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介绍、宣传民国时期的上海帮会的通俗读物。全书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书本力图博采众长，集学术性、文学性和纪实性于一体，但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编辑而成。本书为海派文化丛书之一。

其实帮会一开始是单纯的，是帮会中人为自己建立的乐园，而不是为他人创造的天堂。这应该是他们最初的理念。我给这个理念找到另一个相对应的具象物，那就是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城堡。城堡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据点。然而人心吊诡，帮会后来渐渐演变成黑社会。这个过程是我颇感兴趣的。

总序

序章 历史渊源

　五名僧人、一对姑嫂与洪帮起源的神话

　青帮初现时的传奇人物及其草根色彩

第一章 殊途同归

　起义队伍中的人声帮影

　两个人与两种策略

第二章 百帮入“海”

　他们一个个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克文不做公子做青帮，逃离袁门入帮门

第三章 粉墨登场

　黄金荣说，他是“大”字头上加一横——“天”字辈

　因一个女人引起的大亨与军阀的交锋

第四章 青出于蓝

　他被帮会中人称为“军师爷”和“诸葛亮

　得罪不起杜月笙，其实就是得罪不起青帮

第五章 帮会乌云

　不打不成相识

　帮会的多面性

第六章 风云际会

　一个重要人物的正式出场

　“四·一二”之异

第七章 谁为“帮”狂

　背后的扶植

　有钱能使“社”推磨

第八章 显露亮光

　戴笠与上海帮会

　抗战中的青洪帮

第九章 帮会色泽

　时隐时现的红色之光

　帮会中的黑色之影

第十章 城堡之幻

　帮会的厄运

　敲响大亨的丧钟

自跋

跋

起义队伍中的人声帮影

只见城外芦草丛中一下子冒出了无数头裹红布的脑袋，像一蓬蓬燃烧的火苗映照在灰暗的大地上……这些红布冲进洞开的城门，很快汇成一片红色的光焰，仿佛要把一切他们容不得的东西彻底焚毁！

上海出现了帮会的影子。

但这块土地暂时还没有为帮会，尤其是青帮的生成发展，提供足够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契机出现在租界产生以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它使中国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的门户全部向英国人敞开。条约第二条还规定，英国人带同家眷寄居上海贸易通商无碍。大英君主可派领事驻沪，专理商贾事宜。

1843年10月，中英《虎门附加条约》第七款进一步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地区租地建房。于是，这年11月8日，时任印度陆战队炮兵上尉的巴富尔偕同随员来到上海，成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到任后，很快谒见上海道台宫慕久，并和后者商定在上海县城借姚家大宅设立领事馆。

上海宣布开埠后，部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首先来到上海。这些英国商人一进入上海县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们要求在这里购地建房。但这一要求没能如愿，因为县城民众不愿意将土地和房屋出卖给外国人。英商们于是就去领事馆找巴富尔。后者又只得去找上海道台。宫慕久听明白后，也只能两手一摊，说，房产和土地是老百姓的私家财产，官府不能强迫他们出卖。

英国商人尽管心有不甘，但一时又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在城外乡间先找了个地方将就住下。巴富尔劝慰他们暂且忍耐，并保证他会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

不料英商们的居住问题尚没解决，巴富尔对领事馆的着落又大伤起脑筋。原来姚家大宅作领事馆用房仅仅让巴富尔满意了几天，在后来的几天里，那里几乎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参观地。那些英国人从早上起床洗漱、刮胡子、用早餐，以及抽雪茄、喝咖啡等等，都引起落后闭塞的上海县城老百姓强烈的好奇心和窥视欲。

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参观内容”，巴富尔大为恼火，下令平时也将门一律关上，严禁外人擅自进入。

“外人”可以不进入，但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却不能不出去。这不，那天巴富尔和宫慕久一人乘一顶大轿出了领事馆大门，就被人群围了好一会才得以脱身。巴富尔大为不满地朝上海道台发火道：“这里的老百姓太野蛮了，你应该严厉惩治这些刁民！”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上海道台回答了一句：“不是老百姓进入领事馆，是你出现在他们面前，你能阻止他们看你吗？”

