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出2009年中国杂文中最有代表性最经典的作品，如葛剑雄的《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刘洪波的《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阮直的《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某丕志的《我是局长我迟到》、钟叔何的《神童的今昔》等，代表了2009年中国杂文的最佳成就，反映了2009年我国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2009年度最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杂文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本书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杂文佳作。

世 相

 小学生监考真有那么灵吗？

 有一种舆论监督很可悲

 记住张海超这个名字

 打劫不用刀

 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

 杀人事小，失节事大？

 女记者为何误把“失身”当“献身”？

 从“老师打校长”到“家长打老师”

 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我是局长我迟到

 何故比作F47

 神童的今昔

 质疑29岁市长：一个没有佳话的时代

 令人担忧的逆向淘汰

 站在领导家门口

 用人勿用“官油子”

 一次亲民的“事故”

 为什么总说“经不住金钱诱惑”

 反贪局长如何会变成“贪局长”？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不想提拔

 为“被”字句叫屈

 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

 关于如何下医嘱和某先生是不是人的讨论

 不敢相信

 知识是怎样无用的

 真实的段子

杂 感

 我为美国记者改稿

 我所知道的以色列

 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神鬼也分官大小

 爱因斯坦是一面镜子

 谈论过去不能昧于当下

 莫让戴骁军成孤独的举报者

 有权者如何“与百姓接轨”

 不恋铁腕

 感动

 “放空枪”与“扯淡”

 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最对不起孩子的中国人

 当年武大没教授

 夜读偶记(二则)

 “操事件”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

 诽谤政府既非犯罪也未侵权

 三峡明珠塔拆得很轻松很可怕

 何物“礼金”

 “百炼成狼”？

 “驾崩学”发微

 另类的“自杀”

 突然想起了张继高

 莫丢“学格”

 人的三根软肋

 “我们无法改变前方”

 过六种人之外的生活

随 想

 忽然想到——就事论事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鲁迅与“愤青”

 人人身陷“夏洛的网”

 为什么奴才在官场更容易升迁？

 关于“万岁”现象的联想

 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爱国主义：要宗族的，更要明智的

 《南京！南京！》角川为什么是虚假的？

 我看俄罗斯的反腐败

 由加沙战争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公仆与做官

 鲁迅的“骨头”

 八戒的产权意识和悟空的金箍棒

 我对他们没爱心

 虚幻的亢奋和自卑的激愤

 常识天天讲

 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群众

 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随想

 建立“第四权力”的一种努力

 公务员怎么既有特权又有美德？

 政府官员为何不理解中央执政理念

 通钢血案：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王小帅们为什么会造假入户

 T恤衫上的表达权

 告密的类型

 从“花瓶”到“宠物”

 面对媒体的公民心态

 玉皇与宙斯之比较

 闲话不闲

温 故

 为历史填空

 装哑、装聋及装其他

 晚清官民冲突“问责”一例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孙宝碹的“看杀头”

 关于陈宝箴的一条史料

 无政府主义者张继的“变节”

 外国人笔下的袁世凯

 慈禧的求新与保守

 遥想张季鸾当年

 知识的傲慢与偏见

 “抗日散”和“反日丹”(外二则)

 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深一层看告密

 “老新四军”讲过去的故事

 我和兰考的悲喜剧

 马非百与郭沫若

 最是从容不易学

 陈独秀当年为何不喜欢《红楼梦》

 梅贻琦的操守

 帝王戏和爱戏的帝王

 清朝两位皇帝的两种南巡

 汉武帝定律

 话剧《资本论》的宣传言过其实

 “陈寅恪有什么了不起？”

 包拯为何没罢官

视 点

 普世价值不可一概否定

 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

 尊重人还是尊重人才

 《中国不高兴》就是一场秀

 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是“消灭自己”

 关注“贫二代”更有价值

 改革制度使民众不抱怨

 “公民社会”是治理关键

 阎政平砸车是正当防卫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女士”

