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我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经过整理终于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由罗孚编著的《北京十年》是一部回忆散文集，就像罗先生自己所说，文章虽然告一段落，但回忆永远不会结束。

《北京十年》：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我把它命名为《北京十年》，其实是我的见闻和回忆杂记。

由罗孚编著的《北京十年》主要内容为十年不寻常，与齐白石为邻，大钟接蓟门，电子一条街，我的邻居们，小报与大报，小朋友、女朋友，小丁和老杨，话说圆蹄，杨家的欢聚，朋友的圈子等等。

作者自序

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话说罗孚

 辑一 我和我的朋友们

十年不寻常

与齐白石为邻

大钟接蓟门

电子一条街

我的邻居们

小报与大报

小朋友、女朋友

“没关系”小姑娘

无为的姑娘们

从寻找聂绀弩开始

“文史馆”喷饭

两位老前辈

三个朋友

王、吴的官司

小丁和老杨

话说圆蹄

杨家的欢聚

朋友的圈子

冯友兰和四皓

舒芜的诗

向钱看而向“钱”看

“小饼干”萧乾

夏衍和旧梦

钟敬文和启功

话说周而复

陈迩冬和窦尔墩

王益知和田象奎

章士钊的文和诗

萧红的头发和骨灰

宜兴马和仰雪馆

苗老汉和牛油诗

他一身都是专家

常任侠的诗和情

卞之琳和臧克家

李锐·庐山·三峡

三松堂上一老人

笑煞邕漓父子王

文学大师的惊叹

沈从文的长信

诗人荒芜的悲剧

 辑二 胡风集团人和事

楼适夷和胡风

悼词上面的文章

三十年往事如烟

文艺青年张中晓

见三回就有了罪

吕荧被揪下台

鲁藜和王曼恬

绿原和中美合作所

贾植芳和汉奸问题

胡风获平反病好转

孙钿的故事

方然死在水沟里

胡风的幻听

好剑好书真人真杰

彭柏山孤光自照

化铁是空军军官

“蛇窟”内幕

青年侯红鹅事件

审阿垅的一场戏

审胡风的一场戏

胡风更甚于潘、饶

舒芜又成胡风余孽

一个又一个怪圈

由胡风到茅盾

何剑薰的h卦术

耿庸与我的记忆

胡风信和舒芜诗

 辑三 我所知道的周作人

不去台湾来北京

落水的前后

周作人自称是“看众”

给毛和周都写信

苦雨斋访周作人

书的悲剧人的悲剧

寿则多辱十五年

鲁迅对知堂的理解

夫妻和兄弟

青史他年又如何

 辑四 潘汉年和袁殊的传奇

郭有守和袁殊

潘汉年、恽逸群和袁殊

袁殊正式做“汉奸”

二十年狱中生活

惺惺相惜佐尔格

袁殊去访周作人

荒芜诗中的潘杨

话说潘汉年

三个故事和二老

左联旧事两小开

潘汉年一身重任和神秘

从搜捕到和谈

潘汉年和陈立夫会谈

玩弄日特于股掌

会见汪精卫带来的麻烦

毛泽东召见潘汉年

潘汉年重回香港

从香港北上又南下

十天的奇异沉默

潘汉年被捕以后

夫妇重逢团河安家

又进秦城又受审讯

洣江茶场的老夫妇

廖承志质疑陈云平反

何处更寻倩女魂

自始至终潘汉年

十九年后的平反昭雪

《北京十年》后记

罗孚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陈子善

罗孚先生是香港报人、作家，但我认识他却是在北京，时在一九八七年十月间，也即他蛰居北京的第五年。

那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大概因为我已辑印了《知堂杂诗抄》（一九八七年一月岳麓书社初版），又在编选《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因此应邀参加。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首次周氏兄弟学术研讨会，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与会者中有罗孚先生，一位目光炯炯、笑容可掬的和蔼老人。

罗先生在会上作了《回想（知堂回想录）》的长篇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散会时我冒昧地提出能否会后拜访他，能否与他通信，因为我有许多关于周作人的问题要向他请教。他一口答允，并当场写下他的住址，只是告诉我，如果去信，收信人必须写“史林安”而不是“罗孚”。

其实，罗孚也好，史林安也好，对我而言，都是十分陌生而叉神秘的。我对他的辉煌过去只略知一丁点儿，或者说一丁点儿也没有，不能说不感兴趣，但我深知，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不该说的也不必说。老人家已答应我可以写信也可以拜访请益，夫复何求？

于是，我第二天就出现在他寓所的客厅里，也即他在《北京十年》开头几章中详细描写过的双榆树南里寓所。如果不是这次重读《北京十年》，当时室内的情景真的已不复记忆了．只记得我们一老一少，谈得很随意，也很尽兴，谈周作人谈曹聚仁谈叶灵凤谈香港文坛的人和事。总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如沐春风，受益真的是匪浅。记得在离京返沪前，我还拜访过他一次，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还保存着不少周作人一九六○年代的手稿，这对我编选《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不啻是个福音。但是手稿在香港，他人却在北京，不知何时可南返，我想看到这些珍贵手稿的话，只能耐心等待。

