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时评年选》的入选范围为公开发表于中国报章杂志的时事评论。具体时间跨度，始于2009年11月1日，止于2010年10月31日。

本书共收录130余篇，包括《航班延误本质是“不完全合同”问题》、《谨记CNN远不只是放国家形象广告》、《国美战争背后的游戏规则》、《菲人质案：我们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宽恕》等

本书是2010年中国时评年选集，书中收录了《“凯旋门”背后的权力之手》、《航班延误本质是“不完全合同”问题》、《谨记CNN远不只是放国家形象广告》、《国美战争背后的游戏规则》、《菲人质案：我们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宽恕》、《壹基金之困亦是公民社会建设之困》、《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等文章。

序言

意见充分表达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给“打黑”案辩护律师一点掌声

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

北大的独食和偏食

生命价值至高不、自强调一千遍

应强化“中国制造”广告效应中的企业诉求

纳税人权利远不止公告的这些

成都拆迁事件必须有人负责

假如重庆市人大不接受王鸿举辞职

《拆迁条例》不是悲剧根源

看美国的钉子户我们心情格外复杂

官场为什么喜欢余秋雨

律师不是政客，无需顾大局

“是好是坏”之理性追问

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

2009的警醒：不限强权，谁能独全？

我们期待政治家的正确选择

为什么穷人总是更容易堕落

公权发起的社会运动支撑不起民俗

村民遭警察枪杀悲剧的心理根源

韦迪上任又见无公害吹捧

中国长胖了，但体质不够好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中国逻辑

人民的代表为何也亢奋地喊增税

中国互联网的理想光环正在消失

财政不独立何谈自主办学

告别失业率之谜要有“思想准备”

禁止穿睡衣上街不合理

和谐春晚，谁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春节与中国人的信仰

选举法修改应从回归常识开始

民工荒背后是年轻劳动力减少

“敲诈政府罪”：畸形维稳观生下的怪胎

温总理阐释现代价值是国家层面的自觉

政协委员唇枪舌剑与民主监督无关

一份官场文本何以引发诠注热潮

权力不与民争利才能民富国强

别让温总理的政府工作宣示落空

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并不少

“扰乱信访秩序罪”与权利罪名化

警惕被“城镇化”

个税调整受制于地方政府

面对惨剧，山西省卫生厅怎能先救自己

央企为什么不能涉足房地产市场

“裸体政府”暴露财务公开的伪命题

不畏民死奈何以民死惧之

未来是“湿”的别把它晾干

有没有“中国模式”

改革难在触动政府利益

选民“挽留” 人大代表能成功吗

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口水能定汇率吗

“媒治”为什么是靠不住的

在买房者身上打主意能稳定房价吗

权力从来不是“愧对”的对象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稳定

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

让官员成为“弱势”群体

萨马兰奇的中国遗憾

重建利益表达机制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协警救人”照片何以被误读年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校园血案背后的身份与暴力

荣誉献给集体 丑闻留给自己？

廉租房租出去后收得回来吗？

官场“过度”症

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

如何面对连环惨案

不受限制的民主

“网络实名”利害辨

改革烟草财政才是真正的禁烟

足球里有什么国家机密

只有问题，没有问题少女

民间投资新政莫又成制度的“杯具”

再论富士康现象：工厂是工厂，社会是社会

当招标制度成了药价虚高的帮凶

根除刑讯逼供 你能受得了副作用吗

中国人排队的素质与技术

如果“该死”的富士康真的死了

不要活在新闻里

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

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

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矿难题材电影应该怎样拍

反腐风暴里隐藏着权力内讧

奥运冠军当官的体制阴影

请尽快成立“汪晖涉嫌抄袭调查委员会”

高考作文何时能摆脱主题先行

九成国人不是人才？

朝鲜为何能进世界杯

“五月花号”也搞包产到户

踏实工作难致富非社会之福

人大何时开会无须看市长们的脸色

陈久霖沉浮折射国企行政监管制度漏洞

香港的“静默革命进行曲”

假发票凸显财政管理制度的漏洞

中国“两房”债券血本无归之说属无稽之谈

财政收入跃居世界第二背后的隐忧

“蚁族”的真问题

财政之要在于支出效果

由“炮楼维权案”透视语义不清的“土地承包权”

