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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修订版)/徐铸成作品系列
分类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作者 徐铸成
出版社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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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个风云激荡、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各路才俊各逞其才的时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在历史的回音壁上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黄钟大吕般的绝响。报人张季鸾先生就是其一。我们有必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次走进他,为读者讲述一个人,一份报和一个时代荣辱与共的风雨历程。

内容推荐

本书为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晚年撰写的传记三种之一(另二种为《杜月笙正传》和《哈同外传》)。三联书店曾于1986年初版,此次即据以核实史料文献,改正错讹,修订重版。

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合称新记《大公报》“三巨头”。自1926年接受湮没无闻的天津《大公报》后,他们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宗旨加以苦心改造和着力经营,使《大公报》逐渐成为其后二十多年间举足轻重的舆论重镇,而张季鸾也凭借其出神入化的一支笔,成为文名远播的报界骄子。

过去人们对《大公报》及张季鸾其人,往往以“小骂大帮忙”一语定谳。这本传记在恢复张氏及《大公报》的本来历史面目方面,做了大量澄清和辩伪工作。张氏以一介无拳无勇的书生,怀抱文人议政的理想,虽两度系狱,而志气未尝少歇,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节操。他的社论更是使《大公报》大放异彩的金字招牌,于新闻中见评论,在评论中有新闻,笔锋常带感情,功效辟易千军。对此,书中都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同时,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文坛掌故、报界秘辛,足广见闻。张氏之外,对包括吴鼎昌、胡政之在内的诸多大公报人,本传也间有旁及评述。综合来看,本书也不妨作《大公报》简史或《大公报》人列传看。

周恩来曾经说过,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此语正如“文坛巨擎,报界宗师”之悼词一样,是在可以生为考语,死作墓铭。

目录

前言

引言

风雪途中

衡老谈往

萍水相逢

留日五年

《民立》之花

两度系狱

生死之交

耳目一新

优哉游哉

拂袖去川

沪版创刊

西安事变

白圭之玷

七君子案

到处开花

毕生尽瘁

附录 天津怀旧

徐铸成生平简表

试读章节

风雪途中

1901年9月,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勖、李鸿章与英、美、德、日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作抵押;划北京东交民巷一带为使馆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拆毁大沽炮台,各国军队可驻扎从北京到大沽口乃至山海关各地区。这是清政府签订的全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中国人民陷入了半殖民地更黑暗的深渊。

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启程回北京。

11月初,李鸿章在举国责骂声中病死。

就在这个时候,在汾阳到离石的官道上,有两辆大车向西缓缓驶行。那时大雪方止,昏黄的斜阳,照在白皑皑的大地上,像罩上一层黄雾。

四匹瘦马,吃力地拉着这两辆大车前进,嘴里不时喷出白气,车后,留下两条不深的辙印,前面车上的老王头,不时挥着鞭子,“吁”,“驾”,指挥着车子在崎岖的雪道上避开沟沟坑坑。他其实很心疼这两匹老马,鞭梢打在大道上,飞起一阵阵雪花。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须发半白的老人,一面在打盹,一面不断向老王头哕嗦:“不忙赶路,不要让东西颠簸得太厉害。”他是西北口音,但在山东住了多年,夹杂了不少山东土话。老王头不全懂,以满口的晋北话回答:“老人家,你倒不着急,太阳快平西了,离开离石还有十多里路呢,天黑前赶不到宿头咋办?”他戴着一顶破皮帽子,嘴里叼着烟管。

车子里装的是一口棺材,用稻草和麻包层层捆好的。前面放着一块神主牌,上写:“钦封奉政大夫邹平县正堂翘轩府君神位”。旁边有烛台和香炉。棺材四周,安放着几个半旧的箱笼和木器,没有十分沉重的东西。

后面那一辆车,车夫也已四十开外,满脸胡子,笑呵呵地坐在赶车座上,抱着车鞭,有时闭上眼,听任牲口紧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身旁坐着一位看上去只有十岁左右的少年,头戴着白棉披风帽,身上是青面厚棉袍,外罩一件黑布马褂。他很瘦弱,高高的鼻梁,一双眼睛黑里带青,炯炯有神。他随着车子摇晃,眼睛却盯住手中的书,有时车摇晃得厉害,就紧靠在老李头的怀里。

“老人家,你到过榆林没有?听说那里今天的雪下得还要大,地方也更加荒凉,是么?”

