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依然能保持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和“软肋”在哪里？

比如，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来自哪里？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是市场经济活力的充分表现，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几年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是政府决策上的偏差所致，还是我们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环境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所致？金融创新在创造新一轮“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将会发生怎样的作用？

中国目前的改革重点，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经济领域，都应该注重结构调整，使之趋于平衡，而任何单一和过速地去追求“时尚”的做法都将无济于事；操之过急反而会滋生“房奴”、“车奴”和“卡奴”之类的现代病，使我们为此付出不必要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不振，从贸易顺差急速下降即可看出。由此，改革国内市场，释放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如何改革国内市场？

本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从宏观调控角度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反垄断，在稳定基本物资价格，防止通胀的同时，在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进行大胆的创新，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中心的建设。

而在中国国内经济的改革过程中，更应该注重结构的平衡。如果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不恰当的行业，忽略了金融创新的风险，就很有可能会滋生“房奴”、“车奴”和“卡奴”的现代病！

序言

第一部分 经济活力与结构调整

 导言

 从“四大环节”再论《反垄断法》实施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长三角先行”意义何在？

 靠市场还是靠政府？——为中小企业“驱寒”要谋求新思路

 “危机”当头中国更应该临危不乱！

 努力打造中国在“低碳经济”社会中的有利地位

 扶持民间投资是提升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源泉

 无视“地方债”后患无穷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财税制度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部分 价格稳定与宏观调控政策

 导言

 论“流动性繁荣”的两面性

 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治理通胀预期的三大政策环节

 非常时期应对“非常”通胀

 政府应多给市场发“红包”

 我们该如何应对金融大海啸的影响？

 “疏”比“抑”好、“疏”比“抑”难！

第三部分 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

 导言

 中国式的“创业板”能走多远？

 谁制造了“房奴”、“车奴”和“卡奴”？

 谈当前农村金融的“特殊性”

 东亚国家为什么排斥金融创新？

 打造“信用评级”的“中国标准”意义何在？

第四部分 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导言

 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的人民币汇改：机遇和挑战

 我们应做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

 论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条件及其制度安排

 “海外抄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人民币国际化”能“先行一步”吗？

 “大师”为什么要讲违背经济学常识的话？——谈人民币升值对谁有利

两房“退市”再揭中国“软肋”

后记

第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赶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在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标准，那么，现有的靠非低碳标准的市场打造出来的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尤其注意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先进的装备制造业都会带来对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通过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还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来化解，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调整成本。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让政府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相反，如果一味让企业承担，靠加工贸易赢得竞争优势的广大中国民营企业不可能自行承受新能源的高成本或通过内部消化成本，这就会导致中国广大企业的竞争力受到很大影响。所以，虽然我们应该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的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负责任的积极态度，但是，全社会大张旗鼓地从现在起就全面踏入低碳社会的做法，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由此产生的社会协调成本也会让我们的事业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续。所以，在寻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阻止欧洲国家按照它们的国情快捷地推动这一新标准。

第二，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或者即使启动低碳经济，也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来“求变”，比如，不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地发展光伏电池产业(事实上，在中国完成的光伏电池作业环节，甚至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产业更消耗能源，更多产生损害环境的有害物排放)，那么，我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政绩，不顾产能过剩和实际高排放的后果，大力发展这种仅仅呈现出一点新能源“概念”，却没有市场潜力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工程，最终不仅浪费了国家资源，而且也会使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产业时更加处于一种没有竞争力的劣势地位。当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排斥低碳经济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旦美国也作好了靠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新技术和新商机，重新站上财富价值链的两个高端位置(一个靠技术获得财富，另一个靠服务，尤其是碳交易服务获得财富)的准备，那么，没有作好准备的我们，就会在被迫面对全球低碳经济“新标准”的时候，失去对外经济发展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挖掘自身内需的潜力，实际上也是为缓解低碳经济这一“新国际标准”对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造成的负面冲击。

第三，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利用国际合作的力量控制低碳经济新标准过快地变成国际统一标准。因为这个低碳标准里确实含有欧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寻找和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的有利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到头来生产的虽然可能是低能耗清洁产品，但生产过程中却会造成更加严峻的产能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这些产品给中国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也会因为我们处于低端的生产环节而十分有限，中国市场还是无法享用相对自身收入价格高昂的新能源产品和低碳消费产品。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它们的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的同时，也要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否则中国大规模的生产只是给欧洲低碳标准产品带来价格下降的市场竞争力，却无法用以大幅度提高自身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在目前和欧美国家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上，并充分施展我们最擅长的“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在低碳研发技术力量的发展上可以渐渐增加资金的投入比例，不过千万不能过快、过度地去推动最终消费市场上的低碳产品的生产。

