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讲述了清代著名经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派经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惠栋，探究了一代经学大师成长的人文学术和时代主潮，深入原著，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缕述惠栋在《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易》汉学、史地学、语言文字学等领域内的重要贡献，剖析其经学思想、语言文字学思想、哲学思想等，一言以蔽之为学术思想和科学逻辑思想，并及寄寓其中的政治思想，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

惠栋和他的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清代著名经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和哲学家。惠氏三代传经，为创立清代经学的吴学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惠栋则是相对于皖学的吴学首领。本书探究了一代经学大师成长的人文学术和时代主潮，深入原著，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缕述惠栋在《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易》汉学、史地学、语言文字学等领域内的重要贡献，剖析其经学思想、语言文字学思想、哲学思想等，一言以蔽之为学术思想和科学逻辑思想，并及寄寓其中的政治思想，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全书力图从门类科学的方法和方法学，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述和评析惠氏的经史小学和考据学。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

惠栋评传

第一章 哺育一代经学大师成长的人文学术和时代主潮

 一、惠栋，“人间天堂”的骄子和寒士

 二、惠栋与吴文化、西学和儒商

第二章 考论伪古文《尚书》和郑玄述逸篇

 一、揭穿梅氏伪作的《古文尚书考》的宏旨大义

 二、揭穿梅氏伪作的《古文尚书考》的条目奥旨

 三、考论真《古文尚书》的《尚书古义》

第三章 惠栋的《诗经》研究和诗文评

 一、《毛诗古义》考论种种

 二、考据学派的诗文评

第四章 惠栋的《三礼》学研究

 一、《周礼》考论及其在知识理性形态转化中的应用

 二、上古文化渊薮《仪礼》的古义解释及其在《仪礼》学中的地位

 三、“万世之书”《礼记》和郑注的学术思想成就和校勘成就

第五章 惠栋的《春秋》学研究

 一、属于《九经古义》但另列单行的《左传古义》

 二、今文经《公羊传》古义考论

 三、《谷梁古义》对《谷梁传》在经学文化系统中的定位作用

第六章 惠栋《易汉学》要论

 一、《易》学系脉和惠栋《易》学的必然性逻辑

 二、惠栋《易》学的两个主层面和《易汉学》对西汉孟喜《易》经卦历象的考索

 三、《易汉学》考索虞翻《易》说汉儒《易》学言《易》卦为月相和《易》数为历法

 四、《易汉学》考索京房《易》并制八卦六位图，八卦纳甲图和六十四卦次序图

 五、《易汉学》考索郑玄《易》乾坤爻辰图并所值二十八宿说为《易纬》、京房易、孟喜易之集大成

 六、《易汉学》考苟爽《易》乾升坤降及其推广之说《易》尚时中说

 七、《易汉学》关于汉宋分疆、立汉学门户的“四辨两说”

第七章 惠栋《周易述》系列著作考论(上)

 一、《周易述》系列著作和《周易述》上经考论

 二、《周易述》下经考论

 三、《周易述》彖传考论

 四、《周易述》象传考论

 五、《周易述》系辞上传考论

 六、《周易述》系辞下传考论

 七、《周易述》文言传考论

 八、《周易述》说卦传考论

第八章 惠栋《周易述》系列著作考论(下)

 一、《周易述》系列著作《易微言》考论

 二、《周易述》系列著作《易例》考论

 三、《周易述》系列著作《易大谊》考论

 四、《周易述》系列著作《明堂大道录》考论

 五、《周易述》系列著作《稀说》考论

第九章 惠栋的《论语》研究和世界观特点

 一、论孔子和《论语古义》考论种种

 二、惠栋儒学世界观对道释的兼采和吸收

第十章 惠栋的史学

 一、惠栋著《后汉书补注》的史学成就

 二、惠栋的史地学、人物志、方志学、称谓学和姓氏学

第十一章 惠栋的语言文字学

 一、惠栋著《惠氏读说文记》中的经学与小学成就

 二、《尔雅》考论与《说文记》

惠周惕评传

一、红豆斋主人惠周惕

二、从宦游京师到以身殉职

三、人论、文论、诗论

四、《诗说》在《诗经》研究史中透视种种

惠士奇评传

一、惠士奇，康雍年间的哲人和诗人

二、经史政论中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

三、对上古钟律和古代天文的研究

四、《易说》论《易》理逻辑及其投影之本体宇宙探秘

五、古代文化史专题论著《礼说》

六、以礼为纲领，以“正名”考实为宗旨，以启蒙为意蕴的《春秋说》

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惠栋，“人间天堂”的骄子和寒士

沫浴于“人间天堂”的自然风光，陶溶于吴地的人文景观，出身于太湖之滨的书香门第，知识主义传统下的“四世名山”，终身清贫的一介寒士，对科举考试的批评，“士不遇”的感慨。