话是这么说，但作为地方官，宫慕久看着英国人频繁出入上海县城，他也有点担忧，县城治安不是很好，真出了什么事，他也担待不了。

这时候，巴富尔要求宫慕久根据条款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专供英国侨民使用的“居留地”，巴富尔希望这块“居留地”在县城外面。

宫慕久觉得这样也好，华人和洋人分居两处，可以避免发生纠纷。于是，经过谈判，并呈请两江总督核准，1845年11月，宫慕久以一纸《上海土地章程》的出台，公布了和巴富尔的最终谈判结果：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的土地租给英商，英国人可以用简单的市政设施如道路、码头、雇用更夫等维持居留地。但中国政府保留土地管辖权、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

中国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英租界就此产生。根据《上海土地章程》，外侨在居留地内租赁土地属于“永租”性质，并由上海道在租地契纸上加盖钤印。契纸原为“出租地契”，盖上上海道官印后，即称“道契”。

步英国后尘，相继出现在上海的另两处租界是：美国在虹口设立美租界；法国在卢湾设立法租界。  上海出现租界，除了给居住在租界内的外国人带来各种便利，也给日后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会发现，上海青帮发展到后来，已如一个毒瘤。而毒瘤必有所依附才能生成，它依附的最佳土壤就是租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它才得以生成发展，乃至壮大。

租界一经确立，即日益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的国中之国。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摆脱中国封建社会控制、躲避中国连年战祸和各种灾祸的一块“乐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自然而然会把他们国家的物质和文化引入租界，最能体现这方面内容的，当数市政建设和娱乐业。前者体现了西方生活观念中人的生存质量，而后者的文明色彩，则显出租界生活情状的另一种层次。于是，人们就相继看到了租界辟筑道路、建造地下管道、设立路灯、栽种行道树等市政设施。后来又出现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再后来，西方国家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行驶在了上海街头。乘在行驶中的电车上、汽车上，透过车窗，眼前不时掠过电影院、戏馆、游乐场、舞厅、弹子房等，这些内容吸引着那些下野军阀、失意政客、逃亡地主和富家子弟趋之如鹜，纷至沓来。

陆续出现在这块“乐土”上的，还有心怀各自目的和不同念想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冒险家”。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他们是相关的。开埠后的上海，由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倾销，洋布排挤土布，洋船驱逐沙船，东南沿海农村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遭到了破坏。随着原先通过运河北运的漕粮改由海运，大批水手因此被遣散，但见漕运所经之地，到处聚集着失业水手。因生计无着，他们有的哀声叹气，有的抱怨咒骂，更有人情绪愤激，摩拳擦掌……

上海租界人口数量日益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上海在一步步迈向大城市的行列。

这样的情状固然给民国时期的上海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同时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生活无着的原漕运水手、农民、手工业者，为了生存，成群结队涌入上海谋求生路，就给上海出了如何接纳他们的难题。

不错，上海确实需要有人来为它服务，但这样的人是有讲究和数量控制的，这就注定了在涌入上海的人群中，会有一大批人找不到工作。而这部分人又不甘心失去机会，于是就滞留在城市碰运气。天长日久运气依然无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沦为乞丐和流浪者。最后有人被逼急了，就铤而走险，开始偷盗、抢劫或绑架。从事这样的勾当，一般会自发地结成帮，团伙作案，他们知道这样更容易得手。选择目标还往往是外国人出没的处所。当年的洋泾浜大桥(今延安东路外滩)旁的法国领事馆就曾是他们翻墙而入，进行偷窃的地方。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还有一个上百人的团伙得知徐家汇天主教神父寓所藏有大量食物，便准备对此下手。后来因为走漏消息，法国领事进行了干预，那个团伙才没能得手。

