白中，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他富有强烈的使命感，下面举两个例子：(1)“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这是当孔子离开曹国，到了宋国，正与弟子们习礼于大树之下，不知何故，宋国的司马桓魋，竟企图杀害孔子，弟子们劝他赶快逃走，孔子的回答，颇有以“救世主”自命的意味。(2)“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这是孔子离开卫国，到陈国的途中，经过匡地，匡人因曾受阳虎的暴虐，而孔子的相貌似阳虎，遂遭拘留。值此危难之际，孔子的话仍以周文化的传承与振兴为职志，他的口气与桓魋之难时，如出一辙。这都是在生命遭到威胁，甚至在死亡的阴影之下，爆发出来的一种神秘感和高峰经验，并超然地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现，因而透露出这位老道德家宗教心灵一面的信息。

不但孔子自觉到上天赋予他一种使命感，时人对他也有同样的了解，例如仪封人告诉他的弟子：“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3·24)又如晨门就认为孔子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者”(14·38)。弟子更不用说了，大弟子子贡就说过，他的老师“固天纵之将圣”(9·6)。从这些方面看来，孔子似是一位“神宠领袖”(Charismatic leader)，后来历史上将其神化，在孔子的生命史里，也不能说全无根据，问题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他人性化的一面，孔子之可爱可敬、可长可久，在此而不在彼。P14-17

歌德曾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智者在交谈”。陈列在你面前的这部文集，就是当代中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知识分子、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以毕生心力和热情，曲折探索和思考的结晶之一，是一部娓娓道来的传统与现代相交响、作者与读者相共鸣的好书。

自从西风东渐以来，社会转型的历史课题即在中国出现。围绕是否需要转型，采取何种路径转型，向哪个方向转型等亟需解决的大问题，相继出现几个思想高峰。一是维新时代的“新旧”之思(围绕变与不变、小变与大变而展开的思考与争论)，一是革命时代的“主义”之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取舍)，一是战后和平年代的“现代化”之思(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个人、社会、国家价值的均衡)。韦政通先生的思想，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来展开的。

先生致思的时代，变革已成为共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调，不再能激起社会的涟漪；“主义”之争由于半个世纪理与势的竞争也已渐成定局，有略显过时之虞；而在战后和平发展的时机下，如何为海峡两岸的中国缔造一个光明的前途，遂成为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大陆思想界，开始全面讨论现代化的道路，而在此之前约二十年，随着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现代化已经成为讨论热点。韦政通先生便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思想者之一。韦先生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最主要的兴趣点是在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方面。

韦政通先生作为思想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异数，他的学术思想道路充满坎坷和艰险。

先生出身苏南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时如果按照父亲的愿望，继承家业，依其天资，假以适当环境，或许会成为一个地方上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但他不喜欢从商，竟违逆父亲的意愿，只身外出求学镇江、南京、上海，屡经周折，也没有读成一个完整的学历，而后又鬼使神差地跑到台湾去了。完全出乎意料，早期在台湾无依无傍的生活，竟然成了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少在各自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思想人物，千载难逢地齐聚台岛一隅，为他的学术生命提供了珍贵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劳思光、方东美、陈康、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先后成为他学术生命的浇灌者，一个依靠自学的青年，有此幸运，真可谓生命中的奇遇。

先生在台湾大学旁听方东美先生的“人生哲学”、“印度哲学”课，陈康先生的“希腊哲学史”课，每两周参加一次牟宗三先生在台湾师范学院的“人文友会”，有时因缺车资，必须从火车站步行到台大和师院。“友会”是夜间举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其间生活多次陷入绝境，有时仅赖院中木瓜充饥。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励和陆王学说的提撕，先生度过了早期的艰困岁月。

先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历经数年跟随牟宗三先生的“信仰之旅”之后，越来越感觉到不满足，遂将自己置于超越师门情感，独自探险‘的挑战途程中。就在此时，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出现在先生的生活世界里。与殷海光先生的交往颇不同于和牟宗三先生的交往，“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认识他(应该说是崇敬他)，不认识自己；在殷先生那里，我认识了我自己”(王赞源《韦政通教授访问录》)。

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先生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其他两种角色，绝非当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寻常的学思历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机遇塑造而成。”先生的著述，按照这三种角色，可分为学术、思想和社会关怀三部分。具体说，学术部分，专题研究包括“荀子研究”、“朱熹研究”、“董仲舒研究”、“孔子研究”、“毛泽东研究”等，通史撰述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体现学术通俗化的著作包括《中国文化概论》、《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的智慧》等；思想部分，儒家思想批判著作包括《传统的透视》、《儒家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儒家与现代中国》、“儒家在台湾经验中的角色”的系列文章等，从传统到现代的思想探索著作包括“以传统批判现代化”系列论文、《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反思》等，现代伦理道德问题探索著作包括《伦理思想的突破》、“当代伦理诊断与重建”系列论文；社会关怀部分，包括有关知识分子、台湾政治与文化、中国未来的系列论文。“著述等身”，也许可以用来描述先生勤奋笔耕的量，却实在不足以概括先生蔚为大观的学术思想成就和宠博气象，不足以体现他贡献给时人和后世的活生生的智慧。

