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江青为何秘密前往莫斯科，中苏首脑会晤时毛泽东为何对赫鲁晓夫怒不可遏，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为什么感到困惑，参加苏联国庆的周恩来宣布要提前回国为哪般，是谁拒绝了柯西金与毛泽东通话的要求，1969：中苏政府首脑会晤因何选在北京首都机场，林彪头骨去向之谜……

顾达寿是前苏联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王稼祥、郭沫若等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对他都很熟悉。他多次作为苏方首席中文翻译陪同苏联首脑和高层领导人出席中苏高级会晤和重要会谈。他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期间正值中苏关系发生演变的历史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传统友好逐渐走向淡化进而开始破裂以至全面恶化的全过程。

本书是他对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岁月风云的记忆。这本书的读者，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也将从中了解那段深沉的历史记忆。

本书系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顾达寿的回忆录。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曾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前后工作了12年，从普通译员一直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曾亲历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多次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对其间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领导人高层会晤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轶事。

前言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中文

为中国第一夫人当翻译

在长春铁路局

进人苏联外交部

翻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始末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纪实

毛泽东与米高扬杭州会晤纪实

周恩来与柯西金北京会晤纪实

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

百年回忆邓小平

后记

哈尔滨的苏联人

当年居住在哈尔滨的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铁路员工及其家属多达数千人。由于中国东北的气候和食品与苏联基本相似，所以苏联人很快适应并且习惯了在那里的生活。我们铁路局在哈尔滨建立了专门的学校，采用苏联统一的俄文教科书，由苏联教师讲课。苏联人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学习俄语和其他课程。

那时候在哈尔滨担任中文翻译的苏联人，包括与我同期毕业的同学有三十多人，其中大多数在我们铁路分局工作。也许是我的中文水平在我的苏联同行中比较突出，因此经常被指定在局里比较重要的会议上和谈判场合当翻译。

我记得在1951年11月7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行联欢活动，特邀请我们的苏方局长和中方副局长及其他双方领导成员出席。在那天联欢会上，苏中双方领导人互致祝词和亲切交谈时指定由我即席当翻译。午宴席上，总领事多巴申、副领事科尔巴欣、秘书日尔京与中方人员频频举杯，侃侃而谈，又是我唱翻译的主角。那天我才思敏捷，翻译流利，出口成章，博得在座的双方人员交口称赞。

从那天起，我与我们的苏联总领事多巴申成了忘年之交。遇有与中方的重要外交会晤或是友好活动，多巴申总要打电话通知我去领事馆担任翻译。其实，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有一位专门的中文翻译。我不知道为什么多巴申总要我去，这样不免会造成那位领事馆的翻译官不满，甚至会有抵触情绪。我对此也有忧虑，曾经对多巴申谈了我的想法。有几次我请求我们的局长出面说话，推说我们局里另有谈判任务，或者我自己找个可以推辞的理由来婉言谢绝。

后来，多巴申知道了我的想法。有一天是他的生日，他特地派他的秘书日尔京开车来请我去他那里喝酒。于微醉中他对我说，他要设法将我借调到领事馆来工作。说心里话我真的很愿意，因为在领事馆工作是当外交官，这比我在铁路局当翻译更有前途。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了解到长春铁路局一年后将移交给中方全面管理，届时我们将撤走回国。可是我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中国，如果我能调到领事馆工作，就可以继续留在哈尔滨了。

据说，多巴申果然向长春铁路局提及此事，但我们的局长没有同意。他说，现在苏方与中方共同管理的铁路局更需要我这样年轻有为的翻译，而且我的工作调动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长春铁路局的苏方人员编制归苏联铁道部，而哈尔滨总领事馆的干部调配属苏联外交部。如此跨部门的干部调动必须经两个部的领导批准。我对董力说出了我的想法。他也劝我目前应该安心工作，不必考虑将来的去向。他说，现在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友好，像我这样的高水平翻译，只要在专业上再精益求精，何愁没有前途？

