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融合着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审美趋向，无形地渗透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之中。读他的文章，那份感觉好比繁忙之余悠闲地品味香茗。本书收录的就是他的散文作品。

汪曾祺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悟性与境界以及风格魅力，或者说，他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趣味、对于美，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能够生动地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更接近于诗人的气质，同时又是一个爱玩、贪玩、会玩、有童心、真诚、善良的才子。本书收录了他的散文作品数十篇。

引言 欣赏汪曾祺的九个角度

文学编

 自报家门／2

 沈从文的寂寞／11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22

 老舍先生／30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34

 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37

 西窗雨／40

 万寿宫丁丁响／44

 林斤澜！哈哈哈哈……／47

书画编

 看画／50

 谈谈风俗画／53

 自得其乐／59

 写字／64

 致朱德熙之一／67

西南联合大学编

 七载云烟／74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83

 新校舍／89

 跑警报／95

 金岳霖先生／101

云南昆明编

 翠湖心影／106

 昆明的雨／111

 泡茶馆／114

 白马庙／120

 观音寺／122

 滇南草木状／125

戏曲编

 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

 演唱艺术／130

 川剧／140

美食编

 吃食和文学／144

 故乡的食物／150

 宋朝人的吃喝／161

 五味／163

 昆明的吃食／167

 昆明菜／173

 栗子／180

 马铃薯／182

 萝卜／185

 故乡的野菜／189

 四方食事／193

 鱼我所欲也／199

 豆腐／202

 豆汁儿／208

 面茶／2lO

 贴秋膘／2j2

 葵·薤／215

 冬天／219

 致朱德熙之二／22l

 致朱德熙之三／223

 寻常茶话／224

花木果蔬编

 果园杂记／230

 草木春秋／233

 花／239

 关于葡萄／244

 夏天／251

 淡淡秋光／254

 花园／258

家乡与南菁中学编

 我的家乡／266

 我的家／271

 我的祖父祖母／279

 我的父亲／285

 我的小学／291

 我的初中／299

 一辈古人／304

 文游台／310

北京与河北张家口编

 国子监／316

 钓鱼台／322

 午门忆旧／324

 玉渊潭的传说／327

 随遇而安／330

 坝上／337

 沽源／339

 多年父子成兄弟／342

附录

 才子：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由关于汪曾祺的两本书引发的话题／345

京剧的角色出台，大都有一段相当长的独白。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历史，最近遇到什么事，他将要干什么，叫做“自报家门”。过去西方戏剧很少用这种办法。西方戏剧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绍人物，通过别人之口互相介绍出剧中人，这实在很费事。中国的“自报家门”省事得多，我采取这种办法，也是为了图省事，省得麻烦别人。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经订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_高邮，在运河的旁边。

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城的地势低，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因此，常常闹水灾。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现在还是这样。到了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习俗，都很旧。整所住宅，只有一处叫做“花厅”的三大间是明亮的，因为朝南的一溜大窗户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纸。一直到我读高中时，晚上有的屋里点的还是豆油灯。这在全城(除了乡下)大概找不出几家。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据说要八股文写得特别好，才能被选为“拔贡”。他有相当多的田产，大概有两三干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下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而且一个咸鸭蛋能喝两顿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同时又是一个免费为人医洽眼疾的眼科医生，我们家看眼科是祖传的。在孙辈里他比较喜欢我，他让我闻他的鼻烟。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问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没有。我想了半天，他吩咐过我做什么事呀？我使劲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了吧！”他说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办法。他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说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那年我才十三岁)。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于孙子的偏爱，也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三岁时，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个人住在一间偏屋里，和家人隔离了。她不让人把我抱去见她，因此我对她全无印象。我只能从她的遗像(据说画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子，另外我从父亲的画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写的大楷，字写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她嫁给我父亲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可见她还过着一种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他有一间画室，为了用色准确，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画，以“懒”出名。他的画室里堆积了很多求画人送来的宣纸，上面都贴了一个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我的继母有时提醒：“这几张纸，你该给人家画画了。”父亲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划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因为他是阴历九月生的，在中国，习惯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对菊花特别有感情。后来就放笔作写意花卉了。他的画，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促在一个小县城里，未能浪游万里，多睹大家真迹。又未曾学诗，题识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声名传得不远。很可惜！他学过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都会，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乐器我们家都有过。包括唢呐、海笛。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细，我母亲的冥衣(中国人相信人死了，在另一个世界——阴间还要生活，故用纸糊制了生活用物烧了，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统称冥器)是他亲手糊的。他选购了各种砑花的色纸，糊了很多套，四季衣裳，单夹皮棉，应有尽有。“裘皮”剪得极细，和真的一样，还能分出羊皮、狐皮。他会糊风筝。有一年糊了一个蜈蚣——这是风筝中最难的一种，带着儿女到麦田里去放。蜈蚣在天上矫矢摆动，跟活的一样。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胡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他养过鸟，养过蟋蟀。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胶水一片一片斗拢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面玲珑绣球，在里面养金铃子——一种金色的小昆虫，磨翅发声如金铃。我父亲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

