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对华人女工本身的研究与对全球化时代服装工业复杂性质的深刻理解结合在一起。作者再现了这些工人活动家们的生活，也是她们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尽管如此，作者也能对她们的成就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看法，对同是华人的企业主有一种理解，这是劳工史著作一般没有的。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许多故事中的有趣的人和事，有些甚至非常戏剧化，这都是鲍晓兰从她对工人和华人社区的广泛采访中收集的。这些采访中闪动着新移民生动的语言亮点。鲍晓兰的书向我们显示，美国华人常常会被愚蠢的所谓“少数族裔模范”的颂称所淹没。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家庭揭示了美国移民社会的另一面：一个受剥削而抗争的美国移民社会，正如美国移民们一直在做的，不仅为生存抗争，也为他们的孩子能在一个比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好的美国社会里提供机会而抗争。

为了研究聚集在纽约唐人街血汗工厂中的中国制衣女工，鲍教授以一名女工的身份深入实地，和这些由中国移民来的女工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期，并采访了100名以上的女工。通过踏实敏感的参与式观察，她打破了广泛流行的对中国移民女工的刻板印象，如她们是被动的、顽固不化的等。几代女工通过丰富多彩的、生动的、活跃的，清晰的和富于分析力的声音，讲述了她们的生活境遇和作为工人、移民，妻子和母亲的多重主体身份。作者不但细致描述了这些不同代际女工的生活工作，而且呈现给我们一部不将阶级凌驾于种族／族裔和性别之上的新历史。本书被认为是作者的代表作。

中译本前言／1

悼斯人 感斯人 继斯魂／l

序／1

致谢／3

前言／7

第一部分 环境／1

 1 纽约服装工业的兴衰：简史／3

 2 服装工人：纽约服装工业中的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17

 3 中国城服装工业的发展／37

第二部分 1982年前的中国女工／73

 4 排华时期中的纽约工人阶级家庭／75

 5 二战后纽约市华人劳动阶层家庭的转型／94

 6 中国城服装工业中的妇女／117

 7 华裔女工和国际女服工会／158

第三部分 1982年罢工及其影响／191

 8 变革之风：罢工的前提／193

 9 1982年罢工／229

 10 继续斗争1982—1992／248

结论／285

后记／294

译名对照表／297

注释／303

参考文献／362

对大多数移民家庭妇女来说，尽管国外寄来的钱不能支付所有费用，但这笔钱还是占她们收入的很大部分。所以，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她们的海外供养人有什么厄运，大多数这些家庭都会受不了。杨氏全家在他们于美国团聚前的经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对四邑区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最糟糕的是，珍珠港事件之后，国外的汇款完全停止了。积蓄很快就用完了，金山客的家属开始面临她们生活中最严峻的挑战。1943年四邑遭到严重旱灾，造成全区饥荒，情况就更坏了。那一年，仅台山县就有一千多人死于饥饿。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四邑的其他县城。

妇女作为唯一照顾家的人，在这些灾难的年月里首当其冲。根据当地对这个阶段的叙述，许多妇女带领全家，逃到邻近的县城，如扬春和扬江。为了家庭的生存，她们沿街乞讨，有的甚至将自己卖给当地的妓院或给富人家庭做女佣或小老婆。台山一部分老人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扬江和扬春到处张贴的告示，“今日有[多少名]金山婆出售。漂亮的、年龄在20至25岁之间的售价为××元，长相一般的、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的售价为××元”

美籍华人的妻子还得忍受许多由她们丈夫长期不在而带来的后果。当地的流氓以各种形式欺负她们，当地的骗子诈骗她们的钱，声称他们能够预言她们丈夫回来的日子。那些和她们不和的人心理上折磨她们：散布谣言说她们的丈夫死了，或是说她们行为“不贞”。

