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与理发师》是一首受害者谱写的“刽子手的史诗”，作家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描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二战史实。凶犯与受害者的身份替换，充满了太多的黑色幽默、不可思议、大逆不道。二战所反映出的人性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负荷之重，同时汇于希尔森拉特的笔端，放肆的讽刺与平实的温柔并行不悖，令人读来笑中有泪。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的《纳粹与理发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雅利安妓女的儿子马克斯·舒尔茨与犹太理发师之子伊茨希．芬克尔施坦从小形影不离，互相关照。可希特勒上台后，舒尔茨加入党卫军，杀害了无数犹太人，包括芬克尔施坦一家。战后为躲过追捕，舒尔茨顶替了芬克尔施坦的身份，化身为集中营幸存者。他拿一口袋金牙开始了柏林的黑市生意，又凭借酷似犹太人的面孔游荡到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建国英雄……《纳粹与理发师》带领你体验一场匪夷所思的二战之旅。

我叫马克斯·舒尔茨，尽管不是婚生子，可我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儿子……我妈妈明娜·舒尔茨怀我那阵子，正在犹太毛皮商阿布拉莫维茨家当女佣。我的雅利安血统无可指摘，因为我妈妈明娜·舒尔茨的祖上尽管推不到条顿堡森林战役，却至少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时代。至于我爸爸是谁，我可说不准，不过他肯定是这五个人当中的一个：屠夫胡贝特·纳格勒，锁匠弗兰茨·海因里希·维兰德，瓦匠汉斯·胡贝尔，车夫威廉·霍普芬施坦格，或者门丁阿达尔贝特·亨内曼。

我曾仔细考证过我五个爸爸的家谱。我向您保证，这五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雅利安血统。关于门丁阿达尔贝特嘛……我甚至可以骄傲地说，他的某个祖先有个绰号，叫“钥匙官哈根”，曾是大名鼎鼎的骑士西吉斯蒙德·冯·德·魏德的侍从。主子将一把特殊的钥匙交与他的侍从，以示信任……也就是开启他夫人的贞操带的那把钥匙……一条镀了金的贞操带。这条贞操带后来闻名整个皇宫，还引出不少故事来。  伊茨希·芬克尔施坦是我的邻居。他跟我一般大……再准确一点。说，恕我直言：在接生婆格蕾琴·费特万斯特嗨呦一声把我从娘胎里解放出来之后，只过了两分二十二秒，伊茨希·芬克尔施坦就见到了世上的第一道光……不过，要用解放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出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还得掂量掂量。

在伊茨希·芬克尔施坦出生两天后，本城，也就是石勒苏益格的维斯哈勒城的《犹太人汇报》上，登了如下启事：

“本人，哈伊姆·芬克尔施坦，理发师，‘一世之主’理发沙龙老板，现居维斯哈勒歌德一席勒街拐角，‘犹太人保龄球俱乐部理事’、‘犹太文化协会’常务秘书长、‘德国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植物之友’协会会员、‘爱邻人’联盟成员、‘维斯哈勒理发行业公会’会员、《无梯层男式发型》手册之作者……在此冒昧宣布小儿伊茨希·芬克尔施坦之诞生。”

第二天，《犹太人汇报》又登出了一条声明：“我们，维斯哈勒犹太人文化协会，蒙幸恭祝理发师、‘一世之主’理发沙龙老板、现居维斯哈勒歌德一席勒街拐角、‘犹太人保龄球俱乐部理事’、‘犹太文化协会’常务秘书长、‘德国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植物之友’协会会员、‘爱邻人’联盟成员、‘维斯哈勒理发行业公会’会员、《无梯层男式发型》手册之作者哈伊姆·芬克尔施坦，喜添贵子伊茨希·芬克尔施坦。”

您能想象得出希尔达……那个柴火棍儿希尔达……芬克尔施坦家的女仆……在小伊茨希出生的消息登上《犹太人汇报》那天，对芬克尔施坦太太说了些什么吗！

“芬克尔施坦太太啊，”她说，“我就不明白了！虽然您结婚二十多年都没生过孩子，可这则小伊茨希出生的告示，写得是不是有点过头了！芬克尔施坦先生可不是吹牛皮的人。他一向很谦虚啊。”

