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头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只要他解开外套钮扣，就能隐约看见他的那把点357麦格农左轮手枪的枪把。今天，他已经放弃了那把枪，换上了24小时保镖。在9·11恐怖袭击发生时，可能没有谁比法国反恐怖法官让一路易·布吕吉埃更了解奥萨马·本·拉登以及他的基地网络。2001年10月初，在一次事先预约的采访前，我在巴黎的立法大楼内一个隐蔽的楼梯上撞见他，注意到他的孩子气的眼神。他刚审讯问完一个在押者，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吞下一只金丝雀的猫。
“你听说过穆萨维吗？”他问我时抑制不住想要笑。萨卡里亚斯·穆萨维被指控为“第20名劫机者”，已于2001年8月17日被美国移民与归化局的特工逮捕，理由是他在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泛美航空公司国际飞行学院学习时行迹可疑。穆萨维专案由美国检察官罗泊·斯宾赛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主审，但这个专案遇到了麻烦。能把穆萨维和基地组织连接起来的证据是间接的，就像他同9·11劫机者的关系一样。的确，大陪审团之所以对穆萨维提出指控，是因为一份能证明全面共谋的文件几次提到他的名字。但是穆萨维在法国的行迹是很长的。如果有谁知道他的底细的话，这个人就是布吕吉埃。
“有一些新进展，我们在弗吉尼亚的朋友们可能会很感兴趣”，他说着，向他的办公室方向猛扬了一下头。对布吕吉埃来说，这意味着一英尺高的卷宗里塞满了缴获的文件、拨打密谋电话的流程图、审讯记录以及法国情报机构对穆萨维的旅行、人际关系及银行来往账目的报告。布吕吉埃喜欢把基地组织及其追随者叫做全球“蜘蛛网”。从1995年起，他凭借着技术手段和坚定决心一直在一丝一缕地撕裂这个网。
这位法国法官已经收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弗里和美国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嘉奖信，感谢他协助为在美国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定罪。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千禧年炸弹”艾哈迈德·莱萨姆，他曾策划在1999年新年前夜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由于布吕吉埃极力敦促，法国情报机构收集了有关本·拉登进入阿富汗的秘密路线以及他在巴基斯坦的支持网络的情报。在一份写于1995年3月、至今仍然保密的报告中，布吕吉埃亲自把这些情报通报给了美国。这些信息非常详细，包括基地组织内部负责招募新人的高级官员的姓名，在外国的基层组织的详细花名册，以及设在伊斯兰堡、白沙瓦和其他地方的安全房和“接待中心”的照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情报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到了设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招募中心。布吕吉埃曾两次试图警告克林顿政府提防即将来临的恐怖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在美国国内运行的基地组织——但是他被阻止了。幸亏在华盛顿的天使港，当莱萨姆提着一个装满炸药的箱子走下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仑比亚省温哥华市的渡船时，一位机敏的美国海关官员抓住了他。布吕吉埃不仅把莱萨姆的档案文件交给了美国检察官，还在审判时详细作证，协助检方把差点得手的这位“千禧年炸弹”判为终生监禁。我在投给《读者文摘》的独家专稿中首次披露了这件事。而现在，这种合作行将结束，而且是在美国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是在2001年10月8日见面的。之后不久，法国司法部便开始阻止布吕吉埃给审判穆萨维的美国检察官提供协助，不让他提供任何可以用于审判的文件。法国人宣称他们在“道义上”反对提供那些文件，因为穆萨维是摩洛哥血统的法国公民，而他有可能被判处极刑。当然，法国的官员们努力降低事情的严重性。“我们给美国提供了我们掌握的有关这个案子，实际上还有全部其他恐怖案件的所有情报”，后来，一位对交换基地组织相关情报有了解的资深法国官员在巴黎告诉我。他坚持说没什么地方出错。“但是法国法律禁止我们把任何证据交给美国检察官，如果这种证据能帮助判决一位法国公民死刑的话。” 美国在一封国际委托书中正式提出要求，希望得到书面协助。这份委托书必须通过法国司法部呈递，而法国司法部拒绝了美国的请求。布吕吉埃提出了申诉，最后，在那年秋天他见到了来访的那位美国检察官，但这样做违背了社会党人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的意愿。布吕吉埃说，“即使我无法给他提供书面材料，我答应口头上告诉他我们掌握的一切”，这其中包括穆萨维前往阿富汗的日期、他和本·拉登的训练员的接触、他在这个“蜘蛛网”内的确切角色，还有更多的内容。然而，尽管布吕吉埃愿意提供帮助，美国检察官还是空着手回家了，因为法国政府不容许他转交美国人急需的文件。
2003年5月，美国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告诉法国人，缺乏合作就意味着美国司法部大概要被迫放弃穆萨维的案子，把他交给五角大楼以便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他。阿什克罗夫特所说的在穆萨维专案上缺乏合作实际是个计谋，这个计谋的阴险程度必须以布吕吉埃掌握材料的多少和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来衡量。穆萨维是在2001年8月被捕的，仅一个星期后，布吕吉埃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发了一份传真。？我告诉他们穆萨维是个危险分子，他在阿富汗受过训练，我告诉他们，穆萨维有能力完成一次恐怖袭击。我告诉他们要检查他的笔记本电脑，因为那是他存储所有联络信息和计划的工具。但是，等到他们想到这一点时，已经是9·11后很久了，穆萨维成功地从硬盘驱动器里删除一切有用的东西。”
