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丁仕原编著的《鲁迅与郁达夫之间》分为上下两编，以纵横式结构，对鲁迅与郁达夫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上编以二人交往的时间为序，对二人性格、品质、交游等从纵的方面进行比较：下编以作品为径，从横的方面进行研究。将采用实地考察法、亲朋采访法、文献资料法、文本比较法等方法展开研究。

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眉头紧锁，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这是战士鲁迅：坚韧峻急，不惧惮生活的风砂和灵魂的粗糙，宁自虐而不放纵；一味急进，宁为玉碎，辛辣干脆，全近讽刺。

照片里的年轻人，消瘦的肩，深邃的目光隐藏着他心底的忧郁和孤寂，他一生都在为女性而苦恼着，这是性情郁达夫：虽然有时也呈现出个性刚毅的一面，但在外来攻击面前常常神经纤细，异常脆弱。追求浪漫，甚至伪装颓唐。

差异这么大的两个人，在1923年首次认识后，就一见如故。

终鲁迅一生，对郁达夫钟爱有加，保持着十几年如一日的友情。

鲁迅的解释是：郁达夫虽是创造社元老，但却稳健和平，无“创造气”。

郁达夫则认为“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

而本书《鲁迅与郁达夫之间》，将解读的，不仅仅如此……

《鲁迅与郁达夫之间》由丁仕原编著。

“交谊至深，感情至洽”  陈漱渝

前言

上编

　一、聚首北京，似曾相识忘年交

　二、一九二八，铺天盖地挨批判

　三、合编《奔流》，大写的编辑人生

　四、左联时期，携手战斗共艰危

　五、阻移杭州，风雨茅庐多风雨

　六、不幸早逝，长使英雄泪沾襟

下编

　七、异曲同工，曲尽其妙的《狂人日记》与《沉沦》

　八、信笔写出的真相《两地书》与赤裸裸自我的《日记九种》

　九、独树一帜的杂文与开山之作的游记

　十、沉默的“兄弟失和”与喧闹的毁家诗纪

　十一、不得意的官场生涯与舌耕

　十二、迥然不同的生前身后名

附录一、论《孤独者》魏连殳的品格与风骨(附：许钦文同志给作者的信)

附录二、“我记忆中的鲁迅和郭沫若”——访魏猛克同志

附录三、程星龄先生谈郁达夫

后记

鲁迅曾有遗嘱，指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开头只是说万不可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以为说得太绝对了，鲁迅才加了“空头”二字。冯雪峰没有想到，他自己也终生饱受文学评论家之苦。人们过去有许多解释，笔者以为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真实感受，是因为自己从事文学工作太累所提出的忠告。

纵观鲁迅一生，从他早年在东京办刊物，搞翻译，到晚年在上海专心文学工作，一生饱受其苦。可以说是“累”的一生。

首先是家累。在后面我们将详细谈到他们兄弟失和，这里不多谈。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一生看金钱很轻。他的夫人朱安早年曾唯一写过一封信，大约是考虑到金钱的事，也算是对鲁迅的劝说，但被他斥为“荒谬”。即使与北新书局的官司，也不是为了自己。就拿第一笔版税2200元来说，给了经办律师110元，陶元庆墓300元，官司经办人党家斌借了400元，张友松借了500元(都是有借无还)，赠予克士即三弟建人970元，共计2280元，反而多用去80元。为了家庭、亲朋，鲁迅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当他晚年经济条件好一点后，又拿出相当多的金钱购买欧洲与苏联的画作，一方面是传授先进的美术，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后生存准备精神食粮。他晚年的大量翻译就是见证。作为一个没有生活保障的作家，鲁迅不得不经常考虑下一步的生活来源。

其次是国累。生不逢时，20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辛亥革命后，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供职16年，早几年还算顺利，能不断加工资，也能保障生计。因此，他举家北迁，搬到了故都京城居住。但好景不长，1919年后，薪俸常常拖欠，后来干脆长年不发给。为此鲁迅不得不到也不能按时付给酬金的多所高校任教。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安静度过。先是被二弟、二弟媳赶出家门，后是被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为此他不得不奔向南方，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但仍是好景不长，国共决裂，学生不能好好读书，这样他只好到上海专事文学工作。不想日本铁蹄很快踩到中国大地， “七七事变”后，“一·二八”上海抗战兴起，全国开始救亡运动。鲁迅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一生真也说得上有国时时变，有家归不得，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

