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电视文化节目制作人刘炘编著的这本《贝格曼黑河大发现》全书18万字，其以翔实的史料、现场考察的实录、图文并茂呈现了当年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的这一历程，以及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四大文化发现”之一的巨大影响。

该书包括揭秘蹊跷的老鼠洞、标定游移的居延泽、破解宏大的“汉文库”、走进侯官的驻防城、开启尘封的“档案室”等章节。

80年前……

一位敬业的瑞典青年在茫茫的居延大漠里，意外地发现上万枚珍贵的汉代木片文书，轰动全球考古界。

木片上的文字镌刻了当时的一切，湮没于两千多年前的诸多秘密和疑团从此被一一解开。

居延汉筒名震中外，它和敦煌藏经洞、殷墟甲骨文、明清故宫档案一起，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四大文化发现”。

《贝格曼黑河大发现》一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当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的这一历程。

《贝格曼黑河大发现》由刘炘编著。

序曲

第一章 揭秘蹊跷的老鼠洞

第二章 标定游移的居延泽

第三章 破解宏大的“汉文库”

第四章 走进候官的驻防城

第五章 开启尘封的“档案室”

尾声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那是1929年11月，阵阵秋风，掠过静寂而荒蛮的塞外大草原，把那又高又密的枯草吹得像大海的波涛一般，来回翻滚着，汹涌澎湃，发出哗哗的涛声。

远方一条黑线在荒丘沙谷间蠕动，随着阵阵的驼铃声，80多峰骆驼的驼队驮着大量的木箱、麻包和行李，翻过荒丘，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大片开阔的草地上。这支驼队正是第二批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一个小组——戈壁组。在这18人的队伍里，走在最前面的是瑞典青年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博士，他带领着戈壁组5名考查队员开展考察。除了他参加过第一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外，其他4名队员都是第一批加入考察，他们是瑞典古生物学家柏利，中国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地球物理学者陈宗器，瑞典皇家科学院委派的古生物学家贝歇尔和33岁的第四纪地质学家尼尔斯·霍涅尔。还有测量助手、挖掘工、驮夫、厨师等13名随从辅助人员。

陈宗器是戈壁组里唯一的中国科学家，他是浙江新昌县人，31岁。看上去，他身体单薄，戴着一幅近视眼镜，有着中国学者典型的儒雅风度和气质，与西欧来的几位身材高大的同事相比，显得有点瘦小和纤弱，但他的内心深处透着一股中国人特有的不肯服输的倔强性格。1920年，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习，5年后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1928年任清华大学工程学系助教，次年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亲自推荐下，被派到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这5名中外科学精英，大部分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心底单纯而又质朴善良，献身科学的共同目标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起初，大家在语言沟通上有些困难，但是没有多久，相互就熟络了。不久，他们与考察队一批服务人员，如医生赫默尔、管理考察事务的拉尔生、人种史研究者蒙杰尔、副队长哈士纶、瑞典传教士艾瑞克森以及挖掘、炊事、驼夫等辅助人员都相处得很融洽。

和第一次到中国大西北考察时相比，贝格曼已经成熟了许多。如果单从他的外表来看，很难判断出他的真实年龄，他常穿着夹克或有皮领的外套，戴一顶遮阳的礼帽或鸭舌帽，原本细腻白净的脸庞变的黑红黑红，他放任地在脸上蓄满了胡茬，嘴里常叼着个雪茄或者烟斗，一副饱经沧桑、踌躇满志的样子。很显然，几年艰苦的野外荒漠环境，使他没有条件再西装革履，讲究仪表。他很快地人乡随俗，溶人现实之中，经常挽着裤腿，穿着一双破布鞋，和农夫没有两样。这次，他在新疆入境时遭到新疆当局的拒绝，不得不绕道西伯利亚，从东北人境。10月9日，贝格曼和贝歇尔提前赶到百灵庙，等待其他队员的陆续到来。贝格曼清楚地记得，自己1927年第一次踏上中国西北时，这里的一切令他大开眼界。他第一次领教了内蒙古高原上的大风、沙暴和这里独特的地貌景色；第一次在广袤的戈壁上看到了有上千峰骆驼的大型商队，亲身体验了骑骆驼的乐趣；第一次在蒙古包里体验了蒙古族牧民的热情与豪爽；第一次在喇嘛教的寺院里感受了独特而神圣的宗教文化。两年多来，他从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洋文明一下子跳跃到内蒙古高原的草原文明，极其巨大的差异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大漠、长城、戈壁、烽燧、驼队、风沙、蒙古包与马头琴，还有那独特的寺院等西部文化符号，都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文化记忆中。如果说1927年他初次随考察团到达西北，还是一名“学生”的话，如今他则已经毕业，以“老师”的身份引领起了戈壁组全体。

在摇晃的驼峰上，他经常想起乌普萨拉大学的导师奥斯卡艾姆格林，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考古学教授。他对所带的12名学生反复强调课堂之外实际考察的重要性。在他的倡导下，夏季的时候，学生们都被委派到乌普兰地区的野外，进行考古实践。贝格曼就是在野外现场，做了许多目录的整理，参与了一些挖掘工作。1924年的春天，他还被大学博物馆聘用，为乌普萨拉大学的北欧古董馆做过一段临时抄写员，每月领取不到3瑞士法郎的酬劳。他感激自己的导师，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独立考察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是一个半月前，戈壁组的人员逐渐集结到了百灵庙。它是今天呼和浩特以西180多公里的一个集镇，是当时漠南通往漠北、归化(今呼和浩特)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作为达尔罕草原商旅云集和物资的集散地，百灵庙素有“草原码头”之称。百灵庙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2年)，有5座大殿和9顶佛塔。据说在香火最盛时，喇嘛多达1200多名。庙前曾经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两岸的草地上开满了各色无名的野花，风和日丽之时，常有一群群百灵鸟在附近婉转鸣啼，百灵庙这一名称也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考察团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团员们正忙着在镇子附近做扎营准备时，65岁的斯文·赫定和医生赫默尔正风尘仆仆地乘坐火车从北平赶往归化，然后转乘上生瑞恒开的一辆美国道奇双座汽车，翻越大青山，经过可可伊尔根镇(今天的武川县政府所在地)，向闪烁着一片金光的百灵庙赶来。