这个柴火棍儿希尔达有两米长，两米细，一张鸟脸，头发跟柏油一样黑

萨拉·芬克尔施坦呢：身材矮胖，戴一副夹鼻眼镜，发迹泛白，虽然她一点也不老。她的打扮看上去有点过时，就像芬克尔施坦家老式的起居室里那些令人敬畏的家庭照一样。哈伊姆·芬克尔施坦比妻子个头还小，但体型不圆，精瘦小男人一个……他的左肩有点斜，好像这只肩膀上扛着两千年的流亡和两千年的痛苦似的。——哈伊姆·芬克尔施坦的鼻子不好形容。我想说……时而抽抽鼻涕……得了急性感冒的时候还总是微微泛红，不过鼻梁不弯。他的鼻子既不长也不弯，普普通通。就普通一个鼻子。他不是扁平足。

毛发！他有没有毛发！大理发师哈伊姆·芬克尔施坦！不，他没毛儿。至少头上没有。不过他根本就不需要头发。因为哈伊姆·芬克尔施坦，这个小个子男人，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要是谁见了这双眼睛，根本不会介意他是个光头。就连那只经常流鼻涕还泛着红的鼻子，以及他那微型的身材，也不会引起反感。这双眼睛又大又亮，充满善意和智慧。哈伊姆·芬克尔施坦的眼睛背后，是《圣经》文字的光芒，是一颗善解人意的心。  是的，这就是哈伊姆·芬克尔施坦，维斯哈勒的犹太理发师。

1907年5月23日，芬克尔施坦家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伊茨希·芬克尔施坦行了割礼。

我以为您知道割礼是怎么回事。假如您是犹太人，您大概不会只是观察您那残缺不全的器官，我说的可是仔细观察，而且，偶尔还会想想，是什么抽象的原因导致您少了块包皮吧。我说得对不对！

P5-7

赫塔·米勒

在我的老家，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理发师是个掌权机关。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职业总和死人打交道。死人入棺之前，由他来剃发。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这理发师身材畸形，特别矮小，还顶了个大脑袋和一个驼背。他就住在我们这条街上，跟我家隔三座房子。他有一个皮包，即他的“医用包”，外边被一道闪闪发光的金属边锁着，里面装着他的全部家什。他就这样走家串户，一登门，就摊开一块天鹅绒布，总是把里面的工具按之前的顺序依次摆在桌子上，把装剃须水的小瓶子排成一个半圆；锃亮的剃刀、剪刀、镊子，好像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术器械。光是闪烁的理发工具和那套准备仪式，就足够令人胆寒了。

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觉得这个佝偻着身躯的理发师是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驼子。你得提高警惕。他一进你的家门，迎面而来的不是一位邻居，而是一团谜。一种恐惧，一种忐忑攫住了我，仿佛他的“医用包”里面、他的驼背底下藏着一股力量，能够掌控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他不只给男人理发剃须，还给一些老年人修理指甲、给人拔牙、处理火疖子。外祖父的头发剪完以后，我妈妈会把地板上的碎头发收起来——因为理发师要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袋子里。于是我从小就觉得，他回家会把所有顾客的头发分开保存，会给它们称重，继而对村中所有男人的所有头发都心中有数。我还相信他可以决定谁什么时候会死。我确信当装我外祖父头发的那个袋子跟他的体重相等之时，就是外祖父的死期了。

在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的小说《纳粹与理发师》中，那名理发师同样也散发着恶魔的气息。引入入胜而又令人生畏的是，希尔森拉特偏偏让党卫军兼大屠杀刽子手马克斯·舒尔茨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发师。这种角色转变的游戏还会令人置身于双重语言系统之下，阅读时产生双重感受。纳粹的口头禅如同时钟的滴答声此起彼伏，尖刻的讽刺转眼令人悲从中来。这种双重性令阅读变得迫不及待，紧张程度螺旋攀升，继而崩塌释放。语气的讽刺意味与场面的悲剧气息相互碰撞，精心引入的陈词滥调，在人与人之间达成某种心照不宣。于是，无法言说的惊悚从头至尾就像被一条纤绳公然拖拽出场。未曾道破的潜台词，在读者的头脑中自然而然地郁积成形。讽刺与悲剧在这里完全别有洞天，甚至堪称绝无仅有；不可发生之事，在希尔森拉特的笔下，却获得了生命。

