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巨著。它问世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以其独到的“有效需求理论”与“乘数理论”，解释了生产水平倒退及失业率骤增等等传统经济学无力解答的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资产甚至命运依然会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涨跌，通胀率、利息、央行货币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不仅会影响我们所拥有资产的实际价值，也将影响持有者选择投资时机的策略。而本书所论述的正是这些现代人不可不知的经济知识。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系列之一，是凯恩斯生前最后的也是最出名、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正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条件下，于1935年写成，1936年出版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关于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消除失业和克服萧条的新理论，奠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凯恩斯摒弃了他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关于自动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均衡机制的学说，提出了国家调节经济的主张，认为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资本主义就会灭亡。

凯恩斯生前用知识影响了英国的政策走向、他的经济理论促进了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他逝后其理论还是世界许多政策的来源，对几个国际组织影响巨大，他左右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发展。

《凯恩斯全集》总绪言

《全集》第七卷《通论》编者绪言

序

德文版序

日文版序

法文版序

第一编 引论

第一章 所谓通论

第二章 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

第四章 单位的选择

第五章 预期决定产量和就业量的作用

第六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附录：论使用者成本

第七章 储蓄和投资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第三编 消费倾向

第八章 消费倾向：I．客观因素

第九章 消费倾向：II．主观因素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第四编 投资引诱

第十一章 资本边际效率

第十二章 长期预期状态

第十三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第十四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附录：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第十五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经营动机

第十六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第十七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第十八章 就业通论的重述

第五编 货币工资与价格

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的变动

附录：关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

第二十一章 价格论

第六编 通论引发的几点简短议论

第二十二章 略论经济周期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第二十四章 结尾短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附录一

附录二

重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导读：重要书刊通信译名对照表

重要名词译名对照表

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能概括这个事实吗？即：总有些人愿意按照现行工资工作，而却没有那么多工作可做。一般承认，只要有劳动需求，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就可以有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古典学派把这种现象同他们的第二个假定前提调和起来。他们论证说，在每个人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工作而得到就业以前，对现行货币工资下的劳动需求可能得到了满足。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在工人中间达成了公开的或者默契的协议，低于现行货币工资就不工作。他们还论证说，只要劳动者全体同意降低货币工资，就可以有更多的人就业。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则这样造成的失业，看起来似乎是“非自愿”失业，但严格说来不是，而应该包括在由于集体谈判等原因所引起的“自愿”失业。

这引起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点关系到工人们对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的态度，理论上并不重要；第二点则在理论上很重要。

让我们暂时假定：劳动者不准备为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工作；现行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会引起罢工等现象。这些都会导致一部分现在就业的劳动者从劳动市场退出。那么，由此是否可以说，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可以准确地计量劳动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因为，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降低会引起劳动者从劳动市场退出，但如果由于工资品价格上升，现行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的工资品减少，用工资品计量的货币工资的价值降低，就不一定有此后果。换句话说，情况可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劳动者需要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而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实际工资。古典学派一向暗中认定，这种情况对于他们的理论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劳动的供给函数不是以实际工资作为其唯一的自变量，则他们的理论就会完全崩溃，使得实际就业量十分不确定。古典学派似乎没有理解到，除非劳动供给只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否则，他们的劳动供给曲线将整体地随着每一次价格的变动而变动。这样，他们的方法就与他们的假定结合在一起，而不能用来处理更加一般的情况。

通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劳动者所要求的(在一定限度内)不是实际工资，而是货币工资。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正常的通例。工人们虽然常常抵制货币工资的降低，但并非每一次工资品价格上涨就都退出就业。人们有时说，工人只抵制货币工资降低，而不抵制实际工资降低，这对工人是不合乎逻辑的。下面(第3节)我们将举出理由，证明这倒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不合乎逻辑；而且，像以后将看到的那样，还幸亏如此。不过，不管合乎不合乎逻辑，经验表明，工人们事实上是如此行事的。

再者，说作为经济衰退之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工人不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而引起的，这种论点显然不符合实际。宣称1932年美国的失业，是由于工人们坚持不肯让货币工资降低，或者坚持要求一个超过经济机构生产能力所能负担的实际工资，这些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时，就业量变动很大，而劳动者们的最低实际工资要求，或者他们的生产率，却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劳动者在不景气时也不比繁荣时更加蛮横无理——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的物质生产率在不景气时也并不变低。这些从经验而来的事实即足以构成确凿的理由，怀疑古典学派的分析是否合理。

