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出生在德国哥尼斯堡(Koenigsberg)市——一座古老的、具有政治和经济传统以及文化影响的城市。许多世界闻名的人士出生在这个地方，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他一生在那里研究和教学。再如有影响的女艺术家、版画家柯勒惠支(Kaethe Kollwitz，1887—1945)，她的作品大多反映被压迫者的困苦和斗争，上世纪30年代，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把她的版画编成了集子，还写了散文专门介绍她。这些散文现在都已被翻译成了德文。我的故乡在1944年8月被英国飞机轰炸，破坏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个地区划入苏联，叫加里宁格勒。我11岁的时候，我们成为难民，逃到了我父亲的故乡，来到德国，住在艾斯莱本(Eisleben)附近。这个古老的矿业城市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发起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出生和去世的地方。1945年二战末，我们居住的小村子先被美国军队占领，接着属于苏联占领区，从1949—1990年开始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马丁·路德于1546年临死前，在他的故乡创办了一所学校来传布新教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所具有几百年传统的中学原来是只招收男生的，1947年我属于第一批被招收的九个女生之一。这是一所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中学，男学生除了学拉丁语和英语以外，还学古希腊语，准备要当医生、神父、教师等。那个时候，按普遍的民众看法，女生脑子不如男生，认为女孩子没有才智学古希腊语，而且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对她们也没有用，因此只让我们女生学法语。1951年高中毕业以后，我到莱比锡学汉语。可以说，我从此献身于比古希腊语更难学的语言。
要问我为什么选择学汉语?这个跟自己的命运和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和具体政治情况有关系。从1949年以后，在当时民主德国的政治气氛下，特别在同年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大家对新中国非常感兴趣，都佩服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自己的祖国。德国1933年到1945年法西斯专政很厉害，尽管有了反抗和个别的起义，但是力量太弱了，所以没有能够成功地摆脱希特勒专政。另外，40年代末曾出了一些具体介绍20世纪中国的书，给我印象相当深，比如有名的美国女记者、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的书；加上捷克人，世界最有名的记者基希(E．E．Kisch)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中国30年代左联的作家也经常提到他，他的书很有影响，本来用德文写，1931年发表以后，很快就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好多种语言。除了看这些书以外，我还看了很多报纸上的材料。史沫特莱对我个人的影响也很大，她描写中国的斗争很具体，而且她很爱中国，完全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1950年她去世的时候，我在中学的黑板上写了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我姐姐在旧书店买了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的著名小说《大地》，当时也让我非常感动。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与中国有关的学科感兴趣。
1951年我中学毕业，可以上大学。莱比锡大学那时有汉学，但完全还是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教古代汉语，没有现代汉语，教学内容也主要还是古代中国。因此我和中学时的女朋友一起选择了莱比锡外国语学院，他们那年刚设立了全德国第一个教现代汉语的翻译班，这是为了发展两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所需要的。1954年我的女同学到中国去，她在外贸学院学习，以后搞外贸。我自己跟我的丈夫穆海南(Reiner Mtiller)则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我们是在莱比锡认识的，1954年结了婚。
那时，具有长期教学传统的莱比锡外国语学院很成功地培养了英语、法语、俄语的翻译人才。但是1951年第一次开始教现代汉语，还没有足够的教学基础，首先缺乏教科书，其次是没有汉德词典，第三是没有语言老师。有一本很小的汉俄词典，但是我从来没学过俄语，连西里尔字母也看不懂。教我们汉语的Ratehnewksy博士(后来当柏林洪堡大学东亚所所长)是研究中国中古史、元朝法制的专家，从来没有教过现代汉语。没有教科书，我们靠什么材料学汉语呢?只能靠这位教师带来的材料，第一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靠一本中文版苏联对外宣传的画报，名字叫《苏联》，第三是中国的《婚姻法》。除了这三种资料，其他的书我们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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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本口述历史，编者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访问了21位德国女性汉学家，亲历了她们的生活，记录了她们亲自口述的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推介和传播中国的历程：这又是一部女性的奋斗史，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和真诚抒写了一曲德国女性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家庭矛盾，社会歧视，为追求达到学术高峰而付出，牺牲的交响诗。
——乐黛云
2000年，在我的北大同学、好友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得到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资助，到柏林自由大学做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那时，除了为汉学系做几次有关女性史研究的讲座，没有其他特别的任务，闲时或是到东亚研究所图书馆，或是到柏林的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看看书。 。
虽说是第一次到柏林，但自由大学已有一些相识的朋友，例如罗梅君的博士研究生史明(Nicola Spakowski)、费海根(Heike Frick)、苏诺娜(Nora Sausmikat)，因为她们曾多次访问北大，进修、搜集资料或做项目，我们早已熟识；此外在我初到柏林的时候，一些女老师和硕士学生，例如汉学系的海迪(Heidi Brexendofff)老师，临时在自由大学教授文学史的杜柔郁(Dorothee。Dauber)，还有安娜(AnneManchau)，在生活等各个方面都给予我很多的帮助。与一些初到国外的中国人往往容易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同，我身边的朋友，几乎全部是德国女性，而且是能够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女汉学家。这让我这个德语文盲在免除了很多生活不便的同时，更深深为这些年轻的女汉学家所感动。或许因为我自己特别关注女性研究的缘故，与这些女汉学家接触越多，对她们的成就与困惑了解越多，就越发萌生了要把她们的经历记录下来的冲动。
