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尹昌衡任川边经略使之职，率军西征,为时三月，一时川边抵定。尹昌衡将边军集中于昌都，拟乘胜西进，前锋已达工布江达，达赖震恐，英国极力向中国政府施压，逼令退兵。袁世凯政府屈于英国压力，命令尹昌衡停止西进，并于1913年将尹调回京软禁，撤消其川边经略使之职。

《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作者任新建、何洁凭其深厚的史学功力，在浩瀚的史料中，选编出尹昌衡西征的重要史料，详加注释，奉献给专家学者和广大者。

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分裂势力，利用中国国内政局动乱之机，在西藏发动了驱逐驻藏官兵的“驱汉”运动，图谋“西藏独立”，并派藏军东犯川边；与此同时，川边已改流设治各地的土司亦纷纷叛乱，企图复辟。一时间风云骤变，边藏陷于岌岌可危之境，国家主权面临严重危险。在此危急情势下，四川都督尹昌衡于1912年率军西征……

《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由任新建、何洁主编。

《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所收录的尹昌衡西征史料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清末民初川边地区情况，供了解尹氏西征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为尹昌衡西征经过，供了解尹氏从筹备西征到被迫辞职的始末。前两部分所收录史料中，主要是档案文电。第三部分为附录，收录了包括尹昌衡在内的西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曾在川边任事之人有关西征的见闻、有关西征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以及中英有关西征的交涉和“西姆拉会议”的史料，用以补档案史料之不足，增加对西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的了解。

导读

一、清末民初川藏局势

 （一）傅嵩炑奏请西康建省

 （二）赵尔丰调边军援川

 （三）川边各地告急

二、尹昌衡西征

 （一）川、滇等省请求西征

 （二）尹昌衡率军西征

1.西征进程

 （1）经费筹备

　　 （2）挂帅西征

　　 （3）军事进程

2.川滇合作与生隙

3.嘉奖事宜

4.设治事宜

5.经营川边及西进之计划

6.张煦事件

 （三）与西藏之交涉

　（四）西征人藏受阻

 （五）尹昌衡被迫告病赴京

三、附录：

 （一）西征及西征停止后之中英交涉

1.《英藏交涉始末记》之记载

2.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之记载

3.史礼绶《中英关于西藏问题交涉之始末》

4.西姆拉会议中之中英西藏交涉

 （二）尹昌衡西征自述及有关西征之文论

1.尹昌衡：《西征纪略》

2.尹昌衡：《止园自记》

3.尹昌衡：《西征诗钞》

4.骆成骧：《西征诗》

5.罗一士：《西征诗》

6.孙绍骞：《平乡纪事》

7.尚秉和：《西藏篇》

8.李静轩：《尹昌衡西征纪要》

9.冯有志：《西康史拾遗》中有关西征之记载

10.贺觉非：《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中有关西征之记载

11.《中国近代战争史》中有关西征之记载

12.《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中有关西征军之记载

13.孙子和：《西藏史事与人物》中有关西征之记载

14.李绍明口述《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中有关西征之记载

15.黎仕明、陈明《尹昌衡西藏戡乱》

16.塔娜、喜饶尼玛《尹昌衡西征评述》

后记

周炳炎详报川边总代表顾占文：明正叛匪劫掠河口情形

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

窃河口雅砻湾处为川边第一冲途，上年延聘比国工程师并购该国全桥钢料，修建吊式钢桥，迄今一载有余。桥料业已到齐。所有泥、木、石、铁等匠，以及需用一切材料器具，凡为我国所有者，一概自行招雇备办。本年八月十七日，工程正在吃紧之际，突被明正叛匪二百余骑劫据河口东岸，委员等无兵无械，抵御实难，只得护同工程师、洋监工等过河守口，免伤外人而起交涉。幸全桥钢料均在河西，尚无损失。惟作工器具、材料及工匠等多在河东，被匪劫掠逃散。至九月初二日，我兵克服河东，毙匪百余名，并生擒匪首康秉中，委员等随即查得所失桥工器具、材料并工匠逃亡数目。除陆续清查追回，并平粜米未失，一面分报收支局外，理合开具清折，随文呈祈宪台查核，批示祗遵。

