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备受争议的“蓝色电影诗人”贾曼的田园日记！一位艾滋病患者心灵与自然的对话！一位同性恋者坦露其青年时代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世界表达其无限眷恋与挽留！

本书收录的是贾曼于1989至1990年间的日记，其间既有他在肯特郡邓杰内斯海边小屋的隐居手记——字里行间溢出的是寄情花草的田园诗意——又不乏嘈杂的伦敦文艺界的流言飞语，少不了流露出对些人些作的喜恶好憎。同样不缺的是对旧时光的再现，从中可读到他个人记忆中的童年家庭与校园生活片段，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摇摆伦敦”的鲜活记录——这两个阶段对于贾曼一生各方面的影响，无疑是无可估量的。

这是备受争议的英国电影导演贾曼公开出版的第三本日记，其品质卓绝超过之前出版的两部日记《跳舞的暗礁》及《自承风险》。在这些写于1989年至1990年的日记中，贾曼讲述了在他被诊断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的最初四年里，他如何完全沉湎于邓杰内斯海边小屋的花园里。那些令人陶醉的关于植物和花草的知识，夹杂于其种植的描述中。作者按照真实的原貌，回首童年往事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生活，而不是用当下何等怀旧的狂热去粉饰它们。坦诚的评述，真挚动人，贾曼技艺娴熟地运用它们，如同在其电影中驾驭影像一样，去再现一个场景或者标注一个句点。尽管结尾戛然而止令读者悬念陡生，但这仍不失为一本罕见的非凡之作。

1989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990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译后记

1月1日 星期日

“希望小屋”，它那一身被沥青刷成漆黑的木结构，立于邓杰内斯的小圆石间。八十年前筑于海边，然而多年前的一个暴风雨之夜，惊涛袭至门前，险些将它吞没……现在海水退去了，剩下的是成片的小圆石滩，从空中都能清晰地看见：它们从岬角尖端的灯塔起绵延开来，宛若是在地图上勾出了一线轮廓。

“希望小屋”素面朝阳，毗邻的小径在轻薄的海雾中泛着银光，一小簇深绿色的金雀从浅赭色小圆石堆中生长起来。不远处的海边，零星地缀着些小屋与渔船的轮廓，还有一处常年废弃的砖房，仿佛一座以怪异姿态沉没的海岸碉堡。在那里，许多年前渔夫们曾在琥珀防腐剂中浸煮过渔网。

没有墙，也没有篱笆，地平线成为我的花园的边界。在这片荒芜的风景中，打破宁静的只有风和那些海鸥，它们尾随下午出渔归来的渔夫，聒噪不止。

这儿比英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阳光充足，加上那止不住的风，这片圆石滩渐渐变成石漠，只有最顽强的草能生根——为灰绿色的海甘蓝、蓝色的蓝蓟、红色的罂粟、开黄色花儿的垂盆草铺路。

圆石滩又是云雀们的家园。春天里，我估摸着能有十多只云雀在头顶上的蓝天徘徊歌唱，成群地在急促的微风中打着旋儿。落潮时，退去的海水让出大片沙石滩，接近地面的海鸟们如水银般消逝，海鸥在凿地扎帆的渔夫们周围进食。当冬季里暴风雨天气来临时，鸬鹚掠过岬角一带咆哮的海浪，将石块凌乱地抛向陡峭的岸边。

从小屋背面的厨房窗户看出去，视野左侧是古老的邓杰内斯灯塔以及庞大的铁灰色核反应堆，在这些的前方，是深绿的金雀与荆豆，闪着耀眼的黄色花儿，蔓延至一片低矮的阔叶柳灌木丛和在大风摧残下凋零的白蜡树。

灌木丛中央杵着一棵光秃秃的梨树，为长到十英尺高而努力了一个世纪；在它脚下，铺了一席紫罗兰地毯。多刺的犬蔷薇忠实地守护着这片自留地：宁静夏日里，这片草地会聚了各种褐蓝色调，浮游于覆着厚厚黑甲般毛虫的荨麻尖之上。

空中孤鹰盘旋，而远处蓝色的天际线上可见李德教堂的中世纪高塔，在气晕中若隐若现。

一株开了花的天蓝色琉璃苣，藏在小屋后门外自生的一簇植物间，它几乎在清晨的霜中败了枝叶，却很快地恢复：“吾枝虽小，勇气可嘉。”

