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问天的父亲戴自俺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以大众教育为己任。《父亲的脚印》中用很大篇幅记述了民国教育的历程：“私塾教学方式”、“民国政府‘废除文言’的教改”、“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的前前后后”、“中国幼教界的四位先行者及其历史功绩”等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史料。

作者戴问天的父亲戴自俺，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他却经历了—个不平凡的时代。

清末民初，从上到下曾经都非常重视师范教育，这让戴自俺那样的贫困子弟能够走出农村，来到省会贵阳读书。辛亥革命以后，贵州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贵州学子益发为自己家乡的贫穷、愚昧、落后痛心。戴自俺有幸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步行走出贵州，辗转来到南京，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有幸师从陶行知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晓庄同学里，他是从一开始就不戴“有色眼镜”，从而能够客观、如实地认识这位老师，也就能够自觉实践老师教育思想，像老师那样终身以大众教育为己任的人之一。

人们常说：“从一滴水可以看一个大千世界”，戴自俺一生的经历只是“一滴水”，但这滴水却可以反映出一个世纪里中国教育的变迁，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的变迁。个人总是渺小的，何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父亲的脚印》，看看戴自俺所经历的那个不平凡的时代吧！

引子

1.山路崎岖

 1.1 我们的家乡／5

 1.2 私塾九年／11

 1.3 从新式小学堂到贵州省立师范／26

 1.4 贵师生活／37

 1.5 走出贵州／44

2.在晓庄

 2.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51

 2.2 从“长期参观”到考入晓庄／59

 2.3 晓庄岁月／66

 2.4 许身幼教／75

 2.5 绝处逢“生”／85

 2.6 南国社晓庄“播种”之行／89

 2.7 晓庄被封／94

 2.8 “得遇明师早闻道”／106

3.把晓庄的种子播向四方

 3.1 从儿童的队伍里来／121

 3.2 教师生活速写／136

 3.3 “小孩自动教小孩”／157

 3.4 “大树底下，小树是不好生长的”／162

 3.5 编辑《晓庄丛书》／173

 3.6 山海工学团／177

 3.7 再遇良师／185

 3.8 在“一二·九运动”中“火线入党”／197

 3.9 终身大事／210

4.国难之路

 4.1 黄麓的一课／215

 4.2 临清半年／222

 4.3 逃难开始：从临清到桂林／226

 4.4 一返贵州／236

 4.5 重回广西：在丹洲／246

 4.6 再到桂林／253

 4.7 《国民教师手册》／261

 4.8 苦难的1943—1944：二返贵州／275

5.贵阳五年

 5.1 1945：大喜之年亦大忧／289

 5.2 挣扎在贫困线上／296

 5.3 从贵阳师范附小到市西小学／300

 5.4 天亮前后／310

6.欣喜与惶惑

 6.1 从贵阳到重庆／333

 6.2 十五年后的北京之行／343

 6.3 西南文教部三年／357

 6.4 孙铭勋挨批判与育才学校夭折／366

 6.5 新课题：民族教育／375

 6.6 难忘的1957／382

7.《东方红》唱遍大江南北

 7.1 下放稷山／395

 7.2 编写汉语拼音识字课本，“摘帽”／399

 7.3 “未敢翻身已碰头”／409

 7.4 “妮子命好”／413

 7.5 暴风雨前夜／417

 7.6 在“红色风暴”中／419

 7.7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434

8.但得夕阳无限好，不待扬鞭自奋蹄

 8.1 “闻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449

 8.2 向前看：《行知诗歌集》／458

 8.3 从北京陶行知研究会到中国陶研会／466

 8.4 两部《陶行知全集》／483

 8.5 我累了／501

我的祖父属“世”字辈，父亲属“安”字辈，不难算出到他为止我们家从江西移居贵州已经十二代。我属“继”字辈，老家两位堂兄还都按规矩起名，二伯的儿子最长，叫“继尧”；大伯的儿子为次，叫“继舜”。从名字看志气不小，不过他们都只种了一辈子地，与“尧”、“舜”尚有不小距离。排下来我应该叫“继禹”，但因为出生在广西桂林，就没有按“宗谱”起名。这倒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先贤大禹，哪是我这样一生庸碌之辈所敢奢望继承的？

