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白所著的《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1932－1936）》是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内容所写的一本纪实性作品，曾被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北京记者、《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H. J. 田伯烈先生及《红星照耀中国》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审读推荐过。书中除了记载作者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在伪满洲国为日军做情报工作的经历外，充斥全书的就是日本人的各种在华阴谋暴行的记录，这对于向世界揭露日本残忍的战争暴行和在占领区的法西斯统治，揭露日本军阀内部的黑暗，具有实证性的作用。

《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1932－1936）》是一本记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罪恶行径的著作，1938年首次出版时曾得到当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H. J. 田伯烈及《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高度赞誉。作者万斯白在书中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期间的种种经历及见闻，通过他亲身参与的诸多具体事件及大量的细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种种野蛮行径，表达了作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反人类本质的义愤之情。

序一 用扎实的史料还原历史的真相——写在“季我努书系”开篇（张宪文）

序二 不仅仅为了重提旧事（马振犊）

导读 满洲歹土——本书的历史背景（步平）

田伯烈（H. J. Timperley）序（初版）

第一章 我为张作霖工作

 入中国籍的意大利人

 白俄性奴贩卖者

 张作霖是怎样被暗杀的

第二章 我所知道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铁路爆炸

 日军强占沈阳

第三章 我的厄运降临

 遭劫的中国人

 我碰到了土肥原

第四章 日本“老板”不好惹

 日本政策的解释

 处长的训示

 我的第一件差事

第五章 土匪、扒手成了日本人的工具

 匪首老“影”

 发了狂的处长

 我会见我的伙计们

第六章 日本人的一切目的是搞钱

 官厅独占下的卖淫业

 毒品和麻醉剂

第七章 穆棱事件调查员

 害人反害己

 “托克马达第二”受挫了

第八章 义勇军的突袭

 复仇

 日本“官报”又打胜仗了

第九章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

 李顿调查团让日本人忙活

 东北各界向调查团递送材料

第十章 我又有了新的利用价值

 处长给我的赞语

 处长的赏识

第十一章 与义勇军谈判

 在义勇军的军营中

 有趣的意外事件

第十二章 宪兵们的家常饭

 新式绑票

 开斯普事件

 我被监视了

第十三章 日本人又有了新生意

 生财有大道

 带着血腥的钱

 吸尽了民脂民膏

第十四章 被迫离开东北

 将近结束了

 在上海的奔走

 我妻子的自述

结束语

附录

 1.007还是闵希豪生男爵——解析万斯白（萨苏）

 2.英勇的抗战劲旅——《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中的东北义勇军（余戈）

译后记 季我努学社走在路上——兼向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宪文先生致敬（康狄）

我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军政官员，其中一位是东三省的军阀张作霖大帅。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质，好几次要求我报告一些在俄国的中国人生活的实情，以及其他有用的情报，那些材料我是愿意提供给他的。他又一再对我说，倘若我决意留在东方的话，那他邀请我去为他工作。他的条件很动人，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我又想到了战后欧洲惨象，决定接受邀约。所以在1920年9月24日，我加入了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张氏那时在满洲，是人所共知的东三省督办。

大帅对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除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外，要我不得让其他人知道我是在为他工作。因为吴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吴就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对外，我仍应假装着是为自己的政府或协约国列强工作的。在“一战”期间，我是由联军情报处雇用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的。

我与张作霖大帅见面的次数不多。张大帅在沈阳召见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晚上，我得装扮得像一个中国人，戴上黑眼镜，头上戴顶西式的呢帽，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由他的一个亲信带着我去。

我为大帅工作了八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言出如山，对忠心的下属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好上司，但对犯错误的人以及那些企图辜负、滥用他的信任的人来说，却非常严厉，他不能容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在俄国、蒙古、朝鲜、中国的那几年内，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护照去执行工作的。这是这套勾当中必要的一部分啊。

我的活儿很多，也很杂：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别国特务人员的动静，追捕土匪和偷运军火毒品的人，密查贩卖白俄青年女子的人贩（白俄是因为俄国革命逃到中国东北的），以及时刻观察、记录、破坏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活动。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我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需要经常变换身份。我的公开职业有很多身份，也以小生意人的身份掩护过自己。譬如，在蒙古我当过金矿或煤矿的调查专员，当过筹建俄满间交通商务建设铁道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秘书。这是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正因得此便利，我在1911年3月7日搭乘了这条铁路的首班车，游历了俄国。在1922年，我在满洲里——俄满边境铁路的一个地方，在一家中俄文报馆当编辑；此后，我又在库伦做了好几家报纸的通讯员。