在访问柏林的第二个月里，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罗梅君和史明，即我想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采访德国的女汉学家，如实记录下她们的研究和生活经历。想法一说出，立即得到了她们的支持。罗梅君为我一一列出德国大学汉学系的女教授名单，甚至帮助我打电话联系访谈；史明则把她刚刚买来的新的索尼录音机借给了我，并且成为我的第一位访谈对象，她语言清晰、极富逻辑思维的讲述，让我对做好这件事充满了信心。
开始的一切都如此顺利，我得到了几乎所有被访者的支持。从柏林开始，我先后访问了德高望重的梅薏华(Eva Mailer)教授和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老师，她们是为数不多的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留学北大的女性。在梅薏华教授家里，见到了她的丈夫、操着一口纯正北京口音的穆海南(ReinerMailer)先生，让我这个北京人感到格外亲切；在尹虹老师家，听着她极为清晰的、标准普通话的讲述，还常常吃到她亲自为我烤制的蛋糕、煮的水饺，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几次拜访海迪老师，大约是专业汉语教师的缘故，她措辞之准确让我刮目相看；在杜柔郁家，她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执著感动了我；和老朋友罗梅君的访谈，是谈得最久、也最深入的，前后谈了六七个晚上，而且我们常常是就某个问题边谈边讨论。
之后从柏林坐火车，北上基尔大学，和顾铎琳(Gudula Linck)教授一起坐在她家的地板上，边听边看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演示；南下马堡大学，先为汉学系的学生做“贫困女童教育研究”的讲座，之后听余蓓荷(Monika Ubelhor)教授的讲述；也就在那一天晚上，李玛丽(Marie．Luise Beppler-Lie)老师在雨中开车一个多小时，把我送到法兰克福，采访那时刚刚从特里尔大学被借调到法兰克福的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结束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仍然开f-3的匹萨店买了我们的晚饭，回到李玛丽老师在法兰克福的家，已是午夜12点多；第二天完成了对李玛丽老师的访谈，接着赶往海德堡，晚上，在时任海德堡大学副校长的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教授家里，和紧张工作了一天、怀抱发烧的小儿子的她谈了四个多小时。对费海根的访谈是在柏林我住的IBZ进行的，对魏德克(Kathleen Wittek)的访谈则是赶往她位于勃兰登堡的家，而和柯兰君(Bettina Gransow)、苏诺娜、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的访谈，都是在北京完成的。
当我带着三十多盘录音磁带返回北京时，满以为我会在不长的时间里整理完成初稿，但事实并非如此，整理、记录一盘录音，其工作量和难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加之回到北大，诸多事务性工作接踵而来，特别是我负责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图书馆签约为第一批北京大学图书馆分馆，全部图书资料需录入联合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耗时三年的艰巨工作，一度完全中断了我对女汉学家口述资料的整理。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本口述历史，编者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访问了21位德国女性汉学家，亲历了她们的生活，记录了她们亲自口述的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推介和传播中国的历程；这又是一部女性的奋斗史，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和真诚抒写了一曲德国女性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家庭矛盾、社会歧视，为追求达到学术高峰而付出、而牺牲的交响诗。这本书和一般学术著作不同，它不只是记述了学者的学术成果；它也和一般传记不同，不只是所写对象的生活实录；它熔学术、生活为一炉，将这一女性汉学家群体攀登汉学研究之路的成就和艰辛与她们的精神变化和心灵感受相连接，突出了她们治学的成就和来之不易。
作为这部口述历史的主人公，她们一部分已是德国著名大学的资深教授，曾经为开创某些汉学机构、引领汉学研究的某些重要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另一部分是大学当前科研和教学的中流砥柱，她们正在为培育新一代汉学家而努力；还有一部分则是正在奋进的青年学者，当然也还有个别人至今还未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从事汉学研究的岗位。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悔于自己的青春，无悔于为汉学研究奉献一生。她们都十分重视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生命历程，对完成这样一部口述历史很重视且极有兴趣，因而竭尽全力，克服各种困难，满腔热情，言无不尽。正如编者所说，她们一谈就是六七个小时；海德堡大学副校长，在晚上回家后，怀抱着发烧的孩子还坚持接受访问；有的女学者开车几个小时把采访者接到家里，住在家里亲切交谈；有的被采访者连续谈了六个晚上，仍然意犹未尽。每一位女学者，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经历，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生动而感人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这些亲切动人的故事的汇集。
在妇女就业率并不是很高的德国，这里呈现的21位女汉学家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方面都是艰苦卓绝的开路先锋。女性学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上述各位女汉学家不仅在德国汉学界主办了多次以中国妇女为题的国际国内研讨会，出版了《中国与妇女》通讯和《共和时代的中国妇女》等书籍，广泛建立了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还不断增加中国女性学研究的课程，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培养了众多人才，为国外的中国女性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她们本人又都是事业家庭两不误，很好地处理了与丈夫、子女、父母各方面的关系，当然其间也不乏矛盾、痛苦、悲伤的时刻。这一切都通过作者生动而流畅的叙述，娓娓道来，赋予这本别开生面的口述史以很强的可读性与亲和力。
我认为通过这本书既能了解德国汉学发展的某些状况，又能认识坚强的德国女性的某些生活阅历和人生追求，这在别的书里是很难看到的。在众多出版物中，这的确是一本独具特色、值得一读的好书。特向大家推荐。
臧健编著的《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收录了21位德国女汉学家的口述历史。她们出生于不同的历史年代。历经了各异的时代悲欢。对时代的奔流有着独特而敏锐的感悟；她们都关注中德两国时代场景的巨变，以极具女性特色的视角铭记，解读这段历史。且让我们跟随她们的叙述。品读这一份真实、精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历史实录。
臧健编著的《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是一本独特的书。它是一本口述历史，编者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访问了21位德国女性汉学家，亲历了她们的生活，记录了她们亲自口述的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推介和传播中国的历程；这又是一部女性的奋斗史，作者以女性的细腻和真诚抒写了一曲德国女性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家庭矛盾、社会歧视，为追求达到学术高峰而付出、而牺牲的交响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