为什么法国政府会对一个自我承认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表现出如此热心？就是这个人在法庭上大声咆哮，辞退了自己的辩护律师，称他们是“犹太教狂热信徒”、“猪”和“吸血动物”。直到1973年，法国执行死刑的惯常做法还是在断头台上砍掉罪犯的脑袋。最近一次处决政治犯是在1963年，当时，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策划了一次试图推翻戴高乐的军事政变，该团体四个成员中的最后一名由一个行刑队执行了死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废止了极刑。而现在，他的接班人似乎决心要让美国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处决罪犯，即使已经证明这些人犯有集体谋杀罪。为了把自己的价值和政治文化当成替代美国价值和政治文化的“道德的选择”，法国做出了不懈努力，这只不过是又一个例子而已。
对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来说，美国和法国的离异开始于2003年1月20日，就是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算他的那天。在一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反恐战争的特别会议后(这次会议是应德维尔潘的个人申请而召开的)，鲍威尔驱车前往法国驻联合国大使位于帕克大街的官邸，维尔潘德要在那里和他共进午餐，陪同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以及参加当天上午正式会议的另外13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出人意料的是，德维尔潘逗留在联合国，向全世界宣布：法国绝不会支持由美国领导的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干涉。鲍威尔的副手和密友理查德·阿米蒂奇后来说，鲍威尔在法国大使官邸的视频显示器上看到那个他认为是自己朋友的人，他惊讶得下巴都掉下来了。“他非常不高兴”，阿米蒂奇回忆说，“当他非常不高兴时，他就很不热情。他的眼睛望着你，毫无疑问，他的下巴抬着。那可不是让人舒服的情景。”
P1-4
对过去三十年间法国和伊拉克关系的历史以及这个两个国家在军火和石油交易中的大规模腐败，蒂默曼的论述极具说服力。作为一名驻法国18年的记者，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观察家。
——《华盛顿邮报》
2006年12月30日，在全世界媒体的密切关注下，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执行绞刑。
当时，我已经在北京奥组委任职近四年，在繁忙的奥运筹备工作中利用半年多铢积寸累的业余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的初译稿，稍后，对译文断断续续的修改和润色也算是对那种箭在弦上的紧张生活的放松和调节。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长期观察者感到本书的可读性很强，翻译时总是忍不住和家人及朋友分享我的发现。萨达姆的最终命运更坚定了我的想法，那就是这本书，如果以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可以让读者从深层次了解过去的30年间伊拉克同欧美大国的外交关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进而理解为什么会有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战争，理解为什么曾经尊为一国之君的萨达姆会命丧绞架。
在2007年4月前抓紧时间完成了译稿润饰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直到现在才得以付梓，这要诚挚地感谢责任编辑郑颖女士这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她对本书修改提出的很专业的意见。另外，还要衷心感谢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法国问题专家李其庆教授对本书的最终审定。
本书的书名很清楚地表明，书中的内容是关于美国和法国关系的。但实际上，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美法关系。除了回顾关法关系的蜜月期以及在核武器研发、共同对付前苏联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外，他还洋洋洒洒地描写了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同萨达姆长达几十年的亲密私人关系，用所谓揭密的方式告诉读者，法国如何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同伊拉克“暗中勾结”，如何置法国和美国之间超过二百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友谊于不顾，最终“背叛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公开同美国作对。
书中也用大量笔墨描写了错综复杂、诡异多变的美国、法国同以色列、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关系，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描写了法国和美国如何携手武装了萨达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详细描写了当今世界赫赫有名的几家间谍机构在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机构包括俄罗斯的克格勃和格勒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英国的军情六处、以色列的摩萨德、伊拉克的穆卡巴拉特，当然还有法国的反间谍机构本土警戒局和法国对外间谍机构外国情报与反间谍局(现在被称为海外安全局)。
本书作者之所以觉得法国背叛了美国，最重要的、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法国在联合国反对任何授权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
当然，就法国而言，它的反对只能使源远流长的美法关系“倒退”，但不能拯救多年的“盟友”萨达姆。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位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单方面决定对伊拉克这个主权国家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最终结果是，不再听美国人话的萨达姆被判了绞刑，而美国则又一次陷入了胜利的“泥潭”。