上海县城也出现了抢劫偷盗，甚至绑架杀人的事件。针对的对象多是老百姓。老百姓没多少钱，但他们一般多子女，绑架这些人家的孩子竟成了这些团伙的生财之道。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经济的活跃，这样的团伙越来越多，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提出这一点很重要，上海在历史上就与沿海各省及内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自五口通商后，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上海迅速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各地商人、买办、运输工人，甚至游民纷纷涌入。游民多为广东、福建，还有宁波、江西等客籍居民。游民中许多人原先都曾加入过当地帮会，到上海后，他们先前以乡土关系作为纽带的帮会组织，便借着上海这块土壤迅速发展起来。如小刀会最初出现于福建帮，1850年前后在厦门重建后传入上海，其创始人为李仙云。他是兴安会馆的董事，1851年7月，英国殖民者为在上海建造跑马厅，强占兴安泉漳会馆公墓，李仙云曾领导对英抗议。

再如刘丽川。刘丽川于1820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户农民家庭。鸦片战争后曾去香港谋生，1845年在香港加入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1849年刘丽川来到上海，在上海当过经济人，做过丝茶栈的职员。由于他乐善好施，有一副侠义心肠，又懂医术，常为人看病，所以深得乡党推重，广有人缘，不久就成为上海地区广东籍天地会成员的首领。后来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广东帮。这些帮声人影，在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中，得到了一次痛快淋漓的亮相机会。

小刀会起义发生前，参与各种帮会的游民在上海留下的口碑，说一句众怨人怒，决不为过。史料记载，南方小刀会、天地会中的游民进入上海以后，不少人从事偷窃或抢劫，也有人贩卖鸦片和聚众赌博，并以此为生计。除此之外，他们还“聚党成群，索诈铺户”，“甚至白日持刀，抢劫行旅”。这已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分明像土匪强盗了。再如我们前文提及的福建帮主李仙云，“出入乘舆，拥众自卫，……各牙行商号每有货物到埠，必先纳银与李处，上岸时始免掳抢”。这样的作派，这样的腔势，哪有半点为民请命的征候，有的只是帮会头目耀武扬威，前呼后拥，不可一世的架式。尤其是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的游民，往往为争抢生意，结成帮派，互相争夺，刀棍相向，鲜血飞溅，折射出游民身上沾染着的帮会恶俗顽劣因子。

与外来帮会比较起来，上海本土乡帮中人，则收敛许多，不仅不张扬，有的甚至还有点温良恭俭让。土著帮会主要有罗汉党、庙帮、塘桥帮和百龙党等。罗汉党是以嘉定南翔为基地的会党。庙帮是以宝山县彭浦镇为中心的帮会组织，因镇上有彭大王庙而得名，故又称彭王庙党，头目叫潘起亮。塘桥帮是以南汇县塘桥为中心的帮会组织。百龙党的名号，系因上海县招募乡勇而得名，《青浦县志》记载：“时兵备道吴健彰招广勇，私号双刀会党。知县袁祖德招闽勇，私号乌党。邑绅招乡勇，私号百龙党。”可见作为官场中人的吴健彰和袁祖德，也都借助控制帮会力量，以供自己使唤。

前面说过，上海小刀会起义使各路帮会中人有了一次痛快淋漓的亮相机会。而引发这些身影出现的一个人物，倒并非出自帮会，而是来自青浦农村，他就是青浦县塘湾农民周立春。周立春出生于1814年，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其女儿周秀英也颇有乃父之风，路见不平，好打抱不平。周秀英从小习练武术，有这底气。

1852年秋季的一天，青浦知县余龙先极不明智地突然下令，强令农民补交三年以前已张榜公告免交的钱粮。那次免交是因为青浦遭遇了一场天灾，几乎导致庄稼颗粒无收。虽事隔三年，青浦农民依然没有缓过劲来；一点可怜的收成，缴了租，还了债，所剩无多，好多人家正为以后的日子缺粮犯愁。此时余县令一纸钱粮补交令，对他们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连续好几天，周立春到处都听到乡亲们唉声叹气。周家尽管眼下还不缺粮，但也并不充裕。本来他就不平于县令的出尔反尔，看着已是家徒四壁的乡亲们叫苦连天，周立春决定率领众乡亲抗交钱粮。抗交钱粮就是向清政府叫板，肯定为清政府不容，没好果子吃。但周立春已顾不得了。