惠栋(1697—1758)是清代著名经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派经学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字定宇，号松崖。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年，1697年)十月初五日，这位未来的大学问家、学术思想家出生在清江苏省(1667年设)苏州府吴县东渚(今苏州市吴县东渚乡)。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年，1758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位学术巨星陨落，墓葬在县境西光福镇香雪村。东渚就在光福地区。

吴县，是太湖之滨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久有“人间天堂”之誉。这里以其古老的文明，杰出的人才，秀美的山水，丰富的物产，乃至讲不尽的美丽的传说故事著称于世。吴文化蔚成中国古代文化一大区域文化。东渚、光福西濒太湖，东距苏州市中心二十多公里。东渚镇原名红豆村(也是因惠周惕、士奇、惠栋祖孙三代人称老红豆先生、红豆先生、小红豆先生得名)，因位于西渚村以东，称东渚，浒(浒墅关)光(光福)运河贯通南北。光福镇原名野步市，又名志里、邓尉，南朝梁代大同年间(535年一546年)建光福寺(又名铜观音寺)于龟山西南麓，故名光福，浒光运河和木(木渎)光(光福)运河在此交汇。南宋时，光福市已是“民灶千余，阡陌交通”的集市，明代已成为吴县六大镇之一，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设巡检司。东渚、光福地区山毓水秀，风光旖旎，著名的太湖七十二峰，有五十六座分布在吴县西部，东渚、光福地区就有南阳山、青山、龙山、茅山、安山、龟山、虎山(因吴王养虎于此而得名)、铜坑山、邓尉山、穹窿山等。青山绿水，香飘四季，到处是美不胜收的佳景，终年有沁人心脾的花香。梅花是东渚、光福的名花，光福邓尉更是探梅圣地，向有“十里梅乡”之称。惠栋茔地香雪村附近的香雪海，这一美妙的名字，如今伴以电冰箱名扬世界，那里正是邓尉探梅的绝佳胜处，曾赢得“邓尉梅花甲天下，望中无地不栽梅”的美名。元末明初，邓尉探梅已成为吴地习俗，清康熙皇帝玄烨也曾三次来邓尉探梅，乾隆帝弘历则六次游历香雪海，五次作《邓尉香雪海歌》。梅林香雪海是梅花名品青梅、雪梅、大青梅、红果梅、品字梅、白梅、花梅、黄豆梅、寿桃梅等的海洋；香雪村内还盛产桂花，三秋桂子，什么金桂、早晚银桂、子桂、丹桂、四季桂、月桂、木樨、白洁等名品，映日成彩，夕折蟾宫。此外，还有可用于窨茶的白兰、茉莉、玳玳、珠兰、栀子、玫瑰等香花，至于用于观赏的山茶、月季、杜鹃、兰花、菊花、芙蓉、蔷薇、芍药、石竹、秋海棠、玉兰、瑞香等，遍布全县。由香花说起熏染茶叶，则东渚、光福都是著名茶乡，这里的茉莉花茶、桂花茶、邓尉雪绿茶都是驰名中外的名茶，至于洞庭碧螺春，原名“吓煞人香”，康熙帝赐现名，和杭州龙井齐名，还有西山云雾茶、虎丘白云茶、天池的天池茶，也是饮誉全球，无怪乎远在明代就有“苏州茶叶饮遍天下”之说。山水佳侣，花、茶配对，俨然是人间瑶台，世上仙境。吴县有六大风景区，光福居其一(还有五处是西山景区、东山景区、木渎景区、石湖景区、角直景区)，这里除春梅秋桂以外，还多名木古刹，处处是山水与古迹共臻，自然与人文媲美，它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吴县的山山水水，古色古香，诗碑题刻，确乎就像惠栋尽毕生精力研究的《周易》原理所说：天地人一以贯之；惠栋家乡光福的美，吴县的景，铺织锦绣，网罗密致，有如鬼斧神功，造化献巧，其美的结构，大的理趣，确乎如惠栋所揭示的汉儒《易》象数之理：阴阳五行，乾升坤降，中正大美，卦爻奇变，更不必去说太极元和，象数卦气，钟灵吴地，处处是人才辈出，代代有各领风骚。惠栋之才，惠栋之学，莫非是光福之美景，吴中之灵气哺育启迪而成的嘛！请看看光福的人文景观吧！光福镇除墨泉、下崦湖、凤鸣高岗等湖山风光外，还有光福塔、光福寺、光福寺桥、浮庙墩。香雪海除梅花凌寒，馨香袭人，凝若积雪外，还有那“香雪海”三个大字，那是三次陪伴康熙帝前来邓尉探梅的江苏巡抚宋荦，当年触景生情，取名香雪海，并题刻在马驾山的崖壁上。多么壮观！又多么俊美！闻香阁座落在马驾山上，专供凭栏赏梅，登临高处，香气袭人知昼暖，更知人心暖，赏心悦目，快意于前，又岂无美的联想，理的构思？自然梅香人闻香，人建梅阁阁满人，故此景致为人文，或说亦人亦天，有美学情趣“天人合一”、物我交融之致，亦无不可。康熙还曾御书匾额“松风水月，，赐圣恩寺，还写有邓尉探梅的诗。《邓尉山》诗云：“邓尉知名久，看梅及早春，岂因耽胜赏，本是重时巡，野霭朝来散，山容雨后新，缤纷开万树，相对惬佳辰。”如由邓尉极目远眺，可望太湖，康熙帝《邓尉小轩望太湖》诗云：“山轩闲坐倚前楹，万顷澄湖夕照明，夜久天心初月上，笙簧谡谡奏松声。”玄墓山在邓尉山东南六里，两地一山相连，形成花的长廊，看梅人一路从邓尉到玄墓，所谓“花外见晴雪，花里闻香风”，倾尽人间美词彩色，也说不尽、写不完那人间仙境的旖旎春锦，清风幽香。清代李福有《玄墓探梅歌》云：“雪花如掌重云障，一丝春向寒中酿，春信微茫何处寻？昨宵吹到梅梢上。太湖之滨小邓林，干株空作横斜状，铜坑寥寂悄无踪，石壁嵯峨冷相向。踏残明月锁香痕，翠羽啾啾共惆怅。报道前村消息真，冲寒那顾攀云嶂。玉貌惊看试半妆，霜华喜见裁新样，酹酒临风各有情，小别经年道无恙。此花与我宿缘多，冰雪满衿抱微尚，相逢差慰一春心，空山不负骑驴访。”诗主人写香雪又一层云，写赏花人赏心悦目，临风惆怅，花我宿缘，互慰春心，当然比老皇帝的诗更富有人情味。