小学在一座佛寺的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很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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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汪曾祺的九个角度

汪曾祺(1920—1997)是同时代文人中至今为止被公认为经典作家的仅有的一位，在各种现当代小说与散文选本的书目中，鲁迅、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冰心、朱自清、丰子恺、巴金、老舍、沈从文与汪曾祺是基本阵容，而在年龄与资历上，他却只相当于是学生，事实上，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名家相比，就连沈从文都是小字辈，而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学生，能够在现代文学史的名人榜上跻身于敬陪末座的殿军位置，实在是极其难得的成就。

汪曾祺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读者群，同时有自己的研究评论家。与文艺评论界的朋友聊天，常常会提到汪曾祺，不止一位从事文学评论的朋友告诉我自己偏爱汪曾祺，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摩罗先生说他写过四万字的汪曾祺评论——在如今的文艺批评高度商业化、官本位异化的环境，已经辞世十二年的汪曾祺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完全靠的是人品与作品出众。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不少人给汪曾祺冠以最高级的名分，如“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位文人作家”、“最后一位士大夫”、“京派作家的最后一位传人”、“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等等称号，可见舆论对汪曾祺的评价何等之高。

在我看来，汪曾祺无疑是一位有才华、有格调、有性情的人，但同时也正像他自己老老实实在文章里交代过的，他只是一个随便、随意的读书人与写作人，书也没多么当回事下工夫读，只是杂览而已，当然与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们相比是天壤之别，但与其同辈中的饱读之士比，汪曾祺实在只是一位兴趣广泛、见多识广的作家，在学问的深度与专工上，大概他老先生从来是不肯上心的，至少是不愿为或不曾为。以古诗文为例，从他引用或书写过的李商隐、陆游作品来说，似乎都还在《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选本的范围之内，我猜老先生可能不耐烦读《全唐诗》、《玉溪生诗集》或《陆游集》之类的大部头(又有谁会出于兴趣与消遣而读这类书呢？)。

他了不起的成就在于悟性与境界以及风格魅力，或者说，他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趣味、对于美，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能够生动地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更接近于诗人的气质，同时又是一个爱玩、贪玩、会玩、有童心、真诚、善良的才子。他的家庭与家乡给了他足够丰富的生活素材，而他所读的南菁中学(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中学之一)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大学)又让他见识了足够多的大师与名家并且给了他足够的知识文化专业训练，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传奇般的际遇让他进了江青亲自领导的创作班子，有机会成为样板戏《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这一经历对于造就汪曾祺的名望与地位应当是有极大影响的。汪曾祺的文学才华与成就已经毋庸置疑地有了经典地位，特别是九十年代他去世之后，中国文学界的非才非学非德的蹦极式堕落与恶俗化市侩化商业化，更反衬出汪曾祺的可贵与可爱。政声人去后，一位作家的声誉，也是在他去世后才最终定形的。有些作家在世时享有盛名，但死后却渐渐被读者与研究者所遗忘，而汪曾祺则是在世就很著名，在辞世后，不仅没有减弱影响力与名望，反而更强化了卓然不群的文化形象，走向了真正的不朽。

我有幸与汪曾祺的哲嗣汪朗先生同在一家报社供职并且常有聚谈的机会，间接听到不少汪曾祺的情况，当然，都是零零星星的，只是聊天闲篇的材料，不过，这些从家庭的角度记录下来的趣闻逸事，以及只言片语，往往有着外人远远不及的特殊价值，因为更真实、更本色，也能更反映汪曾祺的喜怒哀乐与真实想法、爱好。例如，汪曾祺在京剧院工作，写过《马·谭·张·裘·赵》文章显示出汪老对京剧的精通，撰写剧评谈艺是当行本色——我曾在书里对汪曾祺未答应某大名旦之请托为之作传以为是一大遗憾，否则不会让章诒和女士擅美于后，(见《黄苗子说黄苗子》第123—124页)而这篇谈演唱艺术的文章其实也足以传世，只是其中看不出他对这几位名家的道德评价，而在他与家人议论时，却是褒贬分明。

