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以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为大背景，着重描述中国共产党以高远的政治眼光和博大的政治胸怀，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起草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制定了一部更为完备的国家根本大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它产生的过程，都体现了人民在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作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目，被列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和“文学解读浙江”重点作品。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以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为大背景，着重描述中国共产党以高远的政治眼光和博大的政治胸怀，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起草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制定了一部更为完备的国家根本大法。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人民法律意识增强，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文内五章，以时间为轴线，依次展现不同的历史阶段：文明的曙光，民主的生命，共和国的基石，失范的困厄，理性的秩序。书稿中穿插的读书笔记和法律案例分析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普法教育形式。

同时，为强调本书的个性，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一些与浙江有关的重大事件，如：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杭州的起草，五星红旗的设计，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诞生，新中国第一例"民告官"案等。

序章 向马克思报告

第一章　文明的曙光

　一　北上北上

　二　共同纲领

　三　开国大典

　我的读书笔记之一：宪法的来历与定义

第二章 民主的生命

　一　国旗设计者

　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三　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

　我的读书笔记之二：世界首部成文宪法

第三章　共和国的基石

　一　刘庄幸事

　二　北山街八十四号

　三　根本大法

　我的读书笔记之三：出洋考察宪政

第四章　失范的困厄

　一　荒诞岁月

　二　“七○四工程”

　三　罪恶的“熊窝”

　我的读书笔记之四：宪法个案的现象与反思

第五章　理性的秩序

　一　农民告县府

　二　民主恳谈

　三　全国人大代表

　四　和谐社会的动感

　我的读书笔记之五：从宪法到法治国家的前瞻

尾声　马克思对我说

后记

第一章　文明的曙光

一　北上北上

西柏坡的决策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一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山湾里有一个小山村，数十户人家。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虽然地处深山区，但东距华北平原很近，离石家庄不足一百公里。

这个小山村，就是西柏坡。一九四七年春天，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首先来到这里，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一九四八年初夏，山路边上的野花摇曳生姿。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直属机关，从陕北出发，经晋绥、晋察冀，辗转千里，最后在这里安下了大本营，指挥全国战略决战。

一座座黄土干打垒结构的农家小院，组成了中央机关的院落。

一个棚屋从一间房子外加接出。棚屋几乎与瓜棚一样简陋，两侧各竖起三根立柱，架着横梁，上覆苇席。左边的立柱砌在墙里，靠右的立柱还暴露在墙外。

棚屋里摆着一张已用旧的高脚八仙桌，四面摆着四条长凳。毛泽东常常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围坐八仙桌，每人一搪瓷缸子茶水，商量大事。

这棚屋，就是毛泽东的客厅。棚屋里面的两间北房，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地图，卧室是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衣柜。

从毛泽东的这个小院，推窗可见周恩来的邻院。

西北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间屋里有三张桌子，一张作战科，一张情报科，一张资料科。周恩来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就在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的宋庆龄：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二月二十日，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复信说：

“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的。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不久的将来光荣地完成。”

那时通信不便，很多时候是通过秘密渠道。就在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复信的抟递途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已经开始。

进京赶考

三月二十三日，十一辆吉普车和十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马达轰鸣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前往解放不久的北平古都。

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说，吃过早饭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准备起程向北平进发。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机关大院里站满了兴奋和激动的人。

此时，毛泽东仍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看书。叶子龙轻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

毛泽东站起身，把手里的书交给叶子龙说：“这本书你带上吧！”叶子龙把书放进背包，随着他走出小院。

临上车前，他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院子里的许多同志紧紧握手。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哟！”

周恩来说：“是啊，我们都应当能够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说着，他向大家挥了一下手：“希望我们都能考个好成绩！”

叶子龙坐第一辆吉普车，为车队开道。毛泽东坐第二辆的中吉普。

沿途都是土路，尘土很大。警卫员让毛泽东戴上了皮帽，又戴上了眼镜和口罩，还披上了大衣。

毛泽东的车队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保定。稍事休息，继续北上，不久即到涿县。时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在此专候。他向毛泽东等汇报，为迎接中央迁到北平，准备搞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他说：“我们进城，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声势不要搞得太大。我们进入北平，不用宣传全世界也都知道，不必花银子搞仪式。”

深夜，毛泽东一行在涿县换乘火车赴北平，二十五日上午即抵达清华园车站。下午五时，毛泽东来到西郊机场，与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分乘数辆敞篷吉普车，检阅部队。阅兵式后，毛泽东直接乘车前往香山的双清别墅。

