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945年，中国东北，那里的纪年方式混乱不堪，西元、民国、昭和、大同、康德；那里有很多人群共生“共荣”，本地人、逃荒去的、开垦去的、侵略去的、做梦去的；那里信奉各种各样的神明，土的、洋的、老天爷、菩萨、基督、圣母、天照大神。那里是中华民族的噩梦，是大和民族的荣光，是教材、是证据，是一段抹不去、逃不开的时间。然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伪满洲国”一段，隐去了活生生的人、血淋淋的事，那些历史也就变成了概念、符号，冷冰冰、硬邦邦、冠冕堂皇、简洁明了。

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是一个个“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有的人赫赫有名，甚至一手策划了那个荒唐的“国度”；有的人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自娱自乐、自生自灭；有的人挺过来了，他们只一味庆幸、也不怨天尤人；有的人悄然逝去，随着那个“黄粱梦”一起灰飞烟灭了。

像萧红一样，东北女作家迟子建恋恋不忘的是黑土地上的人，黑土地上的苍痍和苦痛。长篇新作《伪满洲国》描述伪满洲国时期东北下层人物的生活，特殊的历史时期，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黑土地的风土人情……被评论家誉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新探索。

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

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

第三章 一九三四年

第四章 一九三五年

第五章 一九三六年

第六章 一九三七年

第七章 一九三八年

第八章 一九三九年

第九章 一九四十年

第十章 一九四十一年

第十一章 一九四十二年

第十二章 一九四十三年

第十三章 一九四十四年

第十四章 一九四十五年

后记

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他从点心铺子出来时嘴角上沾着芝麻，而迈出干果店时手里则抓着桃脯或者杏干。最要命的是误入畅春坊，老鸨会满脸堆笑地追到门口，冲着吉来吆喝：“这位爷别走哇，给你找个好姐姐裹奶吃——”吉来就偏过头对着裤脚肥大的老鸨说：“裹你妈的奶！”他出了畅春坊又进了杂货铺，无论是农具炊具总要上前摸一摸，结果摸了一手的灰回来了。王金堂在街角罗锅着腰弹棉花，见孙子两只手脏得像老鸹爪子，就叹息说：“瞧瞧你的手，唉，瞧瞧你的手——”虽然他并未深入责备，吉来已经受不住了，他一噘嘴就走了。边走边嘟囔：“你弹的棉花绒子呛死我了！”他又去了张开顺家的布店，见有一种紫底黄花的斜纹布上了柜，非常豁亮，就想碰一碰。然而他知道张开顺在盯着他的脏手，便识趣地用脸蛋去触一触。一触就爱惜得不行了，仿佛闻到了布上黄花的气息，连说：“真好，真好。”张开顺就呷了一口茶说：“等你长大了娶媳妇就扯这块布，保证把你的新娘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吉来说：“我才不要那玩意儿呢。”张开顺敲了一下茶壶盖说：“到时你就要了。”吉来觉得败兴，就出了布店去寻戏院，然而戏院基本都在城中心，路太远了，于是他就近买了一块油炸糕，倚着铺子的青砖墙边吃边望着过往行人。

四月午后的阳光是雪亮的。它把房屋和道路照得清清白白。清的是房屋，白的是道路。屋顶青色的瓦楞上有褐色的麻雀跳来跳去，它们好像把凸凹相间的瓦楞当成了编钟，企图弹奏出悦耳的乐曲。然而瓦楞并不发音，这使麻雀大为不满，它们吱吱喳喳地发着牢骚，一轰而起飞到别处寻风光去了。吉来想起了爷爷在三月的某一个傍晚对着屋顶的积雪所说的话：“还不出阁啊，都老成什么样子了！”屋顶的积雪大约也意识到自己的肌肤不那么莹自动人了，所以终冬后的暖阳稍稍把触角伸向它，它便春心萌发，化成水滴，羞羞答答地走下屋檐。虽然那土地还泥泞着，不如它想象的归宿好，它还是心甘情愿地与大地融为一体了。积雪一旦把自己干净利索地嫁掉，屋顶就重现它的本色了。不惟棱角分明的瓦楞露出了狐狸似的尖尖脸，瓦楞间的枯草也一蓬蓬地随风飘舞了。然而要不了多久，这枯草就成了绿草，欣欣向荣了。