 傅斯年的“国学”观

 告别“屈原人格”

 高考作文应该转向“公民体”

 个性官员为何屡屡出现

 总理可以做县官县治就会有希望

 腐败是转型社会润滑剂？

 现代青年都应笃信一个人的五四

 传统穷人和现代穷人

 给农民钱，更要给农民权

 小学语文的真正问题是现代价值缺失

 有一句话，我从来不说

 少数人的权利

都想有个“姓毕的姥爷"

阮直

赵本山小品《不差钱》中有个并不重要的人物——姓毕的姥爷。他是丫蛋的爷爷为了用血缘、亲情、乡土关系套住老毕而设计的“不在场”人物。作品中那个不在场的丫蛋姥爷姓毕，是真的“姥爷”，但他的意义不大。有意义，并且形成了典型形象意义的姥爷是个有神无形的“老爷”，也是《不差钱》的隐喻——“差关系”。

当丫蛋的爷爷知道选秀的央视导演姓毕时，觉得这是可以拉近关系的一个由头。无论是丫蛋的爷爷，还是丫蛋、小沈阳，都渴望着有与自己的亲姥爷瓜葛上的那么一个“背景”，有与姥爷一样关照自己的“伯乐”。于是老毕就成那个“差关系”的“老爷”了。这个伯乐老爷，能突破规则，能够“认亲”，能够有乡土观念，能够点石成金，能捎带着把沾亲带故的人都集装起来，让他们一起“升天”。这个姥爷就是能成全人们走上“溜光大道”的“背景”。

小品《不差钱》中塑造用来搞笑用的“姓毕的姥爷”，是小品的巨大成功。他不是娱乐搞笑的成功，而是艺术形象的成功。这个让老毕冒名虚顶的“姓毕的姥爷”的艺术典型，就是我们当今文艺界那些渴望成功人士心中的姥爷。这个姥爷的真实性比小品中“姓毕的姥爷”还栩栩如生，比小品中“姓毕的姥爷”还有主宰沉浮的力量。

在丫蛋的爷爷、丫蛋、小沈阳的价值评判中，唱得好固然重要，但与老毕“粘贴”上都姓毕的宗族关系，并让老毕也认可，成为自己的背景，比唱得好还重要。所以丫蛋的爷爷、丫蛋就从老毕的家乡，老毕的“长相”、毕姥爷的照片、老毕的“侧面”等多方位来找到“是亲三分像”的依据。

丫蛋的爷爷他们拿老毕当“姥爷”，并磕头叩拜的做法可笑吗？不可笑，这是中国农民式的聪明。他们认知社会的行为方式是有规则依据的。远的不说，就拿赵本山做例子，他麾下的众多乡土型艺人大多是辽宁的，辽宁中铁岭又占多数，铁岭的开源又占多数，虽然没有宗族的姥爷影子，却有乡土是亲的连带。弟子们逢年节也是要给师傅赵本山磕头的。赵本山就颇似他们心中的“姥爷”，是让自己完全臣服的姥爷。这姥爷是能让19己从乡间的崎岖小道，走上“溜光大道”的伯乐。中国的高等艺术院校中的不少掌门人，如今同出师门的现象还不是司空见惯？

赵本山这个艺坛的“姥爷”还是中国艺术界“草根化”的“姥爷”，他的“姥爷”行为有自己的规则。因为赵本山是体制外“运营”的一辆车，拉谁不拉谁，赵本山自己主宰“沉浮”，并不是公共利益的滥用。

可是在我们这个体制之中的艺术界，有些“老爷”那就威风八面了，他们是“老爷”，那可比“姥爷”少了亲情的味道，还不公道。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设置出无数的潜规则，让想走上“溜光大道”的人就范。这些人不挂老爷的招牌，比老爷还难伺候。有个当红演员在“艺术人生”节目中，讲述他当年因自己找关系弄到了个小角色，第一次试镜时就挨骂，并不给他再试的机会，还挖苦着他。要不是他也来了“拧脾气”，较着劲儿，就是不退下，终于改变那个“老爷”要换人的决定，他也许要晚冒出5年。那个老爷虽然霸气，还算好老爷，不然的话，换10个人试镜，都有争先恐后当“外孙”的，那就压制了一个艺术家的成长。