周立春振臂一呼，那些正处于绝境中的农民便应声云集到了他的麾下。他们胜利击退了前来催粮和镇压的差役、清军。周立春在四邻八乡一下子名声大振，更多的农民团结在他周围。

一场更大规模的官民冲突紧接着爆发。这样的冲突换一种说法，就是农民起义。当时上海县城的刘丽川他们也正在酝酿起义。他们选择的季节是冬天。因为冬天到来的时候，清政府要从上海往北方运漕米，刘丽川他们决定截下这批漕米作军粮，同时宣布起义。起义名称都想好了，就叫小刀会起义。现在上海刚刚入秋，冬天还没到，既然青浦农民周立春已经揭竿而起，他们应该声援周立春，来个东西呼应，让清政府措手不及。  周立春揭竿而起两天后的1852年9月7日，是阴历八月初五，这天正是孔子诞辰。按以往祭孔程式，这天凌晨县城里的官吏、士绅都要前往文庙祭孔。

天尚未大亮，先行到达的人们都在恭候上海道台吴健彰大驾光临。这时候，驻扎在小东门，作为小刀会内应的清军，悄悄打开了森严沉重的城门。只见城外芦草丛中一下子冒出了无数头裹红布的脑袋，像一蓬蓬燃烧的火苗映照在灰暗的大地上。他们正是刘丽川率领的小刀会起义军。这些头裹红布的起义军冲进洞开的城门，很快在城里汇成一片红色的光焰，似乎要把一切他们容不得的东西彻底焚毁！

他们首选攻击目标就是县衙，知县即袁祖德。袁知县这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居然没有出现在文庙恭候吴道台的祭孔队伍中，而是一个人待在县衙。他还没有弄明白他治下的县城发生了什么事，已成了小刀会起义军的俘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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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遣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直至今日，上海的地名、路名依旧多有滩、渡、浜、泾、汇、河、桥、塘、浦、湾……这都在向人们证明，是水造就了上海这座城市。

海洋是美丽而壮观的。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0.8％是海洋水面，如果称地球为“水球”也不无道理。海洋是广阔而有边的，是深而可测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资源的宝库……任你怎样为之赞美都不会过分。

海在洋的边缘，临近大陆，便于和人类亲密接触。我国的万里海疆，美丽而且富饶，被誉为能量的源泉、天然的鱼仓、盐类的故乡，孕育着宇宙的精华，激荡着生命的活力……任你怎样为之歌唱都不会尽兴。

上海是海。是襟江连海的不息水流造就了上海，更是水滋养了上海，使这座城市孕育了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为主要特征的海派文化。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就没有这座迅速崛起的滨海城市。没有海派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就没有上海的迅速崛起和繁荣发达。今后，上海的发展还要继续做好这篇水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

上海是海。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是典型的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不同于在传统城市基础上长期自然形成的古老城市。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人口只有20多万，经过百年的发展，人口猛增到500多万。据1950年的统计，上海本地原住民只占上海总人口的15％，移民则高达85％。上海的移民，国内的大都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国际的虽来自近四十个国家，但主要来自英、法、美、日、德、俄，其数量最多时高达15万人。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有如下几次：

太平天国期间，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了11万。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孤岛期间，仅4年时间，上海人口净增了78万。

解放战争期间，3年左右，上海人口净增了208万，增势之猛，世界罕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生了新一波移民潮，人口增长势头也很猛，现在户籍人口已经超过1800万，此外，还有外来务工人员600万。每年春运高峰，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人流如潮，是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是海。上海的建筑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美誉，现在是越来越名副其实了。有人说建筑是城市的象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城市的表情。依我看，上海的城市建筑是海派文化的外在形象体现，无论是富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房屋，还是按照欧美风格设计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包括集中于南京路外滩的建筑群，和分布于各区的多姿多彩的别墅洋搂，诸如文艺复兴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优秀历史建筑就达；300多处，或者是后来建造的如原中苏友好大厦等，都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人文故事，演奏着上海社会发展进步史上的一个个乐章。

上海是海。上海人讲话多有南腔北调，还有洋腔洋调。中国地域广阔，方言土语十分丰富。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上海这个迅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多元化，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多样化，中国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的语言大都能在上海听到。