吉来把目光从屋顶收回后，油炸糕已经落入肚中了。他看见一个极其眼熟的人提着一摞中药从药铺出来，他垂着头走路，差点与一位拉车小跑的人撞个满怀。拉车的骂：“长没长眼睛啊！”提药的人茫然地抬了一下头，然后乖乖让到路边。吉来认出这是教书先生王亭业，他多愁善感，又养着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婆，所以整个人就像一帖用过的膏药，委靡不堪。他曾几次动员吉来的爷爷，说不要把孙子送到私塾里去，那里面教的东西与社会不合拍，孩子长大了跟痴呆没什么区别。而王金堂却喜欢私塾，因为私塾先生七十八了，单凭他那一把雪白飘逸的胡子，就不会有人对他的学问有丝毫怀疑。而且王金堂认为学生教得少才精，像学校里学生一群一群的，在他看来跟放羊没什么两样，别指望老师对学生指点到位。而私塾先生则不一样，他会让每一个学生将学过的内容背诵一遍，不过关的就会打戒尺。王金堂喜欢戒尺，认为小孩子是不打不成器的。王亭业发现了吉来，他提着药朝吉来走来。他穿着灰布对襟棉袄，围一条雪青色的呢绒围巾，这两种颜色使他的脸颊显得更无血色。他将要接近吉来时，挺了挺腰杆，把双手背到身后，那摞草药就一下一下地荡在他的腿肚子上，就仿佛一条黄狗在叼他的裤脚。

“吉来——”王亭业撇着嘴角问，“不上私塾了？”

“先生伤风了，鼻涕都淌到胡子上了。”吉来说，“今天就不让我们去了。”吉来发现王亭业的两片前襟沾了不少油污，袖口处则更是污秽，分不清是米汤还是面糊弄在了上面，使那里的布呈现出金属的特征：又亮又硬。  一辆毛驴车从他们身边经过。车上坐着一个呵欠连天的中年女人，她拉着两板豆腐出来卖。驴大约是起大早拉完磨又被套上车出来，所以已累得无精打采了，走的步又碎又慢，而且边走边拉屎。一个个圆鼓鼓的驴粪蛋就散发着热气滚在路上。恰恰有个小孩子在奔跑时一脚踩中了一个粪蛋，他跌倒在地，本想马上爬起来，但见身边围绕着五六个驴粪蛋，让他恶心和委屈得慌。于是孩子就先哭了起来。他的母亲随后急急赶上来，她踢了一脚儿子的屁股，说：“活该！让你跑，让你不好好走路，活该！”

王亭业见往来行人都把目光集中到那对母子身上，就对吉来说：“你不上学校也好，你不用学日本话了。”

“我们先生说了，中国人要说中国话，不学日本话。”吉来的话刚一出口，王亭业就把脖子左右扭了扭，四顾无人后，他说：“你说话的声音太大了，这样不好。以后在街上说话要小声点。别告诉别人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

王亭业提着药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他离吉来远了的时候，就不再背着手走路，那摞草药又回到前面去了。吉来憋不住想笑。他想虽然街上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了，他不和他们打交道就是。这座城市刚刚来了一位皇上，把长春改成了新京，年号也变了，可街上的店铺还是老样子，流氓地痞该有还有，吃的用的也不是不能买到，他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虽然他私下里也听大人们的议论，说是将来的日子好不了，挨饿受冻不说，人的命就会像蚂蚁一样轻薄，由着人去践踏。吉来还没有想那么远，他才九岁，想的最远的事情是想去趟平顶山，他姑姑嫁给一个矿工已经两年了，还从来没有回来过。吉来有点不信任姑姑所嫁的那个男人，原因是他太瘦了，万一姑姑病了，他都没有力气背她看医生。而且他的模样也不讨人喜欢，一双小老鼠眼分得很开，鹰钩鼻子长得像个拴马桩，最糟糕的是脸颊上生满了黑痣，仿佛落了一层苍蝇，给人一种很脏的感觉。姑姑一直在娘家呆到三十二才出嫁，这一耽搁就没有碰上好货色。所以这个瘦男人坐着火车来接姑姑的时候，吉来就偎在姑姑怀里不舍得出来，弄得姑姑泪流满面。吉来记得男人进了他家说的第一句话是：“宽城子并不大嘛。”吉来就立刻回敬他：“平顶山不也是个屁大的地方嘛。”很多人都管长春叫宽城子。那男人并未和吉来计较，而是和颜悦色送给他一袋用玻璃纸包着的五颜六色的糖球。吉来咯嘣咯嘣嚼糖吃的时候，姑姑已经跟着那男人坐火车去平顶山了。从此平顶山就成了吉来心目中最向往的地方。前几日姑姑来信说怀孕了，到了秋天会生孩子。奶奶由于老糊涂了不可能去伺候月子，吉来的爷爷就说待孩子满月后领他去吃酒。

吉来想了一会儿姑姑，再望眼前的街景时就有了几分伤感。他百无聊赖地沿着土路去寻爷爷，他想早点回家了。爷爷罗锅着腰，骑在木马一样的木架子上蹬着风轮。每蹬一下，那巨大的竹制风轮就咿呀旋转，板结的棉花就会被弹得蓬松如云。春秋是弹棉花的旺季，秋季来弹棉花的人多半是为了过冬，想把棉衣絮得更暖和些；而春季弹被褥的多是一些要办喜事的人家，纯粹地买新棉花有些承受不起，于是就用弹旧棉花来创造新意。吉来很奇怪，那些又脏又硬的旧棉絮一旦被弹出来，的确是雪白柔软。爷爷弹棉花的手艺是出了名的，他弹了三十年了。

