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尊卑礼俗的规矩
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州官田登，忌讳别人称其名，吏卒不慎触犯他的名讳都要受责打，以致全州民众都要称“灯”为“火”。传统的元宵节俗允许百姓在州内放灯游乐，而吏人张贴的告示却写着：“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结果，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千古笑柄。
避讳之风
《白虎通义·姓氏》指出：“臣子不言君父之名。”就是要求身为臣民、子女者出于对君主和父祖的尊重，不得直呼其名。这就是所谓的“避讳”。避帝王之名称为“国讳”或“公讳”，避父祖之名是为“家讳”或“私讳”。
先秦典籍如《左传》、《礼记》、《孟子》等就有避讳的记载，但还不算是很普遍的现象。秦统一六国后，帝王的专制地位急剧提升，避讳之风也随之逐步盛行起来。秦始皇名“政”，全国就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正月”或改为“端月”，或改读“正”音为“征”；而“正月”读为“征月”的习俗一直维持至今。汉朝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触犯帝王名讳者治罪，凡遇与庙讳御名相同之字须用同义字代替。如汉高祖名邦，凡遇“邦”字不能称“邦”而称“国”，故而战国时的官名“相邦”改为“相国”。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把“谈”字都改为“同”字，就因其父叫司马谈；北宋文学家苏轼祖父名序，于是他每当撰写书序时都用“叙”字来代替。然而，家讳过于烦琐，有时会闹出麻烦和笑话。如南朝宋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大司马桓温的儿子桓玄被授为太子洗马的官职，设宴庆贺。席问有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把酒“温一温”。桓玄听到“温”字，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孝心，便马上痛哭起来，弄得宾客尴尬非常。又如唐代诗人李贺，其父名晋肃。由于“晋”与“进”音同义近，时人就认为他应避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大文学家韩愈特意写了一篇《讳辩》为之辩白，也无济于事。
方位之别
南朝宋人裴驷《史记集解》引如淳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可见，方位也是分别尊卑的形式。
古代帝王和臣子在殿堂上都有固定的位置，帝王坐北朝南，而臣子则面北参拜，所以有“南面称王”、“北面称臣”的说法。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三国时诸葛亮为了联合孙权抗击曹操，故意采用“激将法”劝说孙权：“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就是要激励孙权不要向曹操俯首称臣。
古时讲究的房屋方位也是坐北朝南的。那么，左就是东，右就是西了。明代进士马中锡的小说《中山狼传》，描写墨者东郭先生把狼放进袋子后，“引避道左”，等待晋国赵氏的领袖赵简子经过。当中的“引避道左”，实有谦虚退让之意。此外，《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正是因为右尊左卑，才会引起战功赫赫的廉颇嫉妒。还有，秦代贫苦百姓一般住在间里之左，而富强大户则住在闾里之右。故后来以“闾左”指代贫苦大众；以“右姓”、“右族”、“右戚”、“豪右”等指称世家大族。
至于交际场合，宾主座次，则如明末清初史学家顾炎武的《日知录》所说：“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而主人家出于谦逊，一般把尊贵的西座（东向）让与宾客，而自己则屈居对席的东座。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叙述著名的“鸿门宴”时，描写身为主人家的项羽却是“东向坐”。这种安排，并非因为司马迁不知礼数，而是他有意借此刻画项羽狂妄自大的个性，为其后来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埋下伏笔。
服饰之辨 在棉花传人中国之前，古人的衣料只有丝织品和麻葛织品。丝织品统称为“帛”，一般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着。宋代诗人张俞在《蚕妇》中写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平民百姓只能穿麻布和葛布做的衣裳，因此“布衣”就成了庶人的代称，如三国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
就服装颜色来说，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为达官贵人所好。据阴阳五行之说，黄色代表土地，穿着黄色象征占有土地。因此，皇帝所用之物也常冠以“黄”字，如龙袍又叫“黄袍”，诏书又叫“黄榜”。至于官吏的服色则以官品来界定，一般三品以上紫色，四品深红，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另外，《管子·立政》指出“散民不敢服杂彩”，可见古代平民服装的颜色都以朴素为主，不能施彩，统称“白衣”。唐宋时期，“白衣”专指未得功名的读书人。北宋词人柳永在《鹤冲天》中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既抒发个人屡试不第的抑郁，也流露了自己摆脱寒微、跻身高位的夙愿。
五代承唐之后，避讳之风犹盛。后梁太祖朱温，归唐时曾获赐名全忠，其祖父名信，父亲名诚。朱温称帝后，为示有别于大唐，把“全忠”之名改为“晃”，但仍避用“忠’’字。于是，就有如史学家陈垣所开的玩笑：“终梁之世，图书金石，无诚无信复无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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