现在想来，那时候我毕竟年轻，又有抱负和追求，期盼更大的成功。但是，现实和理想往往不能是你想象的那般完美。只有你脚踏实地，不懈地努力进取，才能达到成功。于是，我很快就想通了这个问题。从此，我又开始安心本职，不知疲倦地工作。我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中文专业，真正体会到勤奋学习和工作是多么的美好。

这以后不久，多巴申派副领事科尔巴欣来我们铁路局，向我们的局长递交了一份苏联外交部的明码电报。电文称，苏联外交部已经征得苏联铁道部的同意，特借调我作为苏方翻译，参加苏中两国的边境谈判，即日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报到。也就在这时候，长春铁路局也得到了苏联铁道部关于临时紧急抽调我参与完成此项外交任务的电话通知。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我知道这一定是多巴申总领事向苏联外交部极力推荐了我。

苏联外交部特派工作组与苏联驻华使节组成代表团，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与中国外交部进行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首次非正式谈判，主要是对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壤地段的边境走向划分问题互相征求意见。我很荣幸地作为苏方的首席翻译，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苏联在中国的重要外交事务活动，它使我对外交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外交官，为促进苏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有所建树。

P35-38

岁月风云的记忆

阎明复

前苏联资深外交官库达舍夫（顾达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在哈尔滨的长春铁路局任职中文翻译，以后又由前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了12年。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我和顾达寿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我记得是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轻的苏联人，特意给库达舍夫取名顾达寿。我与顾达寿从那时起开始相识，以后我们又多次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在我的印象中，他为人正直、待人谦和，特别忠于职守，倍受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器重。不久，他即被提升为前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政治参赞兼党委书记。上个世纪70年代初，顾达寿奉调回国。那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此后，在很长时间里，我与顾达寿的联系中断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苏开始恢复友好邦交。1991年夏天我率团赴莫斯科访问时，特别想见到我的老朋友顾达寿。于是，我便委托我们的使馆找到他并安排了我和他会面。那年我和他都已年过花甲，而且我们已经分别将近20年。尽管岁月在无情地催人快老，但我看到他的身体依然非常健康。我和他久别重逢在我们记忆犹新的红色故都莫斯科。风云变幻的岁月留给我们许多感慨。那年，他虽然已经从苏共中央退休而闲居在家，但他非常希望能再为中苏友好发挥余热，做点事情。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和愿望，于是便请我们的王荩卿大使向莫斯科的中资机构推荐他。之后，王大使将他介绍到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处当顾问和翻译。我从他给我的来信中知道他在那里工作得很愉快。这以后，我了解到他在莫斯科中丝代表处一直工作了7年，从1998年起，他应聘在中国欧洲商业投资中心驻莫斯科代表处任高级翻译。迄今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1年。

两年前的夏天，顾达寿应邀赴井冈山出席毛泽东诗词研讨会。会后，他到北京与我再次阔别重逢。我专门邀请他和老朋友在一家酒店聚餐小酌。席间，我发觉他已显苍老，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又得知他的夫人已经去世，我想他不免会有苍凉孤独的心态。那时我也早已离休，与他似有些许同感，便借用古典诙谐地问他：“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便一改愁容，引用曹操的一首诗朗声答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终于明白他仍不服老如当年那般用心致力的精神所在。

顾达寿是前苏联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王稼祥、郭沫若等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对他都很熟悉。他多次作为苏方首席中文翻译陪同苏联首脑和高层领导人出席中苏高级会晤和重要会谈。他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期间正值中苏关系发生演变的历史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传统友好逐渐走向淡化进而开始破裂以至全面恶化的全过程。值得庆幸的是，在他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结束后，终于又看到了我们两国人民恢复友好邦交的现实和前景。他所经历的岁月风云是我们那一代中国人和苏联人曾经记忆深刻而难以忘却的历史。我们今天回忆起那段已经流逝的风云岁月，便油然而生沧桑之感慨。如今中俄两国人民重新携手结为世代永不为敌的友好睦邻和紧密团结的战略伙伴。这也是我们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顺应历史潮流而造福于后人的英明所在。