先生以学术为生命，他的治学，最重客观的精神。先生所献身的学问，是面对活生生的时代问题的学问，他总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历史，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固步自封。

先生以开放的心态，意识到“中国缺乏独立的学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和这个根本缺陷(逻辑、知识论不发达)是密不可分的。这个缺陷不但长期延误了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先生此种说法，一方面点出了我国知识分子仍然难于摆脱的自封心态，同时也可看作是对牟宗三先生将儒家当成学问的努力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再度提示。

客观的精神导引开放的心态，开放的心态推助客观的精神。先生借助对近代中国不幸遭遇的客观了解，进而再度达成了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切“同情”。“鸦片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和中国国力的日益衰微，在这种内外交逼的情况下，使用任何外交策略，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在这期间，我们抵御外侮的条件各方面都非、常薄弱，唯一突出的现象，是出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稍早有林则徐，然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郭嵩焘、曾纪泽，他们凭着极有限而又模糊的国际知识，在对交往对手的强度、意向缺乏资讯作为判断依据的情况下，依然要折冲樽俎于列强之间，可谓备极艰辛。”“所谓‘弱国无外交’”，“鸦片战争后，在外交上接受残酷考验的不只是少数人才，而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以当时文化衰落、社会解体、民心涣散的中国，面对强劲无比的西方列强，“不管使用任何外交政策”，都同样避免不了一败涂地的结局(《19世纪中国与西方》)。

古往今来，真正的大学问，总是离不开历史的责任和对现实的关怀，这一点在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先生提倡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了让大家脱离生活实际，只是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独立不屈之品格，意在争取知识本身独立不倚之地位，意在追求热爱真理的新知识传统，而并不是要知识分子放弃对社会、对民族和对人类的责任。先生研习古代思想文化，并不是为了获得一个安宁的栖息场所，从而高枕无忧地安睡其中，往而不返。先生不喜空谈玄理，一言一说必求中的，中历史文化之的，中社会生活之的，中人心风俗之的，中国家民族之的，中人类命运之的。其为现代社会和人生立言的目的性随处流溢。

先生将自己的这种责任情怀称作“现实的关怀”，先生对现实的关怀是多角度、多方面的，诸如政治、伦理、教育甚至环境等问题，无不在先生的视野之内，关怀之中。这种关怀充分展现了先生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挚之爱。

除了在学术、思想上所获得的重大成就之外，先生还以永不停息的追求、坚持不懈的努力，鼓荡理想，燃烧激情，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不断重新铸造自己，使自己的精神生命不断升级，不断放射出令人艳羡的耀目光辉。也许这才是先生最有感染力和诱惑力的成功。人的一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其所获得的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在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创造价值生命的成功。这种成功无不在价值原则的导引下进行，无时无刻不受理想光辉的指引。点燃起理想的火焰，让它永不熄灭，并按照它的指引前行，生命的潜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生命的意义就能在最大的限度内展现。先生的成功，就是理想实现的典范，先生就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理想的火焰。

先生的著作，二十多年前开始在大陆出版。这些著作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不少读者意犹未尽，在不清楚联系地址的情况下仍然辗转去信求购先生的其他著作，甚至产生浓厚的研究热情。日益增加的阅读需要，使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上述著作已经显得难以满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先生的全集目前尚不具备出版条件的情形下，我们认为在先生的全部文字中精选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编成一套较能反映先生思想各个面向的多卷本文集，也许是一个可解一时之急的办法。我们向先生请示，征得同意，终于有了这套文集的出版。

这部“韦政通文集”，基本的选编思路，是希望在尽量体现先生著作结构的同时，能够照顾到大陆读者希望了解先生的实际需要，所以在选材上，采取“论学”、“论世”、“评人”、“自述”的思路分卷。

《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学”部分，列两个专题：一是“儒学新探与方法革新”，收录先生研究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的几篇文章以及若干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力图反映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和风格，使读者了解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面貌；二是“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收录先生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思想创造作品，包括创造性转化传统的思想和对新伦理问题的思考。

《人文主义的力量》为“论世”部分，列三个专题：“巨变与传统”专题主要体现先生对时代变迁的体认；“知识分子的责任”专题意图体现先生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呼唤；“迈出五四的幽灵”专题希望呈现先生对知识分子努力方向的理解。

《时代人物各风流》为“论人”部分，重点突出对人格问题的关注。列传统人物“古典人格的光辉”、近代人物“危机时代的探路者”、当代人物“坚毅的魅力”三专题。本着薄古厚今的原则，传统人物只选取了四篇，近代人物收六篇，当代人物收九篇。

《知识人生三大调》为“自述”部分，除了收录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同时收录几篇补充性的文章。为显示伦理思想在先生思想中的突出地位，并考虑到各卷篇幅大致平衡，本拟收入“论学”之卷的几篇关于伦理思想的文章和演讲，也作为“我的伦理思想”收录到了这里。本卷最后，附录了一篇概述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先生还有许多精彩文字一时尚无法纳入这套文集，这是编者的遗憾，也是编者需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的。

编者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