2007年深秋，我暂别燕园前往柏林，开始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在看过我的研究计划之后，自由大学的导师耶梅拉·冯·德·绿尔(Irmela Vonder Lühe)教授向我推荐了《纳粹与理发师》。埃德加·希尔森拉特这个名字从此与我的留学生活结缘。一年以后，由于论文写作计划的变动，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这部小说的钻研，但将作家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的想法，却从未改变。2009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本书。此番目的只有一个：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的一个月里，我不但成了希尔森拉特的第一位中国朋友，还很快同译林出版社完成了出版合同。

与中文版的“顺产”相比，小说原版的问世可谓一波三折。

《纳粹与理发师》写于1960年代末。此前，埃德加·希尔森拉特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出版过一部关于犹太隔离区的小说《夜》(1966)，且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美国的出版公司对他的创作颇有信心，并答应为他的下一部小说预付定金。希尔森拉特虽人在美国，但只用德语写作。为了在母语环境中完成新作《纳粹与理发师》，他在慕尼黑生活了一年。写完小说的前五部之后，他回到纽约顺利完成第六部，把书稿交给了出版公司。这里毕竟是美国，通用语言是英语，所以公司很快找来语言专家将小说译成英文，并于1971年初出版。接下来的四年里，《纳粹与理发师》远销意大利、法国、英国，还印成口袋书出版，总销量逾百万。而在此期间，德国的出版商们却反应冷淡。1975年，希尔森拉特结束了二十四年的旅美生活回到德国。安顿好一切以后，他仍然希望在德国出版他的小说。结果，多家出版商对他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开出一纸拒信。直到两年后，《纳粹与理发师》才由科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考虑到小说结尾可能在德国读者当中引发歧义，作者在出版前将最后四页删掉了。

《纳粹与理发师》屡遭闭门羹的境遇，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的整体语境。1960年代，德国与以色列关系回暖，社会的主流是“亲犹”。小说针对的恰恰是这股虚伪而强劲的亲犹之风。其中凶犯与受害者的身份替换，充满了太多的黑色幽默、不可思议、大逆不道。鉴于当时的时代精神，出版商有理由担心，小说对政治、宗教、道德禁忌的冲击，可能会迫使德国读者回想那并不久远的十二年，追问尚未为人知的恐怖，陷入坐立不安的窘境。在纳粹统治德国的岁月里，尤其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些年，成千上万个正派的德国市民经历了与主人公相似的变形——他们从1933年起变成打劫者、诽谤者、杀人者，到了1945年又摇身一变，做回普通市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当时的英国文学评论者罗伊·福斯特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就写道，《纳粹与理发师》“异乎寻常地残忍、无情，却发人深省”。他很想知道德国人如何看待这本书。《新苏黎世报》的通讯员阿尔弗雷德·施塔克曼也撰文称，小说对当时恐怖情景的再现堪称“前无古人”。德国出版商的态度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因为“对德国读者来说，该书存在太多争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纳粹与理发师》在德国几经辗转终于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从《明镜周刊》到《明星杂志》，从《法兰克福汇报》到《南德意志报》，各大报刊都详细报道了埃德加·希尔森拉特和他的“理发师”。在经历了奔波与等待之后，凭借《纳粹与理发师》，希尔森拉特终于回归德国，并且成为当年法兰克福书展的宠儿。与此同时，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也好评如潮。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发表在《时代周报》上的文章(1977年12月9日)。文中对小说内容的总结后来被频频引用：“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幸运儿汉斯，背负他的金子走过了时代更迭。面目可憎的马克斯·舒尔茨变身为伊茨希·芬克尔施坦来到以色列，用伊茨希·芬克尔施坦的双手——而不是杀人犯的手——辛勤劳作，过上了小康生活，还娶到了他的胖米拉。经历过这些之后，假如他们不是都死了的话，是不合理的。这个可怕的游戏并不是一场游戏，希尔森拉特让它变成了现实，而且，现实的确如此——难道不是吗？——这些纳粹，这些行凶者，没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即便人们把一切都忘了——金牙，还有那些曾被扛在肩上的东西——人们也不会忘记，舒尔茨一芬克尔施坦曾在六百万森林里散过步。”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的文学视野不同于任何一位战后犹太作家。在他的笔下，犹太人并不因为是犹太人而善良无辜，德国人也不因为是德国人而罪恶滔天；身份标签无关人的本性，但却会助长既成的偏见。他反对弱者顾影自怜的矫情，也拒绝对强权势力的妖魔化。马克斯·舒尔茨改换身份的故事虽然看似荒诞，却凸现出巨大的真实感，并且得到了历史的印证——1948年10月8日，《犹太回声》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假扮犹太人的盖世太保军官》。该报道记载了一位名叫埃里希·霍恩的纳粹军官：二战结束后，他不但把名字改成尤利乌斯·以色列·霍尔姆，过起了犹太人的生活，而且还差点当上德国班贝格市纳粹幸存者协会副主席。这则迟来的“新”闻是一位老人提供给希尔森拉特的，当时小说早已经问世。老人让作家保存好这份报纸，以向世人证明：“在大屠杀的疯狂过后，人类想象力所及的一切都可能发生。”