王金堂见孙子今天回来得早，就说：“还得两个时辰才能完活，你再去玩吧，只是不要走远了。”

吉来没有吭声，他恹恹无力地蹲在地上。

王金堂马上说：“走远了也没事，告诉爷爷你去哪家铺子，省着回家时我挨个铺子地找。”

吉来有气无力地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想回家了。”

王金堂以为孙子口袋里的钱花光了，就说：“手里没子儿了吧？”爷爷把钱叫做“子儿”。

吉来拍了一下口袋，说：“子儿多着呢。”  仿佛是为了应和吉来的话似的，那口袋里的“子儿”一阵脆响，就像鼓掌一样。

……

P1-5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翻开《伪满洲国》的手写稿，在第一本的第一页上，我看见了当时标记的写作日期：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

记得那天花去了整整一个白天，才写下并且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开头：“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

我觉得找到了《伪满洲国》的叙述基调和语言感觉。虽然那一天只写了几百字的开头，可却觉得无限充实。傍晚散步时看着暮色温柔的街景，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追溯《伪满洲国》的写作动机，那还是十二年前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萌生的。不过那时我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那种动机只能是一种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写作淹没和冲淡了。一九九O年我毕业回到哈尔滨，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终于可以安定而踏实地读书和写作了。这时《伪满洲国》的写作念头又不可遏止地浮现出来。同年底，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有天晚宴结束后，有一位两鬓苍苍的日本老人突然走到我面前，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从满洲国来？’’我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又是苦难的历史。这位老人在三十年代来过东北，当时是一家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向我了解如今的东北的情况，表达了想再来看看的愿望，这对我是一种震动。我想起了东北一些老人在忆起旧事时常常要说的那句话：“满洲国那时候……”这段历史何以给中日人民留下的烙印如此深刻？归国后我开始去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做了一些笔记。然而图书馆资料有限，《伪满洲国》在我心中只是一个雏形，觉得动笔写它为时尚早。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我着力进行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从这种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同时，仍然注意搜集《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这里既有从图书馆复印来的，也有从书店购置的，更宝贵的是从一些旧书摊寻到的。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觉得《伪满洲国》的意象在我心中愈来愈丰满，创作的冲动已经出现，于是又集中做了两个月的资料，到了四月迎春初放之时，便开始了写作。

从一九九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写毕，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除了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我中断了写作外，基本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到了《伪满洲国》上。写作带给人精神的那种愉悦与给身心所造成的疲惫自不待言。在这期间，由于我结婚后与丈夫两地分居，所以常常是提着资料和手稿奔波在哈尔滨与故乡之间。在哈尔滨每天写作之后，无论什么天气，总要坚持在晚饭后的黄昏散散步。有时累得或懒得不想做饭了，就花钱到餐馆吃现成的。而在故乡，我的窗外就是山峦、河流和草滩，夏季时推开窗户，清冽的空气就会飘荡在室内，你能嗅到花香、草香和河水的气息，鸡鸣狗吠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记得去年阴历七月十五的夜晚，我站在窗前向下一望，只见那河流被月亮映照得焕发着勃勃金光，感觉那河上的月光似在燃烧，这夜景实在美得惊心动魄。这种寂静而风景优美的写作环境，使《伪满洲国》的写作一直显得比较悠徐从容，不急不躁，以至脱稿之后，当我把稿子整理出来，发现它已有六十多万字，着实吓了我一跳。

一部我倾注了巨大热情的长篇写完了，它是否成功，有待读者的评判和时间的验证。对我而言，心中满落着《伪满洲国》燃烧后落下的灰烬，这灰烬苍凉而苦涩，一如我远离故乡时的情愫。我感谢《钟山》杂志社的傅晓红女士和徐兆淮先生，他们以第一读者的身份给予这部长篇最初的肯定，并且辟出两期的版面来率先刊发它。我还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先生，他以最快的速度读完它并做出出版的决定，使《伪满洲国》很快能被更多的读者看到。  今天是二OOO年四月十八日，大兴安岭仍在飘雪。前些天北京和华北一带沙尘暴肆虐之时，这里却是风清云白、积雪消融的明媚风光。如今残雪仍存，雪又飘飘洒洒地来了。窗外是一派苍茫的景象了。我记得在哈尔滨写完《伪满洲国》的那个傍晚，是初冬时令，我独自到餐馆叫了两个菜和一瓶酒，一边吃喝一边望窗外灯红酒绿的夜景。待我走出餐馆，发现天在落雪，雪花温柔而凉爽地抚摩着我的脸，使我有要流泪的欲望。今天我在遥远的故乡写这篇后记，望着窗外那大片大片飘扬着的雪花，望着已经模糊了的山、树和河流，也有一种要流泪的欲望。我喜欢雪，不管我晚年时身在何方，都会温暖而疼痛地遥忆着故乡。愿我岁暮时的白发和那一摞摞写作的纸片能化成一带雪花，飘向这里。

二OOO年四月十八日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