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重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构成了陕西文坛三足鼎立的奇特景观。他们均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文学活动很有个性特点，而且三位作家随时代推衍而出现的艺术新变，恰好与中国当代文坛从一元意识形态化写作到多元化写作、从群体话语到个性声音、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到对感官享乐的沉溺的整体发展趋势共振。本书全面、系统地比较他们的异同，深入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以他们为个案，探究乡土文学曾经的辉煌和当下的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思考他们写作范式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总结一些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规律，期望能为如何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想文学形态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本书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作家文学活动的共性诸如充满生命质感、浓厚的乡土情结、关注弱势群体的底层立场、平民立场、文化乌托邦的相似想象、相近的读者观等进行了归纳。对三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曾经达到的文学高度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既是“十七年”文学的遗响，又出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新的质素，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当代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率先从人性、生命意识的角度思考民族秘史及其文化命运；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反映了他的早半拍的文化寻根直觉；《废都》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和男性写作的先河。本书还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论析了地域文化对他们气质个性、文化心理、文本风格的陶铸作用、生命体验对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他们在人文关怀方面的不同侧重点、时代推衍给他们文本带来的种种艺术新变以及这些新变所具有的意义。本书对路遥作品的苦难意识、人民性与底层立场、道德理想主义光辉、崇高感和“修辞姿态”给予极高评价，对陈忠实《白鹿原》在当代历史叙事中所具有的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予以肯定，对贾平凹后期创作在审美追求上的种种变迁进行了分析归纳。最后，本书不回避三位作家创作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勾勒了他们共同的文学运动轨迹：高峰即是终结，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目前所面临的创作危机与困境，缘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现代意识与批判立场的空缺；缺乏创造性整合形式技巧的能力；对生活经验的过分依赖；经典情结向商业意识的滑动。

本书不仅仅满足于找出所谓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而且致力于将比较的结果上升为文学经验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并以此三人的文学活动为个案，折射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曾有的经验和得失，以期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健全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序

内容摘要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选题原因、研究方法及其价值

 第二节 批评精神：扬弃酷评、谀评，追求客观批评

 第三节 多样性中内在契合的文学共性

 第四节 曾经的文学高度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第二章 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

 第一节 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

 第二节 地域文化及其文学书写惯性

 第三节 乡土诗意与当下文坛西化写作的“无根”状态

第三章 生命体验与人文关怀

 第一节 生命体验与心灵化写作

 第二节 苦难意识、人民性与作家的济世情怀

 第三节 现实关怀、终极关怀与妥协的写作

 第四节 写作的力量与灵魂救赎

第四章 时代推衍与艺术新变(一)

 第一节 历史叙事中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

 第二节 文本中的时间观与艺术思维

 第三节 传统文化与叙事维度的丰饶

 第四节 时代推衍：文学创新的重要前提

第五章 时代推衍与艺术新变(二)

 第一节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创作内驱力的发展

 第二节 贾平凹的角色定位与自我身份认同

 第三节 时代推衍：文学创新的重要前提(续)

 第四节 无名语境下边缘化写作的得与失

结语

附录一：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式微与终结——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

附录二：多重维度的写作——贾平凹访谈录

后记

选题原因

自现代文学发生之初起，乡土文学便以它骄人的实绩压倒性地雄霸文坛，这种强劲的走势贯穿性地延续到了新时期。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代替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都市文学勃兴，乡土文学式微。都市叙事热衷于对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但这种书写在全球化语境下，在时尚文化的强大同化力面前，更多西化经验而非本土经验，而且因为所涉镜像千篇一律和文本的不断自我复制而被诟病为“西化写作”和“模式化书写”。

同时，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整合功能弱化，个人化写作成为可能。这样的宽松氛围一方面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使文坛形成多元共生的复调结构，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意识逐渐成为时代共名，大众文化咄咄逼人，漠视底层人民疾苦，绝少考虑作家与广大人民的血肉联系，缺乏人文关怀，视个人的言说自由和经济收益高于一切的欲望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等风起云涌。这些所谓的新潮写作视野狭小，耽于一己悲欢，对西方文化缺乏批判意识，以虚幻的想象遮蔽现实的苦难，放弃了作家作为人类良心在文本中的出场，使文学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和自说白话的工具。

不管是西化写作，还是欲望化写作、私人化写作，其消极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写作不仅与以批判眼光审视国民灵魂与劣根性的“五四”文学传统形成分裂，也与富有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新时期乡土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缺乏个性和原创性，而这些，恰恰是文学最为致命和不可原谅的缺失。