无论一个人的语言、血统、种族如何变换，无论人性沉沦的时代有多么黑暗，文明社会的基本良知都不会被埋没。对舒尔茨—芬克尔施坦式的行为，读者大概会期待凶犯最终受到公正的惩罚，就连这个集体杀人犯本人也不例外，可是作者却没有给出一个“和解”的结局。他一方面在警示读者，无论罪责意识和良知在苟且偷生的逻辑下沉睡多久，总有醒来的一日；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评断，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他也向读者抛出了一个哲学疑难——超乎人伦极限的罪行，能否通过审判得到公正的惩罚，从而在凶犯和受害者之间达成和解？这个问题早在二战结束之初就被许多学者提出来，但至今没有答案。尽管这是大屠杀留给世人的一个永恒难题，但它的意义却恰恰在于寻求答案的过程——唯有不懈地付出精神劳作，唤醒每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责任意识，才能够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

在自编自演的法庭审判一幕，马克斯·舒尔茨尽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他“并不忏悔”，而是想要为自己辩护。这切合了无数跟风者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与此同时，这个集体杀人犯即便在纳粹风行之时也并非反犹主义者，他甚至并不相信什么理论、学说或宗教信仰，他的生存观不过是：纳粹来时，站到强者的队伍里，打着净化血统的旗号，跟风屠杀犹太人；纳粹败时，转向道义胜利者一边，打着犹太复国的旗号，跟风去杀戮、驱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由此，身份的转换既不源于人生观的转变，也不会带来人生观的改变，这就更值得我们去反思：只要恃强凌弱的生存逻辑仍然存在，大屠杀的恐怖就会再度发生。

不可承受之轻与不可负荷之重，往往同时汇于希尔森拉特的笔端；放肆的讽刺与平实的温柔总是并行不悖，令人读来笑中有泪。这一切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希尔森拉特1926年生于莱比锡，1938年随母亲和弟弟投奔罗马尼亚，1941年全家来到乌克兰的犹太人隔离区。与母亲失散后，为躲避种族清洗，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开始独自逃亡。1945年，幸存下来的希尔森拉特来到巴勒斯坦，后与更名改姓隐居法国的父亲在马赛团聚。1951年，他离开巴黎来到美国。在美国的二十四年里，他不像大多数犹太学者、作家那样积极融入当地，而是跟犹太团体保持距离。他尝尽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美国梦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碎了。这期间，写作成了他的生存支柱。希尔森拉特十四岁起就尝试文学创作，虽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坚持用德语写作，并将德语作为一生的情人、唯一的故乡。1975年，他告别了生活在美国的父母，抖落那一身梦的碎片，只身回到德国。从此，柏林成了他的永久定居地。