1923年2月，我奉命回到沈阳侦查私贩军火，军火走私当时在东北是对治安的严重威胁。开头两个月，我在山海关、秦皇岛、以及沿京奉铁路一带的地方取得了不小的收获。3月2日，我就第一次缉获五百支来复枪。那些枪械是意大利造的，当军火贩翻过长城，离山海关还有九里路的时候，我就将他们捉住了。3月22日，我缴获另外一批一千支的来复枪。4月12日，在我的部署下，我的探员们又在北戴河附近缉获二百支意大利自动手枪。4月27日，在更靠近关内的一个偏僻的乡下，我们捉到了几个私运两千支以上来复枪的走私者。这些军械都是满洲当地土匪订的货。

张大帅给我的任务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很多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很难受到法律约束。可是励精图治的张大帅还是尝试树立他的辖区内的法律规范的权威，让自己的政令通行无阻，他试图挫败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

我的侦察私贩军火的活动让意大利政府知道了，我六月间到天津时接到了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格勃利里的一个邀请，要我去见他一面。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预备做些什么工作，我答他说是来游历旅行的。

“别对我讲假话吧，”他说，“我对你到天津来的目的知道得很清楚。我得警告你，你虽然有中国当局给你的种种证明文件，但你还是意大利人，仍旧在我的管辖之下，假使我再发现你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我就要拘捕你，将你驱逐回国。现在给我滚出去吧，我没啥再跟你说的了。”

做我这一行，受到的威胁太多，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恐吓了。尽管如此，我必须履职，而且我决心一切凭良心办，不去顾念违法者的国籍。

在那一个夏天，我所缉获的包括数千支来复枪、手枪，同时我还查获了二百公斤的吗啡和海洛因，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斤的鸦片。

11月14日，我得到了日本当局的同意，加上我的中国主人的帮助，我在天津的一艘日本轮船上搜到了四千多支意大利的来复枪，这些东西是预备运送到广州去的。第二天，我在本地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意租界警署署名的文告，那上面声称：“在日轮为中国当局所缉获之军械，虽属意国出品，然决非天津意海军营内之所有物。”我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他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P2－5

不仅仅为了重提旧事

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虽然初版于76年前，今天看来仍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作用。

万斯白所著《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是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内容所写的一本纪实性作品，曾被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北京记者、《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者H. J. 田伯烈先生及《红星照耀中国》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审读推荐过，尽管日本人曾竭力否认并诋毁诬陷，但这本书内容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本书名为《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但仔细阅读后我们就可发现，书中除了记载作者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在伪满洲国为日军做情报工作的经历外，充斥全书的就是日本人的各种在华阴谋暴行的记录，这对于向世界揭露日本残忍的战争暴行和在占领区的法西斯统治，揭露日本军阀内部的黑暗，具有实证性的作用。因为其所记录的均为作者的亲历亲闻，其真实可信性高，对日本法西斯的杀伤力强烈，故本书一经出版，作者就受到日方通缉追捕并加以连续刺杀，而日本外交官则甚至无耻地宣称作者不存在。