上海是海。上海人的饮食，可谓多滋多味，菜系林立，风味各异，川帮、广帮、闽帮、徽帮、本帮……应有尽有；西菜、俄菜、日本菜、印度菜……数不胜数。

上海是海。上海的戏剧舞台百花争艳，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歌剧、舞剧……剧种之多，阵容之齐，在国内数一数二，在国际堪称少有。浙江嵊县土生土长的越剧在上海生根开花，走向全国；而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则别具一格地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改编成功……

海派文化姓海。

海派文化不等于全部上海文化，而是上海文化独特性的集中表现。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就像一棵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的大树，巍然屹立，万古长青，这树的主干在北京，树根深扎国土，树枝则是伸向祖国各地各民族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一种说法耐人寻味：看中华文化五千年要到西安去；看中华文化两千年要到北京去，看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要到上海去。当然，比喻总是蹩脚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族民间文化，在上海相互影响，有的彼此融合，有的相互排斥，有的自然淘汰，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孵化生成具有鲜明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独特文化。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受世界文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多的中国地域文化。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明显。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如1865年10月18日在南京路点亮第一盏煤气灯，从此上海有了“不夜城”之名；1881年英商自来水公司成立，次年在虹口铺设水管，开始供水……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整体接触，尤其是租界上“华洋杂处”、“文化混合”，虽然于我们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客观上却是引进西方文化早而且多，使上海成了“近代化最成功的地方，市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往往统领风气之先。

姓海的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发展而发展的，是客观存在，有客观规律，我以为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时期：

萌芽时期：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提供了基础，开始孕育海派文化。

成长时期：1843—1949年期间，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

转折时期：这又可以分为两段：1949—1965年间，建国以后，定都北京，商务印书馆等文化单位迁往北京，以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夏衍、曹禺为代表的上海文坛骁将率队陆续迁居北京，上海在电影、文学、戏剧等诸多方面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是很正常的转移。上海虽然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了，但文化基础很好，依然作用不小，有些方面如电影、小说在全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也给海派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整个中国文化，包括海派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罄竹难书。

成熟时期：1976年，笼罩祖国天空的阴霾一举扫去，阳光重新普照大地，结束长达十年的浩劫，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全中国范围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平反冤假错案，逐步恢复正常的文化活动。上海以话剧《于无声处》和小说《伤痕》为起点，海派文化开始新的阶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海派文化重新唤发青春，健康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正在走向成熟。

当前，海派文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这样那样前进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弱点，这是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姓海的海派文化，有哪些基本特点呢？我以为主要有：

一是开放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河。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

二是创新性：吸纳不等于照搬照抄，也不是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当年海派京剧的连台本戏、机关布景是创新，如今的《曹操与杨修》也是创新，金茂大厦则是在建筑文化方面的创新。

三是扬弃性：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在被动开放时期，特别是在“孤岛时期”，租界内某些殖民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要加以清醒地辨别，区别对待，避免盲目和盲从。

四是多元性：海派文化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综合性，是复杂的体系，不应该要求纯之又纯，水清无鱼，那就不成其为海派文化了。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相容并存，以致落后、低级、庸俗、黄色、反动文化，在以往那特定历史时期，也夹杂其间，怎么能用这些来对今天的海派文化说事呢？

五是商业性：海派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其适应市场的商业性都有不同的表现。上海人往往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具有敏感性，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比较强，有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士，也比较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

我认为，海派文化的“派”，既不是派性的派，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派，更不是其他什么派。千万不要“谈派色变”，也不必对“派”字讳莫如深，远而避之，切忌不要一提到“派”字，就联想到造反派、搞派性、讲派别！不，我们这里所说的海派文化，是反映上海文化风格的最重要流派。我国有京派文化、徽派文化、吴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的京剧有麒派、尚派等等，越剧有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都是戏剧艺术的流派，流派纷呈有何不好？

我认为，海派文化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海派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既不要一提到海派文化就沉醉于上世纪30年代怀旧情调中，也不要一说到海派文化马上就和当年的流氓、大亨、白相人划等号。应该看到，经历了漫长时期的风雨淘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上海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文化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海派文化发展的至高境界，我想就是“海派无派”，正如石涛先生所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应该要为海派文化向至高境界发展而不断努力。