但是，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遭到各国人民的质疑。伊拉克问题不仅关系到海湾及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事实证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加剧了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在安理会讨论是否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时，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道，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这本书所描述的一切只不过是再次验证了那句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关于国际关系的金科玉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希望我们也能从中获得一点教益。
关于本书的翻译，我觉得有必要赘言几句。
我国近代杰出的翻译家严复曾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好的翻译作品应达到的标准。当下国内翻译出版市场很繁荣，每年面世的各种译著数量之大，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真正达到了“信、达、雅”要求的译著却是少之又少。
我自己学习英文多年，使用英文多年，也从事了很多年的商业翻译，深知要达到这个标准是何其难。但我有自己的翻译原则，那就是在“信、达、雅”不能兼顾的时候，一定首先坚持“信”，也就是译文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歪曲，不遗漏。
原书有很多注脚。为了方便一些有兴趣的读者查找原文，注脚中的书名、人名等都保留下来了。而且本书作者也很博学，在一本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中使用了为数甚多的典故和惯用语。为了方便读者，我增加了一些译者注，对这些典故和惯用语及其引申含义加以说明。
陈 平
二0一0年四月
干京北大屯蜗居中
法国出什么问题了？
“去打仗不带着法国就像去猎鹿不带手风琴一样。你只不过是把许多毫无用处又吵吵闹闹的东西留下了。”
——杰德·巴宾，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1989年一1992年)，引语出自2003年1月30日MSNBC的名牌对话节目《硬球》
随着2002年底至2003年初美国和法国在联合国的针锋相对，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似乎永无止境。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芭蕾舞演员，从一个首都跑到另一个首都，努力说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投票反对任何可能授权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使用武力的决议，而美国则厌恶地关注着这一切。德维尔潘并不满足于像我们的一些盟友那样同美国作对，而是积极地寻求联合各国领导人和公众舆论·把美国——而不是萨达姆-侯赛因——当作敌人。
对美国自我防卫的权利或者合法地提出异议或者积极地颠覆，对于这两种立场间的巨大区别，乔治·W.布什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把空军一号专机上提供的法式吐司(French toast)改名为“自由吐司”(freedom toast)。
在法国，反美宣传已经波及到了普通大众，而且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佬的神经崩溃了”，法国左翼报刊《解放报》颇受欢迎的博客上有一条很典型的帖子，“上帝啊，请让‘双u’再次以错误的方式吞下一块椒盐饼干，而且这次一定要让饼干卡在那儿”。
在战争打响的头几个星期里，我正好在法国。如果你也在法国的话，你会沉浸在一个和美国人听到、看到、读到的截然不同的现实中。即便是在那些憎恨布什总统的美国媒体上，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法国人称伊拉克南部最大的城市巴士拉为“烈士之城”。这并不是因为萨达姆谋杀了这个城市里众多的什叶派居民，而是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小心翼翼地包围了这座城市以减轻平民的痛苦。
战争开始还不到一个星期，法国媒体的那些权威评论家们已经得出结论：那些盎格鲁一美利坚“侵略者”已经陷人了，“泥潭”。平民被喜欢开枪的美国大兵们大批地残杀了，这些大兵犯有“战争罪”。法国大肆报道世界各地的反战示威活动以证明美国是如何“孤立”，还大肆报道美国自己的示威者(包括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这些人要求进行“政权更替”，但不是在伊拉克，而是在美国。
伊拉克战争的头一个星期里，那些听国营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看法国电视二台的普通法国人认识到，美国正在跌向一次屈辱的失败，而那位“牛仔”总统，乔治·W.布什，正在走向耻辱，如果不是走向被弹劾的话。法国的新闻界和权威评论家开始用高亢又充满敬畏的语气推测美国在对萨达姆的战争中失败后中东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样引人注目地展示美国的脆弱性难道不会鼓动其他国家和恐怖组织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吗？
法国媒体报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根本没有对雅克·希拉克总统的政策进行任何批评。就是这位总统在2002年4月的第一轮选举中只获得了19.8％的选民支持，侥幸战胜了新法西斯主义领导人让一玛丽·勒庞(他以16.8％名列第二)。这要是在平常时候，在野的社会党早就攻击希拉克了，而那些活跃的法国舆论刊物也早就从各方面讽刺挖苦他的政策了。