虽然从个人历史的角度全面分析，万斯白是个经历复杂的人物，但他写的这本书能被日本法西斯这般敌视，就一定有其突出的优点与价值。

这本书的内容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是揭露了若干历史大事件的真相。如日本人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日方破坏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等，这对厘清这段日本侵略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皇姑屯事件”，万斯白在叙述他所知道的内幕真相后，断然写道：“日军是暗杀张氏的幕后操纵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还揭露了在爆炸前，与张作霖同车的日本军官找借口躲到末节车厢去的一个细节，进一步证明日本人是制造事件的凶手。他指出：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承了权位，他主张直接反抗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实现他们的计划（指发动“九一八事变”）就近在眼前了。”这些论断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万斯白在书中揭露：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为掩盖侵略真相，曾策动在东北各地的俄国侨民上街欢迎日军，制造侵略有理受到拥戴的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还没清醒过来，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等暴行。如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一个月后，当其丈夫“从中国人方面得知妻女的遭遇，他被迫出500元把她们赎了出来。日本人收了款……对他说，若他再有一个字提到日军，便要枪毙他”。也许，在一般的人看来，日军的这种行径已经是罪恶至极，但看完全书，你就可了解，对于日本军队来说，这件事只不过是太普通的一件小事。作者揭露说：“1932年2月10日早上，在离日本骑兵营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两具中国女孩子的尸体，她们是被绞死的。而一位中国先生很勇敢地去报告警察，说他看见有两个日本兵在前一夜将这两个女孩子带走，结果这位先生就被捉住从此消失不见了。”万斯白在书中还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为了实现永久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在军力一时难以达到的农村，有计划地输入带武装的民众，即所谓“日本开拓团”，试图同化满洲，使日本人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

关于日方如何阻挠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该书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作者写道：“李顿调查团到满洲来调查，当然是要想知道事变的真相。日本人当然不会让调查团知道真相，于是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真相，使调查团陷入他们所设的圈套。他们那种过火的做作，现在已经成为愚蠢的世界纪录，成为许多人谈笑的话柄了。”他揭露说，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按照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次所逮捕的社会不稳定分子，必须要待离开之后，方可释放。这些所谓的不稳定分子全都被拘禁在土牢中，和一小窝土匪和其他凶犯关在同一地方。”

在迎接调查团仪式上，有一个在伪满机构工作的朝鲜籍人士金谷，冒死送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调查团关注日本霸占朝鲜的情况，解救水深火热的朝鲜。他立即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当调查团在哈尔滨尽情享受着日方安排的首次宴会的时候，可怜的金谷正在另外一个地方受着酷刑”。“在调查团留在哈尔滨的14天中，就有五个中国人和两个俄国人因为想要呈递信件给调查团而被枪杀。……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个中国青年和五十多个俄国人在马迭尔饭店的附近被捕，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递信，而可能只是有事路过，也被无处不在的密探跟踪，乃至逮捕。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宁可多逮捕一些无辜的人，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当国联调查团破除阻力完成调查之后，万斯白记载道：“处长……高兴地对我说，我们终于能透口气了！那个蠢货调查团已经走了。……他们随便怎样报告，我们日本人是一点都不关心的。如果国联承认了‘满洲国’，那很好，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国联好了。我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满洲，国联的一切空话决不会动摇我们吞并满洲的决心。为什么全世界对满洲都这样大惊小怪呢？真是一群蠢货！当我们占领了中国、西伯利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地，我们要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他们会看到日本人的伟大。”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随后发表，明确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而炮制的工具。书中写道：“日本人恼怒，是因为他们不懂为何整个文明世界都会一致宣布日本人为侵略者。这怎么可能呢？日本人不是天神的民族、神圣天皇的民族吗？世界怎么敢把罪名加于他们的身上？”

二是对日本在占领区内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及推广烟娼毒残害中国人等罪恶行径有深刻的揭露。