为了对付由于她们丈夫长期不在而带来的负，面后果，并为了在社区里保护自己免遭欺负，许多没有孩子的妇女得到丈夫的同意，并以给丈夫家族延子延孙为名，领养了儿子。虽然_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领养的方式延续父系家族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做法，但对四邑的丈夫移居国外的家庭并不如此。丈夫长期不在，每次回来的间隔也很长，而当丈夫终于回来时，她们的年龄都不小了，这些都使得这样的家庭很难有孩子。所以，领养孩子在四邑社区这种家庭里相当普遍。还可能在一个家庭中不止一代有这种领养情况。因此，在一些四邑家庭里，几代男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不足为怪。明

领养的办法可以满足家庭的男性代代相传，但也带来新的问题。据说领养的儿子长大后遗弃了领养他们的家庭，有些成家后干脆就从家里拿了钱，带着老婆和孩子跑了。1935年，问题发展得极为严重，为了保证儿子对其领养家庭的忠诚，为了保护这些家庭的利益；当地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领养年过13岁的孩子。不可否认，这些故事含有社会上轻视被领养的儿子的成分，但也说明了领养是该地区十分广泛的做法。

影响几乎所有妇女生活的另一方面是强有力的夫权统治以及妇女在社区的从属地位。对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研究发现这个地区的父系亲属组织的影响很大。这些影响在四邑有移民国外家庭的社区里尤其强大。

还有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势力插进来管理这个地区人们的行为举止。以流盲飞语形式（村民们喜好的一种消遣方式）出现的公众舆论就是一种非正式的势力。尽管男人和女人都受到他们老乡的仔细观察，但公众舆论对所谓妇女的不端行为尤其严厉，会给妇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靠近台山市的三溪村陈家所发生的事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丈夫不在家时，都说其妻子对他非常忠贞。但是，在美国的丈夫宁可相信他收到的来自一个村民的匿名信，告诉他他的妻子行为不道德。他立即回国，不问青红皂白，一进门就对他妻子拳打脚踢。虽然，最终他的家入和老乡把他拉开，他也向妻子道歉了，但妻子却严重受伤。

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纽约市的一个洗衣工，离家已有二十多年。1934年他回到家里，听说他妻子住在广州，不仅对他不忠，而且在他不在时还怀了孕。他就跑到广州，开枪把她打死了。

家庭是社区里另一股非正式的机构势力，对妇女进行控制。丈夫移民国外的妻子不是和公婆住一起，就是和他们住得很近，很少有例外。她是在他们的严密管制下生活的。许多在美国结了婚的中国男人把钱寄给中国的男亲戚（经常’是兄弟或当地其父系的头目），并且委托他们及其父母在给妻子钱之前，要检查妻子的忠贞和家中其他成员的身心情况。

此外，还有把道德准则强加于村民头上的正式机构势力：由剩下的单身汉和男劳力组成的、当地父系的头目领导的地方保安队伍，村民称他们为“散仔”，他们为当地头自服务。虽然这个保安队伍应该管理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但给女人的惩罚远远比给男人的严厉。不少研究和个人叙述都提到当地人称之为“浸猪笼”的惩罚方式。这种惩罚方式是把被指控酌奸妇关在笼子里，笼子系上一个大石头，沉入河里。虽然我未能在与社区老人的面谈或当地的报纸或出版物中找到关于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就有的这种做法的比较具体的材料，但这种惩罚的威慑始终不断出现，令人惊恐，似乎比实际执行惩罚还要致命。

下面叙述的是一个被称为“奸妇”的故事。一位名叫陈学的年轻移民，是新会县恒水地区高沙村人，他年纪很小时就离开家。他病得很厉害的母亲决定给她儿子成亲以继承家产，她怕她死后她丈夫的亲戚会把家产拿走。她自作主张选了黄家的女儿做儿子未来的委子，并催着儿子回来结婚。陈学在国外业务繁忙，无法回来。陈家就决定按照当地的习俗，让黄家女儿与一个替身结婚，替身是只公鸡，作为新郎。