有一种劳教叫“制造恐怖气氛”

有尊严，小菜贩也能感动世界

学术界互相揭短未必是坏事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没有共同规则，谈何学术共同体

“凯旋门”背后的权力之手

百度“吆喝”假药应启动反垄断调查

官员因公出国公示请一步到位

航班延误本质是“不完全合同”问题

伟大城市要有伟大的文化创意

罢工是不是一种权利

克林顿豪华嫁女与官员“禁操办”

不能让本地人只看外地报纸

谨记CNN远不只是放国家形象广告

申遗究竟为什么

防记者甚于抗洪救灾？

国美战争背后的游戏规则

熟悉的陌生人

菲人质案：我们需要的是有理由的宽恕

“地方形象”该如何维护

不要让慈善成为中国富豪的一门生意

巴菲特来错了时间也找错了对象

中国富豪面对全球慈善新机制

领导下井不是“陪死”而是“陪生”

洗清权力原罪 中国足球才有未来

李荣融怎能说垄断有功

壹基金之困亦是公民社会建设之困

宜黄自焚暴露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弱点

“安元鼎”在看着你

为什么我们离科学那么远

区委书记为何说“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我接受了廉政公署的约谈

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

印度法院为何否定政府权力做小贩“靠山”

20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除了每天在人家的校园和书店打滚，间时也会逛逛不同的商店。当时，我最爱去的不是什么名牌精品，而是平凡不过的大型超市，因为它更能展现常人日用所需，更能让人认识这个国家的民间文化。结果我很惊讶地在许多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一种示威用的标语牌，它大小固定，形态一致，下面有根小棍让人手持，上头是块白板让人自己填字。后来我果然见识过不少美式的示威和罢工，那些家伙安安静静，排成一支环形队伍，人人举着那种超市买来的道具，循回不息地走动。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够了，便起来再走；他们不激动，旁人也见怪不怪，该干什么照干。

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一条被人叫做“恶法”的《公安条例》，是殖民地政府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民间运动而特设的法例，按规定市民集会必须先向政府申请许可，否则就是非法集会。尤其荒谬的是它竟然还规定了但凡三名以上的市民在公共场合聚集，就已经可以当作是“集会”，警方有权介入过问。从上世纪的6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几代香港市民的冲击之下，虽然这条法例仍然存在，但内容总算被修改得稍稍合理。更妙的是，包括警方在内的政府部门也渐渐学懂了酌情的技巧，就算遇上了未经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也不一定全部依法起诉。久而久之，似乎双方都找到了某种平衡应对的方法。

公元两千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把香港称作“示威之都”，因为那一两年香港竟然出现过上千场的示威集会，平均一天一次有多，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照这个数字看来，香港的监狱应该早就爆满，警察也应该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整个香港社会更该变得火头处处、动荡不安才是。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那两年你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市面依然繁忙，地铁里的人龙依然有序排队，真真正正是“马照跑，舞照跳”。偶尔遇上游行抗议的队伍，你会发现人数远远不及示威群众的警察一边替他们开路，一边用扬声器播放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尽管如此，但奇怪的是，那些警察和示威人士都不太紧张，互不理会，各行其是。旁边围观的人也不多，大部分路人都保持着香港精神，忙忙碌碌地高速通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了20年前在美国的经历。

照理说，香港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双方的民族构成不同，文化习惯不同，政治制度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香港竟然出现了这种看起来十分“美国”的示威文化？如此轻松且如此日常？在那20年里头，香港这个中国城市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过去那种警察如临大敌，群众情绪激动，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一去不返？

从头想起，我发现并不是回归前后的香港反而变得更西化，学到了更多美式示威的神髓，而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变得更成熟，更能摸到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之道。简单地讲，那就是不要把群众集会看得太严重。