法国的战争报道不仅仅是一边倒的，而且还蓄意地不准确、毫不掩饰地反美。这种仇恨新闻一度很盛行。一个例子就是开战前两天播出的一个流行文化广播节目。那个节目的主持人放了一段模仿布什总统的讲话，模仿的就是总统本人的声音。而这个讲话是为了准确传达同原意截然相反的意思而拼凑起来的。布什说，美国“将对英国和另外40个国家发动进攻。我们是在向自由开战。今天这个行动的代号就叫持久的恐惧。伊拉克人民将遭受苦难”。在总统讲话时，大声诵唱“真主伟大”的背景声逐渐盖过了他的声音。在法国，那些阿拉伯人拥有很多电台。你也许会认为，这种赤裸裸地试图激发反美仇恨的电台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不是。这个节目是法国国营电台向全国播放的。这是在无耻地呼吁人数众多的法国穆斯林把美国视为上帝的敌人。
我最喜欢引用的一段话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军事分析家”说的。他责骂那些痴呆的、20多岁的士兵——牛仔们随意射杀平民。“如果士兵杀了平民，他们是不会受到制裁的”，他说。“他们甚至连母牛都射杀！”这句话出现在巴黎的日报《世界报》的头版上，而《世界报》可是法国新闻界的灰色女士。
难怪；在法国的一次舆论调查中，接受调查的人中有25％的人说他们希望萨达姆·侯赛因赢得这场战争。这种情况糟透了，以至法国总理让一彼埃尔·拉法兰很忧虑地发出了一份声明，警告他的同胞们说，虽然法国拒绝这场由美国主导的战争，但敌人是萨达姆·侯赛因，而不是美国。
法国，这个曾经在200年共同分享的历史中多次和美国并肩站在一起的国家和民族，如今这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据说，每当有人问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为法国拒绝参加美国领导的联盟而遗憾，他喜欢重复一句话，而这句话据传是前国防部副部长杰德-巴宾说的：“去打仗不带着法国就像去猎鹿不带手风琴一样。你只不过是把许多毫无用处又吵吵闹闹的东西留下了。”
法美关系历史悠久。1781年10月1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查理斯-康华里勋爵意识到他已经被自命不凡的美洲殖民地人民打败时，他命令他的副司令把自己的剑递交给罗尚博伯爵，正是这位法国将军的部队构成了彻底击败英军的主力。
通过教科书，美国的孩子们得知在美国需要的时候，法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而法国的孩子们也了解，在上个世纪美国两次回报了这份恩惠。1917年，约翰·潘兴将军作为美国远征军总司令踏上法国的土地时，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拉法耶特，我们来了！”随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用自己儿女的鲜血支付了友谊的代价。
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和法国一直保持着爱与恨的关系，就像是旧情人或前夫前妻那样。1966年，戴高乐将军让法国从北约统一军事指挥体系中退出并命令美国撤离位于巴黎郊区圣日尔曼·安·雷的基地。当时，林登·约翰逊总统问他是不是也要求把战死在奥马哈海滩上的美国士兵的坟墓迁走。
当然，戴高乐将军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的法国人也没有。但是，怨恨和不满却在日益加深。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一书剖析了过去十年里逐渐现形的美国与法国的离异，同时也提醒读者们这两个国家间悠久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它们的战略合作。
作为常驻法国18年(1975年—1993年)的记者，我是这本书里描写的许多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我的一些消息提供者与我相识20多年了，随着他们在法国的公务员系统和军队系统内逐步提升直到执掌大权，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同我分享他们的远见卓识及信息，这通常是记者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尤其如果你不是法国人的话。我用法语写作，是法国电台的外交政策评论员，多次在法国的电视台出镜，我一直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混合人，在很多方面简直就是一个法国人。但是，一旦涉及到最基本的东西——自由以及我对国家和个人自我防卫主权的毫不动摇的信仰，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
冷战期间，法国曾多次帮助美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上去更像是美国在帮助法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不远的历史中，20世纪80年代初法美间的战略合作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就是在那个时期，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保守的罗纳德·里根建立了坚固、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根基就是战胜苏联这一共同目标。
《法国对美国的背叛》一书要描写这对关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令人惊讶的顶点到2003年显而易见的离异。这是从一个记者的视角来写的，而这个记者正是他要描写的众多事件的见证人。但是，这本书也将毫不留情地揭示法国同萨达姆·侯赛因三十多年的结盟。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结盟似乎要取代法国和美国之间225年的婚姻。
在这本令人惊叹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中，在法国生活和居住了将近20年的深度调查记者肯尼思·R.蒂默曼揭露了法国背信弃义的程度有多深。在阅读这些了解内幕者给出的令人震惊的叙述时，美国人会发现，他们对法国的气愤变成了愤慨。
美国和法国在经历了200多年的荣辱与共之后，他们的联姻正在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瓦解。本书将披露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主要介绍法国为使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其他地区失败，法国如何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任意行事。
本书是《纽约时报》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