1月5日 星期二

屋前花园里开了第一株藏红花，去年我在圆石间安放了些小袋泥炭来养些藏红花球茎，这是其中之一。整个早晨它都在挣扎着撑开花骨朵儿，直到太阳消失在屋后，它终于将阳光统统收于怀中。

1月9日 星期一

种了些玫瑰，库贝尔双瓣玫瑰、哈里索尼玫瑰、世界玫瑰——都是从尔斯广场的小店拉塞尔买来的古老玫瑰品种。大功告成后，将会有超过30簇散落于花园各处，逐渐开始改变它的荒芜。

黄昏时分，我来到位于几棵悬铃木下的小四方形苗圃这儿，这不啻是个浪漫的地方。渐浓的暮色中徜徉在你梦寐以求了整整一个夏天的那一排排植物间，端详着每丛植物上安放的老照片。Rosa mundi，世界玫瑰，开着深红色条纹的花儿，是普罗万“药师蔷薇”的古老变种之一。12世纪时十字军们将它带回，并在纪尧姆·德·洛里的长诗《玫瑰传奇》中得以不朽。当我捧着这些玫瑰去付款时撞见了掌柜的老友安德烈，他毫不掩饰地嘲笑我那荒野花园的构想。

1月16日 星期一  我那小冬青林里的第二株被一只馋嘴的兔子吞食了，它拼命地啃咬茎部以尽力触到那些够不着的叶子。我将残枝修剪了一下。去年从那温暖舒适的内陆地带被移植过来时，冬青在凛冽的东风中枝叶落尽，发黑的残余后来才慢慢恢复了生命。

这些冬青是我最早开始培育的植物，栽于圆石间的大盆中。它们能在海岬那边的霍尔姆斯通生长这一事实极大地鼓舞了我。

被风吹得七歪八倒的这些古老树种，最早可见于利兰的《旅行纪事》。在他笔下，“它们击打着飞禽，杀死了许多鸟儿”。

P2-4

贾曼，画家、诗人，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向来坦率、直言，极有艺术情趣和创造力，又独立于世，桀骜不驯。特别是他发现自己携带艾滋病毒后，更以其真诚、勇毅、智慧，为同性恋者寻求正义和公理，成为先锋艺术家们和年轻的同性恋者们的偶像、精神支柱和行动楷模，却也因此成为这个传统保守国度中许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是主动要求医生对他停止用药的，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皮肤、肌肉都在脱落，然而他却死得极有尊严，表现出超人的耐心、毅力和勇气。虽有人说他死得活该，但更多的人，包括同性恋反对者，却为他～掬钦佩感动之泪。无论如何，他的死，无疑是英国电影界的极大损失。

贾曼是英国人，贾曼是同性恋者，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事实，也是始终纠缠在他的艺术中的两个主题。他出生于1942年，父亲是皇家空军的官员，贾曼从小在意大利和印度的空军基地上长大。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甚好，而母亲早染癌症，全靠贾曼和妹妹照顾。贾曼自幼钟爱绘画，但父亲却规定他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历史和英文，贾曼遵从父命于1963年完成学业，旋即进入Slade艺术学院中学习绘画，加入20世纪60年代自由放任的狂欢宴会。他的同学中有当代英国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kk Procktor)和克拉克(Ossie Clake)，在波微广场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艺术实验室中，在圆房子的生活剧场中，他们的音乐越来越狂野了。霍克尼的满头金发在舞场中飞动，贾曼仿佛第一次“从很高的跳台跳水下去”，骤然发现“颓废是才智的第一表现”，“每个我认识的人都认识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像是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贾曼作为一个艺术家小有成就，他参加1967年塔特画廊的青年艺术家画展，1968年在利森画廊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同时，他也写诗，从事舞台设计。到了70年代，英国导演罗素(Kerl Russell)请他设计电影《野蛮的救世主》(The Savage Messiah)和《魔鬼》(The Davil)，贾曼才发现了最能表现他的思想的艺术形式：摄影机能制造出联系过去和现在的意象，这种意象既表达现实，也能伸展到历史和神话中去。对历史的浓厚的兴趣，使贾曼和其他的先锋艺术家们大有不同，由绘画而进入电影，更使他有别于传统的电影导演们。电影的形式自20年代后就没有变过，贾曼二十年来许多独出心裁的实验给电影界带来一阵清风。

