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作者,一位多年任职于高校学术杂志并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位先后在地方党校和中央党校及多所高校学习和工作,一位20世纪90年代就赴美留学,现任职于美国某大型金融机构,一位先留学于美国,后任教于清华,至今仍在美国高校兼任一些教学和科研工作。四个人,四个视角,可以大致区分为本土学者和海外游子;四个人,四个年龄阶段,出生时间分别跨越了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的观点可能有偏激之处,但真实和真诚则是其可爱和可贵之处;我们的内容可能不周全,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已经讲了几十年,没有大胆的理论探索,哪里能得现实的转变?
全书围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关的几个核心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题与对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与意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保障”等展开论述,深入、系统地探讨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问题,力图把这一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
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阶段,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时期,即1978—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变主题,这可以看做是改革初期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种改革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这揭示了我国传统体制的严重不足。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行政权力来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生产,有其优越性;但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容易导致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大规模的劳动力投入,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粗放、效益不高、资源浪费。因此,“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转变主题,只是意识到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但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经济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所以这一时期很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第二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即1992—2007年,我国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主题。特别是伴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明确,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具有全局意义”,这是第一次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命题,针对的就是传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1995年国家就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
第三阶段,就是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期,也就是2007年到现在,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是首次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在2007年新进中央委员学习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胡总书记再次指出,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指出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2010年2月,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讨班”上,总书记特别强调: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工夫、见实效。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经历了以上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中心任务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快转变”。现在,是到了集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所面临问题和困难的关键时期了,“加快转变”也有了充分的实践基础,形成了更为明确的战略要求,关键在落实。
最后,画龙点睛之处就在“加快”二字,怎么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速度很快、质量不高、效益较差,如何有效解决?这就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把加快转变不是仅仅作为中央的一个号召,而是作为各省市、各地区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中心问题,作为各个行业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的一个战略任务,作为解决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一个战略推手;在全球竞争格局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加快”就能够掌握先机,落后就要受制于人,中国崛起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加快”转变的提出,是奠定我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实现中国模式全面崛起的一个战略基础,这对我国未来十到二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目前,我个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从2010年到2020年进入了一个人均国民收人快速倍增的时期。从国际经验看,我们能不能在这十年之内实现人均GDP从3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一个跨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P008-009
2010年2月3日,还有11天就是中国农历的虎年春节了,忙碌了一年的中国人已经沉浸在浓浓的年味氛围之中,似乎一切都已经沉静下来,过年成为人们心目中最为关注的事情。然而,就在当晚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人们看到全中国所有的省部级一把手作为学员出现在了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望着那些经常在各省电视台新闻报道中稳坐主席台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还有手握实权的部长们,像学生一样坐在主席台下,呈现出与这种节日氛围不太吻合的学习场面,许多并不关心政治的人也忍不住坐下来看起了新闻。原来这是中央省部级干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办,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讲。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温家宝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分别为研讨班作了主题讲授,习近平副主席亲自主持并对研讨班的学习进行最后的总结。这样高规格、高级别的一把手集中学习,特别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连续就某一个经济问题亲自给省部级一把手授课的研讨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何况选择在这样一个年关将至的时机,这一举措更显得意义重大、非同凡响。这表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是影响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
果然,农历元宵节过后的第一天,2010年3月1日,《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发表了任仲平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篇文章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到了决定中国21世纪命运和前途的高度,这使全国对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命题的战略高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使领导干部进一步领会到了这样高级别、高层次学习班举办的战略价值和重大意义。在此前后,尽管处于春节的氛围之中,各省(市)省(市)委书记、省(市)长就已经广泛地发表了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各个层次上掀起了一个研究和探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热潮,一些重要的、具有官方背景的理论研讨会迅速召开,从而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讨活动迅速推向全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人民网、新华网等各种主流媒体,以及各电视媒体,都提出了或者开辟了专门的栏目来探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成为我国2010年乃至较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一个主命题、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各国都在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谁走在前面,谁就能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正处于21世纪全面崛起的关键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经济升级转型的一场重大的经济变革,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调整。西方所关注的中国模式能不能迅速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就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升级。为此,我们采取了这种四人对话研讨的方式,选取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12个方面的48个问题,和大家一起展开这场观点交锋、思维碰撞、头脑风暴的思想盛宴。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张建君教授在2010年4月曾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题分别接受新华网记者视频专访,时长达一小时左右,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已经在网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决策层中引起了关注,而就职于美国某金融机构的黄树东先生(曾于2009年出版《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呼吁战略转型和公平正义)和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朱安东博士则带着不一样的海外视角,用第三只眼睛透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就使得整个对话充满了中外多元化视角、不同观点争鸣与交锋的理论张力,值得读者深入阅读和认真品味,从而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海外观念与全球趋势。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清王朝被推翻,转眼百年;新中国成立,已过花甲;改革开放,已过而立之年。中国,再次站到了历史的门槛前!
历史的厚重,成就的辉煌,已不用多言;现实的复杂,未来的多变,必须多用慧眼。
中华要崛起,崛起须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式,虽然尚有余力,但弊端已凸显。
四位作者,一位多年任职于高校学术杂志并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位先后在地方党校和中央党校及多所高校学习和工作,一位20世纪90年代就赴美留学,现任职于美国某大型金融机构,一位先留学于美国,后任教于清华,至今仍在美国高校兼任一些教学和科研工作。四个人,四个视角,可以大致区分为本土学者和海外游子;四个人,四个年龄阶段,出生时间分别跨越了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的观点可能有偏激之处,但真实和真诚则是其可爱和可贵之处;我们的内容可能不周全,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已经讲了几十年,没有大胆的理论探索,哪里能得现实的转变?
本书涉及的主题宏大,本来是居庙堂之高的人高谈阔论的事情,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情怀和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意识,使我们这些本处于社会相对边缘的学子与海外赤子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杨万东就一直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90年代早期就开始担任该杂志的副主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观察者和参与者。2009年春,在反思金融海啸的基础上,杨万东在《新华航空》杂志主持开设“空中沙龙”栏目,每月一期以头脑风暴的形式,先后讨论了美元问题、低碳经济、城市化、大企业模式、股市、房地产、中国崛起、地区发展、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系统反思,其他三位作者都是“空中沙龙”的主要参与者。
张建君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一直师从著名学者卫兴华教授做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2008年9月出版了专著《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都分别发表了名家书评,转型研究成果受到国内许多学术名家和省部级领导的较高评价,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黄树东曾经在国内研究机构做过经济研究工作。在美国高校毕业以后,先后在美国不同公司任职,现任职于美国某大型金融机构。他以自己身处风暴中心的切身体会和周游列国的现实感受及历史观察,利用业余时间写下了30多万字的专著《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该书2009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成为中国政界、学界、媒体以至商界高度关注的反思金融危机的极有分量的著作。本书是黄先生上部书的延续,包含了他最近一年新的思考,同时也融进了其他三位的交流和思考。
朱安东是四位作者中最年轻者,但也年近不惑,有着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任职、海外求学和国内著名高校任教的丰富经历,而且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他对中美两国经济、文化的对比和反思,给人们带来了融会中西的视角。
本书的特点是情感与理性交融,本土与海外交汇,信息量大、视角多元、观点丰富。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范式,也是创新集聚的一种状态,本书以这种方式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者各抒己见,从而使人们对这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意在进行一种创新,为中国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转型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感谢《新华航空》前后两任总编辑许晖和刘爽在为本书形成进行的思想训练中提供“空中沙龙”平台,感谢蒋瑜的文字录入,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工作。
作者
2010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