此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传阅了宋庆龄致中共中央的复信。

到北平去吧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的地位和声望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她与国民党的许多左派人士以及毛泽东等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她又支持这一创举。抗日战争中，她为抗战事业做出很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继续为各解放区募集了药品、被服等大量物资。

毛泽东对宋庆龄非常尊重。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其间，就登门拜访宋庆龄。如今，全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更加重视宋庆龄。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毛泽东委托陈毅前往公馆慰问宋庆龄，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宋庆龄站岗放哨。

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亲笔致函宋庆龄：

“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准备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也写一信：

“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六月二十八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与廖梦醒一起，坐火车南下。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多年，有许多方便。

到了上海，当晚，邓颖超就去看望宋庆龄。

宋庆龄亲切地拥抱久别的邓颖超。两人并肩落座，邓颖超介绍了宋庆龄关心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介绍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情况。

这时，邓颖超拿出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递给宋庆龄。

那个竖长的信封，中间一个长方形的红格，落款印着红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面是毛泽东雄健豪放的笔迹：面呈：宋庆龄先生，毛。

宋庆龄展开信笺，细细读了。她凝思许久，缓缓地说：“此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邓颖超与宋庆龄交谊很深，深知宋庆龄细密的性格。

此前，宋庆龄曾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那是令人潸然泪下的日子，孙中山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抱病北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平。

邓颖超理解宋庆龄的心情。她耐心地等待着。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宋庆龄抱病出席上海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邓颖超代表宋庆龄向大会宣读祝词。

宋庆龄这篇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中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毛泽东获悉，极表赞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出名。她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后来与背叛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七月一日，出席北平庆祝大会归来的周恩来，致电上海市委并邓颖超，对宋庆龄北上行程做出具体安排：要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附有餐车的卧车直开北平。

北平在等待。毛泽东、周恩来在等待。

七月十八目，周恩来又致电上海，要邓颖超征询宋庆龄的意见，愿以何单位推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宋庆龄表示，自己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活动，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旁听资格列席新政协。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参加某一团体，确实不大合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创立时，公推宋庆龄为主席，她就拒绝了。

邓颖超复电中央，建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举宋庆龄为代表。

向马克思报告

我对马克思说，

尽管我踏湖而去，

但我知道暗礁险滩处处有，

这世上绝无风平浪静。

我对马克思说，

尽管我记忆力一般，

但我会尽自己的所能，

向您报告您所关心的事项，

东方的，中国的，浙江的……

那天是到刘庄开会，休会时，我在湖边漫步。走着走着，就看到了那块太湖石，上面是一幅毛泽东主席赏雪的瓷板照片，下面的文字为：“一九五三年冬，毛泽东主席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看到窗外下着大雪，西湖银妆素裹，兴步湖畔，留下了伟人永恒的纪念。”

我一下子心血来潮，如果能把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留下一份文学性的记录，必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明年（二○○九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真是天赐良机呀！

二○○八年四月，在浙江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充分肯定了这个重大选题，宪法为国家的根本法，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定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名为《大国根本》，认为具有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

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坚，曾对我的另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为民好书记郑九万》予以热情的帮助，此次听说我的创作题目，也是连声叫好。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吴天行，以分管领导和朋友的双重身份，对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倾注了心血，还时时关注创作的进度。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洪俊，曾与我同事八年。八年，抗日战争都胜利了，那是载入史册的。如今和平年代，一日千里，八年该有多少里。自然，鼓励多多。

浙江省委宣传部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列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全省仅五部作品，《大国根本》是唯一的长篇报告文学。

我当时只是构想，还未动笔。一旦进入创作阶段，我才发觉，这是多么高难度的动作，我简直是不自量力。

纵向的时间轴，已经超过了六十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之前，有《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之前，有《五一口号》。而且，再上溯，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

横向的空间轴，已经从中国到了德国，到了英国。马克思诞生在德国，流亡在英国等国，一八四八年二月在伦敦第一次印刷了《共产党宣言》，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起源。

面对这样的时间轴和空间轴，我个人太无知了，太渺小了。

此刻，我才明白，重大选题，其实就是艰难选题的代名词，所要付出的劳动，必将数倍于常规，甚至数十倍于常规。而我，已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上。