陕西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重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构成了陕西文坛三足鼎立的奇特景观。他们均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文学活动很有个性特点，而且三位作家随时代推衍而出现的艺术新变，恰好与中国当代文坛从一元意识形态化写作到多元化写作、从群体话语到个性声音、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到对感官享乐的沉溺的整体发展趋势共振。三位作家都曾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现在同样面临着创作的危机与困境，这样的文学运动轨迹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运动轨迹又基本重合。目前，对这三位作家的单独研究已趋于饱和，但系统的比较研究较少。因此，全面、系统地比较他们的异同，深入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首先能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其次，可以把他们的创作活动纳入到当代中国文坛的宏观背景下，以他们为个案，探究乡土文学曾经的辉煌和当下的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思考他们写作范式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总结一些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规律，期望能为如何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想文学形态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最后，本书绝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追求文学研究的当下性和现实意义，因此，希冀在针砭文坛不良风气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研究方法及其价值

本书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属于比较研究。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中，采用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中泰纳的环境、种族、时代三元素说加以改进，兼取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等批评方法，综合运用，注意方法的互补，从地域文化、作家气质个性、生命体验、时代迁衍等多维视镜对他们进行比较。对文学不做简单的政治、道德判断，采取客观、求实的态度，最大程度地进行分析和阐释。尽量避免面面俱到，只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不懈追问。由于这些问题均较复杂，而为了分析论证的清晰，只能对所涉及的问题按照章节的次序逐一论述。

在本书的整体结构中，既有外部批评，又有内部分析；既有差异指认，又有共性抽绎；既有细微分析，又有整体评价；既注意到时间因素对文学整体演化的巨大推动力量，又不忽略空间因素对作家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个性形成所起的内隐模塑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的“特别性”得到明晰的分辨和触目的凸显。由于三位作家均著述颇丰，为批评者提供的研究空间相当广阔，而本书篇幅有限，因此笔者采用了一种比较经济的结构方法：在最为核心的第三至五章中，每章各突出一个作家，抓住这个作家最为明显的主体和艺术特征加以论述，将其他两位作家围绕这一主题与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见解和观点，同时也避免了机械的、板滞的“三国演义”式的行文局限。

当然，差异中有共性，共性中有差异，这些都将在笔者细腻的批评过程中依次得到展现，但笔者并不满足于进行简单的比附，仅仅找出所谓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也不是孤立地对他们进行评价和判断，而是努力将比较的结果上升为文学经验和文学规律的总结，以此三人的文学活动为个案，将他们的文学运动轨迹和整个当代文坛的发展主潮联系起来，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坛发展的若干问题，思索中国当代文学曾有的经验和得失，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全发展提供艺术资源和理论引导，这便是本研究课题最大的价值所在和笔者梦寐以求的批评理想。P1-4

早在2002年，本书作者梁颖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她刚一进校，我们初见面，她就向我谈了她要把本书的选题作为博士论文的最初构想。虽不成形，但方向有了。当时这个选题尚不为人所看重，哪里像现在，成了许多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据说有不少人在做。当时检索全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尚无人做这个题目，唯有一篇评论文章有过大致思路。这不奇怪。当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虽然已在文坛上获得很大声誉，但批评界多热衷于把他们拆开来看，孤立地看，研究他们独异的个性，认为能分辨出他们的不同，才是明智的，有眼光的；却很少想到，在多维的视角下若拿他们做比较，将会引出怎样丰富深刻的话题。

作为梁颖的导师，也作为三位作家的好友，我当即大力肯定了她的想法。我认为这三位作家既有“异”也未必没有“同”，无论研究他们的“异”或“同”，都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乡土文学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认识，也可以对辨认文学史上乡土叙述的演变轨迹有一定价值。在具体操作上我还想到，路遥虽去世，但找陈、贾二位提供资料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做起来也方便。事实也正是这样。此后我参与主编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把《贾平凹卷》的具体编选任务分配给了梁颖。她完成得很好，得到贾平凹的首肯。扎实、充分的资料占有为她后面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年读博，梁颖始终咬住这个选题不放，她几乎阅读了路、陈、贾三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上千万字，这还不算多如牛毛的评论文章，这其中她所付出的勤奋和心力可想而知；她不时汇总国内新的研究成果，有新的心得便与我交流。2005年春天，梁颖毕业前，把这部《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的论著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当时的心情和她一样激动。