在人人都想活得好一点的人生追求中，谁都想让这些老爷成为自己的背景，因为这的确是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说起来，这是卑下和俗气的，可它实用得很。有了背景，可以顶得上一个人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苦苦奋斗。这就是现实中的规则。

在艺术界之外，挂牌儿没挂牌儿，姓毕不姓毕的老爷更是海了去了。

(原载《杂文月刊》2009年第4期)

  杀人事小，失节事大？

长平

最近接连看到一些有关“贞操”的新闻，没想到这个在“五四”时期就遭到痛殴的词，今天还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先说一个奇案。19岁的杨某杀了一个女人，但是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词，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女人剥夺了他的初夜权，让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贞操。这个女人是43岁的邹某，事发前在深圳福田区上沙广场招嫖。杨某随同她来到一出租屋发生了性关系，邹某伸手要钱，杨某挥刀要命。杨某的辩解是，他酒后迷糊，上当受骗，痛失贞操，如遭强暴。

也许与邹某发生性关系，的确让从未有过性经历的杨某后悔。但是要说这是强奸，法律恐怕很难认同，何况行凶发生在事毕结账之时，令人怀疑他杀念顿生的真实原因。不过我感兴趣的是，邹某强调的是“贞操”。不管是真的怀有此种观念，还是以此作为开脱罪责的借口，他显然认为，这个词能够打动法官和普通民众，可以博取同情和谅解。

尽管有彼此交集的时候，但是强奸和贞操根本上是两回事。前者的核心是违背本人意愿的强制性行为，后者的核心是性的占有和支配的权利。杨某在法庭上激动地说：“我怎么会跟这种面目可憎、比我妈妈年龄还大的女人发生关系？”这是一句非常糟糕的辩护词，是和贞操观相关的厌女症的表现。且不说你已经和这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没有能够从法律上证明是在她的强迫下发生的，性行为的意愿本身，跟一个人的长相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长得丑陋、比你妈妈年龄还大的女人，也有人喜欢和她们做爱；而年轻英俊的男人，也有可能犯下强奸罪。

我宁可看到杨某是因为没带够钱而羞愤动粗，或者酒后争吵行为失控，也不希望真的是像他和他的家人及辩护律师说的那样，因为失去了贞操而杀人，这比古代女子失去了贞操而跳楼还要严重。那时的人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杨某的辩解是“杀人事小，失节事大”，在被男权逻辑扭曲的贞操观之外，又加上了男权社会的暴力习惯。

接受了贞操观的男权逻辑之后，女人也会成为施暴者。不久前深圳某幼儿园发生过这样惊人的一幕：一个女人猛扑向一个3岁女孩，疯狂地抓破她的脸部和下阴。这个被媒体称为小怡妈妈的女人，发现女儿小怡从幼儿园回来时下身红肿，追问之下，小怡说是被同样3岁的好朋友小妍挠的。妈妈气急败坏，跑到幼儿园，找到小妍如此报复。事后小怡承认，她说谎了，小妍没有挠她。

一个成年女人，为什么对一个3岁小孩大打出手？显然不仅仅因为对方伤害了女儿的身体，更重要的是红肿的地方是阴部，涉及到一个女子的贞操。小怡妈妈显然认为，女儿的阴部被挠，那不仅是身体的微伤，更是精神的重创，即便是一个3岁小孩所为，也必须以牙还牙。“五四”的两位牛人鲁迅和胡适，分别写过《我之节烈观》和《贞操问题》，此后更有不少文章对“封建贞操观’’进行抨击，有人认为至少在文化人中间，贞操观念早就没有市场了。最近湖南某报一篇报道，在网上广为流传，充分展示了贞操观活得多么有声有色。

