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第一刊《炎黄春秋》十年精华本，总发行量5000000册。

本书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

《我亲历的长沙大火》、《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亲历记》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这些亲历者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还原了什么真相、采用何种视角、代表哪种利益、结论如何……这些，读者都可以去文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本册为第1辑。

刀尖上的日子

 我与日军空战

 我亲历的长沙大火

 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

 空袭中路遇宋美龄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上)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下)

 中国大学生与美国飞虎队

 日寇投降亲历记

 芷江受降亲历记

走向1949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

 我在延安被“抢救”

 史超眼中和笔下的淮海战役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

 不能忘记本原的开国大典

苍茫二十年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一)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二)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

当时长沙的军政首长、省主席张治中，警备司令酆悌下辖两个警备团，警备一团团长岳岑率部于宝庆集训，在长沙仅有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在岳阳失守那一天，还特别鸣锣示众，告知市民敌军尚在岳阳以北，一时绝到不了长沙。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团员们更远赴四乡讲演，张贴壁报，以安定民心，翌日即有市民回城。张治中电令警备司令酆悌，若长沙一旦危急，即实施焦土政策。酆悌当时正应副司令唐生明之晚宴，唐生明之妻乃老牌电影明星徐来，擅长肆应，美而多姿，每有宴会，宾客皆趋之若鹜。酆悌曾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官僚习气极深，很少与部下接触，高高在上，一味只知享乐，沉迷灯红酒绿之中，接张治中电令后也不考虑，立即传令参谋处周处长(忘其名，火后即失踪)布置长沙焦土事宜。周处长紧急电知，徐团长、文局长以及地方自卫队等开紧急会议。会中酆悌宣布奉主席命令，若日军进犯长沙，即实施焦土政策，一切实施事宜由周处长拟定方案，经磋商后各位分头进行，他就离开了会场。最后商定实施方案主要的是警察局尽力劝市民疏散，并防止暴民乘机捣乱；市区内交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因兵力不足郊区可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队三人一组，每组间隔50到100米，汽油可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由徐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任务完成后可分头向湘潭退却，然后在湘潭集结，听候下一步命令(说明：按军事规定，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

盖当时我方电讯器材奇缺，武汉会战时通信兵团曾冒险至湘北岳阳等地撤收电线电话，以图抢运后方应用，只因战局逆转过速，措手不及，以至当时电讯传播极为困难，甚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与省主席张治中欲得一部电话都不易，其困难由此可见。岳阳失守时隔两日，敌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竞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放起火来。这时防守长沙的兵力极为薄弱，不论官兵都存有早日脱离不安全地带的矛盾心理，我们在城内的官兵们，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人心彷徨不已，不知所措。徐团长立即骑车赶往警备司令部请示，讵知到司令部见满地纸屑杂物零乱，人员已不知去向，仅有少数士兵在捆行李也准备逃走，当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返回原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长叹一声“走吧”，于是士兵在各处也点上了火，大火也就如此一轰而起。

时已黄昏，不到一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我时任二团一营营副)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兀立在何键(前省主席)别墅大门口，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5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部队炊事兵的大锅被挤丢在路旁，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喊儿女，沿途人挤人，虽有善心人欲伸援手，但面临如此生死关头，自身难保，徒呼奈何！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栗。时已深夜，百里处火光照耀如同白昼，及至次日清晨我们行抵“猴子石”时，敌人一架侦察机忽临头上来回盘旋，但未有其他行动即向北飞走。我们继续前行，直达湘潭，已走了一日一夜，疲惫不堪，即靠在人家后门口睡觉，时见大火烟灰纷纷飘落头顶。第二日我们陆续归队，接团长传令所有官兵即返回长沙候命。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满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不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幸国人洞烛其奸，虽对当事人恨之入骨，但并未因敌人之心战而动摇抗战意志。

张治中事后问明真相，大错业已铸成，再下令补救已无可收拾矣，他情知不妙，准备东渡湘江，一走了之。事经九战区司令长官获悉，急电其留在长沙处理善后。时蒋介石适在南岳，问讯后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之号)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蒋介石拟即赴长沙，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现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同时急调附近俞济时部第二十军连夜赶来长沙，一方面责令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主要几条街道(如国货陈列馆前大马路)并扑灭余燃，虽略微修饰门面，实难掩伤心触目之惨状。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日：“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以上这些话都由蒋介石的侍从官转告各部下。P9-11

本书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一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这些亲历者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还原了什么真相、采用何种视角、代表哪种利益、结论如何……这些，读者都可以去文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所亲历和记录的这数十载，正处在中国社会三千年来未有之最大裂变时期，无数惊喜和苦难都蓄积于时间之河，在这一瞬间倾淌而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被清晰地刻画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拿“文化大革命”为例，除一人之外，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被轻易打人卑贱的炼狱，即便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美好信念，但任凭如何呼号、如何抗争、如何隐忍、如何迂回，也没有哪一个位卑者的“忧国”之心、“忧民”之举，能力挽狂澜，阻止国家的这一场惊天厄运。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位卑”必然是一种常态，“忧国”也成了一种奢求，甚至变成别有用心之人的凶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位卑”现象正是民主与公平的缺失，是公民权利的孱弱，是对个人权益的绝对漠视。那场悲剧说明，如果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对“人”的权利的认知和争取，则必然能汇聚成巨大的民间力量，才能让那些庙堂之上“忧国忧民”者的呼吁有了可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形成监督和纠错机制，实现政通人和。

当人的地位不再卑贱；当人的尊严不再被随意践踏；当人们有合理的途径去争取和保障个人权益；当民主和法制的精髓被吸纳进国家体制，书里那些不堪回首的悲剧故事就不会在我们身边重演。

愿国人不再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