年轻的女人结婚后，在村子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两人很快就相爱了。这事被村里的保安人员发现，他们威胁要对他们用“浸猪笼”的惩罚方式。这对年轻恋人给保安付了一笔罚金，平息了保安。但事情传到了县保安那里，他们则认为问题没有处理得当，决定召开大会解决。一听到通知开会的鼓声，那年轻女人觉得没有脸面，也害怕被关进猪笼淹死就自杀了。

在这种强大的夫权制控制下，妇女没有正规的权力。虽然她们很多人是真正的家庭主管，有些人实际上还经营她们丈夫的生意，但她们无权买卖家产。同样地，尽管村里的祭祖仪式都由妇女准备，而且每个细节都由她们决定，但那些家长是妇女而又没有儿子的家庭，在祭祖仪式完毕后，却得不到一份上供的烤肉，而这象征着一个人在村里父系制中是否享有被承认的地位。

这种强大的父权制控制也引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人们会感到在这一地区有相当高程度的西方化，由于有些归国的美籍华人穿着法兰绒西服，说着一种夹杂英文词语的奇异语言，有时还会冒出一些民主思想。人们也会对社会上对待妇女的野蛮态度而感到震惊。尤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四邑移民家庭（特别在台山）女儿的文化水平要比邻近农村的年轻妇女高。不过，她们主要是学识字写字，也学一点算术，为她们将来成为移民妻子的生活作准备。如中国学者方迪（译音）所指出，妇女的教育是完全根据夫权家庭的需要来控制的，移民社区的女子学校不像在20世纪初期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不一定进行政治鼓动方面的培育。显然，回国的美籍华人带回家园的新的、民主的价值观是有条件的，并受社会性生别的牵制。  P88-91

罗杰·丹尼尔斯

（Roger Daniels）

我们常常在学术著作和虚构文，学中发现美国华人男性劳工被编入历史作为分析和歌颂的对象，却很少发现对美国华人女性劳工的记载。鲍晓兰的《顶起大半边天》开始填补这一空白。本书颇具想象力的题目是作者对毛泽东所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了一点修改。她在此加了一个“大半边”（more），并不是出于超级女权主义，而是表达’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华人女工们受剥削，身处类似早期血汗工厂的条件，可是她们都在与工会签订合同的工厂工作，这使她们享有各种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她们的工作因此对家庭生存非常重要，往往比她们在没有工会的餐馆和洗衣店工作的丈夫更重要。

鲍晓兰出生在东南亚，在北京和纽约上学。她不仅对学术材料和有关少数族裔出版物作了集中研究，而且深入服装工业和美国华人社区作现场调查。她还亲身在纽约衣厂工作过，在服装工人的家里生活过。她能用广东话、普通话和中国的其他方言采访，这使她的书有一般学术著作很少有的丰富性和现实感。本书把对华人女工本身的研究与对全球化时代服装工业复杂性质的深刻理解结合在一起。再者，它把当代华裔女工看做与早期美国犹太裔和意大利裔姐妹是一脉相承的。她们同属一个工会——国际女服工会（ILGWU）。但是，鲍晓兰告诉我们，华人女工参加的国际女服工会对工人的支持往往是被动的，有时甚至主动支持老板而不是支持工人。她叙述了美籍华人女工活动家们为了争取一点本来属于自己的工会的控制权所作的艰难跋涉的斗争。

这不是一本中立的书。作者再现了这些工人活动家们的生活，也是她们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尽管如此，作者也能对她们的成就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看法，对同是华人的企业主有一种理解，这是劳工史著作一般没有的。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许多故事中的有趣的人和事，有些甚至非常戏剧化，这都是鲍晓兰从她对工人和华人社区的广泛采访中收集的。这些采访中闪动着新移民生动的语言亮点。鲍晓兰的书向我们显示，美国华人常常会被愚蠢的所谓“少数族裔模范”的颂称所淹没。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家庭揭示了美国移民社会的另一面：一个受剥削而抗争的美国移民社会，正如美国移民们一直在做的，不仅为生存抗争，也为他们的孩子能在一个比他们自己生活得更好的美国社会里提供机会而抗争。芝加哥的一个波兰移民领袖曾对简·亚当斯（Jane Addams）说：“我们波兰人不是生活在美国社会里面，而是生活在美国社会的下面。”鲍晓兰告诉我们的故事，至少在某些方面，对今天许多其他移民来说，也是上述这样的情况。