远里村北大约两华里，有一条乡里人眼中的大河，人称“对门河”。河水清澈见底，饶有鱼虾，不过村里人似乎没有吃这些龙王爷子民的习惯。牛肉也是我们家乡的人原来不吃的，一则牛被视作庄稼人的好朋友，岂能杀了吃肉？二则养的都是耕田用的水牛，肉质粗老，味道不好。当年我们远里村以及附近后坝、李家院、小麦播、大麦播，还有苗族聚居的仡佬寨一带，所产大米品质不错，在省城颇有一点名气，想来就应该得益于这条灌溉了附近稻田的河流。按照现在水质评价标准，当时的河水无疑可达到一类水要求，但村民们并不以它作为饮用水源，因为村西一里处有一口“龙井”，水质更好。龙井实际上不是井而是泉(即地下水的天然露头)，无论雨旱，终年喷涌出清冽的泉水，流淌出去就形成一条小河。村民们十分爱护它，．井边用青石(石灰岩)铺地，还砌了围栏，并且总是冲洗得干干净净。村里有一个“永兴寺”，就在我们家西侧，住持用这“龙井”的水沏茶待客，颇获好评。

祖母是附近村子后坝的人，娘家姓杨，她之上还有一个姐姐，父母为她起名“招弟”，寄予的期望不言而喻。她果然招来一个弟弟(起名树清)，这让家人非常高兴。但毕竟家境清寒，尽管是男孩也没能让他读书。不过父亲这个舅舅虽然不识字却也精明能干，我的祖父去世以后，他经常过来帮助照应一切。我的祖母生了六个儿子，依次起名为福安、平安、治安、吉安、久安和艾安，还有一个女儿，起名春萱。女儿起名不依“宗谱”，大概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一种表现。不过重男轻女的事直到今天在姓“社”而不姓“资”、更不姓“封”的新中国仍然屡见不鲜，又怎能苛求于清末民初的农民呢？我的祖母为娘家“招”来一个弟弟，又为戴家生了六个儿子，而且个个长大成人，“功莫大焉”，家里家外也就格外受到尊重。祖父四岁时曾祖父就去世了，曾祖母含辛茹苦把戴家这根“独苗”哺养长大，现在有了六个孙儿，尽管财不旺但丁旺，乡里人讲迷信，都说她“积德有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家容易发生的婆媳矛盾在我们家并没有出现。父亲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虽不富裕但很和谐的家庭里，这对他开朗、乐观性格的形成无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丁旺”的最大受益者还不是“积德有福”的祖母，而是我父亲。由于兄弟众多，家里劳动力强，他才有可能不下地劳作而入塾读书。他能够走出农村，在感谢父母之外，还得感谢五位兄弟和姐姐，尤其是两位哥哥。附带说说，村里“财旺”的是一个熊家，早年曾经用钱捐过一个“武举”，算是有了“功名”。熊家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每年收租谷四五百石(每石十斗，每斗约36斤)。

父亲出生于清宣统元年(乙酉，公元1909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1915年春(五岁半)进入私塾，正式开始“读书”。但在那之前他已经随父母兄长学了一些生活知识，还有简单的农业知识，不妨算作他在家庭里接受的“学前教育”。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村孩子，这应该是有代表性的。由于家里男丁多，劳动力强，父亲儿时家境尚可，要用毛泽东农村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分析，过的大概可算一种“上中农”生活。一日三餐，一稀两干，而且稀饭总是煮得很稠，筷子插上不倒。早饭通常佐以腐乳、咸菜、炒黄豆，午晚两餐则吃自家菜园子里种的蔬菜，偶尔也“赶场”，买一点自家没种的瓜菜。肉是不常吃的，而且除了过年前后一段时间吃鲜肉，平时即使吃也多半是自家腌制的腊肉。广顺产茶，所产是绿茶，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祖母都会准备好一砂锅茶，放在堂屋中央，谁要喝自己倒。这样父亲从小就养成喝茶，而且是喝绿茶的习惯。后来还影响到我，我也是从小就喜欢喝茶，而且在绿茶之外还喜欢的只有云南下关的沱茶。