贾曼拍片一直用最简陋、最原始的摄影机，背景常布置在画室或伦敦一些废弃的大仓库中，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作为独立制片人，经费向来是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贾曼看来，电影最重要的不是情节、故事，不是场面是否大，而是电影所要表达的导演的思想。他的电影都很个性化，作为一位抽象派的画家，他摄影机下那些如梦如幻的意境，也都很抽象。

1975年，贾曼拍摄了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塞巴斯蒂安》(Sebastine)，这部电影结构松散，叙述了基督教早期圣徒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他所受的折磨和他的献身精神。三年后，他又拍了《庆典》(Jubilee)，把历史引入现实，表现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她的魔术师的陪同下共游70年代朋克(Punk)的伦敦城，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颓废疯狂的亚文化。这两部新奇的电影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毁誉并至，《塞巴斯蒂安》中，贾曼让他的人物都讲拉丁语，配以英文字幕，而且还有许多男子的裸体以及男子同性恋的性爱场面：《庆典》中的伦敦是毁坏、衰败的，女王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形象，这很让一些自认“身心纯洁”的人受不了，斥之为“腐败、恶劣、肮脏”。1979年，贾曼拍摄了根据莎士比亚剧作改编的《暴风雨》，同样是现实、神话与历史的交融。同时，他也开始酝酿拍摄《卡拉瓦乔》(Caravaggio)，然而经费和计划落实，却在七年以后。

1610年，西西里Porto Erc0]e的海滩慵懒地伸展在热气中，米凯莱·卡拉瓦乔奄奄一息。自从四年前那场在罗马的斗殴之后，他流亡在那波里，在马耳他，在西西里。终于，听到了教皇赦免他的传令，于是，“他收拾了仅有的几样东西，租了条小船打算回罗马，然而在海滩上，他却又无辜被抓了起来，两天后从监狱里出来，他的船已不在那里。在愤怒和绝望中，他在七月酷暑的烈日下沿着沙滩奔跑，希望能看见那条船”，然而他倒下了，牧人们把他拾到山顶，他发着高烧，几天后，他死了。这一年，他39岁。

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最重要的一位画家。黑头发、黑眼睛、深色的皮肤。他的形象是他画笔下的许多画面，他的颜色是他的画面的主调。他粗犷、好斗，总是在寻找计划或是伤害自己，或是伤害他人。他爱女人，更爱男人，最爱的还是他那把从不离身的短剑，他作画不守传统路数，许多后代人受他的影响，却也有人认为他破坏了绘画艺术。从这位自我陶醉、满身不服从、充满勇气和破坏性的卡拉瓦乔身上，贾曼仿佛看到了自己。《卡拉瓦乔》是他最珍爱的题材。于是，他在伦敦一间大仓库中重构文艺复兴后的罗马：白门白墙，酒肆草垛的街景；精力过盛，热情暴躁的意大利人。他更在重构卡拉瓦乔的画室和他的一幅幅画面：巨大的画布，石臼中刚磨出的鲜艳的赭红色，阴沉的黑色；手捧水果篮的男孩，被蝎子蜇了手的少年，“年轻人的音乐会”上四位乐手娇润的面颊和颤动的琴弦；还有罗诺其，那位卡拉瓦乔所爱着的最终又被他用短剑刺死的罗诺其，健美、粗俗、贪婪，身披红丝绒扮演着圣马修，扮演施洗约翰。卡拉瓦乔的一幅幅杰作在贾曼的摄影机下被重新画过，画面上的人物成了围绕卡拉瓦乔的故事，虽少情节，却惊心动魄。水果鲜花、男人的躯体都透着欲滴的诱惑和欲望；美杜莎头上乱蛇飞舞，颈断处鲜血淋漓，张开的嘴哭号出最后一声恐惧，那形象却显然又是卡拉瓦乔自己。在短剑的寒光中，卡拉瓦乔的画面充满杀气。