川边总代表顾占文批：来牍所报被匪劫掠器具及逃散工匠各情已悉。此复。单附卷。

录自《边务档案资料》第一分册

得荣委员丁成信：详报顾占文得荣兵变情形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一日（1911年12月20日）

窃得荣兵变，委员前已具详请示在案。

查兵变前二日，叛兵等曾寄信与喇嘛，谓伊等走后，大招②各房屋以投诚时所缴各物，概行归还喇嘛后，藏乡城、稻坝喇嘛已经登殿，尔等亦可照此行事。十七日清晨，叛兵走后，喇嘛数十人平时亦所未见者至此，齐集衙署，译称伊等现已投诚，各项公物，前曾说过情愿备价领回，已交过藏元一千七百元，将牛只领回在案。乃汉兵等蹭蹋寺院，又将大招所存公物掳去。官是大皇上的官，兵是大皇上的兵，喇嘛亦是大皇上的百姓，兵既不能保护百姓，官又不能镇压弁兵，请将寺院及抢余公物交还伊等。委员见事机不好，汉夷相疑，当即从权好言安抚，谕以叛兵等概属匪人，本委员及书巡等只十余人，又无兵权，不能镇压弁兵，此系实话，亦是实情。惟弁兵少读诗书，不知王法，不明道理，本委员平时恐其滋事，常与哨官和衷共济，前晚又借给藏元一千元，只求无事。乃叛弁兵毫无人心，今早胆敢如此行为，将大皇上钱粮赋税及公物抢去，本委员积存银钱、食物、衣服、被褥概行抢去，本委员亦被捆绑，幸得躲脱，将关防文卷保全；李委员亦惟被抢马二匹、鞍鞯一付；好言哀求，大招房屋亦得保全，此系大皇上、大佛祖、大钦差感格所至。现在大招及抢余公物，尔等欲自行保护看守亦好。当将公物照册查点，甫将及半，十八日早饭后，叛弁刘志连、曾炳南忽专三人来，一人持委员铺盖一床，一人牵李委员马一匹，一人手持枪及信一封，称为假札所误，行至卡穷桥方知，将跑公事人击毙，伊等仍欲转回。惟时喇嘛愈聚愈多，持枪佩刀，往来汹涌，莫能名状，只恃通事白万胜__人不能遍谕，又未知叛兵等全行踅回，意欲为何。当将案卷藏好，携带关防，约同李委员径往寺后躲逃。山陡林密，匍匐而行，从者教习贾炜，司书王聚五、叶树滋，通事白万胜，巡丁明敬德、贾占彪、李金元，李委员跟役贾选臣、邓王鑫，木匠靳凤亭、蛮巡丁李存惠甫行里许，闻寺前枪声隆隆。爬山越岭行三十余里，时已二更，喇嘛七八人执枪持火跟踪前来，译称叛兵只六七人已被伊等击毙，喇嘛百姓共千余人，各又（有）枪刀，。不怕叛兵，请委员回署，为伊等作主等语。委员谓果如此，回署为伊等布置，不难设计歼除叛兵。当同喇嘛等转回。乃行至寺后，喇嘛始吐实言，谓伊等与叛兵互相枪击，两边均未受伤，叛兵四五十人占据大招，喇嘛百姓实难抵敌，害怕散去，所以请委员回来者，恐与叛兵通共一气，残害伊等故也。