这个报道的主题是，“高考后缓解压力，很多女孩失去贞操”。关心青春期的女孩的性行为，让她们懂得负责任地对待感情和身体，这是媒体的好意。但是，用“痛失贞操，终身后悔”来恐吓那些初尝禁果的女子，呼吁母亲要为女儿“守住贞操”，甚至请出一些所谓专家来谈“贞操”的重要，这是非常荒唐的论调。

看得出来，记者相信，这篇报道一定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也相信，事实上，很多高三女生的妈妈一定对媒体心怀感激，会假装不经意地把报纸放到女儿能看到的地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小怡妈妈们自然会觉得，为了女儿阴部的红肿，杀人放火都不为过；杨某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男人的贞操”，是多么具有说服力的辩护理由啊！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

……

P12-15

恕我孤陋寡闻，没有读过西方文体史，也不知西方是否有所谓“杂文”这种体裁，但凭直觉，西方长盛不衰的文体大概是随笔吧。几百年前，西方人就获得了言论自由，说话写文章，不必曲里拐弯、讳三讳四的。

本书收了傅国涌的《遥想张季鸾当年》，觉得很合我意，所以接了他的话题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以曲折、隐晦的手法，转弯抹角地针砭时弊、讽刺现实，乃至把篇篇短文比作“投枪”和“匕首”，开创了一个杂文鼎盛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黑暗可怕的。当年的鲁迅，尽管被誉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泽东语)，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字“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自称是“上了镣铐的跳舞”，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有话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说得不好还要赔上性命。这是什么时代，还用多说吗？

杂文昌盛的时代不是好时代。杂文昌盛，言论就必然淡出了。何谓言论？傅国涌先生说：“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追求好时代，是每个公民的期望。这样的时代，应该是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不会因为写几篇小文章，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或者在别人的文末签个什么名，就要送掉性命，或送进监狱，或被传讯革职。鲁迅先生在那个时代，但毕竟没进监狱，毕竟死于肺病，而不是死于扼杀。记得当年鲁迅先生在某地被“盯上”了，搬搬家，又可照样做他想做的事。那时候，往往封了这家报馆，另一家报馆又开张了。即便有严密的审查制度，鲁迅先生的文章不照样频频出现在报端吗？所以有不少今人倒羡慕那时的鲁迅先生：文网虽密，却密而有漏。

当今杂文衰微，言论不振。许多纸媒虽曰重视“时评”，但太多写得“像杂文”，要么成了经过过滤的刻板的“据报载”，了无新意。笔者每年编书，颇费踌躇；是否“精选”，见仁见智。谁也不敢说自己揽尽“天下妙文”。

什么是好文章，也是见仁见智的。窃以为，作者首先应对生活的当下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轻易妥协，不苟活；然后是不把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复杂化，不把复杂的事情(或道理)说得云里雾里。

应当承认，文章是有大家、小家之分的。所谓“大家”，就是能把最深奥的道理、最复杂的事情，用最简洁明了的话语说清楚。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我比较偏爱学问家的小品，如老一辈的有钟叔河、朱正等，晚一点的有葛剑雄、沈敏特、丁东、张鸣、景凯旋、谢泳、于建嵘、党国英等等。这些学者不仅在书斋里，而且心忧天下，行走在田野，往往小篇见大道理，普及了常识。当然，我也很喜欢那些带血性的文字，如常年活跃于言论界的邵燕祥、陈四益、黄一龙、鄢烈山、刘洪波、笑蜀、长平、熊培云等等。

末了想起一本书，是薛涌的《直话直说的政治》。我觉得这书名就很好。只有政治谁都可以直说了，那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曾经有人担心“杂文已死”，“直话直说到处奔流”；其实，这样的境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如果说话不必再忌讳什么了，那才是真正的民族之大幸。因此，我倒希望告别杂文时代。

是为序。

向继东

2009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