《卡拉瓦乔》终于拍完了，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很大成功。这七年中所遇到的阻力，舆论界所施予的种种压力，让贾曼对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权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成了头脑最清醒的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争取者。1986年圣诞节前夕，《卡拉瓦乔》公映之后，贾曼去医院做了艾滋病检查，结果不出他所料，是阳性。一个月后，他公开宣布了他的病情。八年之前，很少有人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少有人有勇气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贾曼似乎成了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道出真相的人。以后，有人问他为何当初要这样做，他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为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争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有时，竟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那么恐惧、不幸福，他们害怕告诉别人他们生活的真相。所以，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并不是为别人，如果我的做法无意中帮助了一些人，那我会很高兴。”“我不是一个代言人，我只谈我自己。”

于是，死亡每时每刻都会降临，贾曼的时间紧迫起来，病情在恶化，但他的创作却进入了旺盛时期。1987年《最后的英格兰》(The Last of England)，1988年《战地挽歌》(War Requiem)，1990年《花园》(The Garden)，1991年《爱德华二世》(Edwarld Ⅱ)，1993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直到最后一部影片，他去世前不久拍摄的《蓝色》(Blue)。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有书出版，自传、日记、电影脚本兼拍摄札记，都是些流畅的散文，笔调很有诗意，也很干净。同时，他又提起画笔作画，在曼城，在伦敦，在日本都举行过画展。

不间断地工作的同时，贾曼的生活也有了变化，十几年来，他一直住在伦敦西区(West End)的一间窄小的居室中，西区是多彩多姿的世界，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影院剧院酒吧书店，也有苏活(Sollo)区形形色色的色情商店，各种各样的人过往，贾曼喜欢这大都市的活泼多样。80年代末，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便用父亲留下的钱在海边买了一栋渔民的小屋，于是，作为英国人的爱田园、爱园艺的痴性进发，小屋虽在核电站边，然而它毕竟面临大海，贾曼命名之为“希望小屋”，每日锄地拔草，竟将荒地土屋变成了最美丽的花园。他又去海边采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块，精心布置，贾曼的花园便不仅有花草，而且也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雕塑馆了。如此的乐观，如此的雅兴，很难想象他是位面对死亡的人，在这个花园中，他不仅制作了电影《花园》，而且出版了厚厚一本1989、1990两年间日记，题为《现代自然》(Modern Natre)。“园艺原本就该是我生活的中心，也许我根本不该闯入电影世界。”花园拂平了他心中的许多骚动，贾曼以一种乐观而博大的胸怀面对死亡，“坐在帆布椅上，看着太阳落下，又看着灯塔后晚霞中一轮满月升起，花园中的石头反射着月光，他们能听到我在厨房中轻声歌唱。”(1989年8月15日)《现代自然》不仅是他这两年生活的记录，还有他对过去岁月的审视，自己的艺术、电影，自己的经历、爱情，见过的人，做过的事，这些都不是过眼烟云。自己曾活过，曾爱过，贾曼无恨无悔，他曾说过，“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罢了”，他的心也如海一般宽广。他晚期的电影已不像《塞巴斯蒂安》或《卡拉瓦乔》那样暴躁，富有进攻性，而是多了一层哲理和柔情。

整个银幕上是一片蓝色，只有音乐和一群声音：嘈杂的医院声，喧嚣的海水声，主人公的陈述声。有时是荒诞感中的幽默，“我在一家鞋店前停下，但还是打消了买鞋的念头，脚上这双鞋已足够让我走进死亡了”；有时是对已因艾滋病去世的挚友的怀念，不断重复那些名字，“大卫，霍华德，格雷厄姆，特瑞，保尔……”，“我已没有朋友了，他们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正在死去”；有时是对虚伪社会的愤怒，“虽然有‘与艾滋病共存’的口号，但在与艾滋病的战斗中，我却不会赢。健康人只是利用病毒，而病人必须生存在艾滋病中，人们对艾滋病的知觉提高了，但有些东西却遗失了。现实感被戏剧化埋没，思想失明，变成盲人。”

这是贾曼的《蓝色》，没有画面，只是蓝色。《蓝色》是贾曼去医院治病的经过，描述了他与艾滋病共存的最后岁月，是不同寻常的对病情的艺术性解释。拍摄这部电影时，贾曼几乎已完全失明，他自知，这将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要“给人们一种感觉，最起码让人们感觉到死亡是怎么回事”。同时，这也是他在艺术上的最后一次创新，他拒绝表现物象、景致和人体，把电影的形式推到极致。蓝色，是裹尸布的颜色，是沉没、受难的颜色，却也是天空、大海和飞燕草的颜色。“爱琴海中的珍珠鱼，深深的海水，冲洗着死亡之岛……在轻柔的风中，丢失的男孩子，永远睡熟了。深深的拥抱，咸咸的嘴唇相吻……我们的名字将被忘记，没有人再会记住……在你的墓上，我放下一株飞燕草，一片蓝色。”