维时专差飞递公文之巡丁刘占彪亦被叛兵堵回，诡词得脱，访寻来至。喇嘛欲将委员等拘禁空房，派人看守，不准跑递公文，走漏消息。委员乘看伺人等稍松，潜使贾占彪逸去，当传晓事喇嘛至前，谕以贾占彪送公文到巴，系请大兵征剿叛勇，已经去远。叛兵蹭（糟）蹋尔等，本委员为尔等作主，一俟大兵到时，不惟将公物追还尔等，且将叛兵概行正法，为尔等出气。喇嘛等谓如果委员与伊等一心，必同饮血酒，吹灭酥油灯为誓；新旧两要员皆待伊等甚好，惟武营弁兵估买估卖，雇役乌拉，痛打伊等。最痛心者，无良汉兵将寺庙佛像砍头挖心，墙壁画像，添须抹脸，我等必与汉兵拼命。委员不与我们鸣（盟）誓，我们终不相信。委员当命通事白万胜与喇嘛等饮酒，吹灯为誓，喇嘛等心始欢然，将委员等送至山后鸦丁党巴村躲藏，派人保护并供给米肉柴水，静候大兵诛锄叛勇。委员仍命夷民将过滇溜索砍断，寄信云南文武员弁拨兵防堵。乃时未二日，叛兵又将仓粮公物打劫，并将李委员衣物及委员米肉锅碗等概行掳去。夷民报信前来。喇嘛等闻信怒不可遏，催传各处喇嘛百姓于二十五日晚齐集浪藏寺开仗，二十六日微明，喇嘛百姓与叛兵互相攻击，叛弁刘志连纵火焚烧寺屋，喇嘛百姓等一同（面）攻击，一面救火，幸将刘志连击毙，叛兵始行溃逃。二十八日，喇嘛百姓将委员迎回权住学堂偏房。查点尸身，房屋计烧口院，李委员所住一院亦被焚，如金顶大招、二招、转经楼幸克保全。大招系堆存公物及收藏文卷紧要所在，二招储粮，转经楼收藏经书，系作学堂，俱各无恙。惟将教习图书、用具撕弃满地。点验尸身，计喇嘛受伤七名；击毙叛弁刘志连一名、叛兵三名；受伤未死叛兵二名，蛮妇一名，蛮妇即叛兵一名之妇，现在浪中顶村，当谕夷民将叛兵一名，蛮妇一名解回得荣拘禁待质。将受伤身死喇嘛七名、刘志连一名、叛兵三名尸身掩埋。据受伤未死叛兵一名张义廷供称，原籍四川人，在后哨四棚充当正兵。十月十六日有驻防定乡左营正兵陈其先、李自魁、陈占春三人跑信来营称说，十月十四日稻城贡噶岭兵变得有公物银钱，约于十八日齐到定乡起事。十七日早，陈其先、李白魁、陈占春伙同驻防得荣前、后哨兵赵见青、严以泽、石连璧、颜得胜、方宴清、叶松亭、王明星，哨书郝少青、高通事三十余人人署肆行抢劫。及行至距得荣六十里之卡穷桥始接定乡来信，言日期已误，定乡事覆，蒋大老爷将叛兵带回得荣，欲来估逼讲和，不料丁大人、李大人惊疑，先行躲避。叛兵于二十日复人大招及李大人住屋掳抢，曾大老爷欲行自刎，伊等始息等语。讯供既毕，仍谕夷民将张义廷严行（刑）看管候质。