香港官员回应集会的必有官腔是：“我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这种官腔有时的确会叫人恨得牙痕，因为除了这句陈词滥调，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说过。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比诸从前，这种应对确实高明了许多，他们只用一句“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就把一条街上的群众打发过去。接下来他们也许会和群众代表协商谈判，认真听听他们的诉求。甚或搞点“统战”伎俩，委任几个人加人“××委员会”，用桌上的言语往来取代镜头前的表态冲突。当然，也许他们什么都不做。但最起码，他们没有用刚硬的言语和行动去激怒群众，没有把群众当成真真正正的敌人。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变了。40年前去游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可能有点壮怀激烈的慷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警棍和囚室。所以临行之前都会有点紧张，例如上世纪70年代甘浩望神父带领水上艇户争取陆地居留权时，他对群众喊出那句香港社运名言：“不用怕港英的爪牙，敌人只不过是头纸老虎！”你当我是敌人，我就当你是日寇；不难想象，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像战争一样了。现在呢，游行人士也真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表达诉求”，上街就和上网差不多，只不过前者花的成本要更大，表达的态度也更坚决。游行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政府施压，希望它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它最终的结果通常是把政府压回谈判桌前，绝不是你死我活的闹革命。说到底，反对兴建一座焚化炉，或者反对输入外劳，又哪有这么严重呢？

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假设一场集会会激起更多人效法，更多的集会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然而，香港一年一千场游行也没有吓怕外资，更没有破坏社会和谐呀！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大家的心态都很平和，谁都不怕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惧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惧来威胁政府。

说了这么大堆话，是因为我知道广州市最近要在番禺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很多市民签名反对，甚至发动“晒车”。结果一些人找了其中几位业主夜谈，叫他们“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做好亚运东道主”。事情真有那么可怕，可怕到会威胁亚运主办城市形象的地步吗？如果群众聚会就要闹垮一座城市的形象，那么我们的香港早早就该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我慕厦门美名已久，却直到最近第一次见识到它的风光人情，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PX事件”，让我向往它的政府和市民竟然那么温和，文明而可爱。广州与厦门都是沿海城市，我一向对广州的市民文化喜爱有加，相信，广州会是下一个“可爱的厦门”。

(原载《时代周报》2009年11月5日)

因在重庆涉黑案件中语出惊人，75岁的赵长青和43岁的周立太成为公共舆论中的话题人物。为“红顶商人”黎强辩护时，赵长青认为，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而周立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警惕打黑运动化、扩大化。”《武汉晚报》11月9日的一篇报道称，两位律师的这些言论“遭到了公众和网民的批评”，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们被称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不过，对于“打黑案”辩护律师的舆论批判，并未像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一边倒”。

如果点看一下网民在一些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跟帖，或一些知名论坛里的相关文章，就会发现支持赵长青等辩护律师的网民也很多。在某门户的一篇新闻页面下，一则咒骂律师“黑心”的评论被“顶”了26633次，另一个认同律师辩护职能的帖子紧跟其后，被顶了23388次。整体看来，正反双方差距不大。有的网站上，支持辩护律师的文章甚至还远超过反对律师辩护的文章。而且从评论的质量上看，反对律师辩护者，基本只有谩骂、诅咒与嘲讽，却说不出任何实质的理由。支持律师辩护者，基本都是从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审判模式、司法文明等角度进行了解析。

诚然，因为普法工作的未到位，“无罪推定”还远远未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年来，经由媒体的反复报道，已有众多公民了解、熟悉乃至接受了“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刑事司法的基本理念。这就是为什么赵长青等为“黑”辩护的律师也能得到支持的时代背景。所以，媒体如果没有客观全面的报道，就容易给人以“网民怎么都不懂法”的印象，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P1-3

花城出版社的时评年选已刊行多年，广受读者赞誉。此番受命编选2010年时评年选，于我着实是一件荣幸的事。

从一年间林林总总的时评中挑选百余篇，又的确是一件费力的事。平日用心收纳自不待言，汇编成集之时，又幸得史哲先生提供其每周在《南方周末》评中评版摘编的“一周高论”，为年选夯筑扎实根基，加之时评界内诸多高士襄助，遂成就了目前的130余篇2010年时评选本。本选本责任编辑文珍女士的意见与操持亦不可或缺，谨此一并致谢。

本选本的入选范围，限定为公开发表于中国报章杂志的时事评论。具体时间跨度，袭用花城出版社年选的惯常体例，始于2009年11月1日，止于2010年10月31日。目录编排也以发表时间先后排序。

任一选本皆受限于编选人的倾向与眼力，不过，自信入选时评能够道出独到认知价值，于纷繁世道中拨开迷雾。此不赘言，还请读者审读。

201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