《蓝色》是对恐惧和绝望的拒绝，是在死亡的利齿之间那种公然不服从的自由之态。“我献给你们这宇宙的蓝色，蓝色，是通往灵魂的一道门，无尽的可能将变为现实。”

在最后一本书《自承风险》(At Your Own Risk)中，贾曼这样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今晚，我累极了，我的目光无法集中，我的身体逐渐消沉。同性恋的朋友们，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着歌离开。作为见证人，我必须写这个时代的悲伤，但不是要拂去你们的笑容。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然后，把书合上，去爱吧！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也请记住我们也曾爱过。夜幕逐渐掩下，星光便会露出。”

“我活在爱中！”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

贾曼纷杂瑰丽的一生，如其留存下的电影一般令人着迷、引人探究。然而电影终究只是贾曼生命的一部分，他甚至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电影的失望，诸如：“除了忧愁外，电影什么都没带给我们。”(摘自1989年12月30日日记)诚然，电影本身与电影工业在许多情况下都理应区分对待，而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影(及音乐录影)让一辈子都致力于“私创作”的贾曼走到了聚光灯下，继而又因不讳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与艾滋病病情而广为人知。然而，贾曼的丰富性远甚于此。

画笔曾是他表达的第一工具，而绘画或许也恰恰构建了他所有创作整体上的美学基础，为他在影像领域的先锋与戏剧化实验提供了贯穿始终的视觉元素。同时他也广泛涉猎于其他艺术领域(剧作、舞台布景设计、装置艺术……)，表现手法所具有的古典与实验双重特性又收蓄了贾曼思想的现代性，直接表现为对传统艺术在形式与内容上的颠覆、对叙事体系的重构与将现实政治议题的直接引入。贾曼错综复杂的创作思路，或许在他自己的文字中最可窥见所根植于的个人背景与来龙去脉。

《现代自然》收录的是贾曼于1989至1990年间的日记，其间既有他在肯特郡邓杰内斯海边小屋的隐居手记——字里行间溢出的是寄情花草的田园诗意——又不乏嘈杂的伦敦文艺界的流言飞语，少不了流露出对些人些作的喜恶好憎。同样不缺的是对旧时光的再现，从中可读到他个人记忆中的童年家庭与校园生活片段，以及对20世纪60年代“摇摆伦敦”的鲜活记录——这两个阶段对于贾曼一生各方面的影响，无疑是无可估量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里贾曼完成了《花园》，日记中也逐一记下了影片拍摄一周里的每日点滴，无疑是为一个工作中的电影人勾勒了第一手速写。

我们也无须试图去评判贾曼的同性恋性取向、艾滋病病人身份及由此引申出的疾病与社会议题，透过他的文字、他的喜怨与哀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生理与心理上都日渐远离人群的人，他的欣喜越发昙花一现，痛苦却与日俱增，甚至对待自己的创作也是爱恨交织。从很多角度而言，贾曼都可谓是在隐士与斗士的角色之间挣扎。自此越来越多地介入摇滚音乐录影制作领域，却也开始在个人的影像探索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可贴上标签的风格化实践同样日益炉火纯青。

贾曼骨子里是个诗人，而他在日记本上笔耕时便很清楚这些文字将会公之于众，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情感乃至小情绪仍是直言不讳。与世人皆知的影像作品相比，他在这字里行间耕耘的无疑是一方属于他自己的大自然。翻译起来宛若行舟出海，困难重重却风景独好，以至渐渐欲罢而不能。贾曼的文字诗意盎然，所涉之物更是浩如烟海，无论是荒野后园的花花草草还是沉浮于伦敦文艺界之众生，大量工夫花在了译文之外。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完成了收于本书中的1990年日记译文的沈盈颖以及戴伟平与徐佳的帮助——她们分别节译了1989年七、八两月与同年十月的章节，并对原文出现的中世纪英语段落提供了宝贵的翻译意见；其他章节的译文与最终的文字整合则由我完成。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贾曼文字的洗礼后，希冀以此来丰富活在每位读者世界中的那个德雷克·贾曼。