何为路径？我采取了最笨的办法，老老实实地读书学习。

跑遍了杭州市的大小书店，还让儿子帮忙，在网上购书，只要有关宪法的，全成了我追踪的目标。大包大包地抱回家，相关写作参考的书，总共有一百多本了。

一有空，就读书，这才知道，不但有宪法条文，还有专门的宪法学，有成文宪法，有比较宪法。还有哪，法美学，法哲学，全球化与宪政，全是我未知的领域。

人家囫囵吞枣，我是囫囵吞梨了，贪大而不化。一知半解，混沌不分。

我不可能去法学院进修，只能瞎子摸鱼，干了再说。

历史是宏伟壮观的，历史也是繁芜丛杂的。

面对这么庞大的对象，从何入手，令人踌躇不决。

有朋友说，你就搞个工作班子吧，分分工，你搭个总的框架，让其他人去弄些素材资料。

而我，没这个习惯，总觉得剥削了人家的劳动，于心不忍。

就我个人微弱的能力，像支小蜡烛，能燃多少就算多少吧。  当然，我创作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以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为大背景，着重描述中国共产党以高远的政治眼光和博大的政治胸怀，组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起草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制定了一部更为完备的国家根本大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它产生的过程，都体现了人民在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的核心所在，为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选材来说，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和事件，突出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西湖开展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小组，口头谈过许多意见，在文字上做过多次修改，并在几个稿子上多次写下了批语。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诞生。历史选择了杭州，作为新中国一个光辉的起点。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便从这个历史高度，开始徐徐展开。

同时，为强调本书的个性，发生在浙江的人和事，特别是新中国第一个的，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新中国第一例“民告官”案，等等，均浓墨重彩。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从采访到写作，历时十一月。可以说，是个苦力活。

我在写作过程中，有点追求，便是力求史实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

尊重历史，这是写作的前提条件。历史人物的出身、年龄、经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如此等等，都与史料记载反复核对。

仅举一例：

我到了新中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家乡采访，见曾联松纪念碑的碑文写道：“……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一则国旗征稿启事引起了他的关注，根据征稿启事要求，经过反复构思，设计了五星红旗。……”

此处时间为“七月十三日”，而我看过曾联松的回忆文章，他本人说是“七月十四日”。我又去查阅有关材料，里面记载为“七月十五日”。

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底是何日？

因我手头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日报》的合订本，为此专门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图书馆，请帮助查阅。结果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同时刊登全国政协的国旗征稿启事。

可见，当事人的记忆也难免有偏差。唯此，以权威的史料为准。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是文学作品，不是回忆录，更不是资料汇编，所以，除了注重史实性，更要有文学性。

整部作品的结构安排，颇费了心思。因为是大题材，所以眼界要高，胸襟要广，气势要大。主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必须展现。同时，要选择最具典型意义的。

文内五章，以时间为轴线，依次展现不同的历史阶段：文明的曙光，民主的生命，共和国的基石，失范的困厄，理性的秩序。

这五章的写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然而，通篇皆如此，就显平实，继而平淡了。

序章，尾声，为我思考最久也最苦的章节。最终确定，以《共产党宣言》开篇为开篇，这个起点很高，也使整部作品的立意得以强化，有了思想的源头，有了内在的逻辑。  序章高上去了，尾声更难，一般的事情都太小太轻了，压不住。起码煎熬了十几个日夜，终于有了灵感，序章便“向马克思汇报”，尾声何不让“马克思对我说”呢！

于是，如同网络的虚拟世界，我在马克思故居，对马克思老爹说了许多，他写了巨著《资本论》，我请他再写《中国论》。并借马克思的话，为整部作品点题。

马克思转过身来，对我伸出厚实的手，“我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我要再一次发现一个东方大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规律！”

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已被浙江省作家协会列入“文学解读浙江创作工程”。同时，被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列为重点扶持作品。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程蔚东，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晓林，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江南》杂志副主编谢鲁渤，浙江文学院创研室副主任郑翔，宪法学专家、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从专业角度给予点拨和帮助。

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钟桂松，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总裁童健，从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和催生此书。

很多生动的细节表明了，朋友们的眼光是敏锐的，心肠是热的。

我的第十五部书，在春风春雨的季节里问世。

驾驭重大题材，完成重要选题，决非一人之功。恰恰是，群体的力量，众人的相助。

而我，完成了一次艰辛而愉快的精神之旅。

今年春天的某日中午，我与夫人，几位朋友与夫人，一同来到了刘庄。

湖岸的柳丝初吐嫩芽，一抹淡绿。不知不觉，细雨飘散，愈来愈密，柳丝似隐似现。西湖上雨雾茫茫，悄然无声。

当年毛泽东住在西湖边，看到的湖水也是这般景致吗？

西湖平静无语，任凭云来雾去，唯有湖水缓缓流淌。从古海湾形成的泻湖，至少一万两千年见证了潮起潮落，而今波澜不惊。在天地间，沉着镇定，心态平和。

我顿时领悟西湖存在的意义。

上善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