日本人对敢于反抗他们的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及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手段残酷；另一方面，他们还谎报战功，表现出虚伪的自大。“日本人把这些义勇军叫作土匪，但这些‘土匪’的英勇心和爱国心，以及他们对敌人所做的种种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1935年，有323个义勇军在黑龙江省离齐齐哈尔一百里的一个小村庄中，被2000多个日军围住了。义勇军死守了三天，坚强地反抗着。日本的飞机往这座村庄里投了100多枚炸弹，把大多数的居民都炸死了。这些中国守卫者的弹药全部都用尽了的时候，60个受了伤的义勇军战士就带了刺刀、佩刀和手榴弹半夜里爬行到日军的营里，偷袭日军。这场夜间的战斗结束后，所有的中国义勇军全都牺牲了，日本兵死了157个，伤了200人以上。”“敌人战得越长久，越勇敢，日本人就越加愤恨。因为他们是只以怨恨和轻蔑对待反对者的，不管这反对者在防御或攻击中是多么勇敢。除日本的英雄之外，其他的民族不能再有英雄；除日本民族的勇敢之外，其他民族不能再有勇敢。”“日本的‘官报’一般都好大喜功，充斥着胜利与辉煌，但它们和事实及真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日本军人做报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竭力宣扬日本军队及士兵的勇敢和无敌。为达此目的，他们是不怕抹杀事实的，不管那有多夸张。比如说此次发生在横道河子的袭击案，我目睹了日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亡143人，但在他们的‘捷报’里，死亡人数降到了4个。明明是失败，却说成胜利，越是说得荒唐，军事当局就越会欢喜。”“我发现，在一切说到和敌人会战的日本官报中，一定是要加入一些一名武士杀死2000敌人的日本神话，这种连没有头脑的木偶都会发笑的夸大其词，日本人竟会认真地相信，在他们的这种大言不惭中，我看到了日本真实的民族精神。”“在我为满洲日军工作的四年半中，我从未见过一篇是说日军和土匪或义勇军会战中他们被打败的，假使有人把日军司令部的报告集合起来，这就是一本最可笑的笑话全集。”对于不满与反抗日本的民众，当局也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与镇压，其例子不胜枚举。“一位27岁的中国女性，叫曹义梅，他们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脚背用枪弹打成蜂巢一样，但她依然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招认的，他们便近距离地向她的头部开枪，她脑浆迸裂，悲惨地死去了。还有一位苏俄女性，在她40天的监禁中，每天被各种毒刑拷打，她双手的指头都已经被剁得七零八落了；她的睫毛用火柴烧过，有时候他们还把她的脚倒悬起来，几小时后把她放下来，再把伤痕斑斑的两手绑住吊起来。日本人看到从她的嘴里确实问不出什么了，才把她给释放了。但她从此成了残疾人。”

万斯白在伪满日本情报机关工作，接触到许多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内幕。最典型的是他们用大烟、妓院和毒品来残害中国人。请看：

“在一本日军司令部发给在满日军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规则：‘第十五条：毒品是不配于日本人这样的优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国人、欧洲人和东印度人这样颓废的劣等民族才会沉溺于毒品当中。这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被消灭的原因。’”“朝鲜人将败于恶行，中国人将成为鸦片及其他毒品的牺牲者，俄国人将为伏特加所灭。”“那些警察、军官都得不到饷银。所以有门路的警察和宪兵只能靠抢劫、走私、赌博、贩毒、开妓院去弄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万斯白的上述记载，对于读者们全面了解日本在东北占领区的行为是有很大作用的。

三是本书对于日本在东北沦陷区的大肆掠夺与残害中俄朝人民有明确而深刻的记录。这对于进一步彻底揭露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具有独特的作用。

作者感慨道：“驻满洲的日本军官，在期满之后不带四五万回日本去的是很少的。关于日本军官敛财的情况，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无数受害人能够提供许多证据。”本书中记载了哈尔滨马迭尔饭店俄籍老板约瑟？开斯普之子被日本宪兵绑架勒索巨款，因开斯普不肯低头，其子最后在遭受割耳斩手酷刑后仍被杀害等许多事例，以及日本警局发明“户籍调查”、制换“门牌”、在松花江上“取冰专卖权”、“打扫烟囱独占权”等林林总总敲诈勒索民众的手段，攫取不义之财的事实，“不仅百姓聚会会被抓，甚至老百姓玩纸牌、打麻将、唱歌跳舞也被日本警察冠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其目的，当然是要钱”。“绑票、拘禁、暗杀、抢夺，日本人用尽一切暴力的手段征服满洲，现在满洲似乎已经成为日本人口中的一块肥肉了。”这就是在日本统治下所谓“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的真相。

书的最后，万斯白记述了他因日本人长期扣发他的薪金使他不得不卖房度日却横遭盘剥勒索的经过，以及他决定出逃被日方恐吓追捕，截捕他的家眷关入牢房，直到他运用关系请求抗日义勇军出兵以日俘交换才得以使家属脱身的惊险经历，为全书作了精彩的结束。