“咱赶车已二十多年,从来只赶到离石或吴堡为止;过去,就由那边的车接运了。咱曾空身去绥德赶过几次集,那儿比咱们的汾阳府差多了。听人说,再往北去,风沙越大,田也不大种庄稼,尽种大烟。老百姓比咱这里苦多了。乡间多是窑洞、窝棚,路上也不太平,常会碰上土匪。咱没有去过,不晓得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少年听了不哼声,心里加强了凉意。他埋头看手中的书。那是一本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自从上月离开山东后,他把有关陕西特别是陕北三边一带这部分的章节,已反复看了好多遍,还想象不出家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其实已过了十三足岁,大概因为先天不足吧——他出生时,父亲已五十三岁了,母亲只有二十岁,身体都不够结实。父亲张翘轩,原是一个饱学秀才,四十多岁才中了进士,分发山东,曾做过几任知县。当时正是毓贤当巡抚——就是((老残游记》里极意刻画的貌似清正、实际却非常残酷杀害良民的“玉贤”。以后,换来了袁世凯,则极意巴结外国人,以镇压“红灯照”为名,到处杀戮善良的百姓。翘轩先生做了几任“父母官”,小心翼翼,力求不昧良心,名声是好的,但总受到府、院的申斥。

他前妻生的三个儿子,都已成长,只有老三在身边。季鸾是他后妻生的儿子,从小就爱读书,十岁左右,文章已能成篇,四书五经都已读熟,还常常爱问国家大事,也不时把他藏的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翻着看。翘轩常对他的后妻说:“这孩子很聪明,比他三个哥哥都强,会成为大器的,只是身子骨太单薄,你要好好抚养他,加以调理。”后妻是鲁南沂水县人,她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也曾教女儿读过《列女传》等书。她粗通文墨,理家十分勤俭。除季鸾外,她还生了两个女儿。

却说季鸾正在埋头读书,一面在沉思,究竟家乡是个什么样子?他从来没到过家乡,而在父亲的口中,经常听到家乡的形势多么重要;临近长城,边外是一片沙丘,古垒残破。近年他也看了不少郑观应、康有为等人的书和严复的译著,幼小的心里,逐渐萌发了爱国、救国的思想。特别是父亲病倒济南的时候,传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到处烧杀奸掠的消息,使他惊心动魄,恨不得自己一天就成长起来……

正当他斜倚在老李头的怀中陷入沉思的时候,车里传出母亲的声音:“小鸾,外面风大,到车里来暖和暖和吧。”

“不,妈妈,我不冷。”

那时,前面的老王头已把车子煞住,老李头也“吁”的一声停住了车。老王头跑来说:“离开宿头已不远了,太太、少爷请下车歇歇脚吧。”

老家人也已跳下了车,把少爷扶下。一面忙找个避风的地方,又从附近的野店里借来了两条板凳,铺上毡毯,请太太下车。他看到远处已约略有了城墙的影子,官道旁也已出现三两家孤村茅店。

这里的鸡毛小店,比一路从山东、河南沿途所见的,更简陋得多。供穷苦旅客住的鸡毛房,只有两间,墙壁剥落,板门残破,住在里面,风雪也挡不住。没有什么像样的锅灶,只在当门有—个炭炉,烧些开水,供行人打尖。老板——一个看上去有六十多岁的老头,听说近旁有两辆马车停下,忙前来张罗,送来一张破桌子,一大壶开水,还向太太打躬作揖。

太太其实只有三十三岁,包着头巾,身上是白布沿边的皮衣和裙子,脸色瘦黄。她吩咐老家人说:“不要麻烦这位老人家了,你去另提一壶开水来。”

