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印象，清王朝的最后改革是以“皇族内阁”的骗局和闹剧作为收场的，充满了荒诞气氛。海外学者雪珥将自己定位于“历史拾荒者”的角色，以新闻记者的敏锐和律师的严谨两项从业训练与经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爬捡出许多被忽视和遗忘的真相。正如他的比喻，追寻历史真相如盲人摸象，许多人摸到了象的屁股，他却拽住了象的尾巴。

　　时至1909年，改革已前所未有地成为大清国的全民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意欲在国内挺腰，在国际昂首。然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最为郁闷的是，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新的社会矛盾纠结缠葛，旧的官僚体制处处掣肘，大清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行驶至暗礁林立的险滩。1909年这个春天的故事，竟是一步步演绎成了王朝悲剧……

第一章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

 紫禁城的鸡叫

 1909年：春天也有故事

 爱新觉罗软着陆

 大清青年近卫军

 “橡皮图章”雄起

 大海航行“拷”舵手

第二章 老官场的弯弯道

 袁世凯冬眠

 金枪不倒张之洞

 庆亲王的首富宿命

 弄潮儿溺水

 不端的年代

 “蒙”“瞎”官府

 腐败的跳蚤

 司法独立vs私法独利

 善耆不善骑

 “唐僧”不是吃素的

 官场如赌

第三章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

 “铁老大”出轨

 爱国公债终误国

 “牛”背上的大清

 开滦煤矿地道战

 “黑金”超限战

 帝国的墙脚

 “爱国”企业家

 【延伸阅读】胡雪岩：花花轿子人抬人

 伶仃洋畔建“特区”

 腐烂的根基

 【延伸阅读】帝国商人反击战

第四章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

 “半吊子”大跃进

 难产的“美国梦”

 文化有罪，汉字无理

第五章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

 “烂尾”大清国

 宜春没有“春天”

 在失望的田野上

 枪杆子霍元甲

第六章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无毒不“圣人”

 康有为“熊市”

 大清国的流感

 瞎眼的叹息

第七章 亮剑，抑或舔伤

 龙旗插上东沙岛

 中朝“间岛”争端

 【延伸阅读】带刺的金达莱：清代视野下的朝鲜问题

 哈尔滨的枪声

 日本常青藤

 大清羊皮日本狼

 【延伸阅读】豺狼之恋：国人对日绵羊观

 流产的中美德联盟

 大清海军搁浅泥沼

 【延伸阅读】蛟龙捍海：晚清海军扬威世界的五个瞬间

尾章 大清政改的飙车与出轨

【附录1 有关中国1909年的各方声音】

【附录2 落花流水春去也】——1909年大事盘点

【附录3 国运本无宿命】——《中国经营报》记者马连鹏专访雪珥

【后记】

1909年，大清国终于听到了久违的雄鸡报晓声。

一个叶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隆裕太后)来了，新的牝鸡继续司晨，但毕竟还有个摄政王，属于“叔嫂共和”，公鸡算是回到了久违的岗位上。

鸡公、鸡婆一起报晓，尽管有点怪异，却成为大清国末世的一大基本国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对可怜的母鸡来说实在太苛责了。她在下蛋、孵蛋的本职外，还要挑起本不是她做的报晓任务，既当妈又当爹，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劳之外还得任怨，似乎家国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鸡的缺位或无能。

其实，但凡有点姿色的“牝鸡”，往往被历史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所谓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男人们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国时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对这样的混账逻辑很是愤然，留下一首麻辣诗篇：“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骂尽天下儿郎，痛快淋漓！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淫乱、腐败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弄得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里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巴克斯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性交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充满猫腻的戊戌政变中，至今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但正如8年后大清决定推进宪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国、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无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还是此后更为深刻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是难以用“被迫”、“伪装”等词汇进行解释的。P1-3

一个美而多金的女子焦急地站在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问道：“今晚要过河，哪个来背我吗？”

黑暗中响起了无数的声音：“还不是我来背你嘛！”

夜色如墨，掩盖了这些人的真正面容。

这个美而多金的女子，名叫“中华”，她将开始一段怎样的暗夜行程……

中国近代改革史或许就是一部“石头记”，一部有关一个民族摸着石头过河的记录。

过河的方法无非有三：架桥、造船、泅水。

架桥与造船难度大、见效慢，而且主事者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想得周到)，也需要文韬武略(既能喊得出动听口号，也能拿得出扎实的技术功夫)，更需要虚怀若谷(架桥、造船等于开创新路，桥通路成之日或许也该自觉或者被迫归隐山林之时)。尤其关键的是，架桥与造船需要分工协作、精诚团结，少争论或不争论。

傻子都能看出，这么多的条件制约，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简直是苛求。于是，大家只好纵身入水，哆哆嗦嗦地过河。好在河里本还有些石头，可以摸着当做路标，踩着当做台阶。

1909年，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急，石头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时不时地需要潜到水下才能摸着。