再次是名累。毋庸讳言，鲁迅一生，尤其是晚年为名所累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鲁迅是有个性的人，他不愿趋炎附势，一支如椽之笔，横扫社会与文坛黑暗。因此，他得罪了不少的人。但广大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美术青年以他为师，成为这些人的主心骨。柔石、萧军、萧红、叶紫……可以数出无数个名字。革命者也以他为榜样，经常与他联系。方志敏临终时将手稿托付给他，陈赓到上海养伤也多与他联系，瞿秋白更是鲁迅的知已。当鲁迅他大病一场后刚刚好一些，他不得不为胡风联系事务，正由于过度劳累，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连病也不能很好医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心累。文字磨人，多少知名作家，天不假年，英年早逝。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早衰，35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赢，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曾感叹文字之累甚于酒色。近代鸳鸯蝴蝶派大家周瘦鹃在回忆另一大家李涵秋时说：“我和李先生的最末一次见面，是在申报馆。谈了一会，李先生告辞而去。过了一两分钟，忽又走了回来，说：‘那石扶梯上有一段没栏杆，我不敢走下去，可否打发一个差役扶我下去？’我答应着，急忙唤一个馆役，扶了李先生一同下楼，我立在楼梯顶送着，不觉暗暗慨叹。心想青春易逝，文字磨人，李先生只不过是个四十九岁的人，已是这样颓唐了……”鲁迅早年致力干文学事业，他深知其不易。中间一度放弃，适“五四”新文化运动，唤起他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他晚年在上海十年，成果远比前期多。他自己就说：“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鲁迅一生非常勤奋，年轻时上万字的小说一夜完成，晚年仍然笔耕不止，几乎每天都有书信往来，文章写作。有时一天作文达五六篇之多，最多时一天发表文章5篇，工作量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

P68-70

深夜，独坐窗前。仰望蓝天，星星点点。浩瀚宇宙，变幻万千。

七月流火，冬月寒冰。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历史造就伟人，伟人改写历史。20世纪鲁迅、郁达夫犹如冰火两重天，承载着岁月，谱写着大写的人生。

冰火，造物主的结晶，人类美好的象征。她是矛盾的统一，也是统一的矛盾。鲁迅、郁达夫就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他们二人同是浙江人，都曾留学日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他们在小说、散文、诗词、书法等方面都卓有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曾产生过深远影响，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热门。

郁达夫(1896.12.7—1945，9.17)，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出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50岁。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1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能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_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佘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彷徨》。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未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

郁达夫与鲁迅的交往之前，接触最早的是周作人。由于周作人的关系，鲁迅才得以与郁达夫接触，并最终成为好友。1923年，鲁迅大年初二，在家里因二弟宴请朋友，郁达夫第一次同鲁迅相见。而这一年，及以后几年，是鲁迅走华盖运时期，不仅与朝夕相处的二弟周作人决裂，后来还因为女师大学潮，被教育总长章士钊解除了在教育部长达14年之久的职务，弄得只好与上司打官司。也可以说，郁达夫出现时期，正是鲁迅人生发生巨大转折时期。由于时代与环境的变化，造就了鲁迅到南方，并定居于上海市，也开始了同郁达夫的真正友情。

对郁达夫、鲁迅这两位现代文坛巨匠，无论是他们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不少研究者进行研究。赞扬者誉之为大家，贬斥的人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笔者认为，加强经典作家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近年来，“五四”以来经典作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尤其是鲁迅研究不为人所重视，“你还研究鲁迅”，成为新的时髦话语。本书的写作，重在促进对本土经典作家的重新认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与艺术。

同时，本书也是填补鲁迅与郁达夫研究的空白。过去学术界对鲁、郁二人的分别研究比较深入，对鲁迅与胡适、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与钱钟书的研究颇有成就。近年又有鲁迅与陈独秀的著作出版。但很少有人对鲁迅与郁达夫展开比较研究，以为二者缺乏可比性。当鲁迅成为热门时，郁达夫受到冷遇：在郁达夫得到读者重视时，则鲁迅受到贬斥。本书将以令人置信的理由，看到他们二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他们所蕴藏的宝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财富。

