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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篇小说金库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从维熙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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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中国当代作家从维熙的代表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该作品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

除了收录该作品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自己对《大墙下的红玉兰》一书的解读以及别人对该作品的评论。

内容推荐

《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于1979年,描写了主人公——原省公安局劳改处处长葛翎,蒙冤入狱,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无畏的抗争,最后血洒大墙的悲剧故事。

小说通篇洋溢着激奋、慷慨、壮美的情调,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这部作品将艺术笔触首次伸向社会主义国家牢狱的大墙之内,写法制而涉及冤狱,以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气,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大墙文学”。

目录

大墙下的红玉兰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答读者

人与“狼”之间

芦花白头最相思

难忘柳暗花明时

洞穿“大墙”的豪情人生

《文艺报》来稿来信综述

从维熙和他的小说

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

从维熙著作年表

试读章节

民间传说:日蚀是天狗吞日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天地混沌,鬼魅横行……

中国历史上出现日蚀的年代,在大墙下面,发生了这样一个悲恸的故事……

“你就住在这儿。”

身材结实得像树墩子一样的老犯人,指着监房大炕上约有六十厘米宽的空隙,对身旁的新犯人说。这个老犯人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声音里虽然掺杂了老年人的沙哑,但叫人听起来,仍然像军官对士兵下着无可争辩的命令。

也许是由于老犯人冰冷而沙哑的话音,刺激了这个新犯人的中枢神经,使这个刚刚人监的“新号”,略带一点吃惊的神色回过头来,仔细地端详这个劳改犯中的带班班长,老犯人大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长得高大魁伟,虎背熊腰。他脸膛红中透紫,颜色就像山洼里九月的山桃树皮;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那对不大的眼睛,时而闭合,时而张开。当他眼帘闭合时,眼圈周围的肌肉松弛下垂,显示出他已经是个老者;当他眼睛睁开时,老态顿然消失,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目光。

“这个家伙,一准是个杀人犯!”新犯人暗暗揣测着他的顶头上司,“看他那双眉毛,那么长,简直像个古玩店里的‘寿星佬’……”

新犯人无声的目光,马上引起老犯人的反感,他大声呼喊新犯人的名字:“葛翎!发什么愣,还不快点放下行李,跟我去领你的劳改服,上工地去打冻方!”老犯人两只不大的眼睛,瞪得溜圆,瞳孔里跳出微怒的火星。

叫葛翎的新犯人,把肩膀上草绿色军毯裹着的行囊,放在炕上,仍然有点好奇地望着这个劳改犯班长。因为他听出这个老犯人的口音,也是河北冀东人,很想再和他攀谈两句,但是,老犯人那对冒火的眼睛已经告诉他,再多说一个字,都是属于废话了。于是他开始解行囊上的绳子。

他感到十分疲倦。押送他来劳改队的吉普车,不巧在半路上抛了锚,一个年轻的民警,伴着他徒步行走了七十多里。黄河之畔的茫茫尘沙,肆无忌惮地扑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鼻孔、耳洼,甚至连睫毛上都蒙盖着一层黄尘,汗滴顺他脸颊上淌下来,留下的条条痕迹,就像蚯蚓爬过的沙丘那样清晰深邃。特别是汗碱板结在一起的棉裤,硬得像把三棱刮刀,磨破了他在土地改革年代留下的一个弹痕,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送他来劳改队的年轻民警,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状态,竟充当了这个新犯人走路的拐棍,在通向劳改农场的风尘驿路上,先替他背着行囊,后又架起他的胳膊,一直快到了狱政科办公室的门口,他才把行李给这个新犯人背在肩上,并悄悄耳语了几句:“葛处长!您也许不记得我了,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他看看左右没有人,眼里忽然冒出泪花,“这个年月,您可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说着,把一块新手绢塞在葛翎手里:“擦擦脸上的尘土吧!您成个土人了!”

葛翎很想把年轻的公安战士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但他看见了监狱的两扇铁门,看见铁门旁边的高大围墙,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他怎么能使自己的感情,贻害这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呢?!

老犯人把他带进铁门,随着那两扇铁门的关闭,葛翎的心紧缩了一下,他感到他真的是一个囚徒了。历史——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严峻无情: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共产党的监狱;一个掌管国家专政工具的领导干部,瞬息之间变成了专政对象,被装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连这个“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都对他发号施令,对他实行专政了。

葛翎是个不爱动火气的人,但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凭着一个老公安干部观察事物的锐敏,就感到了这个老犯人的潜在敌意,六十厘米——比其他犯人几乎窄上一半的地盘,似乎早就给他准备好了;而且不许他喝口水喘口气,叫他马上到工地去开冻方,剥夺了一个新人监的犯人应有的休整时间。葛翎本想用党的劳改政策质问这个老犯人几句,但长途跋涉的劳累,使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他军毯上的行李绳没有解完,就靠着行囊闭合了双眼。

“这儿不是休养所!是劳改队!”老犯人对着葛翎吼叫起来了。

葛翎没有回答,强烈的睡眠欲望占有了他,他甚至没有擦擦脸上的泥土汗渍,便发出轻微的鼾声。

“葛翎——”老犯人沙哑的喊声,猛然高了八度。“你刚来就怠工,会上要对你加温!”

葛翎的头歪垂下来,干裂的嘴角淌出口水,他睡熟了。

“你是哑巴,还是聋子?”老犯人索性对着他的耳朵喊叫起来。

葛翎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毫无反应。显然,他已经疲惫不堪,就是耳旁响起九天惊雷,也不能赶走睡魔。这,只有经过漫长风尘驿路的跋涉者,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

如果换另一个犯人,遇到这样的场景,也许会把葛翎垂在炕沿上的那双腿,抱起来,安详地放在炕上,给他盖上被子,叫这个“新号”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带他到监房之外的工地上,投人劳动中去;但这个长着扫帚眉,脸膛紫红得像山桃木一样的老犯人,似无这点起码的良知,他像一个久猎未获的猎手,突然寻觅到一件最心爱的猎物那样满足,那么开心。他皱着月牙形的扫帚眉,狞视着葛翎额头上一道道皱纹,狞视着葛翎斑白的两翼,嘴角情不自禁地浮起一丝冷笑:“你老了,我也老了,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在这儿又重新见面……”

其实,老犯人所以能认出三十年前这个对头冤家,并不是凭他那双鹰鹫般的锋利眼睛。按他自己的理解,这完全是一种天意支配,绐他带来的这次历史性的巧遇。

今天早晨,天刚微亮,犯人的起床钟声还没响,监房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把这个犯人带班班长惊醒了。更叫他吃惊的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劳改队的队长,也不是狱政科的狱政干事,而是由狱政科长刚刚荣升为劳改农场政委的章龙喜。这个五短身材,脸上带着一点浅麻子的权威人物,手电筒的光没对准别人,偏偏对着他的脸。老犯人心里打了寒颤,不容他多想什么,撩开被子,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低垂着头,瓮声瓮气地问:“您……是找我?”

章龙喜经常用手势代替语言,以表示自己的威严,他用头向房外示意了一下,老犯人匆忙地穿上犯人的灰棉袄棉裤,便跟随着这个年轻的政委出了监房。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打鼓:“老天!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政委是劳改场的头号人物,天还这么黑,找我这个劳改犯干什么?一准是我带领的犯人班里,出了大事……”老犯人想到这个,头上冒出冷汗。

P1-5

序言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h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时》,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人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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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1 2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