P12-14

40年前，我来到新疆做“天山牧马人”，在西部大地有一个外国年轻人总“伴随”在我身边，那就是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为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成就，我们组织翻译了他的学术著作《新疆考古记》(1997年)与西部考察纪实《考古探险笔记》 (2000年)。

沃尔克·贝格曼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瑞典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考古学家。1927年初，贝格曼刚从乌普萨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铭文。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柯曼博士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西部作至少一年半的考古。那时，重返亚洲的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团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度过了青春岁月。——可那不是一年半，而是整整八年，从24岁到32岁。1946年，贝格曼因病去世。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茜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太部分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310处古迹、遗址。仅发现“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就必将名垂史册。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额济纳河(“黑水”)流域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随之还出现了一门学问：居延汉简研究。

1934年夏天，贝格曼靠罗布人的帮助，在罗布荒原的库姆河支流，发现了一系列楼兰早期墓地，其中最重要的，是神秘的“小河5号墓地”。“小河5号墓地”有数以百具棺木，有王陵般的气势，其中包括“睡羹人”——“楼兰公主”木乃伊。贝格曼随意为那无名河起了一个名字“小河”。如今，“小河”与楼兰古城，都是罗布泊荒原古今环境变迁的关键词。

在西部，我多次与贝格曼“相逢”：1984年在米兰罗布人的村落，1998年在老阿不旦，2001年在“小河”，2003年在额济纳、明水、马鬃山，2006年在罗布泊北部的乌塘村与“一家村”兴地……。贝格曼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他为东方文明感召，耗尽青春岁月，辨认着中华文明传承的DNA。当年的西部，条件艰苦，连一张完整的地图也没有，远寓家乡亲人，当地群众的理解支持是他的精神库存。仅他发现的文物便可以充实一个博物馆，他到过的地点，许多直至目前还没有“追随者”。

我曾与一位瑞典友人谈起新疆，20年前我们在塔里木拍摄过一部电视专题片《斯文·赫定的路》。交谈中提到贝格曼。我们都注意到：瑞典读书界竞然不大记得这个敬业的学者了。瑞典的名人人物传记、词典等工具书之中，几乎都没有他的位置。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可以说在不长的一生贝格曼实际只作了一件事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探险，在中国西部走了前人不曾走过的漫长路途。但我们都相信，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必将成为中国西部名副其实的领港员与史官。关心西部的人不会忘记贝格曼。

刘炘先生的新著《贝格曼黑河大发现》，使我们的期望落在了实处：在中国，贝格曼没有被忘记！刘炘先生以自己的心血为他构筑了一具纪念碑，成为他的同路人。

作为关注西部历史命运的人，读过《贝格曼黑河大发现》，贝格曼就不再仅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新疆考古记》的作者，而是我们的先行者。而刘炘先生也不仅是一位作家、艺术家，而是有宏观意识、同时具有探索精神的时代的记录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从年初到十月的三百天里，我通过阅读资料，进图书馆核查，登门请教专家，寻访当年中外科学家的子女，到额济纳、金塔、呼和浩特、北京等实地踏勘考察，花去了大约七八百个小时的退休时光，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照片和史料，使设想不断完善和充实，最终草就出了这本粗略的书稿。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著名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的儿子简·贝格曼的热情支持，他从瑞典给我寄来了相关文章和多张他父亲年轻时的珍贵照片；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著名地磁学家陈宗器的女儿陈雅丹女士寄来了自己的著作《走向有水的罗布泊》以及和陈斯文主编的《摘下绽放的北极星》，提供了自己父亲拍摄收藏的一些珍贵照片；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著名哲学家徐炳昶的女儿王忱女士，西北科学考察团副团长、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的女儿袁疆、袁扬女士，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著名地质学家丁道衡的女儿丁小松女士都给我的写作给予热情鼓励，先后寄来了自己父亲当年考察的珍贵照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知名西部文化学者杨镰先生对我的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为此书写了序言。

在请教专家过程中，原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先生，原甘肃省考古队知名学者薛英群先生不吝赐教，给予指点，解除了我的诸多疑点。

在寻访过程中，西北师范大学冯玉雷先生予以积极联络和沟通。

在实地踏勘过程中，得到了金塔县和额济纳旗领导的积极支持：金塔县档案局李国民先生、县广电局吴兴保先生、张宏礼先生、县电视台王亮先生、县博物馆赵立云先生、额济纳旗档案局李靖先生、旗文物管理所那仁巴图先生、旗电视台李德民先生、莫日根巴特尔先生和那生先生一直踣同我深入大漠、烽燧、遗址、古城和湖泊等处考察。李靖先生还作为第一位读者，热情地阅读了书稿，逐一对相关的蒙古语地名的错误做了更改。

在出版编辑过程中，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汪晓军先生予以此书热情的支持；编辑吴江先生做了认真细致的编辑；甘肃省广播电视学校教师贺永胜先生精心做了该书的版式设计和图片编辑；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公共频道主持人刘俊翔先生做了英语信件的翻译工作。

以上各位都为该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在此，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这本书肯定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和疏漏，甚至是错误，还请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审视和赐教。

作 者

2010牟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