石头摸多了，一部分人摸出了门道，摸出了经验。他们不再在乎石头的有无或大小，而是靠石吃石、靠摸吃摸，摸石头成为他们先富起来的路标、先贵起来的台阶。作为最为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他们甚至发展成为大白鲨，用他们的巨尾扫去别人好不容易踩着的石头——落水的人越多，他们的食物来源就越充足。

也有一部分人，大声宣称自己手握终极真理、不二法门，可以实现强国梦，对摸着石头过河实在是不耐烦，他们不需要架桥与造船而能飞跃天堑，条件就是无条件地爱戴他、服从他、追随他。这些人不断地涌现，不断地试图飞跃，然后不断地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河中。最后他只是拍拍屁股爬起来，向着淹溺在水中的大多数，一笑了之：就当缴学费了嘛！

更多的人随大流瞎摸，石头没摸着，更没踩稳，摸到的是满手荆棘，甚至摸到了鲨鱼的门牙。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不幸成为“沉没的大多数”，他们的躯体成为新造的石头，而踩着他们前进的人则俨然成了弄潮儿……

(雪珥，2009年11月于悉尼-北京-重庆-上海途中)

12月的盛夏阳光，明晃晃地有些伤眼。窗外已是30℃多的高温，花园里的各种花卉和蔬菜都被晒得蔫不拉叽。据说，地球臭氧层的空洞正好在澳洲上方。

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到处飘荡着《铃儿响叮当》(Jingle Bell)那悦耳的雪橇铃声，海滩上的比基尼女郎们居然也戴着圣诞帽，自信地展示着她们的身材，而穿着汗衫短裤超短裙的宅男宅女们则徜徉在用棉花装饰出来的“雪花”中，尽兴购物。

冰火两重天。即使在如此盛夏，人们依然能营造出一个冰雪天地，假装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纯洁晶莹，充满了温馨浪漫。

我很喜欢这种季节反差带来的奇妙感觉，尤其是澳洲人那天生的乐观与豁达。上天安排了四季，人们却可以在自己心里另有一番春秋。

圣诞节前一个月，我从澳洲的盛夏飞回了北京的冰天雪地。钻出机舱时，我还穿着短袖，却并不感觉寒冷，而是清冽。鹅毛般的雪花漫天飞洒，给大地遮掩上厚厚的白纱，假装一切都是如此纯洁。

踏着厚厚的积雪，站在衔接后海与前海的银锭桥上，当然是看不到西山的美景的。海子边上酒幌林立，吆喝声四起，泛滥着似乎有点虚幻的盛世浮华。没有人注意到，脚下的土地百年前差点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名叫汪精卫的青年人，在这桥下埋下了炸弹，试图谋刺与他同样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以阻止清廷正在推进的改革，为革命创造更好的条件。

因为执政者的宽容，小汪意外地拣回了一条命，但他从中汲取到的最宝贵经验就是：执政者绝不应该如此养虎成患。若干年后，小汪自己也成了执政者，身居总理(行政院院长)高位，在接见“国难会议”代表时明确宣布：“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显然，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汪总理的执政能力已大大超越摄政王，民国比前清大大地进步了。

银锭桥不远处，大雪覆盖不住的，就是那些曾经显赫的王府，尤其是醇王府和恭王府。

醇王府的主人奕■，据说是道光众儿子中资质最差的，和其兄咸丰皇帝、恭亲王难以相比；但晚清最后的半个世纪基本上就是奕■一门的天下，光绪、宣统两任皇帝都出自他的门户。可见，政治上的最后胜利者和最大受益人，绝非那些聪明外露、个性张扬的人。

“待业”时的醇亲王是一个坚定的“左派”，对执政的六哥恭亲王多有不满，认为他是个当权的“走资派”。等到将六哥挤对下岗，他喜滋滋地挑上权力的担子，才掂量出那不可承受之重。据说，尝到当家人的难处后，醇亲王曾跑到六哥家中，道歉认错，虚心讨教。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恭王府离醇王府并不远，是目前北京城仅存的完整王府。在北京的一周时间，我五进恭王府，其中三次是冒雪而行，盘桓徘徊，难以割舍。

到恭王府去得最勤的，或许是周恩来。大量的回忆录证实，周恩来生前曾经无数次地来到这里，而且十分低调。周恩来交给谷牧的三条遗嘱中就包括尽早开放恭王府。在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心中，恭王府何以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恭王府里如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但他们在乎的只是和珅的故居。导游卖力地讲解着和珅成为大清国超级富豪的故事，人们张大嘴听着，哈喇子直往下滴，心向往之。历史，很多时候或许就是被八卦出来的，却还端着个一本正经的架势。

100年后，我们还在河里摸着石头。

2009年，也在水里挣扎着想找到个小石块的雪珥，不自量力地萌发了撰写一部“石头记”的梦想——回顾中国百年改革史。

于是，有了这些浅薄而粗陋的文字。一年来，这些文字每周一次在《中国经营报》上与读者见面，居然在这打酱油盛行的蜗居时代也能引起小小的反响。我深知，那只是因为这话题搔到了大家的痒处：在河里挣扎的你我实在很想知道前人是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的。

没有任何一部宝典能指引河中的十八摸，但希望这本书能不断提醒你我：此处水深、王八多、鲨鱼凶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