总之，中国的财力、物力甚至人力，随着内需主导的经济战略实施显得越来越宝贵，找准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点”至关重要。但千万不能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随大流”，那样名声上似乎很好听，但结果却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在这点上，我们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在低碳经济的舞台上目前落后于欧洲，所以，美国对待低碳经济的推广，表现非常谨慎，甚至消极；而在美国国内，却十分重视低碳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在大力培育和发展与低碳产品相关的市场交易机制。换句话说，美国今天在拼命联合新兴市场的“反对力量”，甚至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给新兴市场，以此达到推迟进入低碳社会的最终目的，为自己争取在未来低碳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财富创造能力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为此，我衷心希望2010年全国“两会”在低碳经济问题上能够勾勒出中国未来更加明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P31-33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经济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冲击下，依然能保持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的发展势头，并在这短短的两年内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又将是一个“中国创造”的里程碑式的“世界纪录”。而且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今天能够拿出这样辉煌的成绩单——不管它和成熟市场相比还有怎样多的缺点，它一定存在自己“成功的秘诀”。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只是看到它存在诸多的问题，而拼命地去寻找其他替代当前制度的模式，那么，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后会遇到更多问题的“死胡同”。所以，不总结今天的成功经验，而“舍近求远”，甚至“舍本逐末”，最终一定会付出巨大的“成长的代价”。

事实上，和“中国奇迹”一样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海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大家，如吴敬琏、罗斯基和诺顿等教授都很好地总结和归纳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经验和教训，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们都是以“顺叙”的逻辑思维方式揭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为我们展现出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轮廓。而本书则尝试着以“倒叙”的思维方式，尤其是以当前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这一事实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来探索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和“软肋”。比如，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来自哪里？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是市场经济活力的充分表现，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两年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是政府决策上的偏差所致，还是我们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的环境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所致？金融创新在创造新一轮“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将会发生怎样的作用？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公认的“创造财富”的大国，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主动去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来倡导“人民币的国际化”这类“管理财富”的大国战略？人民币升值究竟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还是我们要采取的一种主动的“谋略”？这样做的“根据”是我认为目前任何国家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显现出其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顺藤摸瓜”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为此，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经济活力与结构调整”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所创下的持续不衰的“高增长”的奇迹，是民间资本利用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低成本的价格竞争力所致，也是成功地利用外资企业的品牌和中国产品走出去的开放型战略所致，而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一直是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绊脚石。所以在目前中国社会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客观情况下，要简单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刺激“内需”以应对外部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并以此替代“外需”所推动的“结构调整”做法，不仅无法治本，而且还让政府不得不过度地干预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形式上的“增长”，从而最终造成其无法“退市”、“地方债”过多、“重复建设”、“行政垄断”的不良后果。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严重影响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中国经济固有的“创造财富”的市场活力。

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价格稳定与宏观调控政策”中，我梳理了中国经济这种“创造财富”的增长方式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为此，中国政府如何发挥自己在“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励和疏导国内不断积累的“流动性”走向不断加快建设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并通过其中专业化的团队力量将它配置到中国自主创新的各类“风险投资”项目之中，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被动的宏观紧缩调控政策来应对“流动性过剩”的冲击或是放任自由，直到“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现象恶性爆发为止。事实上，到那时，一切“常规性”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将变得无济于事，而行政性的强制管理方法不仅很容易走过头，而且今后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再要保持“常态性”的运行，将会付出不可低估的代价。

第三部分“资本市场与金融创新”是笔者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这一部分，我将向读者阐述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对中国大众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的积累（阶段）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书将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需要一个能够承受高风险、创造高附加价值的“直接融资”平台；二是个人管理财富的能力需要一个能够分享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专业机构化的“间接金融”理财渠道。否则产业升级和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就会成为纸上谈兵，最多也只能达到暂时性的“宣传效果”而已。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海内外读者最为关心的“共同话题”。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后危机时代对“货币主导权”高度重视的姿态：一方面反映了对已有的大量外汇储备的使用和管理的战略上的变化，从只关注“流动性”和“保值”效果而对美国国债单一的“被动投资”，逐渐开始转变成也重视“收益”和“分散风险”的多元化目标而需要的“主动投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未来财富增长过程中，如何通过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来提高中国财富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汇集全球财富的金融服务能力。笔者在论述了外汇储备管理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它们对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并在其中反复提出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欲速则不达”的告诫。

不管怎样，本书所讨论的各类话题都在强调一个共同的观点：如果不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内资与外资间的关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关系、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就会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冲突”而变得模糊不清，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就会大打折扣，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及其推动力也就难以形成。