惠栋对邓尉山风光和探梅之事，当然是非常熟悉的，惠栋年少时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已多处提及邓尉山风光和探梅事，不过仅以注释体裁表述之。清王士稹《自光福里入太湖口住圣恩寺》诗：“逶迤邓尉山，苍茫具区薮。”惠栋注“邓尉山”引卢熊《苏州府志》：“邓尉山在吴县西七十四里。”王诗《雨中寻米堆山》：”远眺米堆山，苍苍积烟雾。”惠注“米堆山”引徐崧《百城烟水》：“米堆山即邓尉山左冈，突然高耸如米泻之状。”王诗《晚坐雨花桥看梅》：“绿萼纷竞发，翠羽时一至。”惠注“绿萼”引康宇《群芳谱》：“梅白者有绿萼梅，凡梅花跗蒂者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比之‘九嶷仙人萼绿华’。”又注“雨花桥”引《邓尉圣恩寺志》：“雨花桥在金刚殿左。”王诗《雨夜宿圣恩寺还元阁》：“梅树初花石涧流，满山香雪送行舟。”惠注“香雪”引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诗人多目梅为香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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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1993年12月6日上午，拙著《戴震评传》见书后不到一个月，当时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的吴新雷教授找到我，问道：“你有没有见过有关惠栋的论文、著作？”以我之孤陋寡闻，一下子被问住了。我的印象，只见过一篇论惠栋《周易述》的语言文字的论文，仅此而已。如实告知后，新雷老师说，他曾在北京、上海、苏州设法物色《惠栋评传》的作者，没有成功，希望我能承担此项写作任务，并鼓励我说：“你能写出皖派的戴震，也能写出吴派的惠栋。”最后，要我十二月三十日之前给他一个答复。以新雷师待人接物的那种亲切和蔼的劲儿，是任何一名学生都不会害怕他的，何况是我这位“老学生”，于是我反驳了他的“能写……也能写”之类的类比推理，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危险的，要令人失望的，对我来说是痛苦的、负疚的……至于要一个月以后给答复，我说起码要两个月以后……。老师对学生高度信任的一场谈话，几乎成了学生向老师讨价还价，不肯交课外作业的较量。其实，新雷老师谈话的第二天(星期二)一大早，我就从南湖赶到学校，开始调查有关文献资料的收藏情况，一边查阅，一边做笔记，一边捉摸分析，随时记下自己的认识，准备尽早给新雷师一个“愿意承担”或“不愿意承担”的答复，万不可耽误匡老和他的助手们正在从事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到94年1月20日，我在写了一试笔章以后，向新雷老师表态，我愿意承担撰写《惠栋评传》的光荣任务。为稳妥起见(害怕出不来)，还请求新雷老师此事为我长期保密，我深知，为惠栋父子写评传，对我来说太困难了。