饮茶之外，父亲小时常喝的“饮料”还有米汤和菜汤。那时贵州农村做饭都是先煮后蒸，把米煮到没有硬心了便捞起来，上籈子去蒸。米汤或者用来“浆”衣服(衣服洗好在稀米汤里过一下，再晒干或者晾干，下次洗的时候就容易洗干净)，或者用来喂猪。其实用这种办法做饭，很多营养都在米汤里，喝米汤实在是个好习惯。这个习惯后来也传承给我，我们家做饭都用“焖饭”的办法，不撇米汤，但是学校(包括解放后在重庆大学上学)大食堂做饭用的仍然是蒸的办法，好在大师傅总会把米汤用桶盛了供学生自取，我是每饭必喝米汤。贵州农村做菜通常也是先在水里煮过再炒，而且不像现在只在水里焯一下，除去草酸等有害物质就捞起来，煮的时间较长，煮过菜的水实际上已经接近菜汤。

在进私塾跟祖父读书以前，祖母是父亲最重要的老师。她既能干又勤快，每天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管理家务克勤克俭，井井有条。连同曾祖母在内，全家十口，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都是她一手裁剪、二手缝制；所穿的鞋子，从纳鞋底、做鞋帮到最后做成，也都由她包办。后来我的两个伯父先后完婚，祖母才有了两个帮手。她又擅长酿制以玉米(当地叫包谷)为原料的烧酒，所酿的酒远近闻名。赶场的时候到场上摆酒摊卖，平日就在家里二楼窗口挂一个竹制的酒提、一个漏斗，村里人看见便知道酒酿好了，可以前来购买以饱口福。祖母卖酒的办法很灵活，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大米或者包谷换；钱粮都没有的，还可以赊账。她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由祖父一笔一笔记下赊酒者的姓名、所赊数量和日期。后来父亲读了书，能写会算了，也帮着记过这种酒账。对此祖母十分高兴，说：“到底是读书好，读了点书，就有点用处。”赶场的时候她常常到场上买点瓜菜或者别的东西，有时还割点肉，都用自己卖酒得来的钱，不向祖父伸手。这在勤劳、节俭之外，又体现了自立、自强的精神，对父亲也有很大影响。后来父亲在家里从来没有“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总是和母亲分担家务，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他喜欢喝茶，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烧开水，泡茶。在社会上做事，他也总是凭自己的本事，从不央求于人。P6-8

我的父亲戴自俺，是一个平凡的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成功人士”的大事，更没有做过大官，从古到今，像他这样的人何止亿万？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有资格让人作传的，不是他们。

然而，他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父亲出生在1909年，时值清朝末年，正是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厦即将倾覆的时刻。他在崎岖的人生旅途上跋涉了85年，1994年离开我们，那已是中国改革开放、融人世界不可逆转的时候。

从1909到1994那85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也极其不平凡的时代。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是一条众人踩踏出来的路，不知起点，也没有尽头，密密麻麻，看似杂乱，满布脚印。凝成脚印的有汗，有泪，还有鲜血！

这样一条路，不是什么别的，它就是历史。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脚印属于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摭拾自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在众人踩踏出来的那条长路上，要把一个人的脚印与其他众多脚印完全剥离开来是不大容易甚至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交错、叠压在一起，实在是太紧密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因为它让我想起与李广田、何其芳合称“汉园三诗人”的卞之琳(1910—2000)1935年写的一首诗《断章》。那首诗只有四句，却被视为他的代表作：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现在我们观察父亲留下的脚印，与他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似乎都成了他人生道路两旁的某种“风景”。然而我们如果以另一个人做主人翁，换个角度去观察，父亲不也成了构成那个人人生旅途旁“风景”之一员？

中国的读书人，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叫“知识分子”，按来源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出身“书香门第”，世代读书，其中不乏祖上做过官的，可以说早已跻身“亚圣”孟子所说“治人”的“劳心者”之列。另外一类则不幸呱呱坠地于原来不识字而“治于人”的“劳力者”，主要是农民家庭，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谷一粟都靠汗水换得。他们读书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改变命运，挣脱那把自己牢牢捆绑在土地上的绳索。这种靠读书而走出“农门”，也就走出贫困的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只要看看近年来中央电视台高考后常常推出一个名叫《圆梦行动》的节目，便可以明白。