万斯白最后总结说：“我在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全部都是事实，我差不多都参与其中。不熟悉日本人的读者读到这些，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让人难以置信。但对于曾经接触过日本人且对他们很熟悉的读者，一读到这些就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世界对于日本的认识错误的记录，可成巨帙。英国盛赞新兴的日本民族虽矮小但勇敢，勤勉努力，世界各国也都为之迷惑。但我知道，日本以及日本的一切东西，都像是海市蜃楼，在骗人的光学作用下，五光十色，极为壮观，但当你走近时，才发现这是一个幻觉。你越走近，越觉得这幻觉背后的其假伪与可怕。”“日本人爱好鞠躬，看上去彬彬有礼，但很多人是在装模作样，他们的客气像是包着一层纸。日本的武士道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拿来用，即使是说谎、诈骗、密谋、背叛，伪善，只要有利可图都可以干。而且，我认识的日本军官，对于他们人性中的这种兽性，并不感觉卑劣，而是觉得再自然不过。……日本还是一个‘抄袭’的民族。他们的文学、伦理、宗教、美术，全都是抄袭别的民族。……至于道德这个方面，一个把数万名少女卖给贩奴者做娼妓的民族，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他们将少女的贞操‘租’给妓院老鸨数年，然后合约期满后又让少女们回家嫁人，装作若无其事一般，除了日本，还有哪个民族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把有一百万士兵和巨量的军火投放到中国的土地上，数百万无辜的人民被屠杀，不可计数的财产被摧毁。但这个民族对中国人的暴行才刚刚开始，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人变成奴隶，就像他们已经把满洲人民变成奴隶一样。现在时间还不太晚，我向世界提出警告，我们要把日本民族的真实面貌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我希望中国大众像我一样，能在这本书里亲眼看到日本军阀的丑恶形象，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

作者的上述结论，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与意义，而其价值至此自不必再加赘言。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万斯白个人并不是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勇士，他经历复杂，甚至违心地为日本侵略者做特务工作。可是日本人还是亏待了他，又要置他于死地。但无论如何，万氏在这本书中所记述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可信的事实，并且通过这些史实揭露了日本军阀的丑恶，暴露了日本人本质的阴暗面，这就体现了本书的重要价值，就这一点而言，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中国有句俗语，形容坏人之恶劣叫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然而看了这本书及其他记载日本侵略者暴行的资料后，我们只能评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行为是“谎恶说尽，坏事做绝”。

对于七十多年前的那段侵略历史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如今的日本政府不仅不加反悔，反而蠢蠢欲动试图翻案，在他们的大力鼓噪宣传误导下，整个日本社会急剧右转，两国老一辈领袖和人民努力培育起来的中日友好形势发生逆转，当年侵略军的旗帜、军歌、膜拜天皇仪式乃至被击沉军舰的名号，如幽灵般再现，种种恶行，令人作呕，不禁使当年被害国人民义愤填膺，全世界为之愕然。

在这种时刻，万斯白《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的再版，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回顾历史与旧事重提，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以史为鉴的警示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不接受教训，悲剧就会重演。

马振犊

2013年12月

季我努学社走在路上——兼向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宪文先生致敬

这是季我努学社的第七本书，也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的“季我努书系”的第一本书。季我努学社自2011年7月成立后，已在三联书店、解放军、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卧底：解密“余则成”们的潜伏档案》《辛亥革命》《最后的北洋三雄：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殒命秘闻》《刺客：民国刺杀大案》《中国的脉动：近现代史名家讲演录》等书籍。其中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斩获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殊荣。还有数部作品即将在重庆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及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季我努学社的会员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新闻工作者，第二类是出版工作者，第三类是高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硕士生，第四类是海外留学生。会员人数现在接近100人，顾问70余人。季我努学社的主要职志在于整理近代史料，尤其侧重于军事史料。我们最主要的兴趣点是抗日战争史，其次为朝鲜战争；我们的关注范围上至甲午战争，下至朝鲜战争。学社在2013年已翻译了5部抗战和朝鲜战争的书稿，只是尚未出版。2014年，学社将与北京华章同人公司密切合作，重点开发“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该丛书先期规划的4本，再度获得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

学社整理史料的态度是“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我们的荣誉会长是中国近代史学会荣誉会长，中国现代史料学会荣誉会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华民国史权威张宪文教授。张宪文先生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泰斗，也是我们敬爱的祖师爷。学社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张先生的悉心指点和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领衔担任“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会同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长步平教授（国内著名的日本生化武器研究专家）、上海师大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国内最著名的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教授（国内著名日本问题专家、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第二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研究员（国内著名的日本战争罪行、民国特工史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国内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等顾问，“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才获得了殊荣。