因为屡次蒙赠汪曾祺作品，反复研读，多少有些心得，先后写过两篇评论，其一发表在我创办并主编的《中国书画》杂志上，还选发了几幅汪曾祺的书画作品——大概这是专业美术刊物第一次重点推介汪曾祺书画，记得还特意约请汪朝女士写了一篇长文回忆汪曾祺与书画。后来此文收入山东画报出版社所出的汪曾祺文选中，我在书店见到，当时还在想，有时一些流传世间的文化成果很可能是偶然因素催生的，一篇文章如是，一本杂志如是，一本书如是，一场运动亦复如是，当事者、局内人不说或未说，外人不知就里因缘，只能是郢书燕说，何异盲人摸象，所以记录下来的历史很难完全准确真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李潇潇编辑策划出版《汪曾祺散文代表作》，因为从2007年起为我出版了七本分别属于茶学、新闻传播学、文博书画专业的著作，她认定我可以胜任编选这本书的工作，而汪朗兄也慨然支持，于是我便不自量力，贸然应下。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选学是一门专业学问，从孔子选诗三百，到昭明太子的《文选》，以至后来的《六朝文絮》、《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千家诗》、《经史百家杂抄》、《古文辞类纂》，代有杰作，概括其规律，选者与作者的关系，还是要有相当的共同背景为基础，由内行专家精心选择编辑的选本，可以去芜存精，更突现了作品的精华与价值，对读者来说事半功倍，大大提高了命中率与阅读效用。

有一个流行的段子，说的是一个大学男生追求一个校花，校花问：“你爱我什么呀？”他便说她美丽、聪明、善良，而校花接着反问了一句：“那你让我爱你什么呀？”男生无言以答，自惭形秽，只好走开。

这可以用来形容编选者与作者的关系。理想的恋爱，男女双方应当是“你好，我也好，我能让你更好，而你也能我更好。”彼此存在共同之处，有共同语言，才会美满幸福。

成功的作家与书画家的作品，都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有厚度而不单薄，就像钻石，有着多个剖面。剖面越多，色彩越丰富，也就更美，更禁得住欣赏与把玩。

按照知人论世的治学方法，据我拙见，要真正理解汪曾祺，文学、书画、西南联大、云南昆明、戏曲、美食、花木果蔬、家乡与南菁中学、北京与河北张家口九个方面的背景知识必不可少。

客观地说，我本科是文学专业，写过大量文学评论，而又多年从事书画创作与美术评论，对于选编诗文与书画兼通的汪曾祺作品，在专业知识与背景上，倒也还算符合条件；再论起来，汪曾祺所就读的西南联合大学，与我读中文系的南开大学有着血缘关系，而在今年二月份安徽电视台《旧闻新说》栏目还邀请我做了五期节目，主题便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精神；汪曾祺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云南昆明，又是我挂职一年任省国资委副主任的所在地；汪曾祺后来在京剧团工作，而我对京剧素有兴趣，收集大量古旧剧本，看了N多老戏录像，尤喜梨园掌故；汪曾祺爱谈吃喝，而我也班门弄斧写有茶话食话；汪曾祺喜欢花木果蔬，对植物格外留心，而他一度在农科站劳动，算得上有专业经历，而我也非常偶然地被《云南农业科技》杂志邀请开设谈花草的专栏，与农学界更早结缘于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林学院，又与农业大学的教授多有往来，而且还采访过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金善宝老人，又特别采访过当年中国花卉协会协会陈慕华，论起来该不算是与花木果蔬毫无缘分；最后，汪曾祺笔下一写再写的故乡扬州与曾就读过的江阴南菁中学，我亦曾分别走访；而他下放数年并且在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地方是河北省，正是我的家乡，对乡土民风当然最熟悉不过；他后半生居住并不断描写的北京城，同样也是我生活并工作的城市——也就是说，我兴趣本来就博杂，又借职业之便深度涉猎专业较多，兼得天时地利人和——恐怕很难有第二人有如此幸运，同时在九个方面都与汪曾祺先生有或多或少的共同背景以及经历与生活空间的重合之处，因此，对其人其文其诗其画的内涵与妙处，不才约摸都能体会把握得到，敢说一句虽不中亦不远矣。