我们家也属于这后一类，我的祖父名世鑫，字敬臣，读过几年私塾，是我们家历史上第一个识字的人。后来还开馆教学，父亲的启蒙老师便是他。但是，因为始终没能考得“功名”，到老仍然是“童生”，这样，终其一生他主要还是种地，仍然只能算农民。由于自己读书没能读出个“样子”来，祖父很自然地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具体说是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身上。这倒不是因为他偏心，而是受家里实际情况的限制。我们家是个“财不旺丁旺”的家庭，“财不旺”，决定了孩子们不得不从小放牛、拾柴火，长大了帮着下地干农活；“丁旺”，父亲兄弟六人，他行三，另外还有一个很早便能帮着母亲做家务事的姐姐。农村孩子想要读书，得具备两个最起码的条件。第一，要有读书的时间，即家里可以不需要他参加农业劳动；第二，家里要有余粮剩米，交得起学钱。直到今天，对于许多农民，孩子上学的费用仍然是一笔家庭难以承受的大开支。最近几年政府才免除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杂费，还给贫困家庭孩子一定补助，在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上可以说是一个“造血”而不仅仅是“输血”的重要措施，具有“治本”的意义。在我们家，父亲算是基本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得以成为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读书人”。

父亲读了近九年私塾，有幸的是，后两年读的已经是所谓“改良私塾”。接着，他又进入新式学堂。这表明，尽管还很微弱，教育上一股清新的变革之风还是吹到了偏僻的贵州山区。如果不是这样，他无疑只能和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无数读书人一样，有幸则科举高中，步入仕途；不幸则终老“童生”，弄得好一点，也只能像我祖父那样，开馆招几个塾生，挣些许“束惰”以酤村醪浇愁。

清末民初，从上到下曾经都非常重视师范教育，而父亲便是这种政策的一个受益者。在贵州那样偏远而又贫瘠的省份，当年被人们看作最高学府的便是一所农业学校和一所师范学校，而后者显然更受人青睐一些。师范教育“官办”而且“官费”，学生上学不但不收学杂费，还供给食宿，发给书籍、文具等学习用品，每年且发一套制服，这让父亲那样的贫困子弟也能够走出农村，来到省会贵阳读书。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的校长、老师，多有到北京等地学习过的，其中一些还到日本留过学或者参观过，“眼界”自然与只知道“子日诗云”的传统读书人大有差异，对于家乡学子，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开导作用。通过这些老师，父亲和一些同学知道了胡适、陈独秀等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名字，开始读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书籍报刊。那些书籍报刊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充溢着让本地人感觉陌生的新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在省会贵阳，政治气氛更经常令人窒息。大小军阀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一个“乱”字了得！北望北京、天津，东望上海、广州，贵州学子益发为自己家乡的贫穷、落后，尤其是愚昧而痛心。父亲有幸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步行走出贵州，经广州、香港到上海。接着又辗转来到南京，进人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有幸师从陶行知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晓庄同学里，他是从一开始就不戴“有色眼镜”，从而能够客观、如实地认识这位老师，也就能够自觉实践老师教育思想，像老师那样终身以大众教育为己任的人之一。

父亲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艰辛跋涉了85载，1994年11月5日凌晨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第二天晚上他对在旁看护的家人说：“我累了，我要睡了。”说完便闭上眼睛睡去，但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确实累了，需要休息了。我们让他安息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一个山坡上。

七年以后，与他共历劫难相濡以沫、互勉求真同享欢乐半个多世纪的母亲也随之去了。现在他们依然互相依偎着，一起听山风吹过松林，看小鸟嬉戏枝头……

人们常说：“从一滴水可以看一个大干世界”，父亲一生的经历只是“一滴水”，但这滴水却可以反映出一个世纪里中国教育的变迁，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的变迁。个人总是渺小的，何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写他只是一个“切入点”，时代才是伟大的，浓墨还得落在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上。

就让我们循着父亲的脚印，看看他所经历的那个不平凡的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