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理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林建法主编的《永远的史铁生》借助史铁生生前的图片资料,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方位展示了这位文学大家、思想智者生命写作的真实历程。史铁生是一位大师,但首先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生死同一的生活于陕北黄土高原和北京老胡同里的一个汉子。了解史铁生,也就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本书文前有麦家、阎连科、余华、张炜、莫言、王安忆、丁帆、李锐、铁凝、张海迪等名家题字。
2010年12月31日,中国著名作家史铁生不幸病逝,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史铁生生前好友纷纷发文悼念这位思想的战士和文学大师。史铁生是用生命在写作,他的生前的作品鼓舞了无数人,引人深思,他的悄然离去,也同样激起了文学界、思想界的深层思考。史铁生的身上有一种精神,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乐观、睿智、豁达、生命意识。林建法主编的《永远的史铁生》收入了他的两篇代表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堪称神来之笔。
史铁生用一支笔拯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追求功利性的21世纪。史铁生虽然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但他更属于我们这个世纪。同时收入《永远的史铁生》的还有当今中国文坛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家、思想学者对史铁生为人为文精神内涵深度挖掘的精彩文章,另外还包括史铁生生前的好友、同学、亲属、热心读者的怀念文章。
铁生轶事
陈建功
得知铁生病危的消息时,我正在广西北海,几个小时以后,知道他已经离去。本来我一家、何志云一家已经约好,元旦回京,是要和铁生夫妇做几乎每年例行的聚会的,为此我已经订下三十一日回京的机票,岂料下了飞机,赶到铁生家,只有何志云夫妇陪一脸疲惫的希米坐在屋里,另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却看着脸熟,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希米说,这就是《我与地坛》里那个“长跑家”呀。哦,就是那位“西绪弗斯”式的“长跑家”吗?记得铁生写过他们在地坛感慨人生际遇的凄凉与悲壮——或许因为“长跑家”在场,或许因为置身于铁生起居的地方,我总觉得铁生仍然坐在轮椅上,躲在空气中的一隅,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像他在地坛的树林里,察看着每一位过往者一样。我知道,倘若我向希米表达我的难过,铁生肯定会在轮椅上笑着看我。想着想着,我甚至为带来了一个花篮而尴尬起来——铁生和我,多次谈到死亡,他是如此的淡定和从容。他说过的,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而我,又何必要带来这个如此常规的花篮和挽带呢?
希米很平静地告诉我铁生辞世的经过,最后,她甚至有几分激动地告诉我,铁生去世没多久,她就接到了天津来的电话,说铁生捐赠的肝脏,移植成功了。我默然了很久,说:“真没想到,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我以为他已经浑身难找一处完好的地方了……”是的,他二十一岁截瘫,四十七岁时得了尿毒症,双肾坏死,临终前已经是靠一周三次透析为生。每次我见到他,都感到他的脸色日渐发黑,疑心病魔已然侵人肝脏,谁想到,这副肝脏,还救助了一位患者。希米说,她也感到惊讶,铁生的肝脏,居然还有用。希米还告诉我,铁生还捐了他的脊椎和大脑,这是他和长期为他治疗的一位医生朋友的约定。他说他死了以后,她尽管可以拿了他的器官去做研究,因为对他的病,医学界还有很多疑问。
其实,类似这样的、说出来有可能使铁生感到不安的事情还有几件,因为铁生的宽容,他没有责怪过我。现在铁生已逝,且这件事也已经广为人知,我想,再说一遍,或许也可以使人们理解铁生的宽厚吧。几年前,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不久,为了使展览有所创新,决定办一个名为“作家友情展”的展览。我到铁生家闲聊,问他有没有代表作家间友情的物件。他说:“要不你把王安忆为我织的一件毛衣拿去?”我大喜过望,因为还从来不知道安忆居然有这等耐心,竟为铁生亲手编织一件毛衣寄来。以两个人的知名度,这毛衣应可视为“文人相亲”的典范。没想到铁生说出就后悔了,他说,哎呀,说不定人家王安忆不愿说出这件事呢?我当然理解铁生的担心,因为和我是朋友,才口无遮拦,同样低调的王安忆,大概也确实不会同意拿这次朋友间的馈赠说事儿。话已至此,我们就没有继续毛衣的话题。铁生对于我,历来是有求必应的,我想这次他肯定是要挖空心思找另一件事来弥补“毛衣”之憾。少顷,他说,算啦,那毛衣也不好找,要不你把刘易斯送我那双跑鞋拿去吧。
铁生是关心并热爱体育的,这有他的文字为证。他写过的一段话,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走进历史。他说,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他更不好的东西来。这“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挑战的机会。他还在散文《我的梦想》里,表达过对美国体育明星卡尔·刘易斯的崇敬: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体育迷……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
应该是这篇文章,使得铁生在二〇〇一年三月间居然有了一次和飞人卡尔·刘易斯的会面。铁生告诉我,因为运动员李彤把自己的文章念给了刘易斯听,这才有了那次与刘易斯的相见。那天上午,他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了刘易斯,刘易斯则回赠以签名的跑鞋。刘易斯拍拍铁生送给他的书,说:“我相信这些书一定很棒,可惜我不懂中文,不能看懂它们,这真是个遗憾。”铁生也指指手里的签名跑鞋,说,得到您签名的跑鞋,应该也是特棒的事,可惜我没有健全的双腿,所以也深感遗憾!说完两人笑着拥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我和铁生,应该说有三十几年的友情了。最早看到他的作品,并不是公开的出版物。和他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吴北玲,是和我一个班的北大同学。吴北玲拿来一个硬壳笔记本,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9币们常常用来写教案的那种。铁生的作品,被他用粗粗的钢笔,抄在那个笔记本里。我从那里读到了《午餐半小时》、《兄弟》和《没有太阳的角落》。我们文学专业的同学们都有谁看过这个笔记本,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记得读完这几个短篇,班上一片赞叹之声,为作者情感的醇厚和文笔的老辣而击节称快。我记得曾经把《没有太阳的角落》刊载在我们主办的《未名湖》上,我也记得在那个新旧文艺思想的纠结期,这篇作品和当时许许多多好作品一样,受到了一些质疑,似乎是什么“把生活写得过于灰暗”、“缺少亮色”之类。这些质疑或许曾经使文学界凄凄惶惶,不过,对于我们,对于铁生,都算不得什么了。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无须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更何况那些批评者并没有读懂史铁生,没有看到他在“没有太阳的角落”所闪烁的浅烛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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