希尔森拉特目前共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短篇集，全部用德语写成，内容大都与作家自身经历有关。对于写作，他的态度是首先要有趣。读他的作品，最直观的感受是好玩，这层表皮之下，则是深刻而严肃的主题，即大屠杀与后大屠杀时代。他唯一一部脱离所谓严肃主题的小说，是用七天写完的《莫斯科性高潮》(又名《当心，曼德鲍姆同志！》，1979)。这部以冷战和黑社会为背景的小说，令读者从头笑到尾，却令评论家们瞠目结舌。如果说这本书只是无伤大雅的调侃，那么作家对美国的真情实感，则是通过《Fuck America：布隆斯基的告白》(1980)表现出来的。浮现在字里行间的辛辣与幽默、辛酸与忧伤，主人公漂泊异乡的成长经历、对社会底层的批判观察，都令这部小说长盛不衰。小说在2009年巴黎书展上大放异彩，引起法国青年读者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并将凯歌一路高奏到2010年的西班牙书展。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迄今已获得多个德语文学奖项：1989年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奖、1992年海因茨—加林斯基奖、1994年汉斯—埃里希—诺萨克奖、1996年雅各布—瓦瑟尔曼奖、1999年汉斯·萨尔奖、2004年雷昂—弗希特万格奖。2005年，博多·普利缪斯将《纳粹与理发师》(1977)录制为有声读物，获得次年德国有声读物奖。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和经历，还令希尔森拉特自觉关注其他经历过大屠杀的国家和民族。小说《余念生出的童话》(1989)就是以20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宗有组织的种族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1915)——为背景创作的。2006年，作家凭借这部小说问鼎亚美尼亚国家文学奖，同年获得亚美尼亚埃里温大学名誉教授头衔。

《纳粹与理发师》是我作为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联合培养博士生，在德国公派留学期间的一份巨大收获。翻译这本书完全是率性所为，却让我初尝全心投入文字世界的滋味，同时对德语文学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这份译稿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谷裕教授和绿尔教授；她们容忍了我的“任性”，并对我保持一如既往的信任与耐心。其次，无论从学识还是阅历上，翻译这本书对我都是一个挑战。幸有来自挚友夏莎(Sarah Yasmin Chahed)、靳晗和李颜无私的建议，帮助我匡正补足，也令我倍感友情之珍贵，每时想来便暖彻心扉。最后，必须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王蕾。如果说这本书是一个“新生儿”，她则是那位最功不可没的“助产士”。

2011年4月，埃德加·希尔森拉特即将迎来他的八十五岁生日。就让《纳粹与理发师》中文版作为我送他的一份生日礼物吧！

安尼

2011年3月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讽刺与悲剧在这里完全别有洞天，甚至堪称绝无仅有；不可能发生之事，在希尔森拉特的笔下，却获得了生命。

——赫塔·米勒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幸运儿汉斯，背负他的金子走过了时代更迭。面目可憎的马克斯·舒尔茨变身为伊茨希·芬克尔施坦来到以色歹，用伊茨希·芬克尔施坦的双手——而不是杀人犯的手——辛勤劳作，过上了小康生活，还娶到了他的胖米拉。经历过这些之后，假如他们不是都死了的话，是不合理的。这个可怕的游戏并不是一场游戏，希尔森拉特让它变成了现实，而且，现实的确如此——难道不是吗？

——海因里希·伯尔

这本畅销全球的小说是一部不可思议的作品，它是对犹太人和党卫军的双重讽刺。一部血泪横流的流浪汉小说，怪诞、奇异、残酷而简洁，用黑色的幽默描绘了黑暗的时代。  ——《明镜周刊》

希尔森拉特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托马斯·曼和写作了《铁皮鼓》的君特·格拉斯之后，再也没有作家能与之比肩。

——德国西南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