站在她身旁的两个女儿,一个九岁,一个五岁,也都不太健康,辫子扎着白头绳,都是黑色衣裤。大女孩已从车上取下几个杯子。开水来了,倒了几杯,太太和孩子们喝了几口,还把带来的面巾用开水冲冲湿,绞干了,分别擦擦脸。

“妈妈,您的胃病好些了么?我看书本记载,前面的路将越来越空旷,早晚更冷,您老人家千万保重。”坐在太太旁边的小鸾站起来说。

“我是生长在山地的,高寒不怕。你爸爸做了一辈子清官,千里迢迢,我们母子把他的灵柩运回故土安葬,我的心也安了。以后唯一的指望,你能读书成才,不辜负你爸平日的教诲。你的身子骨太弱嫩,自己该多注意。我已嘱咐你不止一次了,车子颠簸,不要多看书,会头晕的。你总不听为娘的话,没亮没黑地看,我就是操心这个。”

少年听了马上站起来说:“妈妈,你千万放心,我也不是一直在看,总是看看想想。眼看家乡一天比一天近了,我生为榆林人,回家后见到父老乡亲们,假使对榆林的历史和当地的山川形势一无所知,会被人说我爸生前没有教导。一路上,我看到的各地情况,和书上记载的差不多,我脑子里,已想象出榆林和长城内外的大概轮廓,思想上亮堂多了。”

母亲正要再告诫儿子一番,赶车的老王头已来催促:“太太、少爷快上车吧,前面还有四五里路,赶到县城,怕天已黑了。”

果然,车子驶进离石县城时,已一片墨黑,只有大道附近的几家客栈和饭馆门前挂着昏黄的灯笼,闪出几点光。

从雪光里反映,这个县城小而残破,零零落落的平房,间隔着颓垣瓦砾堆,都被厚雪覆盖着。

老家人是走过几趟这条路的,找到了一家名为“高升”的客栈,开了两间上房,一间偏屋,先把太太、少爷、小姐们安顿好了。叫店伙帮忙,把车上的行李全卸下了。灵柩安置在后进的堂屋里,因为车子讲好送到离石,以后,要另雇陕北的车子。

这家高升客栈,一向是接待过往官商的最大的客栈,但多年的兵荒马乱,行旅戒途,显得十分老迈龙钟,周身补衲了。他们所要的两间上房,是全栈的“一级”客房,可棚顶也破了,窗纸补了好多层,只有中间的两块玻璃,还能起应有的作用。

伙计忙着把火炕生上火,也清扫了一遍,然后送上了热水。

他们在离石休息了三天。小鸾曾到城中转了一圈,大约只有百十户人家,瓦房不过十几户,他也曾拾级登上东北角城墙,看到北面是大雪盖着的起伏山峦,还飘来饿狼的嚎叫声。向西看,一条官道曲折伸出去,不过一里多路,就被小山挡住,看不见了。官道也洁白一片,可见车辆来往是稀少的。

老家人在此时已去车行雇好了车,并带了车夫老吕和老于拜见了太太、少爷。这两个车夫都不过三十岁,一口陕北腔,看上去都很老实。老吕是米脂人,老于是绥德人,都说去榆林是熟路。老家人还领小鸾去车行看了选定的牲口,也比较壮实。老家人说:“以后的路,越来越险峻狭窄,怕老马瘦骡,爬不上坡。”

第三天清晨,吃完早餐,结清账目,灵柩、行李都已装载好了,主仆们上了车,继续向西上路。

小鸾听妈妈的话,也坐在后面车里,靠近妈妈。小的妹妹有些感冒,前一天就吃不下东西,躺在车里,由姐姐照顾着。

车子两面都镶嵌了大约五寸见方的明角窗,小鸾时常就着射进的一线光,继续看《读史方舆纪要》,有时,也抽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诵读一两篇。妈妈经常爱怜地说:“鸾儿,车子颠得厉害,光线又不好,你还是闭眼躺一会吧。”回答总是:“妈妈,我不困,您休息休息。”“再有两张,我就读完了。”