但是，正如唯物辩证法的真谛永远昭示的那样，挑战和机遇并存。我有机会为清代两位朴学大师，一皖派首领戴震，一吴派首领惠栋各写一部评传，实在是很幸运的事。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条件、人文环境密切结合在一起，只有在海禁大开，国门洪畅时期，借助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雄壮宏伟的舞台，才有条件反映“本意”，参酌“他意”，演说“我意”，施展才干，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存在客体和反映当代意识的自我主体表现一番。两部评传的写作机遇是很可宝贵的，最值得珍惜的，我谨慎从事，争分夺秒，除日常工作外全力以赴，不敢稍有懈怠。

生活在康、雍、乾三朝的惠栋和稍晚于惠栋的戴震，论学问都是耸入云雾的高峰，谈人生堪比命运悲惨的平民百姓。每每捧读其雄文，不免思索其多舛之原委，从直观的方面讲，他们都没有能经科举而进入仕途，从深层的方面讲，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在于他们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学问之道的忠贞恪守，因而堕入“君子固穷”的困境，遭遇启蒙谋逆的险境。一代学术宗师，无不是追求真理，保卫理性，崇尚自由的志士仁人，其人生道路或是高歌猛进的勇士兼学人，或是潜心书斋的醇儒和志士，惠栋和戴震都是以无比深奥的学术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关怀的醇儒。“醇儒”之“醇”，除了说他们笃信学术，追求知识理性以外，具体到惠栋、戴震，还有另一番别具个性之“醇”，那就是在学术领域内重在苦心经营国学之精髓、治经之途辙、民族文化之本真的汉语汉字之学即小学。其人为儒之“醇”，其学为经子史学之“髓”。精髓不免微细，故小学为微观识小之学；识小不免个别和零散，故小学往往其自身学术形态表现为分散难贯。戴震还有《孟子字义疏证》那样的思想理论著作，惠栋纯为经史小学之作，小学甚难，不可能径直引用便读懂而评述一番，且其形态分散，这给撰写“评传结合，以评为主”的系统结构型的大型评传造成了很大困难。对传主个人来说，小学学术形态的分散割据，研撰时绝对排除美文形象的手法，不为人喜，易惹生厌，或许是惠、戴专治小学，渐入魔境，文笔古奥生涩，不如时文美言合宜，终使乾嘉学派的两位魁首屡试不第，找不到“富贵”的人生定位。

笔者除对清贫之士惠栋、戴震深表同情外，重要的是在不断探索为朴学家、小学家撰写广义的“思想家”意义上的“思想家评传”之路。我的体会是：  一是要看到深藏于朴学家、小学家灵魂深处的社会关怀之心和社会责任感。像惠栋这样的大学者，是过着半隐居生活的名士，专治经学和经学之载体语言文字，但经学及其载体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国学中的崇高地位和本体职能，都决定了惠栋以其特有学术个性，特殊的知识结构表达其人生追求和社会理想，不是没有思想，而是吴侬软语，软组织结构形态式的思想，需要我们认真探索，努力发掘，将论人与论学努力结合起来，以论人带动论学。