顾达寿的回忆录《直译中苏高层会晤》是他对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岁月风云的记忆。我想，这本书的读者，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也将从中了解那段深沉的历史记忆。

2009年秋天于北京

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见证人——关于顾达寿和他的回忆录

我与顾达寿相识是在1995年1月12日。当时任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处首席代表的强燕昌拟借调我去工作，约我来莫斯科面谈此事。在此之前我已由江西省针棉织品进出口公司派遣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常驻。我记得刚从布拉格乘221次国际列车（布拉格—基辅—莫斯科）来到莫斯科的那天晚上，天正在下着茫茫大雪，中丝代表处的会计林普将我从火车站接到他们的办公室。这时一位高大魁梧的俄罗斯老人迎上前来与我握手。他戴着眼镜，面容慈祥，给我的感觉特别和蔼可亲。这时，强燕昌介绍我和他认识。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库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福特基诺维奇，知道他曾经是前苏联驻华使馆的资深外交官，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苏联解体前他从苏共中央外事局退休，后来经由中国驻俄使馆介绍给中丝总公司，聘请他在中丝莫斯科代表处当顾问，同时担任高级翻译。

他用很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对我说，本来他早就应该下班回家，听说我晚上到，就一直在办公室等着与我见面。我很感动。他与我素不相识，却急切等着见我，看来我与他真有缘分。他对我说，他的中文名字叫“顾达寿”。这个名字还是1957年夏天他陪同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杭州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谈时，毛泽东专门为他取的。我很惊异顾达寿汉语说得如此流利，于是同他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

他向我讲述了来中丝代表处之前的主要经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使我对这位见多识广、有着丰富阅历的前苏联外交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他说：“您该写一本回忆录，把您在中国的经历和您所知道的名人轶事都写下来，我想这肯定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他曾经写过一些这样的回忆录，有的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我告诉他，我不久后将调来莫斯科工作，那时我们就是同事了。他很高兴，说等我下次来他可以将自己的回忆录给我看看。也许他还不想让在场的其他中国人知道得更多，这番话他是用俄语说的。那天晚上，我和他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彼此都感觉相见恨晚。当他告辞时，天色更晚了。我对他说，等下次再来莫斯科一定与他详细交谈关于他的回忆录。我送他到街口，看着他驾驶着一辆很旧的苏联日古丽轿车，迎着飘扬的大雪奔驰而去。当时的情景使我顿生感慨，我感觉他饱经忧患且不同凡响，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

几年之后我曾经问他，那年冬天我来莫斯科的晚上，他为什么一直在办公室等着我。其实他完全可以在第二天上班时见我也不迟。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早就听强燕昌说过我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专攻俄苏文学，也当过俄文翻译，便想与我认识。那天快下班时，他听说林普去车站接我，就决定推迟回家，有意在办公室等着我。他说他似乎凭第六感觉就知道将会与我成为好朋友，而且以后我们在一起共事会很愉快。我也未曾想到，那年我来莫斯科与他有缘相见，便延续了我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从此我和他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结成了十五载忘年之交。

这年夏天，我原所在单位终于同意中丝总公司借调我到莫斯科代表处工作。我立即起程乘253次特快列车（布拉格—华沙—莫斯科），于1995年5月29日上午抵达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时隔近半年，我又与顾达寿见面了。这以后我同顾达寿真地成了非常好的同事和朋友。他的正直和诚恳使我对他肃然起敬。有一件小事一直使我非常感动。那天我下火车后没有取到随车托运的行李，而且过了一周行李仍然没有下落。我真着急了，我想行李肯定是丢失了。顾达寿劝我不要担心，说行李一定能够找到。两天后，火车站果然通知我去领取行李。原来在列车经过波兰首都华沙车站时，我的行李被错卸下，一直被存放在华沙车站的行李房里。顾达寿通过他认识的俄罗斯铁道部官员查询到此情况，立即通知华沙车站将我的行李运到了莫斯科。如果不是他，我的行李就很可能找不到了。如果我要求赔偿，也得到布拉格去申请办理，即使得到赔偿也只能是象征性的一点钱。可是我的行李中除了有一台日本索尼彩电，还有重要的文件资料。因为这件事情我非常感激他。可顾达寿在着手办这件事时并未事先告诉我。后来他对我说，他是想等有了确切结果再说。他不愿意只告诉我过程而不是结果。我从这件小事了解了他的性格和为人。