此书是围绕着上述九个方面来选编汪曾祺的散文的，这与坊间已有的各类汪曾祺选本的编选模式全都不同。作品按主题与性质划分，各编之间有的存在交叉重叠，取舍本着何者为主的原则，如既写昆明又写美食，一倘量在景物则入昆明编，若重在吃嚼则入美食编。有些文章可能不那么好明确分类，或者我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可能会有不尽妥当的地方，还望读者诸君指教。

印前补记

书稿编定进入校排程序，心中尚存一个缺憾，那便是虽然我以前不止一次到过扬州，但却未到过高邮。无巧不成书，恰好《江阴日报》张再兴总编辑邀请我再次到报社，然后派车送我去南京，正好有半天空闲，于是绕道至高邮，到文游台参观了汪曾祺纪念馆，又到老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故居一游，又一路打听去找南门竺家巷汪曾祺故居，结果路人似乎无人知道这条小巷。出乎我意料的是高邮话与扬州话并不一样，扬州、南京、徐州话我还勉强可以听懂，而高邮话则几乎听不懂——只能听出是浓重的苏北腔，交流沟通的障碍使得我问路屡屡不得要领。在明显破败的古城老街(在风貌上有些地方很像我少年时的保定城)钻来钻去，最后上了南门外运河长堤，虽然最终也没见到汪曾祺故居的影子，不过，听说已经拆得只剩一间偏房，或许真看了反倒失望，古人有何必见戴的典故，用在这里倒也贴切，于是，踏着斜阳我离开了高邮。

文学是人学，要研究、理解、欣赏一位文学家的作品，就必须了解认识其为人、性情、经历。人是社会动物，因此，要了解认识一个人，就得同时了解认识他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尽管文学艺术家都是超群拔俗、特立独行之士，他的家人、亲属、同学、朋友、同事以及其他与之有过接触或来往的人，虽然不能塑造或决定他的个性与精神面貌，但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的成长。对于汪曾祺这样一位以家乡风物人情民俗为主要题材与背景的小说家、散文家来说，高邮小城是最生动、形象的无言注释。虽然只是半日游逛，我却感觉受益匪浅。

古城老城的历史文化沉淀深厚，此为常识，文化艺术史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大师名家往往出于古城老城，尤其是文学家更为突出。盘点一番现代文学史的大师，从鲁迅、周作人开始，到汪曾祺为止，几乎没有出生成长在新兴城镇或无名小地方的人，正如谚语所说的“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若偶有例外，如沈从文，那也是当时世人尚不知道湘西凤凰这个偏远小城罢了，我去过所以知道那也是古城，而且传统悠久、风情特异。

文化需要传统的蕴育与培养，环境越是深厚、丰富、悠久，就越有利于生长文学艺术的名花异卉与参天大树。

汪曾祺纪念馆没有汪曾祺的作品出售，柜台里只摆了几种今入研究汪曾祺的书，这是当前旅游文化景点的通病。若这本集子出版后能摆进高邮文游台汪曾祺纪念馆，能够作为纪念品出售，那在我是莫大的荣幸，因为这是一个晚辈后学向汪曾祺老先生的致敬。

对于前辈大师名家的作品，编选者做加法的效果不如做减法。当然，对大师的作品做减法又谈何容易！减得恰到好处是极难的。汪先生的乡贤郑板桥曾留下遗训，不允许后人在他编定的文集之外再补充佚作，否则他老人家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可见，编选大师的作品，(除非是纯学术性的版本或全集、佚作集)，漏了多少漏了哪篇无关宏旨，而增加了不合适的作品，则是画蛇添足，事实上是对大师的歪曲甚至冒犯。

一个月前书画界几位朋友到昆明，在我的办公室里间会议室改作的画室，苏宁先生作了一幅大画，韩大星要用巨石刻一方闲章，要我出印文，我应声说了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韩先生表示字数有点多且另有名家有这样一方闲章，苏先生说那就减两个字吧，于是，我便定为“青山多妩媚”，钤在山水画上，宛若天成，辛弃疾的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去掉了前面两字与后面的八个字，更加精炼，且具新意。

青山多妩媚。这就是我编完《汪曾祺经典散文选》的感受。

曾鹏

2009年6月4日自南京飞昆明当晚草于挂亏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