二是要注重其朴学的内在逻辑，注重其语言文字学的思想，这里实际上是门类科学思想，它们是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基础。朴学思想、小学思想，历来不为所重，甚至认为其无思想理论可言，这当然是些外行话。自许慎《说文叙》以《易传》“法象论”言造字之本，识“六书”造字之法，历代小学家都以自己的认识深化扩充而具体言之，无疑有丰富的语言文字学说可言。以语言文字解经，无疑是解释学途辙，其中有许多解释学思想、注释学方法可言。这些都是朴学家门类科学思想的一个主层面。更无论其注释经书都是以经书的认同、知行为前提的，经书的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朴学家、小学家自己的认识。朴学逻辑、语言文字学思想、经学思想，常常在惠氏父子那里得以合同旨趣，共观其窍。除语言文字学思想以外，被解释客体对象所属领域内的门类科学思想颇值得注意，如史地学思想、诗文评思想、方志学说、古天文学说，更不必说惠氏父子的《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学思想了。当然，因小学和考据的过分发达，上述种种门类科学的思想或不明显，但往往可以在文献学、解释学的层面上把握它们。与理学家、重义理的经学家的纵向比较又往往可使文献考据获得相应的理性形态的叙述。

三是要仔细审察传主的每一个说法，包括纯属语言文字学的说法，以理论工作者特有的敏感捕捉其中的观念形态，旧时曾称之为索隐派而嘲笑之，其实这是误解。寝馈其中，含咀英华，绌绎义理或概念以莅分散事体，只要是实事求是的，那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笔者每每从具体表达中抽象出概念，形成概念小圆圈的集合，逐步形成概念大圆圈，加工出思想理论系统。

四是针对经学家、朴学家、小学家的特点，除行文中尽量注重形成纬线小系统外，因经线多小学家特色，且因难以读懂，不能不说够，又往往以多例证的板块悬于经线而申明其义，有损系统性，为补其罅隙，全篇纬以细目大纲统领之，作为各章节内的大系统，与行文中的纬线小系统共成网络以张罗各篇。行文板块内的难懂引例，笔者多随文作注而企求点晴之效。

拙著蒙郭维森教授、卢央教授审稿，是正数十处。郭教授竟然考证出惠周惕诗“遁节祗今思自勉，可能不被尚公讥”中的“尚公”，为《后汉书·逸民列传》中的“向长”，即尚长，字子平。愧而叹服。又蒙郭教授赐序，括小学残碎于宏议，可补我不足，赖以生光，铭感何极。蒋广学教授再次担任拙著分管副主编，杨金荣同志担任责任编辑，正是他们的“为人作嫁衣，，的高贵品格和高尚劳动，使拙著得以“出嫁”问世，其心智情性，大约是属于《易·乾文言》“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一类的。

还须说明的是，1994年6月我到惠栋家乡苏州市吴县市搜集材料时，得到吴县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诸同志的热情接待，特别是得到市文史办公室邹志一先生的热情接待，邹先生赠给我许多极有价值的乡土文化资料。1995年11月去北京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时，得到善本部诸同志，特别是王扬同志的热情接待，帮助我排忧解难，事后还给我寄来珍贵资料。

值此拙著出版之际，我深切怀念引导我热爱理论语言学事业的黄景欣老师(1935.10.5—1965.9.29)，先师遗著《黄景欣语言研究论文集》已由先生的高足姜明宝教授与我共同编就并出版，稍可宽慰。我深切怀念我的研究生导师周钟灵教授(1918.12.20一1993.12.20)，现在，先生和师母彭战璐(1924～1969.12.9)已在牛首山普觉寺详1区后12排1号墓地奉安。谨以此书献给景欣师和钟灵师在天之灵。  1995年7月下旬，正当拙著紧张写作之际，传来姑母李含英先生(1913.11.2—1995.7.21)逝世的噩耗，悲痛万分。我1955年至1961年在张家港市沙洲中学求学期间，因家庭经济困难，曾附宿于姑母家，姑母待我如亲牛骨肉，当年情景，如在目前，把笔泫然，谨以此书献给姑母的在天之灵。

李开

1996.3.15

于南秀村7—7—502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