这本书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来自于2006年年底我开始启动的“博客”园地里的文章。当时，我只想利用这个新兴便捷的工具来改变一下我的写作风格。从一个只会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寻找经济理论未攻克的堡垒，或对一大堆有待整理的统计数据确定科学的经验分析方法这种“津津乐道”、甚至有点“自娱自乐”的理性世界，来到了一个充满冒险、人声鼎沸但又富有挑战，而且锻炼“人性”的大千世界中，这一晃就快四年了。这四年变化真大！我的种种变化难以启齿，过于微小，没人会注意。但是，人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变了，世界变了，中国更变了。一场金融大海啸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过去“统揽天下”的美国，而在金融危机中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中国，也让人对它的迅速崛起而刮目相看。每一位中国人也开始从世界对我们期待、羡慕甚至嫉妒和仇恨的各种眼光中重新审视自己，开始逐步意识到中国“强大”、国民“富裕”的真正内涵，开始领会出邓小平先生所告诫我们的“韬光养晦”的深刻含义。值得庆幸的是，我不仅和大家一起见证了“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过程，而且有机会能够把自己“不经意”记录下来的、最“直觉”而又最真实的感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并可以留到“明天”接受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中国经济惊心动魄的变化可以在我的这本书中让你尽情回味，但是，有些留在我记忆深处并促使我“改变”自己的一些“写作花絮”和“动情的感受”，我也想借这一角跟读者再多寒暄几句。

我记得在2008年12月我去常州市为地方政府作演讲的时候，当地领导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告诉我现在他们非常忙，“白加黑”(天天加班)、“5+2”(一周没有休息日)地干，招商引资、城市建设，越干越有劲，越干越觉得身上责任非常重大。那个时候，正值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出台、银行信贷资金开始重新放松的时候。当时的我感触良多，在周边国家的利益各方还在对救市方案争执不下的时候，中国经济的“活力”却已经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指挥能力一下子扛起来了。如果不是政府及时地向实体经济部门输血，那么，在中国这种外向依存型增长模式的国家中，就很有可能要面临出口企业“倒闭潮”、大量工人陷入失业状态的经济危机。另外，2009年5月我非常有幸地参加了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组织的致公党中央长三角经济发展的调研活动，与很多长三角地区的地方科技部门领导有了很多直接的接触，深感党和国家领导对自主创新、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给予的高度重视。2010年上半年，在以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为主的、复旦大学主办的“总裁培训班”的课堂上，我听到了很多负有责任感的民营企业家“心中的苦恼”。他们就像迷失方向的羔羊那样不知所措。于是，今后什么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一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有时候我会感到豁然开朗，有时候却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让我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身处复旦大学这个人文情节浓厚的环境之中，经常能够聆听到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大师们的真知灼见，经常需要回答富有朝气、充满智慧的学生们所提出的各种敏锐而深刻的问题。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就是受到了大师们的独到见解的启发，也是与大批复旦青年思想碰撞后所产生的火花。我不会忘记和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中国品牌企业的管理层干部、大批民营企业的总经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骨干等进行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时光。我也要衷心地感谢中国致公党中央、致公党上海市委给我提供了很多调研和参政议政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最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对我的写作构思和问题意识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还要感谢在我组织的每周三晚上的“金融、宏观经济问题学术讨论会”以及每月第一个星期日上午的“市场走势研讨班”上，和我一起没完没了地争论并从不计较互相之间思想严厉交锋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是他们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力量和真知灼见。  这本书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感到非常忐忑不安，因为这本书是我最真实情感的记录。它有很多明显的瑕疵，再加上自己的造化很差，自我纠偏的能力有限，更谈不上把自己学到的精华充分地体现出来，所以，与其花大精力对博文再作精心的完善处理(事实上水平也不会提高到哪里)，倒不如让它保持原有的“时间痕迹”和朴素的“直觉感”更好。

今天这本书能够以这样不成熟的“原生态”特征问世，我要由衷地感谢著名的财经媒体人、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出版人吴晓波先生给予我的真情的鼓励和最大的支持！他不仅鼓励我在他这么知名的平台上出书，并为我创造了很多与中国一流新闻媒体作者认识和沟通的机会，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支撑中国青年才俊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而且，他还派出了王留全这位蓝狮子最精干、最负责任的编辑人才，来帮助我整理这本原本“拿不出手”的文稿。这本书的题目和文章的编排也是留全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若不是他的责任心和文化人的气质“倒逼”我付出更多一点“勤奋”的话，那么，这本书还不知道会因为我的懒散拖欠到猴年马月。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哥袁哲豫先生对我的关怀，他在我人生的成长经历中给了我很多实质性的帮助。他是我的“博文”的忠实读者，现在每次与我联络时都会问及这本书的写作进展，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我还要感谢我的助理帮我做了大量细致烦琐的博文收集和编排工作。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长期以来对我没有规律的写作生活给予极大的理解和精神上的支持！最后，我想把这本“原生态”的文稿献给考入名校高中为我争光的女儿。

孙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