查此案受害人李委员、教习、书巡、通事等十余人，均已孑然一身，雪地冰天，忍饥受冻将及半月。滇川各商人前将货物售与弁兵，未曾收得分文，未售货物全行损失，亦惟孤身逃命。夷民马骡被抢五十四匹，五路保正均被伊等缚去，至今未归。叛弁叛兵行同强盗，又复煽惑喇嘛，流毒生灵，实罪大恶极。而关外三次兵变俱在左营，伊等实恃定乡、稻城、得荣等处与滇相接，与巴塘信息稽延，故见惯习惯，敢于如此。刘志连已伏天诛，曾炳南及叛兵百余人现复四至狂窜。伏望早发大兵，安靖地方；委员为急求善后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请宪台俯赐察核，伏乞批示训诲饬遵。

顾占文[批]复：复牍悉。所请发兵办理善后事宜，酌办可也。

录自《边务档案资料》第三分册

边务收支局详报得荣兵变：已暂派员星驰往抚并请札委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912年1月7日）

窃查此次新军左营前、后两哨驻扎得荣，于本年十月十六日因谭管带札调开赴乡城，一同造逆，送札勇丁陈世豪、陈占春、李治坤三名到哨之后，即造谣煽惑，遂勾结该两哨兵勇，于十七日乘势抢劫粮署。该弁长等察知造逆情弊，行至卡穷地方设法将李冶坤、陈占春枪毙，除李治坤未获首级外，当将陈占春首级送赴巴塘悬示，并生擒陈世豪。该弁长见三逆均就诛擒，仍率队回荣。冀将兵勇所抢各物逐一清还，以息此事。殊丁委员未悉弁勇等仍回之意，当同卸管李委员及司书人等概行逃匿。而该处喇嘛、百姓亦遂群起惊惶，聚众自保，并将丁、李两委员寻回拘禁。于是，兵不能取信于委员，而官复不能约束于百姓，两相猜疑，势成骑虎，此系弁兵听调抢劫粮署后回得荣，喇嘛聚众抗阻之大概情形也。

旋喇嘛、百姓等愈聚愈多，遂于二十五日齐集浪藏寺，于二十六日黎明突出与弁兵攻击，当枪毙哨弁刘志连一名，正勇三名，受伤被擒男丁二名，喇嘛受伤身死者七名。该弁长等见众寡不敌，兼以枪弹无多，不敢久持，遂将兵勇一并开赴来巴。而生擒匿匪陈世豪经新军统领讯明，即于军前正法。目下弁兵已回巴，安堵如常。而该处百姓尚在惊惶。此系得荣百姓聚众攻击弁兵，而弁兵开回巴塘之大概情形也。

迭据该委员详报暨新军统领转移前来。本局窃查得荣自春问收服以来，未曾大受惩创，现虽委员设治，清厘户口、粮税、狡狙疑贰，岂尽释然！此次驻防弁兵误伪为真，贸然滋事，该处百姓竟敢乘隙拘制委员，复敢聚众攻击弁勇，其视委员固为蔑如，而心目中焉有军界？现在聚众不解，更不知意于何为。设该处蛮民始因误击弁兵，已成不了之局，继因畏罪自保，激成反抗之心，不惟可惜从前抚有之功。该处地处中心，紧连巴塘、乡、稻，一隅不靖，影响全局，前途情形尤为可虑。本局再四思维、若不早筹安抚之方，诚恐酿成大患。但我宪台督师人川，公文往还，动需月余，现在事机至急，不敢稍事因循，求弭患于将来，不得不权宜于此日。

查有候选通判张卜冲，勇于任事，当经本局派该员星驰往抚，即由本局暂给夫马费藏元二百元，差竣由该员据实报销，有余不敷，再行补缴。

至丁委员此番仓卒逃逸，被人拘制，既经见辱于蛮民，断难久居其上。该通判张卜冲前收服得荣时，调查各地，深得民心，以之接管斯土，实属人地相宜。合无仰恳宪恩，垂念时局艰难，俯如所请，迅赐札委，俾资展布之处，出自钧裁。