我在读完论文的全稿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全面、系统、细致、富有深度地展开了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陕西作家的比较研究。论文从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生命体验、时代衍变、作家的气质个性诸多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分析，既将三人放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又从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三位僻处陕西的作家各自不同的创作特点。作者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剖析他们的成功之谜，发现他们文化观念和价值立场的某些共同点，也辨认他们创作个性和精神承传的明显不同点，同时指出他们各自创作上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作者采取了综合的研究方法，借鉴中外社科理论，对三位陕籍作家进行了深度阐释。该论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努力将比较的结果上升为对文学经验和文学规律的总结，追求文学研究的当下性和现实意义，期冀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全发展提供艺术资源，对每个作家及其重要作品的研究都比较深入，不牵强附会，不强行比较，而是从创作本身引出问题，且能引出带普遍性的话题，如乡土叙述的危机等等，对于建构理想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在针砭当代文学的重要缺失与弊病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除了我的这个评语，梁颖的论文被“匿名送审”返回后，我发现外校的几位不知名博导的评估也都相当高。这样高的评价，对于一份匿名送审的论文来说，实属难得。作为导师，我也甚感欣喜。

在我看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人，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中创造了奇迹的人。他们都出身贫困农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后代。他们的学历都不算高，路遥和贾平凹是工农兵大学生，陈忠实只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但他们作品数量都很大，他们的代表作或重要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废都》等，发行量都超过了百万。更难得的是，他们先后都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一切是必然还是偶然？当然，说他们的学历不高，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轻视学历的证明，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都曾遇到自我超越的极难克服的路障，依我看，那与他们的学历、学养，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何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可以总结的东西很多。这三个人，有共性，如真挚的人民性，充满生命质感和生命强力的笔触，浓厚的乡土情结，关注和同情弱势群体的底层意识和平民立场，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文化乌托邦。作为农民的儿子，他们或写关中平原，或写陕北城乡交叉地带，或写陕南商州，后来即使写城市也不脱乡土味，但地域文化的差异在他们的笔下构成了五色斑斓的风俗图画。在创作上，他们共同的“狠透铁”般的韧劲儿，他们对农民的熟悉、血肉体验和深厚情感，以及他们出众的天赋，审美趣味的民间性等等，成就了他们。但是，他们是否存在现代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缺乏？对于农耕文明和农民的精神疾病他们是否批判不力，甚至失语？

关于这三个人的话题，大有可挖的潜能，可以而且能够伸展出一个有相当宽度和深度的理论空间，可以由更多的人做，且可以做出不同来。但毫无疑问，梁颖的这本书，具有开拓之功。

雷达

2009年5月12日于北京

这本著作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改、完善后收获的结晶。

本书从选题、撰写开题报告到正式动笔，耗费了我很多心血。因为是三个人的文学比较，又不能处处平均用力，因此，结构上极难把握，颇费周折。最后考虑再三，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总——分——总的结构。写作中我遇到的困难的确很大：三位作家尤其是贾平凹，创作速度之快，产量之丰，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鲜有其匹者，光是阅读文本就会耗费很多精力。况且，有关三人，尤其是陈忠实、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又是那么多不胜数，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既要疯狂地、大量地占有资料，又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淹没在资料里超拔不出，我的论点必须建立在学术史的基础之上，但也必须发出个人的声音。现在，当我冷静下来回顾我的论文，实事求是地说，在观点的追新求异和论点的稳妥、学理化方面，我更倾向于后者。也许这篇论文没有多少“酷”评、“怪”评，但一点一滴都是从扎实的资料梳理和学理思维中得来，我尽力了，也无愧于一个批评者的客观、公正和良知。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雷达先生。读博期间，我在雷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在学业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三年时间我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核心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虽然文章数量并不很多，但这只是个开始，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努力的。最重要的是，敬爱的导师无私地向我们传授治学之道，使我们在感佩之余又获益良多。在这里，请容我对我的导师由衷地说一声：感谢您对我一直充满信心，也感谢您不倦的教诲和指导。

感谢学兄李雄飞先生、黑维强先生给予我的经常性鼓励，师姐董华锋女士、王兵女士、蔺春华女士、马晖女士对我的长期关爱，学友李明先生给予我的关心。特别是李明先生，以出众的才华、敏捷的思维、到位的表述给予我很多学术激发，他和李雄飞学长一样，在本书写作的具体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好友李秋玲女士、徐改平女士，是她们让我感受到来自友谊的温暖力量。李秋玲女士有时又像一位小母亲，怜惜、宽纵着我，给我多方支持。徐改平女士是我的同事，我们不仅经常就文学问题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且在生活上也有很多合拍和投缘之处。

感谢深爱着我、无言地为我奉献一切的父母，感谢我聪明、可爱的小宝贝，感谢所有默默支持着我的亲人们和朋友们，感谢我那双即使身在地狱也要寻找天堂的眼睛，感谢我曾经悄悄流过的泪水和劳苦的双手。

谨以这本不算完美的专著献给我最亲爱的父母和最心爱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