时代呼唤《海派文化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是历史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趋同化的当今世界，我们伟大祖国亿万人民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团结奋斗，中央要求上海搞好“四个中心”建设，发挥“四个率先”作用，还要继续搞好在浦东的综合改革试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要主动热情地为争取办好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而努力。世界人民的目光聚焦上海，为了全面了解上海、正确认识上海，都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新的准确而完整的图书资料。国内各兄弟省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愿望，新老上海人同样都有这个要求。可以说，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海派文化的丛书是当务之急。  《海派文化丛书》必须力求准确系统地介绍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曾经有过争议，如今也还是仁者见仁，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好事。我们编纂者则要严肃而又严格地正确把握，既不要过于偏爱，也不要执意偏见。近年来，由于上海大学领导的重视和不少专家学者热情支持，已经举行了多次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汇编出版了五本论文选集，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欢迎，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版好这套丛书。

《海派文化丛书》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一经动议，就得到作家、编辑和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得到上海大学、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出版社等大力帮助。我相信，《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可以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上海的建设增强精神助推力，同时，也可为希望全面了解上海的中外人士，提供一套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读性而又图文并茂的图书。

我谨代表《海派文化丛书》的作者、编者、出版发行者，向所有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及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向读者和收藏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向读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的朋友鞠躬致敬！

是为序。

李伦新

2007年5月20日于乐耕堂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近来十分流行“创意”二字，如美术创意、建筑创意、文学创意等等，因 其名目繁多而目不暇接，又因大多陌生而超然处之。但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同志提出编辑(《海派文化丛书))的创意使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讲，正是思之无绪的良策，事之无措的善举。

此创意特色有三：

一是纵横驰骋，自成体系。该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本书组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6本书将在2007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面世。此后每年出版7至8本，争取在2010年出齐，向世博会献礼。

二是叙述简洁，形式新颖。上海，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在近两百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并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上海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值得研究的、又众说纷纭的一个课题。论述上海、反映上海的书籍纷繁浩瀚，它们各有见解，各具特色，拥有各自的读者。有的是学术性的，史料详实，论证严密，但曲高和寡；有的是文学性的，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但内中难免搀杂作者个人的情感，而有失公允；有的是纪实性的，历史掌故和人间悲欢离合尽收其中，但珠玑散落，难于荟萃。丛书力图博采众长，“合三为一”，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使之成为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

三是内容丰富，面向大众。丛书对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戏剧、书画、建筑、文学、风俗等，既有宏观的研究与阐述，又有具体的描绘与剖析，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成、深化的历史长卷，令人信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海派文化造就了被誉为“东方巴黎”和“东方明珠”的上海，形成了“海纳百川”、“精明求实”、“宽容趋新”等上海人的社会人格。丛书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的双重功能。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是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世界先进文化为己任。协会成立20年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20年。协会乘势而为，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拓展外联渠道，构筑中外交流的平台，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社会科学、金融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成为上海的一个有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我们在获悉丛书的编辑思想和出版计划时，就感到双方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决定对丛书出版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们认为此举是对建设上海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支持，也是对自身工作的支持。

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有外国朋友赠送一些介绍他们的国家或城市的书籍。这些书籍装帧精美，内容言简意赅，形式图文并茂。由此联想，在丛书中选择若干本或若干章节翻译，汇编成书，那也是一种十分可取的介绍上海和宣传上海的内容和形式，特别对于将在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来说尤为如此。  本丛书的出版已引起有关单位的重视和关注。文汇出版社已将本丛书列为2007年出版计划中的重点书，并配备了业务能力强的文字和美术编辑；外宣部门认为这套丛书是很好的外宣资料，是世博会的一个很好的配套工程；有的图书馆反映查阅上海资料的读者日渐趋盛，这套丛书的出版适逢其时，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还必须强调的是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也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去年年底，编委会召开部分作者参加的笔会，其中不乏畅销书的作家，编委会对他们提出了创作要求和交稿时限。尽管要求高、时间紧，但是作者均积极配合，投入创作，为第一批丛书在2007年8月的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为此，有的延误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机会，有的推迟了其他的创作计划，有的不厌其烦数易其稿。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护佑着丛书的面世。丛书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郑家尧

2007年7月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