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二年他返回香港，前后五年多时间里，我与罗先生鱼雁不断。我每次进京，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去拜访他，我们的话题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不受拘束。当然，他为何在京蛰居，我始终不触及一字。他离京南返前夕，特地到上海访友叙旧，先在万航渡路原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楼前新建的宾馆下榻，后又移至柯灵先生的“工作室”小住。这段时间里，我也曾多次陪同他。

罗先生知道我爱书如命，不断赠我他在北京三联以“柳苏”笔名出版的《香港·香港……》等书，尤其是他送我三大卷叶灵凤的《读书随笔》毛边本，在第一集扉页上题字：“借故友著作送子善先生罗孚一九八八、四”，令我如获至宝。罗先生离京前一个月，我恰巧有事到京，刚走进他家门，他就埋怨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的书已有不少被别人捷足先取了，你赶快挑选需要的，再不拿就来不及了。记得我当时捧走了几乎全套的香港《博益月刊》等一大堆书刊，那晚罗先生特地在他住所附近那家《北京十年》中提到的颇有“来头”的饭店里请我吃饭，罗先生在席间谈笑风生。虽然后来在香港我还多次受到他盛情款待，但这顿饭至今还仿佛齿颊留香。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那时罗先生已经结束“北京十年”蛰居返港，我们在港再次重逢，倍感亲切。根据我的访学日记，在旅港三个月的时间里，与罗先生见面竟达十三、四次之多，不妨摘录数则如下：

二月十四日上午访罗孚，畅谈文艺，中午罗孚宴请。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与罗孚、冯伟才见面，观罗孚所藏《药堂谈往》手稿和周氏佚文二十一篇（小品和译作），大部分未发表，为意想不到之大收获。

三月二十日上午访罗孚，拍苏曼殊手迹照片，中午与吴其敏、罗孚、罗琅茶聚，与吴其敏笔谈。

四月八日晚出席新亚书院云起轩的聚餐，并听罗孚演讲。

四月十七日晚鲍耀明兄妹宴请，罗孚、罗海星夫妇、陈胜长等同席。

五月二日下午访罗孚，欣赏罗孚藏画（张善孖等）。

五月十一日晚罗孚宴请，见曹景行谈知堂致曹聚仁书信事。

五月二十八日晚常宗豪宴请，同席柯灵夫妇、罗孚等。

日记中提到的吴其敏先生、罗海星兄、常宗豪先生和柯灵先生夫妇都已经不在了。吴先生也是香港前辈作家，正是罗先生的引见，我与他有此一面之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罗先生一诺千金，我终于见到了他珍藏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即《药堂谈往》）手稿和一九六○年代的著译手稿多份。《知堂回想录》手稿厚达一尺余，他沉甸甸地亲自拎到茶楼，让我仔细翻阅。后来他把这部珍贵的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周作人六○年代的其他著译手稿则全部复印赠我。其时拙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早已问世，我就把手稿中还没有发表过的十余篇提供给钟叔河先生编人他的《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了。当时我写了一篇《知堂晚年佚稿》记其事，我认为罗先生精心保存周作人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做了一件大好事，对周作人研究更是“功莫大焉”。

自一九五。年代初开始，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这位“能文之士”（用罗先生自己在《（香港人和事）编者的话》中的话）蛰居北京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果累累，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_是写他熟悉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二是写北京，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燕山诗话》和这部《北京十年》。

我一九九三年在香港访学时就知道《北京十年》在香港《联合报》上连载，颇受欢迎，也拜读过其中的部分章节。以后每次到港见罗先生，都会问起《北京十年》，建议早日结集出版。而今，翘首等待多年的《北京十年》经过整理终于付梓，我由衷地感到高兴。P2-5

北京十年，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

这十年，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有所见，也有所闻，更有一些回忆。所见者少，所闻者多，回忆则最多。选择一些，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我把它命名为《北京十年》，其实是我的见闻和回忆杂记。

这本东西写出来，快二十年了。有些事情是根据当时的时日为准记下的，如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多少年前，那是指相距写作的年代而言，现在也没有去改为今天准确的说法了。

旧闻新抄，不妨当野史来读，野史可以是正史的补充，也可能比正史更加真实，另有一番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记，只见于野史，就更有意思了。

罗孚

《北京十年》后记

我的北京十年就写到这里为止了。

有人会不满意：你根本没有写出多少你自己的北京十年，主要是写人家的十年或不止十年的事。简直有些文不对题。

我写自己很少。一是我自己太平凡，甚至平庸，没有多少值得写的。二是我自己最突出的一件事，到北京去住了十年，其实也没有多少值得写的，真要写出来，一定有人会嗤之以鼻，说一声“算了吧”。三是我早已想过，让别人来说，好过自己去说。这样的别人文章也不算多，但到底是有了，尽管众说纷纭。四是最好还是关注这件事的人自下结论。正像一位老作家对我亲口说的：“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但我凭常识判断。”我一直不想说出老作家是谁，现在告诉你吧，他就是巴金先生。

“曾经沧海客，又赏狮山云”，不觉又两年了。这将是我重回香港后的第三个春节。

这一两年来，我只写了《北京十年》。应该承认，这是草率之作，写得很凌乱，文字也粗糙。尽管还有人看，自己是不满意的。读者恐怕更加不满意。

但是我还是会写下去的。失败了，就更要写下去，这才能从失败到较少失败。

为什么“忽然搁笔无言说”呢？既然还有写作的自由。我总不能自律到自杀——杀死自己的文字于成形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