这样长途漫漫的跋涉,过了绥德,车辆向北行,气候更加寒冷,风雪也更加频繁而猛烈,棉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寒气,彻骨的冷,妈妈关心地把被子披在爱子的身上。

好不容易到了米脂,又投店休息了一天,换换衣服,准备到榆林时,干干净净会见父老乡亲。

当晚,老家人来禀告,说遇着榆林来的人,谈起榆林情况,说咱们人股开的那个老铺子已经关门了。经手人吞没了款子,另外和别人合开一个新店。

真像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是张家祖传下来的唯一财产,太太原来指望每月从那里得几两股息,母子一家可以苦度光阴。现在,全落空了。

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摸摸包裹里仅有的三只元宝,毅然对小鸾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

P8-15

序言

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先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他青年时期经历内忧外患中的流徙和辛劳;中年被划为“右派”,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回首前尘,笔耕不辍,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报》和《文汇报》期间,徐铸成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新闻、通讯、游记、评论等,其中部分文章收入了他的学生贺越明编选的《徐铸成新闻评论选》(1984)、((徐铸成通讯游记选》(1986)和《徐铸成政论选》。与他人合撰了《朝鲜纪行》(1952),还编写了《与教师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60年代初为香港《大公报》撰写旧闻掌故,后编为《金陵旧梦》(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后,徐铸成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论著,已出版的有:回忆掌故三种:《报海旧闻》(1981)、《旧闻杂忆》(1982)、《旧闻杂忆续篇》(1983);新闻学术二种:《新闻丛谈》(1984)、《新闻艺术》(1985);人物传记三种:《杜月笙正传》(1982)、《哈同外传))(198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杂感、随笔、游记等合集四种:《海角寄语》(1980)、《旧闻杂忆补篇》(1984)、《风雨故人》(1985)、《锦绣河山》(1987)。

作者去世后,其生前完成而因故未能问世的《徐铸成回忆录》(1998)出版,部分旧著重编为《报人六十年》(1999)、《徐铸成传记三种》(1999)和《旧闻杂忆》(2000)印行。除上述著作外,徐铸成遗留的文字,还有日记、讲稿、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查和活动交代以及一些未发表的文稿。

在这次编辑徐铸成作品系列的过程中,除将有关新闻学术的著述单独结集,并把收入已出版文集中经他生前认定明显相关的文章重新归类编选之外,其他的则未做变动。这样处理,或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使读者易于了解和研究作者的思想脉络、作品成果和发表意图。这既是编者的初衷,也与三联书店的一贯风格相吻合。

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于1926年重组续办的《大公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徐铸成即在之后不久加入该报工作,共事并受教于总编辑张季鸾先生达十三年,深受影响,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为张季鸾立传,是他长期心存的愿望,终于在晚年通过本书对这位杰出报人的一生业绩做了全面的记述和中肯的评析。

《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写于1985年至1986年,边写边在《中国建设》月刊连载,杀青后由三联书店于1986年出版。1999年,学林出版社出版《徐铸成传记三种》,将本书编入其中。

徐铸成写作《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时,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其他条件所限,大部分内容只能凭借记忆完成。之后,他本人和责任编辑戴文葆先生曾有意对全书进行史料文献核查和修订,但未能如愿而引为憾事。

本书出版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牛济先生和华中理工大学吴廷俊先生先后发表了考订文章,就其中有关内容辨误、补正,使之更加接近或符合历史的真实。此次整理出版,在学林版基础上,进一步订正了引文的讹误和编排的错失。对涉及到史实的差错,均依据有关史料和《张季鸾年谱》(牛济编)、《胡政之年表》(王瑾、胡玫编)等做了标注;至于尚有争议或存疑之处,则未做更动。

谨向有关史料、文章的作者和提供有关情况的张季鸾先生后人、胡政之先生后人深表谢意。

编者

200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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