从统计调查的结果来看，货币工资变动和实际工资变动的实际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是某一具体的特定行业的变动，人们可能期望实际工资的变动大概与货币工资的变动同一方向。如果是一般工资水平的变动，则我想，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变动的方向，不仅远不相同，而且常常相反。那就是说，当货币工资上涨时，实际工资在下降；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在上升。这是因为在短期内，与就业量的减少相伴随，货币工资的下降与实际工资的上升各有其独自的理由。即当就业量减少时，工人们比较肯于接受货币工资减少；而当就业量减少时，如果产量减少，既定资本设备的边际报酬增加，则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会上升。  如果现行实际工资确实是一个最低限度；低于它，愿意就业的人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大于现在实际就业的人数。这样，除摩擦性失业以外，不会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如果假定情况一定是如此，是不合乎情理的。因为，即使工资品价格上涨，实际工资下降，从而愿意在现行货币工资下就业者通常会多于现在的实际就业人数。如果这是真的，则现行货币工资能够购得的工资品，就不能确切地代表劳动边际负效用，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定前提也就不能成立。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反对意见。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定前提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即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协议。当然，他们也承认实际协议的是货币工资；甚至承认劳动者认可的实际工资也不是完全独立于当时的货币工资的。然而，他们仍然认为，劳资协议规定的货币工资决定了实际工资。因此，古典学派的理论认为，只要劳动者接受货币工资的降低，实际工资也就随之降低。实际工资趋于同劳动边际负效用相等这一假设前提，就意味着劳动者自己可以决定他可以接受并为之工作的实际工资，虽然不能决定在这一工资水平下的就业量。

总之，传统的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决定实际工资。因而，假定在雇主间有着自由竞争，在劳动者间又没有设置种种障碍的联合组织，则只要工人们接受工资降低，就可以使实际工资等于在此工资下雇主们愿意提供的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使实际工资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趋于相等。

必须记住，古典学派的结论，并不只是意味着：一个单个劳动者，只要肯于接受他的同伴所不肯接受的工资削减，就能得到就业，而是要把它应用于劳动者全体。他们还设想，这些理论也能同样应用于封闭经济体系和开放经济体系，而独立于开放经济体系特点的影响，或者一个国家压低货币工资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这些当然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结论也不考虑较低的货币工资总支出对银行制度和信用状况的反作用所引起的某些间接影响，这些影响将在第19章详加考察。他们的结论只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一个封闭经济体系中，货币工资一般水平的降低，无论如何在短期内，以及在很小的限制条件下，将伴随着某些实际工资的降低，虽然在程度上并不总是成比例。

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劳资间的货币工资谈判，这个说法现在看来并没有明显的真实性。然而，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曾经试图证明它或者反对它。因为这个说法和古典学派理论的要旨很不一致。这个理论要我们相信：价格取决于用货币表示的边际直接成本，而边际直接成本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工资。因此，如果货币工资有所变动，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价格将差不多同比例地发生变动，从而实际工资和失业水平大致不变。劳动者经受的任何些微的得或者失，由边际成本中的其他生产因素的失或者得所抵消，从而边际成本不变。然而，看来古典学派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这部分的是因为他们的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劳动者可以自行决定其实际工资；或许部分地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偏见，认为价格取决于货币数量。而且，相信劳动者总可以自行决定其实际工资这一命题一经成立，就和另一个命题混淆在一起。这另一个命题是：劳动者们总可以决定何等实际工资与充分就业相适应。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在既定的实际工资下，能达到的最大就业最。P6-8

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但我希望普通人也看得懂。本书的主旨在于讨论一些经济学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而并不在于讨论如何在实际中应用它们。

如果假设正统的经济学存在任何错误，这些错误不会存在于其上层建筑，而是在于其经济学的前提不够明白，也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极少可加以非议的。为了使更多经济学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正统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假定，在本书中，我必须要借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且不得不有许多争辩。而我的本意总是希望后者可以少一些。我认为我不仅必须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必须指出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和当前通行的理论不符。我相信一些对“经典学派理论”深信不疑的人，可能认为我的理论完全错误，也可能认为它们毫无新意。而谁是谁非，只能由大家来判断。书中的辩论部分，目的就在提供若干事实，使旁人在做出判断时能有所依据。为了使各家学说清晰有别，我所做的争辩可能会过于尖锐；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形出现，我在这里请求原谅。实际上，我在本书中攻击的一些理论，连我自己也深信了好多年，我想我还不至于忽视它们的优点。

在经济学领域之中，没有什么会比我们所争执的对象更加重要。如果我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必须先说服我的同行，然后才向大众推广。而在这个辩论孰是孰非的阶段里，我们只能先要求大众作为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IZl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AE，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方法就与价值论衔接了起来，并由此得出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理论，不过是这一通论的特例之一而已。

写作这样的一本书，作者不得不靠自己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由于时间仓促，为了使其中错误不致太多，作者极其希望能够获得旁观者的批评与讨论。如果一个人单独构思的时间太久，那么，即使极其荒谬的事情，也有可能在一时间深信不疑。各种社会科学都是如此，而经济学就更不会例外，因为我们很难以逻辑或实验的方法，对于自己的思想作出试炼。本书比起《货币论》来，更加得益于卡恩（R.F.Kahn）先生的建议与批评，书中有大量地方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本书还承蒙罗宾逊（JoanRobinson）夫人、哈特雷（R.G.Hawtrey）先生及哈罗德（R.F.Hatrod）先生的校阅，从中获益颇多。

书末索引由剑桥皇家学院本一苏珊一布特（D.H.Ben—Susan—Butt）先生编制。本书的创作，对于作者自身是一次长期的挣扎，希望能从此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如果作者的努力不致荒废，那么，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想必也会有同感。书中的思想，虽然表达方式颇为复杂，实际上却是异常的简单，应当人人都能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受传统经济学说的熏陶。它们已深入人心，因此阅读本书的困难不在于我提出的新的学说本身，而在于如何摆脱传统学说。

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