鲁迅一生与各种势力斗争，同不少人发生过矛盾，但与郁达夫则终生友谊。对此，郁达夫曾有一个明确答复。他说：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郁达夫的这一段话，概括了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也从一个侧面提示了他们二人友谊保持终生的原由。

鲁迅对郁达夫的评论，则别具一格。他说：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之日：那是可以的。

对于郁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日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在这里，鲁迅以平实之笔，写出了他们不同寻常的友情，也写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鲁迅与郁达夫一起编过刊物，诗文酬和，结下了难能可贵的忘年交。为了郁达夫移家杭州，鲁迅还应约专门写了一首诗阻止。鲁迅不少诗文，都与郁达夫有联系。对做官与教学，他们二人似乎都不为世所重，终生以文为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与民族脊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以纵横式结构，对鲁迅与郁达夫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上编以二人交往的时间为序，对二人性格、品质、交游等从纵的方面进行比较：下编以作品为径，从横的方面进行研究。将采用实地考察法、亲朋采访法、文献资料法、文本比较法等方法展开研究。

上编以1923年2月17日，正月初二，在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应老乡、同事周作人之邀，到八道湾做客，与鲁迅相识。不久，鲁迅兄弟反目。郁达夫与鲁迅犹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王戎，郁达夫与周作人往来不多，却与鲁迅成为好朋友，时相往来。他们古典文学底蕴深厚，旧体诗词作得好，爱饮酒，又是著名小说家，《狂人日记》与《沉沦》家喻户晓。虽相差16岁，他们常相往来，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密友。这也是二人深受魏晋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以1928年二人遭受太阳社等革命派的批判中，鲁迅学了不少革命文艺理论，加深了鲁、郁二人的友谊。在与北新书屋清算版税、为《自由谈》撰写稿件等重要事情方面合作，增加了他们的友谊。

左联时期，鲁迅是中国左翼联盟的精神领袖，郁达夫加入左联后不久就被左联开除，其中原因很多，主要为其性格使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这期间他们合编《奔流》杂志，吟诗唱和、诗词往来，谱写了一曲不同寻常的“携手共艰危”。

当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鲁在文化围剿中“躲进小楼成一统”。郁则受妻子王映霞虚荣心影响，借债在杭州筑起了一座“风雨茅庐”，鲁迅写诗劝阻，郁达夫不明了其中含义，为还债到福建去做幕僚，并拼命写作，结果弄得家破人亡。

鲁迅病逝时，郁达夫正在福州，闻信后，千里奔丧。极赞“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在”。鲁迅是“民族脊梁”。抗战起，郁达夫积极参与，并前往南洋宣传抗日，后被日本特务杀害，成为革命烈士。他以实际行动与鲁迅精神同在。

下编从文体创作上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小说孤独与窒息风格，指出小说中异曲同工之妙；从《两地书》与《日记九种》的比较，研究其“信笔写出的真相”与赤裸裸的自我。同时研究他们独树一帜的杂文与游记。

文学创作研究之外，还就二人人生中的一些特点展开研究。对沉默的兄弟失和与喧闹的毁家诗钞的研究，对不得意的官场生涯与舌耕的分析，进一步探讨这两位伟人的风格与才情。鲁迅与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如冰一样纯洁，似火一样热情，为了老大的中国，为了人类苍生。这就是郁达夫，这就是鲁迅。

余生也幸也不幸，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又有幸考上了大学。虽然中学阶段几乎无书可读，好在有毛泽东著作与鲁迅作品。在这两位文章与学问大师的影响下也知道了很多知识。尤其是鲁迅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深远。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奇才，其作品内涵外延丰富，饱含其人生体验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阅历。1977年考上大学后我正好学的是中文。这在当时是非常热门的专业，要求也很高。我记得那时文科一是中文，二是政教，三才是财经。我们这群所谓的“天之骄子”，也正是文化知识的饿汉，进入大学后才有机会得到了饱览中外名著的机遇。当时清早在书店排队买书，到教室抢占座位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正是在大学的系统学习，我才能通过大量的阅读，从比较中更了解到鲁迅的犹如一座大海，蕴涵着无尽的宝藏。几十年来，虽工作有变化，但我一直以读书为荣，珍惜人生的学习机会。