录自《边务档案资料》第三分册

P44-48

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者和西藏分裂势力，利用中国国内政局动乱之机，在西藏发动了驱逐驻藏官兵的“驱汉”运动，图谋“西藏独立”，并派藏军东犯川边；与此同时，川边已改流设治的各地土司亦纷纷叛乱，企图复辟。一时间风云骤变，川边和西藏陷于岌岌可危之境，国家主权面临严重威胁。在此危急情势下，民国政府派四川都督尹昌衡于1912年率军西征，迅速平息川边之乱，粉碎了藏军东侵之图，设置了相当于省级的川边镇抚使府和32县，巩固了民国政府对川边地区的统治，为后来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尹昌衡西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关系重大的事件，当时曾引起全国广泛的反响。但由于所经历时间较短，所活动的川边地区又较为偏远，加之尹氏不久被袁世凯囚禁，致使这一本该彪炳史册的事件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值此辛亥革命即将一百年之际，我们将尹昌衡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有关史料加以汇编，拂去岁月的风尘，让读者和研究者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一事件的重大历史价值，不仅是重新认识尹昌衡这个人，也可以从中得到历史的启迪。为帮助读者阅读和使用本书，特将尹昌衡西征的背景及其历史作用简介如下：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西部，地缘上处于“亚洲大陆桥”的位置，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元代起，中央政权直接设置机构管理西藏地区，分封宗教领袖，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清代出于“尊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治需要，将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首领达赖喇嘛，封为西藏宗教领袖，命其与驻藏大臣和班禅喇嘛一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从而使达赖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清朝末期，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败和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西藏，达赖与清廷开始发生矛盾，渐生异心。英俄等帝国主义乘机侵入西藏，挑唆和引诱达赖，培植分裂势力。1888年，英国公然派军侵入西藏，遭到清政府和西藏军民的奋力抵抗；俄国则派遣特务打人十三世达赖身边，进行蛊惑利诱，企图控制达赖，疏远达赖与清政府的关系。1904年，英国再次派远征军侵入拉萨，胁迫西藏地方政府订立非法的“英藏条约”。十三世达赖逃往库伦（乌兰巴托），寻求俄国援助，被清廷废除名号；同年，川边地区巴塘土司与寺庙上层在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下，戮杀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随行人员，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巴塘事变”。  面对“英俄交相窥藏，达赖又生外心”，“藏事岌岌可危”，川边动荡不宁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决定实行“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战略，在川边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新政，筹建行省。

“川边”，在清代和民国初期是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名称。指的是四川西部的藏族地区，包括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等一带地方，亦即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康区”之核心地区。因而习惯上又称其为“康藏”或“康巴地区”。

川边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界于西藏（卫藏）与四川腹地之间，是川、藏、滇、青、甘五省区的接合部，历来是联系西藏与内地的桥梁和汉藏贸易的纽带，在地缘上具有“卫四川、保西藏、控滇青”的重要战略地位。故历代中央王朝一直以其作为“治藏之依托”。

川边地区归属内地管辖甚早，行政上长期隶属于四川。汉武帝“开西南夷”，置七郡，其中的沈黎郡就管辖到今甘孜州东部一带地方。唐代吐蕃东扩，占有其地，但唐王朝仍在其沿边地区招降一些部落，置羁縻州数十。唐末吐蕃崩溃，康区各部落分立，宋朝乃复置羁縻州以管理，并通过“茶马互市”，加强了此区与四川内地的联系。元代统一全国后，在此区置吐番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管理，并将各部落首领分封为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职，分管各自地方，是为川边地区土司制之始。明代承袭元制，继续在此实行土司制。清代在此区分封了120多员土司。为了管理各土司，清政府在此区设立了打箭炉直隶厅和巴塘、里塘、察木多（昌都）粮台（又称军粮府）等行政机构，统隶属于四川。

“巴塘事变”发生后，清廷任命四川建昌道赵尔丰为善后督办。赵在平定变乱后，乘势将巴塘、里塘地区改流设治。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更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命其将川边地区全部改流，建立行省。经过六年的努力，到宣统三年（1911）春，赵尔丰终于将川边各土司全部废除，设立32县，委官治理，举办了垦荒、兴学、开矿、邮政、招商、练兵、建桥等一系列新政，为西康建省创立了基础。1911年5月，赵与代理边务大臣傅嵩姝拟定了以川边地区建立西康省的方案，报清廷审批。但随即发生的辛亥革命，使这一方案未及施行。

