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教育培养脸面
秦王朝网罗各种流派学说，设置博士。“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博士，秦官。学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设置很大程度乃是备以受谘。秦王朝的总方针是贯彻法家的强力控制意志、实行强制控制的“思想压制”，用“以吏为师”的方针，指导整个帝国。“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这种趋向无疑否定了春秋以来辉煌的教育成就，否定了受教育阶层广受尊重的地位，也同秦大量吸收游士的方针相>中突。如果不辅以“思想灌输”的手段左右之，它压制的力量的爆发必然具有摧毁性，秦的覆亡，不能不说此乃一大诱因。强力“思想压制”的方式本身也不能为强有力的帝国权力管控系统提供必要的谨慎准则和价值系统。没有统一的精神原则武装起来的官僚，在贯彻帝国强有力的管控意志时，总是陷于漫无头绪的地方事务中而极为被动。
秦王朝实行的强力专制，是一种毫无弹性的制度。它的严密性和烦琐性使各个阶级都暴露在赤裸裸的强权之下，所有白勺官僚皆疲于奔命，这也可以从秦始皇一次神秘的行踪事件中寻得端倪。
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喜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日：“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
秦始皇以强压措施，对帝国全方位施以监控。他不仅要控制军事上的危险，“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而且以强有力的户籍政策控制人力和物力，还辅之以什伍连坐之制，实现以民治民的目的。正是秦帝国强力的政治控制和大规模的军事行为，缺少适当弹性的设置，耗竭了帝国的资源，从而走向崩溃。
秦王朝对其权力资源——士的摒弃，使秦王朝的权力基础变得薄弱。其强制措施虽能控制人们的行为，却无法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只有将“思想控制”和“思想灌输”相结合，方为有效——只有借助“思想灌输”，才能将其导入一个可控之途。虽然秦帝国试图以强制控制的方式来控制人力物力、维持帝国秩序，但缺少了“士”的支持，又将地方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视为多余，在缺少技术和专业分化的时代，将地方事务完全纳入秦帝国的大行政之内，这就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从制度角度说，代秦而起的汉王朝创新不多，但秦朝制度的魅力得以充分展示，汉在制度的内涵上承继了法家强有力的控制准则。同时，逐渐以儒家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作为强有力的法家原则的内在核心，以缓冲秦王朝实施的僵硬强制控制。在唐王朝之后，其建构才彻底完成。汉王朝成功地将“思想灌输”与“思想控制”相结合的方式，为帝国制度确定了道德原则和价值系统。
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本看不起士阶层的那一套东西，特别是对儒家理论更不感兴趣，但士阶层提供的有效统治规范改变了他的看法，因此在确立了故秦行政制度的同时，不得不对制度性的价值规范加以重视。历西汉前半叶，总的原则仍是强调社会恢复和巩固帝国财政基础，强调社会稳定而放弃兴师动众的华丽修饰。西汉初年采取的这套治国指导思想被称为“黄老思想”，是假托黄帝老子之言、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旨，强调“与民休息”。可以说这一阶段既弱化了思想控制，也弱化了思想灌输，强调的是行政的有效运行。其帝国规范仍强调兼容并包，陆贾、叔孙通辈与萧何、曹参这类秦王朝基层行政的亲历者并立朝廷，甚至在成分上以萧、曹这类秦王朝时代的小吏为主。这种局面到文景时代才得到改观，整个帝国实力得到加强，新兴的政治资源已经壮大，开国之初的人事局面已有改变，调整帝国的指导原则已势所必然。
西汉中叶，开始改变汉初经典教育不分流派的做法，认定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僚资源。汉武帝一改传统的诸博士之制，专立“经博士”、“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而百家罢，确立了儒家的至上地位，汉初以“黄老”为主旨、兼容百家的局面改变了。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熟，从而达到灌输与控制的效果。社会变迁使然。
春秋战国时代活跃的游士，开始与帝国制度融合，逐渐被纳入到同土地、血缘联系的格局中，董仲舒所谓“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正是说明此时变局的重要。帝国社会中的士被彻底融入到帝国社会中，再也不是游离于土地和血缘之外的群体。从此，帝国的核心命题就转化为制度化的仕进途径和静态设置相结合，完全确立了帝国才是唯一的知识购买者、知识者的买家唯有帝王这一格局，即韩非子所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