早在读大学时，在张大贤等老师的指导下，我就开始论文的写作，并有幸结识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人物。本书附录中的三篇文章，均为大学毕业之前所作。其中两篇发表在《湖南师院学报》上，一篇也是当时写好后近年发表的。关于《孤独者>主人公不是妥协投降的观点一直为学术界采用。

由于种种原因，大学毕业后，虽在高校任教，但一直没有认真对鲁迅进行研究。这期间，虽也写作出版了不少书籍，并对鲁迅的老冤家章士钊有所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章士钊与近代名人》一书，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对鲁迅的真正研究，直到2002年，我调到湖南商学院后，才开始有机会与时间进行更多的研究。这也才捡起多年来的研究问题，并于当年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我在大学毕业前夕采访程星龄先生谈郁达夫的文章。同时获得了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鲁迅与郁达夫比较研究》的课题，进入实质性的研究。本书正是这一课题成果的结晶。

课题组成员之一邹敏是郁达夫长女郁黎明的儿子，为作者大学时的好友，读书期间，一同采访过魏猛克、程星龄等先生。现在是湘南学院资深教师，对其外公颇有研究。课题组另一成员易惠霞为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毕业，曾在美、泰等国教学，英语功底深，对郁达夫、鲁迅均有研究，发表过不少论文。不过，限于篇幅，本书没有选择他们的文章，全由我个人的文章组成。书中所收文章大多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为一些杂志所转载与摘编。《郁达夫何以去南洋》就曾在《新华文摘》上摘要发表。

回想少小读书无书读，鲁迅作品伴人生。老大的中国，从不以劳动为荣，更不以读书为乐。正如鲁迅所说，读书只是做官的敲门砖。孔夫子如此，马克思也亦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剧。本书仅是个人读书的一点心得与体会，自然不合潮流者多，但我相信有它的读者与存在的些微天地。

读书当中，曾得到师友的帮助。由于对鲁迅的了解较多一些，不少同学认为我是鲁迅的研究者，自愿提供不少读书资料与信息。在我如今不大的书房中至今仍保存着徐宗元从湖北“五七”油田带回来送给我的鲁迅著作单行本、范晓新在北京参加全国学联会议后带回的鲁迅研究资料。这一份份书的友谊与真情，成为我美好的留念与记忆。

读书如此，写作更其艰难，而发表与出版则难上加难。此生有幸以文会友，得到过不少朋友真心的帮助。人民出版社的张继华我至今未谋面，正是他在《人物》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我三篇文章，构成我上一本书的重要部分，也鼓足了我研究与写作的勇气。《求索》杂志社主编乌东风是我大学时的同学，过去并不熟悉。他是一个慧根很深的研究者。我在他主编的刊物上连续三年发表过三篇论文，不能不感谢他特有的关爱。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更要特别感谢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由于原文史编辑室主任梁志安先生的厚爱，我的《章士钊与近代名人》才得以出版。也正由于梁主任的关心，我的这部拙作才受到现文史编辑室主任王文运与编辑韩怡宁的青睐。王文运主任还运用个人感情与关系特地邀请到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为本书作序。陈先生早年我曾与之通信，手中至今保留有两封他的回信，我在《鲁迅研究月刊》的文章也正是经他的手发表的。陈先生的序是一篇优美的研究华章，不仅有对鲁迅与郁达夫的高度评价，对本书的褒奖，更有对当今读者与研究者的期待与希望。

写成一本书并非易事，除了个人的努力，在我读书研究过程中，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除前面提到的外，还有老同学张建初、刘犁、罗归国、黄瑛、李阳春、章罗生、龙泽巨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我院副校长杨虹教授对本书的结题与写作也给予了无私的关照，在这里特地表示感谢。

当然，我还得感谢我的夫人贺素芳女士，她是一个金融部门的财务工作者，工作繁忙。正是她长年的操持家务，教育儿子，我才有时间与精力从事研究，也才有本书的问世。

丁仕原

2010年11月20日

于湖南商学院305教授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