赵尔丰推行的“改土归流”和一系列新政，对推动川边社会经济发展，巩固川藏安全，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赵的民族歧视立场和依靠武力高压推行改流的做法，尤其是不尊重人民宗教信仰的态度，使其改流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当清末民初四川政局发生动荡时，其改流的川边地方也发生了剧烈动荡。

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刚调任四川总督不久的赵尔丰采取暴力镇压，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保路运动席卷全川。为镇压保路力量，赵暗电傅嵩妹率边军赴援。当时，川边地区共有防军11营，总数不足五千人，布防达二千余里，本不敷用。但傅嵩妹为报赵尔丰知遇之恩，仍从中抽调大半兵力赴援成都。这样就使川边地区不少地方驻防空虚。一些不服改流的土司和寺庙，在西藏分裂势力的鼓动下，乘虚作乱，纷纷复辟。与此同时，驻防西藏的戍军闻清政府垮台而分裂哗变。逃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英国的挑动和支持下，乘机派心腹达桑占东（即后来的藏军总司令擦绒）回藏，组织“民军”，围攻驻藏汉军。并派军侵入川边地区，与川边叛乱势力相互配合，企图控制康区、实现“大西藏”的图谋。自1912年5月起，不到两月问，川边地区的重镇巴塘、昌都均被围困，乍丫（今西藏察雅县）、江卡（今西藏芒康县）、乡城、稻城、里塘相继失陷，号称“康南门户”的河口县（今四川雅江县）也危在旦夕。而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民国政府任命的驻藏办事长官钟颖及驻藏戍军也被迫离藏。一时之间川藏交通断绝，“警报飞至，中外大震”，全国舆情激愤，川、滇、鄂等省都督纷纷请求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在此情势下，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人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人藏增援；同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

尹昌衡（1884—1953）字硕权，号太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1902年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其间认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翌年参加“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先后在广西、四川任军职。1911年保路运动中被四川各界公推为四川军政府都督，时年方28岁。因擒杀赵尔丰而威名四扬，被誉为“威猛将军”。尹认为川藏毗连，唇齿相依，边藏不保，四川则危。闻边藏乱后，屡请出兵平乱。早在1912年5月尹即委派黄煦昌为炉边宣慰使，组军赴边定乱。但因粮饷不济，兵力不足，而未能成行。及奉命，乃慨然决定弃成都之安适生活而亲自率军西征。力保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为后援。以朱森林率一团前锋先行，自率3营继进。

出发前尹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西征别川人书”，扬马革裹尸之决心，慷慨激昂，军民振奋。但前锋朱森林部至打箭炉后，闻叛乱武装有十万之众而惧进。尹闻讯，单骑驰赴打箭炉（今康定县），激励军心，图谋进取，制定了分南北两路出击之战略：南路（亦即尹文中所说的“中路”）由尹亲自督师，进军河口、里塘，先解巴塘之围；北路破格提拔智勇过人的副官刘瑞麟为督战官，偏师直插道孚，会合北道驻防边军，迳奔昌都。在解除昌都之围后，以一部兵力南下收复乍丫（察雅）、江卡（芒康）等地，以援巴塘；以另一部分兵力，沿川藏大道乘胜西进，直取硕般多、洛隆宗、边坝等地。

尹昌衡善用兵，其西征一反赵尔丰严刑酷威之道，少杀戮，重攻心。出征前他即檄“告边藏番人文”，并配以赵尔丰被斩首照片，向川边地方广为散发，以收人心。到川边后，又尊重宗教，善抚边民，因而沿途乱众“皆溃归无拒者”。尹对作乱土司，也恩威并施，一经投诚，既往不咎。前期作乱的明正、崇喜等土司，皆感恩受抚。故西征军事颇为顺利，不到三月，除乡城一隅外，“全边抵定”，犯边藏军闻风亦退，尹军前锋直达江达（今西藏工布江达县）。与此同时，云南都督蔡锷派殷承璩为征西军司令，由滇西北进军合攻，相继收服了盐井、毕土（今察隅境内）等地。尹昌衡正拟乘胜以轻军直人拉萨，弭平藏乱，却迭接袁世凯电令，停止西进。