此条途径的成功在于，既适当地控制了权力资源，又为帝国制度和行政灌注了一种精神和普遍原则。《汉书·儒林传》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经过长期的探索，帝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但是这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汉帝国行政组织经武帝以儒术武装后，尚有诸多变故，但其欲使官僚机构、行政组织导于一道德原则中，确实成功塑造了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科举制的成功，无疑在等级伦序的道德馒则下，完成了帝国权威下的官僚组织的统一建构。如此，士阶层为利禄疲于注经、说经、诵经之中，其控制思想意识形态之效比秦之堵防要显著。汉虽承秦制，实已重塑了秦之道德伦理和价值系统。
汉代以后，经典教育成了培育官员脸面的重要内容，而经典教育的基本内容又以儒家经典为主。从此，士阶层同政权与社会联结一体，形成强烈的政治投机原则和品性。
累世治经之家，成了两汉时代一大特色，官僚同经典教育、土地、家族血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春秋战国时代思想争鸣，各派关注的“理想政治”，在此时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组织的控制技巧。从此，士阶层以官员后备队伍的角色彻底融合到帝国社会之中，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伦序原则的承受主体，他们既是官僚，又是社会中的上层，在自治的社会群体中以家族的力量得以体现。
西汉时代学术特色鲜明，集中体现在“利禄”二字上，同时也反映在刻意探寻神圣的宇宙秩序和帝国秩序上。私立门户、讲学授徒，或者家传世学，孔氏、伏氏、欧阳氏、桓氏、杨氏、崔氏等便是其中“世传家业”的名家大姓。除经文而外，刑律百家星算等无不有家学传统。
到了东汉，帝国官僚体系进一步儒家化，因此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之说（赵冀《廿二史札记》）。此等力量，经西汉的培植，形成东汉时代强有力的世家大族，儒家学说彻底成为帝国的主宰学说，帝国获得了统一意识形态支持和以此武装起来的官僚队伍。他们贯彻的同一信念使整个官僚体系统一在一起，接受皇权支配下的等级秩序，进而解决帝--国的统一难题。帝国在至上的等级伦序原则支持下，完成财政与治安两大基本目标，实现帝国等级伦序原则下的目标化控制。
但是帝国政权虽有效地掌握了统一的权力资源，却无法消除帝国社会的小集团化倾向，这种倾向往往会导致帝国趋于分裂。在魏晋南北朝长时间战乱的>中击下，经由唐中叶以后的深刻变革，才最终消除了世家大族从而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彻底驯服了帝国社会的小集团化倾向，并最终彻底驯化了官僚系统与知识系统。
隋唐时代确立了新型的仕进制度——科举制，强调士子受教育的程度，通过选拔者进入帝国上层组成官僚队伍。这虽然是秦汉以来帝国的用人传统（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将其制度化，还是隋唐之功。作为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族，已具有打破世家大族地位的本钱。此时，他们已不仅是皇权的雇员，进而言之，已逐渐沦为皇帝手中称手的工具，而不再是特殊社会集团的代表。这样，更有效地积蓄了帝国的政治资源，从理论上说，除了特别低贱者外，各阶层的精英皆可以成为帝国官僚的后备队伍。
随着官僚选拔方式和行政机构组织方式的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精英中的头号人物，道德和理智的完美化身，进而使秦汉时代确立的皇权体系、帝国政治更加深化。“有了依赖皇权才能获得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
通过对汉魏选拔官僚方式的制度化，科举制度成为帝国重新掌握权力资源、巩固集权体系的有力措施，强化帝国等级伦序的有效方式，以及打击世家大族的强有力武器。这％度直到帝国末年（1905年）才被废止了。可以说科举制度作为帝国官僚制度的强大支持，与帝国命运相始终。
我们说两汉时代的天命皇权制度，虽然在理论上完美，但却不能有效地驯化官僚组织，而此时则大大改观。科举制度，将帝国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目标，为帝国的官僚体系奠定了更为广泛的基础，从而为帝国提供了更深厚的政治资源，并以订单式的生产有效地支配此种资源。以至于唐太宗在看到科举制的盛况时，大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帝国行政同地方的关系开始从地方政权的全权治理转向绝对权威的帝国垂直控制。科举制的教育内核，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来武装官僚系统，如果说汉魏时代的经学家法，还允许对经典进行多样性阐释的话，那么科举时代的经典教育，就开始向标准化、教条化推进，此后的官员在严密的经典培训中，接受的就是完整的脸面教育，这套脸面教育事关官僚的神圣性。
如果说唐宋时代官僚体系还没有完全被奴化的话，那么其后明清王朝君王专制集权的极端化，则将官僚集团彻底打入工具性甚至奴才的地位。在帝国王朝操控的官僚队伍形塑过程中，知识的品质被彻底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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