我在中丝代表处与顾达寿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一起工作，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工作的闲暇时间里，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在中国经历的往事。这年秋天，他没有忘记将他的回忆录送给我。是他亲手用俄文打字机完成的一部名为《我的中国生涯》的书稿。同时他给我看了他珍藏的若干幅照片，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是他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期间由塔斯社记者拍摄的。其中有不少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会晤的照片。

顾达寿的俄文回忆录原名为《我的中国生涯》，记录了他在中国12年的经历。这12年包含在他自1954至1984年在苏联外交部工作30年的外交生涯之中。顾达寿自1977至1985年在美国任苏联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自1986至1990年在苏共中央外事局、组织部和国际部担任要职；1990年年底他从前苏共中央退休。实际上，从1951年夏天开始在中国工作到1990年冬天在莫斯科退休，在他从事外交外事工作近40年的生涯中，有将近20年是在中国间断度过的。他的外交生涯经历了苏联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变迁。应该说，他是前苏联一位资深的外交家。

1991年，时任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率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特地看望了刚退休在家的顾达寿。顾达寿与阎明复是老朋友。那年，顾达寿刚刚度过花甲之岁，但身体依然健硕。他很希望还能工作。于是，阎明复向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荩卿介绍了顾达寿，王大使又向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驻莫斯科代表处首席代表胡丹推荐。胡丹曾是中丝总公司的一位很有能力的女处长。她于“文革”前曾在莫斯科公派留学，俄语说得很好。她很看重顾达寿的经历和能力。这样，于苏联解体前夕，顾达寿应聘来到中丝代表处工作。胡丹调回北京后，由中丝总公司原财务处长强燕昌接任首席代表，他继续留用顾达寿。当我从布拉格来莫斯科时他已经在我们代表处工作四年了。

从与顾达寿结识的那天起，我就想到了要将他的回忆录介绍到中国。可是因为我在中丝代表处一直忙于商务，这项工作时断时续了好几年后才完成初稿。

考虑到中国读者对于他的回忆录的兴趣，我同他商议截取他俄文原著中的素材重新起草，力求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描述尽量生动、具体。我在对他的回忆录进行编译和整理的过程中经常与他商讨，请他仔细回忆当年的情况，包括准确的人物、时间、地点。然后我记下笔录，以便将他口述的内容充实整理到他的回忆文稿中。

……  之后，顾达寿又特别委托我通过当代中国出版社将一本《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送给阎明复先生。应作者之邀，阎明复先生特为该书中译本作序，同时在报刊上撰文评价顾达寿的《我的中国生涯》不失为研究现当代中俄外交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此外，征得原著作者同意，我赞成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建议，拟将顾达寿的回忆录中译本定名为《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如此也许可以直接表明本书的主题内容，以期引起众多读者对于本书的阅读兴趣。

我个人以为，《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就其篇幅而言只是一本很薄的书，但它记录了中苏关系演变的一部厚重的历史画卷。作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岁月风云，他的回忆录向读者展现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邻国之间曾经发生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笔者在参与写作、编译、整理本书的过程中，也从中洞见了那段一波三折的风云岁月，如同感光照片一般清晰可见。

在《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出版之际，迎来了我们伟大祖国61周年华诞。中国的繁荣昌盛和中俄友好关系的长足发展令我们两国人民更加感到欣悦和振奋。我期待这本书的读者们，透过那些已经流逝而去的历史风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展望我们两个友好邻国同舟共济、世代和睦、繁荣富强、共创辉煌的美好前景。

郑少锋

2010年秋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