袁世凯阻止尹昌衡进军西藏，提出的理由是：川军西征已引起英国迭次抗议，倘再人藏，恐会酿成重大交涉或直接冲突。而近世有的史家则认为是袁世凯野心称帝，不欲川滇之军势力扩大之故。其实，客观地看，袁氏阻止西征人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袁当时有求于列强之支持，而屈从于英国的压力等因（详见本书附录）；也有袁恐尹昌衡、蔡锷等地方实力派过大，不利其称帝，故意削减尹之势力’和影响的考量（后袁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不让尹返川，即可见其对尹的防备）。还应该看到，民国初创，力申“五族共和”，袁政府当时对争取达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还有一定幻想，恐尹军入藏会加剧达赖与中央政府的疏远这一原因。此外，当时北京政府财政支绌，难以支持征藏军费，以及川滇两军发生矛盾等因素，也对阻止尹军人藏的决定不无关系。

袁世凯阻止尹入藏，使尹昌衡“定藏”之计划，功亏一篑。在此情况下，尹氏除继续完成平息乡城叛乱外，只得精心部署川边防务，筹划川边镇抚府和各县的设治，规划川边建设。但遗憾的是川边规模初成，尹就被迫辞职赴京，到京不久就遭袁世凯囚禁。一代英雄壮志未酬，竞遭风波之狱，纵令世人扼腕长叹。

尹昌衡西征，前后时间不过一年多，用兵不过五千人，却纵横数千里，平息了川边数千里地方的动乱，驱逐东侵藏军，阻遏了西藏分裂势力以武力侵占川边，搞“大西藏”的图谋；恢复赵尔丰建立的三十多个县的设治，为民国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尹昌衡不畏艰险，挺身而出毅然决然率军西征的话，那么，清末以来，花费巨大精力经营川边的成果将会化为泡影，“安康稳藏”的战略将无法实现；如果没有尹昌衡的西征军事行动及时挫败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蚕食川边的图谋，那么，英国也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召开“西姆拉会议”了。正是因为尹昌衡西征的胜利，巩固了川边，遏制了“西藏独立”，英国才匆忙要求召开“西姆拉会议”，伙同西藏分裂势力，炮制“内藏”、“外藏”之说，企图利用会议来实现其军事上未能达到的目的。因此，从历史的全局来审视，尹昌衡西征绝不仅仅是关系川边一隅的一个局部的事件，而是一件关系国家主权和川藏稳定大局的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在遏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西藏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仅仅从“固川保藏”这一历史功绩来看，尹昌衡西征无疑也当光耀史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本书所收录的尹昌衡西征史料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清末民初川边地区情况，供了解尹氏西征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为尹昌衡西征经过，供了解尹氏从筹备西征到被迫辞职的始末。前两部分所收录史料中，主要是档案文电。第三部分为附录，收录了包括尹昌衡在内的西征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曾在川边任事之人有关西征的见闻、有关西征研究的代表性文章，以及中英有关西征的交涉和“西姆拉会议”的史料，用以补档案史料之不足，增加对西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的了解。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收录的文电、文稿中，有一些文字错讹或不清，整理中我们根据其他相关资料作了校正和补阙，凡校正之处以圆括号，错漏之处以方括号标明。为方便阅读，对史料中一些人物、地名和表述不清的地方，由编者加了简要的注释。

任新建

在完成本书之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尹昌衡先生之孙尹俊龙、尹俊骅先生及其他亲属的大力支持，他们在资料收集和编纂工作中给予了许多具体帮助。本书在编纂过程中一直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杜敏、孙逊硕士参加了资料收集和校订工作，四川大学出版社和赵力平先生对本书出版耗费不少心血，谨此一并致谢。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