（张晓丹译）

直到1998年，服装工业一直是纽约最大的制造业，但是，该工业的劳动条件毫无改进的迹象。1995年，国际女服工会（ILGWU）与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这是一个制作男服的工会）合并，组成了成衣纺织联合工会（UNITE！）。然而，原来标榜要加强服装工业劳工机构的这个联合会似乎并没有制止劳动条件不断恶化。1997年纽约州服装工业特别工作组对纽约市服装承包商进行了调查，其结论是“符合标准的总体水平下降了”。根据这个调查报告，被调查的车间只有3％符合劳动法，且只有13％没有假造账目。被调查的华人车间条件没有改进：90％违反了至少一条劳动法，而71％被指控有钱财上的犯法行为。

对服装车间艰苦条件这一社会问题的反应在华人社区一直是不同的。华人职工联谊会号召大家对华人服装工业造成艰苦条件的制度采取进一步行动，对之进行打击。工会发言人强调，调查人员在调查中更多认同有工会组织的车间，对没有工会组织的车间不认同，所以这调查不确切，而且，调查还过多地代表工会和华人车间说话，因此，发言人对调查的意图及其结果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最强烈的反应来自华人雇工。他们谴责纽约州的调查使许多华人服装工厂在年底都关门了，因为好几个主要制造商不给他们活计。他们认为，调查是以把所有华人工厂统统加以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的称号的做法，“给伤口上撒盐”或向华人服装工业这艘“泰坦尼克”沉船上扔石头。

不过，华人服装工业的变化并不都是负面的。社区里涌现出鼓舞人心的劳工积极行动的迹象。不像劳工积极分子早先所顾虑的那样，成衣纺织联合工会下的布鲁克林工人中心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成长为20世纪90年代工人斗争的领导，这要归功于华人工会主义者和工人的联合努力。。根据乔安娜·程（Joanna Cheng）的回忆（她从1997年开始就是中心的主任），在1995年到1996年5月这段时间，有四千多名工人到中心来，要求中心帮助他们向厂主追讨欠他们的工资，所欠工资的总额达25万美元。

华人职工联谊会看到布鲁克林华人服装工厂日益增多的问题，就在同一地区开设了一个工人中心，地点离成衣纺织联合工会只隔几条马路。到1998年年中，尽管华人职工联谊会工人中心在该区的历史很短，但中心已经成功地动员工人进行了好几次广为人知的斗争，以维护他们在工厂的权利。华人职工联谊会妇女委员会的成员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她们和社区及工会关联的经历在许多方面与早期华人劳工积极分子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完全值得对此进行一项新的研究。

工会领导层也有了显著的变化。1996年权凯茜（Kathie Qdan）成为成衣纺织联合工会第一个华人女副会长。1998年陈美瑛（译音）被选为23—25分会的（这是成衣纺织联合工会最大的一个地方分会）第一个华人女副经理。在她的领导下，这个地方分会发动了几次以社区为基础的大规模运动，与服装工业越来越坏的工作条件进行斗争。其中的一个是“周日不工作运动”。从1998年3月开始，几十个工会积极分子和工人志愿用她们星期日的时间，散发传单，检查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中国城的工会车间，以保证会员星期日不工作。这个战斗在那些熟悉纽约市服装工业历史的人们看起来像是重操旧业，但在21世纪的开始，这对于华人男女服装工人有着重大的新意义。

不过，纽约市华人服装工业在几个主要方面基本上没有变化。最明显的一点是车间的同族性。虽然纽约市的服装工厂车间里已越来越民族化，但大多数华人工厂的厂主和工人仍然是同族的，特别是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两个主要的华人服装制造中心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民族观念在这些华人工厂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仍是想要理解这一点的人们的主要关注点。

（马元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