季我努学社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诸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杨天石、沈志华、马勇、雷颐、李玉贞、王开玺、赵亚夫、余戈、萨苏、金以林、唐宝林、姜涛、吴思、荣维木等先生也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颇多提点。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连红教授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学社的实体活动“季我努沙龙”第九期就是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当时邀请了张宪文先生做报告，报告厅座无虚席。季我努沙龙1～12期的专家讲演结集已在三联书店结集为《中国的脉动》一书。我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国内著名的宋子文研究专家，金融史、财政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是我一直以来的榜样。吴老师学问精深，扎实刻苦，在他面前我时常感到紧张。我觉得自己无法成为像吴老师那样的在某个领域占据高端的著名学者，我只能和伙伴们多整理一些有益于历史研究、有益于读者朋友们认清历史真相的史料，如果能做出一点成绩，也可聊以自慰了。

季我努学社的史料整理工作以抗战史为主，我们希望用扎实的史料为抗日“战史”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添砖加瓦。本书即属于这个范畴。我们整理史料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我特别喜欢《亮剑》。《亮剑》到现在已经算是一部很老的电视剧了，可是我怎么也看不够，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它，品味它的荡气回肠，品味它的发人深省。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对于那些为着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战至最后一息，却依旧坚强而勇敢的战士们，我深深地敬佩。

我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很想成为一名战士。

喜欢《亮剑》的理由，不仅仅是独立团打日本鬼子的痛快淋漓。我深深地为《亮剑》的客观所感动。《亮剑》虽然以独立团抗战为主，晋绥军的三五八团也是主力之一；李云龙是灵魂人物，楚云飞也是灵魂人物。

……

2013年6月1日，我与爱人多国丽专门来到南京，请张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一层报告厅，做了一场《历史与当代：关于人物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不仅来了不少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而且还有一些校外的大学生慕名而来。这场报告会由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连红教授主持，他简单地做了开场白后，张宪文先生就开始演讲了。祖师爷当天穿着一件竖条纹的衬衫，外加一件薄薄的针织线衫，满头银发，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他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关于人物评价的问题回溯到晚清民国，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逐一梳理，听得我们这些学生如痴如醉，甘之如饴。目前季我努沙龙1一12期的专家讲演集已经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该讲演集收录了张先生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新书研讨会上的讲演（13000字）。

经过三年多的深入交往，蒙祖师爷垂青，我与祖师爷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有些时候一天要给祖师爷打上两三个电话。我现在已经能大致模仿张老师在白天接听电话时候的语音语调，如果他很忙的话，他会跟我说，“我晚上给你打，我晚上给你打。”祖师爷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手头有事，要么就是在开会，要么就是在接受采访。

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形容祖师爷再恰当不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于我们季我努学社的这些年轻人而言，我们希望也用八个字自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季我努学社希望在张宪文教授这位老当益壮的头马的带领下，为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最欣赏张先生的是他的满头银发，我也希望自己年纪大了的时候，能像祖师爷一样有一头漂亮的银发。满头银发在我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张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希望张先生在为中国史学操劳的同时，好好保重身体。祝愿祖师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最后，向各位读者说声抱歉。由于本着保存史料、尊重前人成果的初衷，本书没有脱离1945年的版本全部重新翻译。加上本书内容都是我和多国丽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校对和补充翻译的，时间仓促，必定有很多讹误。请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不吝赐教！

康狄

2014年1月于北京水碓子东路

与其说，本书是一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史，不如说本书是一本活生生的日本巧取豪夺生活在东北的中国人民和他国侨民的掠夺史。万斯白在本书中披露的很多细节，会令读者怒发冲冠，看到日本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的罪恶面目。

——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万斯白《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的再版，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回顾历史与旧事重提，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以史为鉴的警示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不接受教训，悲剧就会重演。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著名民国特工史研究专家）

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

——埃德加·斯诺（著名国际友人，《西行漫记》的作者）

我真诚地期望人们在读完这本书后，对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也期望书中提及的种种暴行不要再重演。

——H. J. 田伯烈（抗日战争时期《曼彻斯特卫报》驻北京记者）

我在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全部都是事实，我差不多都参与其中。不熟悉日本人的读者读到这些，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让人难以置信；但对于曾经接触过日本人、对他们很熟悉的读者，就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本书作者万斯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